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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以后，陈沛的独立思考，坚定了我自1956年以来探索中国画艺术规律的信心，从而认识到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发展民族绘画的障碍。反右斗争克服了来自学院领导的虚无主义，但是全国解放以来在美术教育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一次政治斗争可以肃清的。存在于青年学生中的反传统思想，要做艰苦的学术思想工作，才能逐渐克服。为了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我在反右以后的几年里，鼓起勇气，抓紧时间，钻了一阵历代画史、画论与画迹，并试图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分几个专题在国画系试讲艺术理论课，打破过去中国画教学只讲“法”，不讲“理”；只讲“史”，不讲“论”的习惯。 我以1956年在《新观察》发表《中国画的艺术技巧》为开端，在天津作了一次《关于线描》的专题讲课；1959年在北京画院讲了《中国画的构图》；1960年在美院国画系讲了《中国画的色彩》，在北京国画院讲了《中国画的透视》。这些文章和讲课，都是在短时期内现钞现卖仓促上阵的，既粗糙又肤浅，某些内容还可能似是而非。为了在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路来，我尝到了“打鸭子上架”的苦涩，也舔到了艰苦奋斗的甜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画家专攻一门的问题。1961年为《人民日报》写了《掌握全面和专攻一门》的关系；1962年总结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把“八写、八练、四临、四通”定为“中国人物画的基本功”，前后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民族学院艺术系、沈阳鲁迅美院作了专题讲课。1983年在山东艺术学院讲了《对中国画教学的设想》；1981年为《中国画研究》写了《师古人之心》，探讨“以形写神”、“不似之似”、“迁想妙得”、“以大观小”诸传统美学问题；1978年写了《基本功、赶浪头、抄近路》一文，评论当时中国画创作中存在的不良风气。1980年向《美术》编者谈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问题，总结我的学习和创作的历程，分四个题目：“从漫画到中国画”、“用画家的眼睛看生活”、“中国画发展的几个问题”、“关于我画的舞蹈”，表达我对美术创作的基本观点。 除了通过理论研究、画法分析和个人创作探讨中国画艺术问题。还通过对当代和近代画家的分析评论， 发表我对中国画创作的观点。 例如，1963年我写过一篇《钱慧安与清末人物画》 。 着重谈人物画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1958年写过一篇《齐白石艺术的人民性》；1982年写过一篇《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齐白石的艺术成就；1980年写过一篇《关于张大千》。1983年再写《张大千的艺术道路》，介绍张大千的艺术风格；1980年写了《读听天阁画谈笔记》，评潘天寿的艺术思想；1981年为“赵望云遗作展”写了一篇《中国画闯将赵望云》，介绍赵望云以传统笔墨写农村生活的创举。 自从投身到中国画创作以来，我对漫画仍有兴趣。全国解放初期，画过不少政治讽刺画，笔锋专指美帝与日寇，有时也触及没落的蒋家王朝。1956年笔锋曾碰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角，在《漫画》月刊发表了《大同行》组画，“文革”期间被诬为反社会主义黑画，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虽经平反，但历史还在，也许要到盖棺才能论定。就这一段历史，证明我仍然是一个漫画家，并未脱离漫画阵容。1981年画的《长安怀古》四幅中国画，把杨贵妃画成一个“唐涌”，足以证明我的漫画细胞又在复活。对漫画界老战友的丰功伟绩，我一直引以为荣。我写过一篇《冰兄其人》，称颂他的《猫国春秋》；写过一篇《张仃的漫画》，为他的漫画集作序。 “文革”十年，创作空白，教学无门，科研也成空白。1975年我从监狱解放出来，在原单位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我的政治问题公开平反，恢复我的系主任工作之后，社会上对我的教学成果才逐渐予以追认，于是我又开始我的教育活动。 1980年广州美院邀我讲学，对国画系师生作了一次画舞蹈人物示范表演，讲了有关中国画学习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涉及国画系教学当前存在的问题；对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外语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有不同看法，介绍了我在中央美院对此政策的相应对策，说：“外语教师评分不及格，学院不给毕业，系给毕业。”我这条土对策一说出来，马上有人向教育部告状，并且对广州美院国画系外语不及格的学生，施以留级处分。该系主任杨之光向我反映并讨救兵。我说，作为系主任，应同情这类学生，可以向外语教师提建议，给学生补课，由系主任安排补课时间与条件，保证他们补到及格为止。杨说，学生不好好学，怎么能保证呢？我说，这是给外语教师下台阶，留面子。老实说，学中国画一定要学好外语，这政策本身就脱离实际。我以为即使学油画，也不一定要学好外语，倒是应该学好中国语文和中国画论。 1978年我在文联扩大会议美术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要求美术界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第一要为齐白石平反。“文化大革命”，批齐白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他的墓碑也被人砸碎，据说是江青在幕后指挥的。反齐批齐，并没提出什么罪状，至多是说他是所谓“封建余孽”。当时齐已死去十年，鞭挞死人，目的在打击关心过齐白石的周恩来。第二要恢复漫画的战斗作用。漫画不仅对敌人要用，对人民内部也仍有必要。现在报上有些短文，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态，十分辛辣，还有的三言两语，揭露风派、溜派、抗派的形象，为什么不敢用漫画这个武器呢？第三，要为“黑画”平反。1964年江青发动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中央美院为试点，找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黑画，内部展览；1966年那次，也由中央美院发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役，公开展览，并揪出作者在画前批斗，我还挨了皮带抽打。1973年那次是以“黑画”反周总理，政治陷害更甚。这三次“批黑画”运动都是政治野心家江青造的孽，必须为有关画家平反不白之冤。 文联扩大会议之后，乘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东风，我的论画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定为禁区的“形式’问题。那时我还在北京西北郊三O 九医院治病，治病之余，读点书，写点笔记，脑子的活动量相当大，想钻一钻绘画的形式问题。当时拟定了十个问题，预备写一篇大文章，闯一闯别人不敢闯的禁区，可是始终不敢动笔，后来写这个题目的文章多起来，我也就把它搁下了。1982年和1983年之间，在中国画研究院的人物画研究班和中央美院国画系教师学习小组上抛出过论形式的十个问题，并对每个问题作了简单的介绍。不久，形式问题已不成为禁区，我的十大命题用不着再做文章。 这十个问题是：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 （二）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 （三）生活的形式 （四）艺术的形式 （五）形式的依附性、独立性、继承性 （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七）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九）形式的魅力 （十）形式的命运 在论形式的命题时，我举了一些例，如：“内容决定形式”是指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而言，不能否认艺术的独立性和形式的独立性。 “突出政治”可泛指艺术的思想内容，非指特定的具体政治内容。 “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使经济崩溃，也使政治崩溃。 “算政治账，不算艺术账”，标语口号概念公式横行，形式消灭，艺术死亡。 强调“政治第一”是政治的普遍性，但不能忘记艺术的特殊性和个性。四人帮的“政治第一”是不要艺术的形而上学，是极左路线谬论。 艺术好坏应算艺术账，内容好坏才算政治账，不能一锅煮。 四害横行，不敢谈形式，谈形式就怕戴形式主义帽子。资产阶级艺术是形式主义，谈形式就成了资产阶级，谁还敢谈形式。 陈辞滥调，人云亦云，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才叫形式主义。 模仿生活，照抄生活的自然主义是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对立。 形式美感的客观性即其独立性。 艺术的魅力在于引起主观共鸣，在于引导客体的潜移默化。 形式的完美与否，可决定内容的生死命运，因此形式反过来决定内容。 片面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否定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否定形式决定内容的作用，必然导致政治作用的绝对性，从而贬低形式，否定艺术的魅力与威力。 内容决定形式，指形式的从属性；形式决定内容，指内容的从属性。二者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强调一面，否定另一面，便是取消艺术。取消形式，内容无法存在；取消内容，形式便成空壳。 指研究形式为形式主义，可否强调内容为内容主义？某个时期，选画的标准只看内容是否正确，不看形式是否完美，这就叫内容主义。有些人为了迎合此等审查标准，一心在内容上下工夫，造成“唯题材论”风气。 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以后，渐渐可以探索形式问题。这些年来，也有走向“唯形式论”的人，走到另一偏面去了。 没有形式，内容无所依托，艺术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绘画，没有雕塑，没有文学，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说唱，没有戏剧，没有电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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