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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31日是我八十岁生日。这天早晨7点半，走出中国画研究院大门，沿着北京西三环北路，开始我的晨步锻炼。北向，转东，走紫竹院路，进紫竹院公园，在湖边长椅上坐了一会；出园，走三虎桥小路，沿北洼沟，过北洼东桥，回到研究院画室，吃完规定的两片面包、一只煎蛋、一碗牛奶，漱完口腔，在画案边坐定。费了20分钟，写完前一天的日记，然后盘算，今天该干什么活？忽然想到今天是我八十岁生日，研究院将在午间叙餐为我祝寿，脑子里发出信息，似乎该做一首诗，用以纪念得来不易的八十寿诞。略一思索，凑成八旬自寿诗。诗曰： 一年一年复一年，似水流年又十年； 古稀尝叹路崎岖，而今笔老身犹健； 惜瓮蜗居足三载，甘雨小院遭拆迁； 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 诗稿既定，于是裁纸研墨，一口气写了八条自寿诗条，谁来看我，就送谁一条，秀才人情，不怕献丑。写完字，忽又想到自寿诗的最后向句“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表明我今后的工作应该实现这两句话，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暂封画笔，改握文笔，写我的一生经历。 从何写起？是个问题，正在反复考虑，一位作家朋友闯来，便向他征求意见，朋友说，就从你的十年厄运写起吧。这一说帮我开了窍，“倒叙流年”，也是一种写法，那么，就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梦》写起吧。 老伴王人美因为长期瘫痪，卧病积水潭医院，1987年4 月12日忽告断气，送进太平间，我这时也因心脏病住在空军总医院，不能前去探视，直到4 月23日，人美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我还不能亲去告别，成为生离死刑的一大憾事。这天，在病床上写了一首悼亡诗，其中有一段写我们之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闹，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王人美，30年代电影《渔光曲》的主角，湖南人，心直口快，有股子硬劲。195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碰上文艺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有人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大头子戴笠有来往，把她逼成精神分裂症，住进精神病院，不久调来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5年和我结婚。“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影的造反派根据上海那次材料，又领会江青的意旨，把她揪上台去批斗。她天不怕地不怕，硬挺硬碰，在台上要赖作公鸡鸣叫，弄得造反派瞠目不知所措，只得草草收场。“文革”后期，把她送到干校去劳动，在劳动中，造反派还派人监视她，逼得她神经病复发，送回北京治疗。 至于我的七条罪状三顶帽子，现在回忆起来，可以归纳如下： 七条罪状： （一）丑化革命领袖我于北京解放初期画过一幅毛泽东的肖像，用的是国画笔法，不合时兴的革命肖像规格。 （二）丑化社会主义1956年我画过一组《大同行》漫画，触犯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不健康现象；1962年在洛阳写了一首打油诗《冰糕颂》，造反派认为故意讽刺三面红旗。 （三）丑化劳动人民1962年画了一幅《秦川麦收》，造反派认为那个割麦的农民是《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同年又画了一幅《沈家门即景》，造反派认为那个渔民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四）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在我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基本练习和创作两门课应该结合，不可分家，我自发担任了高班的创作课。那位独揽创作课的共产党员教师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 （五）美化叛国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于成都解放前夕出走香港，我和徐悲鸿曾联名写信请他回来，后来还通过出国文化代表团的关系和他联系，动员他回国。大字报指责我朋谋勾结反动画家统治国画界。 （六）拉帮结派巩固国画系独立王国。大字报指责我聘任郭味滇、高冠华、陶一清、何海霞来国画系任教，是搞独立王国。 （七）寄情敌人1962年我画过一幅《印度献花舞》，画上钤了一颗《寄情》图章，大字报说我在中印交战之后画这幅画是“对敌人有感情”。 三顶帽子： （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二）美蒋特务；（三）历史反革命。 三年牛棚： 1966年到1968年在美术学院的牛棚住了三年。 七年牢：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公安人员把我送进安定门外拘留所；秋冬之际，从这里转移到城南半步桥老监狱；1970年由半步桥转到北郊的秦城监狱，一直住到1975年4月25日才被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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