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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夹着一份人事科对叶浅予的“鉴定”，原文如下： 一、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但为人圆滑，平时不易暴露思想；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双反开始又想出去画画，后期烧得较透，逐步暴露批判，有所进步。 二、一般尚能完成任务，但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工作不够负责，整风结束后有很大转变，工作比较主动。 1959年3月 此外，还有一份人事科所拟的“叶浅予小传”，原文如下： 叶浅予，又名叶纶绩，男，现年五十一岁，浙江桐庐人，家庭出身地主，无党派民主人士，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中国画系主任，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 1924年曾在厦门大学补习班补习半年，1925年开始曾在上海三友实业社、上海中原书局、上海漫画、时代图书公司等处任绘图员、漫画编辑等工作；1935年任南京《朝报》特约供稿人并兼任《扶轮日报》画刊编辑；1937年秋漫画界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叶任队长，在南京武汉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伪军委政治部三厅任科员、副科长等职；1942年在重庆、桂林等地旅行写生；1943年曾受美军司令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名义赴印度中美训练营画画半年；1944年秋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任专员半年；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参观一年，1947年回国后，任国立艺专教授；解放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科主任。 叶不是正规美术学校出身，是从画漫画报刊编辑奋斗出来的，漫画创作较多，成名较早。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画长篇漫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及《小陈留京外史》，因取材滑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但当时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后又先后出版《浅予速写集》、《旅行漫画集》、《今日中国漫画集》等画集十余种。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的成就，尤其在线条方面，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用笔老练，博得读者喜欢。但由于政治思想及文艺思想上，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界的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与电影、戏剧、出版、漫画界均有联系。 抗战前叶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者，抗日初期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对抗日一般表示支持与参加，后态度消极，对政治避而不谈，常说“政治是把戏”，与进步力量有一定的距离。抗战后期逐步倾向美蒋反动派。因1943年赴印度中美训练营为美蒋画画得到美特的欣赏，1944年由美特推荐，匪军统局处长王一心、王星衡介绍经戴笠批准并谈话后派往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任专员，负责漫画宣传工作，得到美蒋的重视，给予较高的待遇。任职期内经常与美特组长孟禄少校密谈并在中美所决策处主任秘书潘其武的楼下办公。究竟有何秘密勾当无法查清。另据中美所气象组长程俊检举，“叶是由戴笠批准为军统局设计委员会派驻中美合作所”（目前尚无法查清）。后中美所受到舆论反对，叶即于1945年介绍廖冰兄代替其工作离开中美所。离开中美所后，与美国新闻处来往较密，为他们供稿作画，供作反动宣传。由于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文化使者，于1946年赴美参观一年，并在“美国之音”广播“美国漫画”。回国后又和美国新闻处经常来往，重播“美国漫画”。在课堂上宣传美国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宣传者，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1947年由美返国时，乔冠华、夏衍同志曾劝其留香港工作遭到拒绝。解放前北京美术作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叶长期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参加美帝特务机关，政治上反动，但表现圆滑，为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崇美思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很深，为人圆滑，不轻意（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但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历次运动对思想改造不主动，工作一般尚能完成任务。但长期不安心系主任工作，数次提出辞职，对待工作是“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作风上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整风开始后态度开始转变，反右后期表现较好，“双反”中烧得较透，逐步有所暴露和批判，工作责任心加强了。但对党仍表现清高。 1959年3月 两个文件均为1959年所定，对叶浅予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崇美思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很深，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是个投机分子。 （二）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者，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表示支持和参加，后态度消极，说什么“政治是把戏”，与进步力量有一定距离。1947年从美返国，乔冠华、夏衍劝他留香港工作，遭叶拒绝。 （三）1943年赴印度中美训练营为美蒋画画，得到美特的欣赏，推荐给军统局戴笠，由戴笠任命为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专员，负责漫画宣传工作；其后又与美国新闻处来往甚密，因此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文化使者，于1946年赴美参观一年，回国后在课堂上宣传美国文化，成为美帝文化侵略工具。 （四）叶不是正规美术学校出身，是从画漫画及报刊编辑奋斗出来，成名较早，他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因取材滑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但无明显的政治立场。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博得读者喜欢，但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 （五）叶为著名画家及美术界的活动家，与文艺界联系较广，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历认政治运动对思想改造不主动，长期不安心系主任工作，数次提出辞职，自称“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 （六）作风不民主，家长式领导，1957年整风开始后态度开始转变，反右后期表现较好，双反中烧得较透，逐步有所暴露和批判，工作责任心加强了，但对党仍表现清高。 1959年以前，在美院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叶浅予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之能在解放后跟着共产党走是有条件的。正如“鉴定”所指，是因为党给予了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什么共产党能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可能也如“鉴定”所指的，因为他是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是个重要的统战对象。换句话说，是我的艺术地位换取了共产党对我的重用。在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这个对进步事业表示一定距离的画家，跟共产党办美术教育事业，是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他们不知道我之进北平国立艺专，是徐悲鸿邀请来的，而北平艺专改组为中央美院，是共产党接管以后的必然结果；叶浅予之被继续任用，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怎么能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呢？即使在叶浅予的灵魂深处有政治投机的因素，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来说，也是值得欢迎的。何况，在北平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曾经公开表示欢迎这种“投机”。照我对政策的理解，也认为“投机”革命比反对革命好，所以党对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热诚相待。至于说我不安心教学工作，几次要求辞去系主任职务，看了我1985年为《美术研究》写的《任教三十六年》中的艰难历程，便能看清楚我为什么不愿意干这个系主任的原因了。 看来，这些人所最关心的是干部的思想动态和政治立场，他们不太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业务和政治的关系；一旦业务受到挫折，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必然产生消极情绪。198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的“自序”中，曾经直率表达过我对教学工作不习惯，有临阵脱逃之意。所谓“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确实是我的真实思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非是个大傻子，才会不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辞职不干那个系主任，如果不从业务活动的角度看，而只从政治态度看，那就把一个有创作愿望的画家看得太简单了。我在“自序”里还说，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到教学生可以提高老师的业务水平，于是放弃了逃离教学岗位的念头，从此“甘为人师”了。可见思想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政治立场也有个渐变的经历。 北平解放不久，我和一些早年投奔延安的朋友在北平见了面，特别是有几位在武汉三厅同过事的老相识， 我表示对革命的畏缩与无知， 他们无不哈哈大笑，说“老叶你太谦虚了，我们了解你在大后方的活动，对抗日救国是积极的。”有个朋友甚至说，我们欢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你就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这话一半真，一半玩笑，意思是说，北平解放，你还留在北平，不就证明你是倾向共产党的吗？ 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正确理解应该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鲁迅才配得上；对我来说，不仅不配，而且荒唐，简直是讽刺，这我心里明白。 1948年我给北平《新民报》画过一套《天堂记》连载漫画，挖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疮疤，证明我不是什么“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美国之音”介绍美国漫画界的情况，就叫文化侵略吗？80年代的中国，大量文化艺术界的青年外流到美国，这难道能叫中国文化侵略吗？也许相反，可以叫做向美帝赠送文化财富。 1979年10月，我治肠癌后期，住在三 O九医院，正值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会上回顾党的三十年历程，我自己也回顾了三十年经历，在日记里写道： 1949年在北平围城中，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大佛寺我的住处，密谋如何迎接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民盟的沈一帆和党联系。沈汇报中共的话说：“北平解放了，我们成了北平的主人，应该由我们来欢迎你们。”不久，我们这些人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大会。主持这会的是叶剑英，将领中有林彪。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北平各界代表人物，还有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 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在群众大会上画速写，受到工作队长的批评，才懂得搞政治的时候不能搞业务。以后的长期思想改造中，竭力想把这两者摆平，几次三番学习文艺座谈会讲话，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怎么也摆不平。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处于徐悲鸿和江丰之间作调和派。 1950年自动要求参加中央访问团，初次到新疆，什么都新鲜，画了不少速写。这次和土改不同，因为我是以画家身份参加的，作画不受干涉，但有土改那次经验，仍然缩手缩脚。心里想，访问少数民族，也是搞政治，怎么可以随便搞业务呢？ 1953年画了《中华民族大团结》，1959年画了《北平和平解放》，1962年写了《我爱农民的一双泥脚》，自以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其实是自我陶醉。 1959年没有被划为右派，因为我那时跟党的步子跟得紧，反右斗争积极批过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平时不发表个人的意见，遇事随大流，许多朋友都因错误言论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小组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比自己陶醉实际得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革到我头上来了。我戴上三顶帽子：第一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是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报批出来，挨打住牛棚，最后还坐了七年牢。 三顶帽子的来由，看来和1959年的“鉴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第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当过漫画宣传的专员，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礼遇，经常和美帝特务组长孟禄少校密谈，怀疑我和美特有秘密勾当，可惜无法查清。为了查清我这个美蒋双重特务的秘密勾当，“文化大革命”中美院一些人在我住牛棚期间，审了我一整夜，到底审不出任何秘密勾当。幸亏那时造反派还讲点文明和纪律，若是对我施加毒打刑讯，我可能会被屈打成招，真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特务恶棍。 第二须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也有根据。小传说：“漫画创作较多，成名较早，因取材滑稽，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成就，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博得读者喜欢，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因为我在中央美院是二级教授，又当国画系主任，肯定是学术权威，给权威戴上一项反动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况且我在反右斗争总结会上曾经自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抓住我的速写画稿狠狠地批了一通，可谓顺理成章，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跑得掉？ 第三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来自小传中那一段所谓“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和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以及和“四条汉子”中的田汉、阳翰笠、夏衍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厅郭沫若的部下，当过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肯定是黑线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艺界活动过一阵，严格说来，她应当也属于所谓“文艺黑线人物”。为了涂改这一段历史，卸掉自己头上这一顶黑帽子，她利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权，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人物一概打成黑线人物，装扮自己为反黑线英雄，把中央美术学院诬蔑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党委书记陈沛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走资派。在陈沛的羽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重用，百分之七十的教师关进了牛棚，“四条汉子”中的三条也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倒台以后，共产党的新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冤假错案平了反，而叶浅予这个黑线人物，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摘掉三顶帽子，恢复了国画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个“鉴定”和“小传”，夹在退还给我的抄家物资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失误，至今还弄不清。如果是从我的档案中抽出，有意发还给我，让档案和本人见面，那就说明人事工作有所改进，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因为工作疏忽，无意之中将档案漏出，那就说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错，我以为也是好事，而且比有意发还给本人还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任教三十六年》这篇文章是美院院刊《美术研究》的编者要我写的，因为1984年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我从国画系主任的职位退下来，院刊要我写一篇总结性文章，我理所当然应该写。岂知一动笔，便勾起了三十六年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发了牢骚。那时江丰已经去世，院刊原来不打算发表我的文章，后来编者找我，希望有些措辞稍加改动，显得态度平静些。我表示可以接受，便动手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 从“鉴定”和“小传”看，叶浅予是个有问题的人物，比如“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这就是看风使舵的表现，因为这是斗争的“后期”，反右胜利形势已经明朗，再不表现一点积极性，那就难免要戴上落后分子帽子，多不光彩。又比如“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想回到自由创作的地位中去，甚至想干脆打报告请求“离职”，可是又觉得“脱离革命岗位”太不光彩，于是又勉强当我的系主任，因而表现为“工作不负责”。 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类人，都有点个人的特长，并以之为职业，靠本事吃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我属于拥有一定读者的职业画家，用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指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艺工作者。解放后之所以能被留用，甚至竟被误认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专业人事工作人员的眼光看来，必然具有迷惑性、欺骗性、投机性。我那些从延安来的老相识，因为都是文艺队伍中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中，除马列主义标准，也还有文艺工作标准。进城以后，见到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旧社会形态，也许能发生某种错觉，对留在大后方的同行，产生某种同情，把革命文艺事业看成整个中国人民所同当与共享的事业，带点人情味看待老朋友，因而能够以诚相见，不让老相识有自惭形秽之感。 1949年北平解放，我四十二岁，这一年是我进北平艺专的第三年，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旧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在抗日大后方的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系方面较广，加上与进城的革命队伍中人有旧关系，成了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吸收我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选举我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此外，还吸收我参加全国青年的代表会议，北平市人民代表会议。记得还曾被新成立的北平艺专工会推举为什么委员。总而言之，在这一年的许多会议中，凡挂得上号的，我都被挂上了。说实话，我当时参加这么多活动，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谓“统战对象”，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在模模糊糊中，也还明白我的主要任务在美协，要做好秘书长的工作。 美院拨出一间教室作为美协的总部，记得第一个任务是筹办《人民美术》出版，该刊的主编者是王朝闻。王约美协的几个负责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表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江丰也写了一篇，介绍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徐悲鸿写了一篇介绍西方美术的文章，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把它作为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借鉴。王朝闻拿了徐的文章和我商量，认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不合拍，解放不久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很相宜，要我和徐商量，暂不发表。我身为秘书长，有责任协调革命派和学院派之间的矛盾，便拿了文章去见徐悲鸿。当时心里很嘀咕，万一徐有不满情绪，怎么办？幸而徐的态度很谦逊，认为应该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把文章收回了。 1952年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举行了小规模的文艺整风，美协工作要做检查，秘书长只好硬起头皮向常务理事会作了言不由衷的书面检查。江丰、蔡若虹他们觉得我这个党外人士担当不了秘书长的重任，不久，接受我的推荐，由刚从华大学习期满的郁风接替了秘书长职务，使我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在这三十六年中，教学之外，社会活动较多，自从摆脱了美协的具体工作，又陷入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中去。 “小传”云：“解放前，北京美术作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政治上反动。”据我所知，北平美术会是国民党所利用的北平国画界反对徐悲鸿的一个组织，而北京美术作家协会正是徐悲鸿提倡国画创新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平艺专的教师。我初到北平时，正是北平美术会向徐进攻，而徐进行回击的时刻，我是徐的部下，当然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小传”说我故意拒绝参加北京美术作家协会的宣言，有点近乎荒唐。 说实话，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到1937年，我到过北平两次，结识了不少知名的画家，1947年到北平，仍和他们交往，得知他们正在反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言论，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尽管自己在创作上也是革新派，可是对传统画派也很欣赏，不愿意公开卷到这场斗争中去，所以没有积极参加美术作家协会的活动。我以为不应该就此一事，便诬指我是站在国民党张道藩方面的反动派。 北平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了北平艺专，艺专一分为二，音乐系分出去，自立为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系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原来的国画、油画、版画三个专业，合并为绘画系。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运动，在自己的学院是销声匿迹，其原因已在前文详述。总之，当时认为国画惫封建糟粕，不能为革命服务，只能暂时靠边，原来的国画教师编为勾勒课的教研组，为普及美术的年画连环画服务。徐悲鸿本人，虽被尊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兼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原国画革新主张，也暂时被冻结起来。中央美术学院以培养普及美术干部为中心任务。徐悲鸿交给我的国画专业最后一个班，不久毕了业。我除担任勾勒课教研组的组织者，每天在一个教室里和其他国画教师一道画人物写生，实行业务改造。 此时我还兼着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职务，有责任去联系处于失业状态的北平国画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首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再谋求如何为革命服务的具体工作。由于我和其中几位知名的画家早有联系，美协的党内理事，就顺水推舟，交给我组织“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任务。以美院的国画教师为骨干，经过奔走联络，在东城租到一所院子作为活动中心，挂起研究会的牌子，向北京市挂了号，作为北京市文联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每月由市文联拨经费，吸收了几位积极分子担任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并且拨出一部分经费作为生活补助费，帮助穷画家解决生活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活动，选出了研究会的领导班子：齐白石为会长，于非阁、徐燕芬、博雪斋、汪慎生、吴镜汀、陈半丁等著名画家为理事，王雪涛为秘书长。我在研究会也挂上了理事的名。 在和画家们的交往中，了解到部分画家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还持有成见。他们对我说，要不是共产党出来领导我们，我们对你也不买账。在他们心目中，我当然属于徐派，而且认为我本来是画漫画的，半路出家画国画，他们根本瞧不起我。 反右以后，研究会经过整顿，归北京市文化局直接领导，派赵枫进会掌握行政，成为“北京中国画院”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在这以前，我作为美协的领导成员，兼管研究会的活动，遭到上述种种攻击。到反右前夕整风期间，我在美院国画系的整风小组会上，向党提了一条意见，说党把我放到北京国画界做群众工作，成了某些人的攻击对象，受了许多委屈，美协的党组织却袖手旁观，不加声援，叫我寒心。提完这条意见，我宣布就这一条，没有其他。 接着我就躲在家里赶画《子夜》 插图，没有继续参加会议。“鉴定”说：“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这与事实不符。对党提意见，我是提了的，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党，在使用叶浅予的时候，是否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使他在风浪之中稍稍有点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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