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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向中国画的心愿愈来愈坚定，步子也愈来愈急促。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带回来魏唐各代佛教壁画大量摹本在重庆展览，对我有极大吸引力，马上决定去成都向大千学习中国画技法。我先写了信给他，他复信表示欢迎，并同意我就住在他家，以便朝夕相处。我和大千相识在其兄善好之后，大约是1936年他在南京举行画展时初次交往，1937年在北平，1938年在香港又都有接触。我认为张大千是当前中国画界学识修养和手上功夫比较深的一位画家，我之从漫画转向国画，也是在大千作品的引导之下成熟起来的。这次去成都，另一个因素是戴爱莲于1944年秋脱离电化教育训练班，转到育才学校办舞蹈专修班。她和她的老学生们，为发扬民族舞蹈艺术，组织了一个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研究会，并组成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小组，准备去西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集资料，正好和我的成都计划结合起来。以成都为据点，向川西北及西康辐射出去，都很方便。因而我和爱莲先期出发，端午节前到了成都，在大千家落脚。 大千作画喜欢有人在旁闲谈，客人常来常往，作画不怕干扰；没有客人时，自有学生在旁看画问答。我来之后，因为是朋友，所以并无拘束，连续在他画案旁站了一个多月，学到了不少手上的功夫。比如用笔用墨之法，层层着色之法，重复勾线之法，衬底路染之法，在心领神会之后，用到自己的人物造型中去，获得不少益处。有时我关起门来画我的印度舞蹈人物，请大千指点，大千却反过来借用我的画稿，用他自己的敦煌造型方法，画成大千式的印度舞蹈人物，并且题上字句，说明画稿来源，无疑是对我的鼓励。我在大千家从端午节起一直住到这年8月日本投降。 在此期间，爱莲和华西大学社会系取得联系，知道他们利用暑假，组织师生到川西北甲戎族和羌族地区作社会调查。她征得他们同意，立刻打电报到育才学校，调她的学生彭松赶来成都参加这个调查组。彭松赶到，随组出发，溯温江而上，一直深入到汶川、理县羌族甲戎族地区。这两个民族是藏族的一个支系，生活习惯和语言体系多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保持着藏族的历史遗传。彭松初次出马，记录了不少资料回来，以后在1946年重庆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演出了《甲戌酒会》和《端公驱鬼》两个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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