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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是座现代化文明监狱，据说是全国解放以后新建的，原先在此关押的是国民党战犯，“文革”初期把战犯释放出去，腾出监房收容重要的反革命政治犯。它地处小汤山温泉疗养院以北的燕山南麓，远离北京市区。那晚从半步桥起程，走了一个来小时，从明亮的城市走入黑暗的郊区。我心里反应很特别，以为要将我送到秘密集中营，严密封闭起来，或者送到XX劳改农场，修补地球。车行不到两小时，停在一座大楼之前，楼后面是幢幢山影。大铁门哗啦一声打开，押解人员带我上楼，在灯光里看到走的是水泥楼梯，上到二楼，右转弯，一条长巷，排列着整齐的牢门，牢门上下有两个小方窗，上面的小方窗有个小圆孔，经验证明这是监视哨用以窥视犯人动静的。进得房来，对面一口大窗，高出人头；近门一只抽水磁马桶，靠马桶是个白瓷洗脸盆，当然也可以洗脚；靠近窗下，一只一米宽的小木床，离地约一尺，磨光的水泥地面，狭而长，房间面积约八平方米，干净明亮，和前两处监狱那狭窄。昏暗的情状颇不相同。对着床位，是暖气片，用铁丝网围着；床是新制自木板床，可以移动，估计今晚不至于受臭虫围攻。特别的是高窗外还有一道监视哨，窗户启闭，由持枪哨兵掌握。 睡下不久，有人打开牢门上方的方窗，交待这儿的规矩：睡时头对牢门，伸在被外，不准蒙头。这规矩前两处监狱设交待过，为什么这儿特殊？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人已关窗走了。这个疑问，一直没解开。 放风的时间照旧，在早餐之后。不过，半步桥是个大院子大围墙，可容二三十人在里面跑步，围墙相当高，院顶张着铁丝网，防止犯人爬墙。可见那儿是集体放风，政治犯独自一人占用偌大院子，未免太浪费。这儿一律一连串小院子，面积比牢房大一倍，够一个人跑步打拳。一连串小院子由一条长长的天桥连着，荷枪的监视哨在桥上来回巡逻，小院子里一切活动尽收眼底，谁也没法要花招。这种放风的设施，相当科学，每一犯人占一小空间，同时可容十来人放风，既节省空间，又节省时间。放风时按号子分前后一个一个押过独院，收风时仍按号子一个一个押回，上楼下楼，进院出院时间要算得很准，谁也见不到谁，达到严密隔离的目的。可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收风时，正循楼梯上二楼，一转身，前面有个矮个子同犯背影，由一狱卒押着，走得很慢，可能腿脚有病，押我的狱卒立刻把我拦住扭转身，等那人进了隔壁牢门，才让我继续前进。上文提到我在半步桥监狱下楼时见到一个穿红色毛衣的女犯，弄得狱卒很紧张，这类撞车事件，七年中遇到不过三次，可见是偶然的失误。对我来说，倒是希望多遇到几次，在寂寞枯燥的生活中起点波浪，多点刺激。 进秦城时，发《毛选》一套，每月《红旗》一份，每天《人民日报》一份，此外还有个“秦城图书馆”，可以借书看，书目全是马列经典著作，附鲁迅小品文集几种。这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造集中营，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五年中，我把书目中所有的书基本读完，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以前在狱外读过，在此重读一遍，对《自然辩证法》特别感兴趣，《资本论》初读不易懂，再读才读进去。 在这八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只读书读报太单调，我创造了一套练腰的体操，并来回走动，免得背弯腿僵，造成体型歪曲。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健康的身躯，将来才可能东山再起，否则的话，到了翻身的那天，驼着背，弯着腰，拄着拐棍回家去，多没劲！ 为了练习说话发声，读报读书放意读出声来。在半步桥时，没书读，便学说书人，每天早晚，编两段故事，练习说评书。开说之前，靠壁盘腿坐在床上，并作手势，拍惊堂木，自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请叶浅予先生自编自说《松树湾》长篇故事……”。故事内容是某个农村的土改运动，背景是我的老家“富春江”。开说时，坚持交待故事梗概，免得遗忘。这个故事前后编说了三年，每天规定时间说，风雨无阻，越说越来劲，发声未免大了些，惊动了巡逻的哨兵。他打开方窗问我念什么咒，我说我在编故事，他便去报告管理员，管理员传我谈话，我如实汇报了说评书的意图，他说这是犯狱规的，又说编什么故事，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滚蛋！以后不准你发神经病！经此训斥，并没把《松树湾》吓退，我照常坐床说书，不过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门外的人听见，便平安无事了。 《松树湾》故事的主角是个年轻的贫下中农，解放前受苦受穷，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从此思想开窍，懂得了团结贫下中农闹革命的道理，就在自己村里暗暗串连了一批青年，迎接即将到来的南下解放大军。接着，他便成了本村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立了功，入了党。故事的许多情节和生活细节，基本上根据我少年时代接触的生活环境和各种人物，联系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改工作的具体内容编组而成。故事的地点人物有名有姓，本来打算在出狱以后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我十年空白的唯一贡献。可惜出狱以后，百事待举，恢复断了线的画笔生命还来不及，怎么有时间另谋贡献呢。生活在我脑海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经不起世事纷坛，渐渐离开了我的记忆，故事轮廓至今还能记其大概，人物面貌性格全给忘了。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伴随我三年之久的亲密战友，依靠他们，使我在寂寞苦闷中排除许多烦恼。当我走出牢房，拥抱失去七年的现实世界时，他们却被我抛弃了。 每天的《人民日报》把我和隔绝的世界连接起来，使我兴奋，又使我懊丧。兴奋者，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讯息将对我发生什么后果；懊丧者，这些变化与讯息，在我尘封了的仓库里转了一圈，停留不久便被排斥出去，因为那一切都不属于我，没法在我脑子里停留，有些东西对我是讽刺，必须把它们排挤出去。 1973年某日，牢门突然打开，哨兵通知中央派人来看我。说完，一个穿便装的人进来，开门见山传话：“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监狱对你们是否有虐待行为？如有，可以上告。”但不交待如何上告。好在秦城对囚犯相当文明，生活上也比较合乎情理。据说我们的伙食费每月合十四元，每天两粗一细，过年过节吃饺子，秋天果子下来，每人还分到几个苹果。这里有医院，除了随时看病，还给配眼镜；每半月洗一次淋浴，冬季暖气常热，比之以前两处，有天壤之别，因而没有什么值得告发的。要告，也只东北郊那个拘留所打脖子的小木片，狱卒的脚踢与罚站，但这比之红卫兵小将们罚跪、抽皮带，可轻松多了，所以也不值得一提。自从这次传达指示以后，秦城的空气似乎有了明显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准许犯人家属探监。 1974年春季某天，我被通知，老婆女儿明天要来看我，叫我作好准备，穿干净些；还借给我保险剃刀，让我刮了胡子。这一晚我当然睡不着。第二天早晨，管理员带我下楼，沿着一条长长的水泥小马路，往南走，走到监狱大门近处，两分接连几间接待室。走进其中一间，看见老伴王人美和女儿叶明明坐着。她们见我剃了光头，刮掉胡子，变了样子，先有些发呆。我第一个反应是双眼发酸，母女二人皱起双眉，好久说不出话来。管理员看见我们无言相对，似乎故意讲几句话，打破沉闷。他说：“会见时间到午间为止，你们可以尽量谈谈家常，带来吃的，最好吃完，不要带回监去。”经他一说，空气开始松弛。此情此景，真像戏曲里的探监场面，先静默一会，然后诉说离情，继而号啕大哭。我们都把泪水压着，等到互相拥抱，便夺眶而出。女儿打开提包，拿出花生瓜子、糖果饼干，这些东西好多年不见了，我便抓起吃，她们陪着嗑瓜子。老伴急性子，先说此行和谁、谁、谁同车，谁知谁、谁、谁也在秦城。一次二次探监之后，探知秦城四座大牢里，关押了不少三十年代文艺人物。老伴说，我们得到通知可以探监，但要向公安部门写请求报告，而且只限直系亲属，于是由女儿具名写报告，并先去向一个远房亲戚征求意见。岂知这位远房侄女，板起面孔说，你们虽是父女，应该划清界限，表示反对。女儿将此说告了母亲，气得老伴从此不让这位“左”派侄女登门。我劝慰老伴，应当原谅人家的“革命原则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的问题未做结论，人家要和我划清界限，做个响哨哨的革命派，是大势所趋，管她干嘛！“文化大革命”的账，错综复杂，没法算。现在回忆此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原则性不强，为了息事宁人，好和稀泥。要算账，到底谁是谁非，也得算清楚，免得以后算倒账。 写到这里，我得提前交待一下出狱后的思想。老朋友见面，不免要回首往事，发泄胸中怨气，数数“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我却常说，不管吃了多少，受了多少罪，我并不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有好处：第一，住牛棚、蹲监狱的经验，用钱买不来；第二，在牢房里读了几年书，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了，对事对人的判断明确了。损益相抵，还是益处多。以前对事对人不敢轻易表态，有人怀疑我是两面派，现在胆子大了，对事对人敢于表态。1979年文化部指令中央美术学院给我公开平反，恢复国画系主任的职务，我大胆施行教改，彻底改变半洋半土的教学路子，许多青年教师对我这种敢说敢干的作风，张口结舌。我说，再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坏事能变好事”这条真理，在我身上应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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