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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进牢，1975年5月出狱，七年中蹲了三处监狱。上面所记的第一所拘留所，蹲了大约半年，4月进，9月出。换到第二处，方向约莫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后来探明，这地方叫半步桥，是北京的老监狱，号称模范监狱。记得1949年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时，参观过这座监狱。我在这里蹲到1970年初，转移到北京北郊小汤山以北的“秦城”，这地方原来关押国民党战犯，设备现代化，有抽水马桶、自来水洗脸盆、暖气管道。1975年邓小平代总理执政，秦城的政治犯全部被释放。“四人帮”倒台，经过人民公审，判刑之后，也被关进了秦城，这是后话。 1968年在北郊拘留所关了半年，春秋日子不好过，身上会长虱子、跳蚤；夏季也不好过，有臭虫咬。有一次来查卫生，问身上有虱子吗，如长虱子，把衣服脱下拿去用药薰。又一次医生来查健康，问有什么病，这时我已满六十一岁，身体挺壮实，无须治病。有一次来查牢房，查看有没有人偷吸烟的，幸而我因气管炎，早在1956年就把烟戒掉了，否则的话，进监狱硬戒烟，倒是一桩极痛苦的事。既然查烟，当然有吸烟的，进狱时脱光衣服搜身，谁还藏得住烟与火？这世界任何滴水不漏的地方，总免不了有透风漏水的角落，况且这儿还关着小偷扒手之类人物，自然有偷漏的渠道。 有一天，听到斜对面一个号子里，狱卒拳打脚踢，打一个犯人，问他为什么不听话，在牢房里要花招。那犯人说，受了同房犯人的挑唆诱骗。于是狱卒又去打另一犯人，如此轮番逼供，揭露了狱内犯案的罪证。至于犯的什么案，因为关着门逼供，没法听清楚。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监狱也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到了秦城，人人隔离，犯人内部无矛盾可言，要有矛盾，那就仅仅是犯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了。 1968年秋天一个夜晚，狱卒通知我收拾衣服牙具，要转移了。过了午夜，也是一辆轿车，由一个公安人员押着，开出监狱大门，东揭西弯，路灯明亮，偶然还见到霓虹灯广告，确定我还在市区转游。半小时后，进入一座大院门，进门向左转，停在一座楼房门前，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二层楼牢房。进门便是楼梯，先在梯旁办公桌前办了登记，换了一个人领我上楼。这里的辐射巷道叫做”洞”，沿着圆形走败走进第X号洞，打开第X监号，里面是个大木炕，可睡三四个人，面积约七八平方米。炕头有个大窗，窗沿高过胸口，照例是一条条铁栏杆封着，没铁丝网，也没有糊窗纸，仰头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星，我面向天空端详了好久一会，心里痛快极了。等到铺开被褥，躺下休息，发觉身上痒痒，定睛一看，臭虫们已经出动，急不可耐，要尝尝新来乍到的新鲜血液。用手一抓，全是干瘪的，看来这间牢房已经空了很久，今晚我来大摆筵席，慰劳这帮饿鬼。如此一想，也就无所顾忌，老老实实献出鲜血就是了。一早醒来，混身发软，马上想到第二第三晚以及往后的消耗，不得不向狱卒诉苦，要求打一回滴滴涕。狱卒说今年夏天已经打过，怎么还有？我去请示，是否能再打一次。 三天以后，狱卒板着脸对我说，上面指示，今年不打了，明年夏天再打，你自己花点工夫捉虫吧！这回话在我意料之中，这三晚把虫喂饱了，以后可能会好些。再有，就捉，花点工夫，练就本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半年多来，培养了非凡的耐心，这点小问题，哪有克服不了的。这件事就以自我安慰的方式排解了。 在宽敞的新牢房里，生活方式和以前不同：放茅不定时，大小便要喊“报告”，狱卒给你开门上厕所。洞子长度不长，一条洞子没几间号子，来回走动不费时，厕所如果有人占了就得等候，因此练就了憋尿憋屎的本领，假使憋不住，那就提早喊“报告”，在厕所里多蹲一会。牢房里不放便桶，鼻子里少燕臭气，这是个进步卫生措施。那么，拉肚子怎么办？老叫狱卒开门关门，岂不要挨骂？事实却不尽然。 新牢房新鲜事真不少。第一个白天，约莫九、十点钟，听到近处有打锣、吹沙呐、拉胡琴的声音，象是京戏班子在排练节目。过了一会，听到高音喇叭响了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寿无疆！”接着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报告最新指示，报完指示，来一段革命歌曲，歌曲之后，报革命组织的通知：上午10点在大礼堂斗争XXX 反革命老顽固，勒令全体牛鬼蛇神到场，革命群众踊跃参加，如不参加，那就抓游鱼。高音结束，左近大礼堂人声鼎沸，不一会全场鸦雀无声，只听得口号声此起彼落，最后听得人声冲出礼堂，斗争大会结束了。 这一上午喧闹，估摸是一所学校，而锣鼓乐曲吹拉声，则颇象一所戏曲学校。我知道北京市有所戏曲学校办在陶然亭附近，而1949年我参观过的那所模范监狱，就在陶然亭一带。这一下初步摸着了我被监禁的方位了。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已经临近，牢房窗口正对东方，如果计算准确，国庆那晚可以在窗口北角看到天安门焰火的闪光。 为了饱尝眼福，10月1 日这晚，吃过晚饭，静候幸福时刻到来。犯人不准带表，进监时手表已被搜走，半年多来，只凭感觉计算时间。今晚过分兴奋，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于是采用当年站大卡车游斗的绝技：背‘老三篇”以消磨时间。此法固灵，三篇没背完，窗口亮光一闪，赶紧站到窗口，向东北方向张望，第二闪，第三闪……看到第一拨焰火放完，坐在炕上等候第二拨，忽然听到牢门小窗口狱卒问话：“天安门的国庆焰火看过瘾了吧？”这一问，心里感到甜丝丝，无异承认我的偷看已被批准，成为合法行为。我们之间的敌对状态似乎已经溶解，表明我们暂时站到“爱国主义”的同一立场上，我可以大胆充分享受今晚的幸福时刻了。等到第二拨焰火放完，催睡的哨子吹响了，幸福的时刻已经告终，只得乖乖地钻进被窝。国庆之夜的闪光，继续从遥远的天空一闪一闪通过窗口射进来，怎么也睡不着。 自从调到第二座监狱来，提审的次数多了，外调的人也多了，三天两头被叫到提审楼去。这里的提审人员似乎水平高些，态度也温和些，这对犯人来说，似乎感到自己是个人。狱卒手上也不带那敲脖子的小木片，感到这地方像个人间社会，不像地狱变相图里的阎王殿，因而在提审或外调时情绪比较松弛。由于松弛，有时忘了自己的罪犯身份，说话和动作有些随便。某次提审，主要问题讲清后，我说现在报上在批评某些文艺作品，我能否写点文章，参加批评？提审员瞪了我一眼：“这是工农兵群众的事，工农兵会批，你是什么人！用得着你批吗？乱胡说！”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又一次，逢到中秋节，我说漏了嘴，叹息“每逢佳节倍思亲”，向提审员陈述自己的思想苦闷，他咧开嘴一笑，马上板起脸说话：“你们这些文化人，不要以为住一阵监狱，把你们放出去劳动改造就算完了；别做梦，你叶浅予问题够严重，对你说明白，给你判个无期徒刑，也不算过分。别想得太美了！” 这一次敲打，专政机关的铁板面孔显示出来了。 回到牢房，仔细琢磨“无期徒刑”这句话。虽然吓人，到底不是法庭的正式判决。就我的问题而言，大字报可以无限上纲，“美蒋特务”的帽子可以乱戴，究竟没有确实证据。逼供信对红卫兵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某些老油条来说可以天花乱坠，胡诌一气，无中生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中伤他人，用以欺骗那些毫无头脑的造反派，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残害了多少无辜好人。但监狱里的提审员毕竟不是一般造反派，他们有一定是非水平。如此奚蒋吓唬我，表现了他们一定的政治警惕性，也表示其地位的权威性。我若认真当它一回事，弄得自己谨小慎微，事事掂分量，今后的烦恼就更多了。经过这一番思考，意识到我命运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只怕像国民党那样，不定罪，不判刑，长期关着，把你折磨到死，才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次政治运动，不管时间多长，总有结束的一天，既然闯过了求解脱的一关，必须坚定求生的决心，熬到最后一天。 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忽然命令又要搬家，不是远离，而是近迁，搬到另一所监房里去。那监房在监狱大门西侧，是平房，独立的一条长洞子，牢房窄小，只四五平方，有暖气管，安在紧靠房顶处，举手碰不到，当然为了安全。在这儿住了两个月，出过几次外调，凡是外调，一般总和被调查者的政治面目或政治历史有关。记得在某次调查中，竟是一桩生活小节。原来有个朋友向造反派交待，叶浅予在重庆”时，曾在他家存放过一卷日本“春宫”画，在某一天和某某某某一同观赏过，要我交待这几个同观者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这使我伤了好一会脑筋，总算交待出来了，没让那位外调人员空手而回。一卷春官画，为什么如此大惊小怪？仔细一想，区区小事，也可能上到政治大纲上去，在叶浅予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下，记上一笔诲淫诲盗的账，也能对运动立上一功吧。我在这篇回忆录里记上这一笔账，可能和我那位朋友一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两个月后，回到原来的牢房，发现长洞里安上了暖气管，走进牢房，和暖如春，这时正是数九寒天，得此待遇，感到无比幸福。坐到大炕上，忽又想到饿了两个月的臭虫群，今晚必有一场房战。正在忧虑之间，眼睛注视到大炕的木板上，有一样新鲜东西投到视觉里来，仔细一看，发现一排用刀刻的小字，是日文，不认识，不管它什么内容，可以肯定这间牢房曾经关押过日本人。由此推断，抗日战争那八年，日本统治者使用过这座监狱，禁闭过他们的同胞，也可能是汉奸统治北京时关押过日本人。这么看来，这间牢房象征着某种国际关系。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种人世因缘，值得长期留在记忆里的事件。这晚我做了一个梦，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间房里相遇，言语不通，吵了一架。 自1968年秋季到1970年春季在这儿过了将近两年。冬季好过，夏季难过。每到盛夏，楼里大规模打一次滴滴涕，地上密密麻麻布满臭虫尸体，心理上得到一点安感，可以安安稳稳睡几晚了。但时过不久，小动物又很快繁殖起来。总之，在这座监狱里，最头痛的事是和臭虫打交道。自从1970年春季迁到“秦城”，这种苦恼解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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