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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 月间，听得左邻右舍收拾行李，心里有点慌张，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牢底？思想正在激烈斗争之际，狱卒突然打开牢门，传我谈话。我默默跟在他后面，走进提审室，一个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审员端坐在问案桌前，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示意我在对面凳子坐下，慢吞吞问：“这两天你都听到左邻右舍的活动了吧？你心里一定很急，是不是？现在告诉你，明天一早，中央美术学院就要派人来接你回去。你要明白，你的专案还没有做结论，回去以后，留在本单位继续改造，等候结论。不过，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你自己去考虑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结论是“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十二个字。最后的政治结论可能还得熬上几年，还得在本单位的群众监督下继续打扫厕所。这几年蹲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也没干，练成了一副懒骨头，现在又开始锻炼筋骨，补偿七年的禁闭，也是一件好事。何况，明天起，将要呼吸现实世界的空气，未来的光明已出现在地平线上，管他妈严重不严重，充其量不过是一顶“反革命”帽子，横竖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还是一个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命”在某一天结束，什么乌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叶浅予还有十年二十年艺术生命，不怕翻不过身来！ 1975年4 月25日，大晴天，好太阳，是北京的盛春季节。自由的喜悦，带着心酸的苦闷， 等候新解差到来。一个是保卫科的老X，一个是人事科的老X，司机老X开车来到，秦城提审员最后交待几句，重复昨天的两句话： “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 然后退给我进监时扣下的手表和皮带。审毕退堂，狱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狱，美院的小轿车在监狱大门外停着，狱卒将我交给美院解差，我钻进汽车。这回不是深夜，而是阳光普照的白天，保卫科在前座和司机并排，人事科在后座和我并排，开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疗养胜地小汤山，向车后一看，秦城四座大字仍然在望，它的背后是燕山山脉，气宇不凡。我在此当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这片隔绝人间的“世外桃源”。 小时候读小学，描红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则有“狱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从美院扫厕所的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仍然回到美院厕所来。美院不是没有变化，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掌权的是新一代革命委员会，头头不叫院长，叫主任。当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后，革委会派了个秘书和我谈话，表示接受我这个留原单位监督劳改的反革命分子，并当即命令我到行政科报到，由该种支部书记XX负责管我。书记叫来专职打扫教学楼厕所的清洁工，是一位中年妇女，由她分配指导我具体工作，从即日起，我在她的监督下打扫男厕所。三年牛棚，练就了扫厕所的一套技术，也养成了闻不到臭气的一种习惯。可惜七年监狱生活，剥夺了劳动权利，白天一小时“放风”，是唯一可以活动身子的时间，浑身肌肉松弛萎缩，如今重操旧业，不知能担得起劳动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负担。 记得当年住牛棚时，曾经揭露一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暴露思想说，“宁愿犯政治错误， 也不愿犯生活错误。 ”我处此新环境，忽然发生奇想，和此人相反，“宁愿犯生活错误，不愿犯政治错误。”当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错误，在公安局拥住短时期，然后派去劳改，见见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这样一个政治犯，送进监狱，与世隔绝，剥夺劳动，养成一副懒骨头，该多痛苦！究竟什么叫正确的世界观，我真有点怀疑。回美院头几天，不怕周围人们斜视、凝视、直视的目光。就怕自己这副懒骨头受不了劳动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单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别无长物。空间虽小，行动无碍。在秦城的八米空间里，我还编了一套练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跃。回到家里，八间房已压缩成二间，所有家具挤满空间，最怕磕磕碰碰。我问老伴这是什么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说，你对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说：“牢房宽畅，家里挤。”老伴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原来嫌家里房间不及牢房大。你可千万不能犯神经病，变成个大傻瓜！” 美院革委会给我的待遇，不但劳动受监视，还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视我的行动，“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吗？ 1975年国庆节前后的某一天，驻中央美院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中央专案组的结论来了，说“叶浅予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属敌我性质，为了宽大，不戴帽子。今后由原单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样，不戴帽子也是一顶帽子。十年苦刑，听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场，如高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签。军代表板起面孔说，不签也罢，不过，我们仍然按结论办事，从明天起，你可以不打扫厕所了，听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结论告诉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发作。她正在灶上做饭，立刻摔掉炒菜铁锅，对我想目相视，大声叫扈“想不到你真是个反革命，这回真要和你划清界限了！” 她二话不说，马上到屋里收拾东西，塞满一个大提包，气冲冲骑上自行车，往她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约有一个来月，她不和我来往，我不得已只得请女儿出马，一同到北影劝驾，但怎么说也说不动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家里来。后来还是靠北影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窝，不过有个条件，我必须把事实讲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为此，我们两人在一天上午来到玉渊潭一个僻静处所，开诚布公畅谈我在重庆时期为中美合作所画抗日宣传画的前因后果。我发誓，如果有假，咱俩就离婚。经此一谈，老伴的气消了，不但不疑我、恨我、气我，反而为我动脑筋、跑腿，请人执笔写报告，向上面申诉辩解，要求重新审查，经此一谈，也使我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是非颠倒的情况下，一味俯首听命是不行的，不采取主动行动，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时，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党委书记陈沛，由于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把他的问题查清，平了反，恢复了原党委职务。他见到我，主动表示要帮我把问题弄清。他说到做到，亲自翻材料，动笔杆，为我平反出大力。 陈沛在1964年社教时被打成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斗争他时，我也陪斗，群众指责他包庇叶浅予，他理直气壮在台上答辩，说叶浅予在中美所干的是抗日工作，绝不是反革命！尽管红卫兵造反派无理取闹，他还是挺直腰杆，侃侃而辩。指他是叛徒，他坚决否认。我在牛棚里对牛友说，“陈沛是条硬汉，我们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劲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还在厨房劳动，洗涮锅碗瓢盆。在厕所见到我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没下结论，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全解放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党内，一个党外。他叫我别着急，最后我们也会解放的。他的乐观情绪对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结论以后，我情绪低沉，他告诉我他的问题快解决了，等他恢复工作以后，一定为我出力平反。 这年10月以后，美院革委会把我调到展览楼去打杂，负责管事的XX，是1957年的女右派；另一个打杂的是男模特，戴着坏分子帽子。不久又派来一个打杂的，倒是个女造反，见到我们几个戴帽子人物，心里老大不高兴，专磨洋工，干了没几天，擅自在进门处摆了一个办公桌，表示自己是个干部。她在外扬言，“南楼里一个右派，一个特务，一个坏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专我这个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务处派来监视他们的，我可不服他们调遣！”不久她就拿这个歪理向教务处头头告状，气势汹汹，大吵大闹，教务处拿她没办法，只得把她调开。造反派的威风，连她的上司也不敢碰。至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然是她的专政对象。幸而她被调开，我们这所新牛棚才平静下来。 我在南楼期间，主要工作是动动笔杆，写写展品文字说明。擦窗、扫地之类勤务，不让我干。三人之中，我年龄最大，体力劳动请事，年轻人包了。这也合情合理，在造反派眼里，认为我们反革命专了革命派的政，实在可笑。 南楼贮藏了几大箱历年收购下来的画卷， 趁此业务清淡之际， 清理一下十年“文革”以来被人遗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奋勇，要求做个藏画编目计划，得到教务处同意，便动手干了起来，等到画目编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国家遭逢大悲大丧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丧钟之年，也是国家由乱变治之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哀悼，而“四人帮”却百般打击和阻挠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哀思与悼念。清明节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怒潮吓破了他们的胆，于是心生毒计，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活动”的后台老板，想把反右倾翻案风这把邪火烧得更旺。岂知“文化大革命”的气数已尽，革命元老们揭竿而起，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邪恶势力。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四人帮”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关进了人民专政的监狱，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个人大悲大丧之年。我的儿子叶善条，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转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58年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下乡劳动，因负重致腰部受伤，患慢性肾脏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亲被打成反革命， 他也受到冲击，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挫伤。1976年病情恶化，3月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岁。老年殇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闷，下南楼去医务所诊断。走出大门，两腿乏力，心跳加剧，突然昏倒，被人发现，把我扶到医务所。量血压，正常；量脉搏，正常。这时我已逐渐苏醒，反映胃部不适，值班护土给我包了助消化的药片，让我回家休息。二十四小时内我食欲不振，饭食乏味，睡眠不稳。老伴急了，第二天送我去首都医院看急诊，血压脉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电图，才发现是心肌梗塞。幸好急诊大夫是熟人，马上通知病房给我找床位，送进内科病房，叫我躺着不许动，输液输氧两星期，才让下床活动。这时两只厚脚皮全部脱落，换成新皮，留给我有生以来极为新鲜的一次记忆。住院后期，遇到唐山大地震。头天晚上，明明陪床，凌晨时刻，忽见窗外白光一闪，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体掩护我的身体，以为房子要塌。我心里明白，1965年邢台地震，我有过经验。我说不要怕，这是地震，医院建筑牢固，摇晃几下没问题，就怕连续震动，那就难说。此时大病房里骚动起来，好多病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邻床病号这是地震，不要惊慌，医院会有措施。几分钟后，护土长宣布，内科三楼病号全部转移到本楼地下室，能行动者自己走，不能行动者派人背负下楼。我的心脏病虽已度过危险阶段，还不能自由行动，由一个壮年医生背我下楼。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让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处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会塌。一小时后明明回来，说院子里塌了一垛矮墙，正屋没事，妈妈、阿姨在院子里休息，预防地震继续。大概过了几小时，医院宣布，地震中心在唐山，离北京好几百里，北京塌了一些旧房，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医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将收容唐山方面送来的伤员，本院决定轻病号提前出院，让出床位给唐山的伤员。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学院，住进我女儿明明的防震棚里；随后，经亲友商议，决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飞机送我去上海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 10月间，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马路上，突然发现“四人帮”垮台的大字标语，才知道形势已经大变，我的历史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脏病彻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会已经撤销，恢复了院长制，恢复了招生上课。我的最后工作岗位展览楼，自从我进医院以后，似乎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后，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领四十元工资，按照这个待遇看来，被监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没有变。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该由谁来确定，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从另一种情况看来，叶浅予的社会地位尽管没有落实，社会关系却逐渐在解冻，显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连棒桥岛招待所请北京画家画宾馆画，全国美协推荐的画家中有叶浅予其人；在大连，画家们住在中央大首长住的一座大别墅里，还给《大连日报》作画写文章，向大连美术界示范表演并讲话，新闻记者给拍照。这一事实，证明我已从十年荒唐梦中苏醒过来。再前进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丹心谱》，请我去画速写，上电视；美院附中请我去讲课，美院国画系招考研究生，请我去评考卷。这些活动，不证明叶浅予已经回到“文革”前的工作岗位了吗？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个造反派头目提了一筐苹果来探望老师，说了些慰问的话，忏悔的话，抱歉的话；另一个叶浅予专案组的小头目来请示，要求听我讲课。有几个本系的教师，斗争会上斗过我，大字报上揭过我，见面时，低着头，闭着眼，装做看不见，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来惯于在人前低声下气，靠边行走，此时此刻，突然换了个地位，真使我感到换了人间，反而嘀咕起来，自己发问：“这难道是真的吗？” 1976、1977、1978这三年，如同长夜梦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几次旅行中接触了人间，接触了自然，接触了美好的事物，恢复了健康的思维，心理逐渐恢复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长期带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疮发作，用坐浴方法治，总不见效。1979年夏天到医院检查，诊断是结肠肿瘤，动了手术，切除鹅蛋大小一个毒瘤，看了病历，才知是癌。手术期间，顺便取出一粒胆结石。治癌期间，躺在病床上，肉体伤疤尚未愈合，而打开精神枷锁的灵丹妙药突然降临：中央美术学院通知我，定于8月2日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叶浅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儿叶明明代表我出席大会，会上宣读了文化部党组为叶浅予所作的复查结论，结论原文如此写着： 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同意你院报来的《关于叶浅予同志的复查结论》。叶浅予同志于1944年9 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担任漫画设计工作，是对日伪军进行宣传，应属抗日宣传工作，叶浅予同志并未加入过军统特务组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两次所做结论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在适当范围宣布复查结论，恢复叶浅予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扣发工资。按有关政策规定，归还抄家物资，安排适当的工作，消除家属子女所受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 1979年6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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