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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我十五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进私立盐务中学读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有个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接受新思想比我早，逢到星期天，我去看她，她总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还说下次看她时，她一定介绍个同学给我做朋友。我这时已近十七岁，曾经从《红楼梦》中懂得了一点所谓男女之间的“爱”，但是分辨不出宝玉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和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关系，究竟何者对，何者不对。在此之前，还从伯父家看到一本流行的现代小说《玉梨魂》，是描写家庭教师和学生的母亲（寡妇）之间偷偷摸摸谈情说爱的，我把这和戏文中间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情节联系起来，以为这就叫爱情。至于男女学生之间如何交朋友，我不大懂，只知道可以写情书表达感情。我堂姐说给我介绍女朋友，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促使我去探索一下男女之间之友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还流行一种思潮，认为男女之间至高无上的爱是精神的，不是肉体的。 1924年某一个星期天，我坐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和那位刚介绍的女朋友王文英见了面。会客室就在进校门的大过厅一侧，进进出出的人个个能看见我们，迫使我们这里女两个学生老老实实坐着。本来可以细声细气说说话的，但两个都不满十七岁的孩子，实在嘴上无话，心里也无话，假使坐在西湖边的长靠椅上，也许还能寻些有关课堂的话题谈上两句，现在却坐在众目睽睽的过厅里，大有如坐针毡之感。坐不多久，我只得告辞，也不懂说客气话，倒是女方开口，问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可心里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回到自己的学校，同学们围了上来，问长问短，第一问那位女学生漂不漂亮？第二问我们说些什么话？第三问能不能给他们也介绍个女朋友？我说，第一，我们并排坐在会客室里，我只能斜眼从侧面看她几眼，正面什么样子始终没看清楚；第二，两人自始至终默默相对，临别时约定下星期在湖滨再见，没说别的；至于第三，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怎能提这种要求。结果，那位借给我一套毛料学生装的同学发话：“别人不给介绍，我总得给介绍一个吧？”这话对我是一种威胁，我说，下次去见，不再借你那套衣服，别来神气！ 见面以后，我和王文英之间开始写“情书”。对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想方设法借现代文学作品看，好从中得点灵感或抄点什么，写起来不至于干巴巴。每到星期天，我必到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下工夫写情书。 20年代，社会上虽有了新风气，旧风气还是固守阵地，男女防范很严，学校一律实行男女分校，学监有时要拆看学生的信，以防写情书；有时还监听电话，看有没有人私自和女学生通话。我们宿舍的电话间和学监卧室只隔一层纸窗，王文英打电话来问星期天是否在公园见面，我只能唯唯诺诺，说去，不敢多说，也没什么可说。她又问下星期杭州各中学开运动会，你参加什么项目？我说什么也不参加，却还要添上一句，说同学有参加一千码赛跑的，校队也参加足球赛，表示我校并不落后。从此，我就拼命在操场上练跳高，希望有一天能在田径场上出人头地。 春夏之交，是江南的黄梅天气，经常下雨。一到星期六下午，如果天不好，我在课堂上就着急，两眼老望着窗外盼老天爷行行好，别再和我过不去。心里不住地说：雨快停吧，雨快停吧，明天已约好女朋友在第一公园见面哩！ 一来一回的情书，一星期可以写两次。淡绿或淡蓝色的信封，有时由门房交来，有时到学监房去领。开始有点心惊肉跳，几星期下来，也就没那么紧张了。每次读来信，虽然是些平平常常的语言，可人家就是词汇多，有些语言竟好像在某篇小说里见过。她投之以挑，我当然也得报之以李。这期间为了寻觅文学语言，我读的书真不少。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偶而在字里行间流露爱慕之情，特别是经过几次游湖之后，西湖的山水以至与西湖有关的风流韵事，竟然也在情书中反映出来，好像我们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情绪一激动，情书中的语言也热烈起来，几个月之后，竟然大谈人生的憧憬，直率表达出难解难分的感情。女朋友似乎是天生的才女，信总是写得那么富于柔情，逼得我也故作多情，表现出戏文中的才子模样，竭力写上几句诗一般的甜言蜜语。这一下可不得了，对方亮出了“既然你那么对我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表明我们在情书中私订终身了吗？当时我的反应好像并不怎么强烈，把它当作写情书必然到达的高峰，犹如孩子们玩“过家家”，用积木垒起了一座房，坍了，可以再垒，并没看成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爆发。现在回想起来，王文英情书上的这个誓言，在我这情书接受者心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所以回信时也并未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它。 在这个阶段里，学监已经发现我在交女朋友，彩色的洋信封经常被学监截留，又经常有女声的电话叫我去接，再加上我在学期终了时，煽动同学向学监请愿，要求免考英语。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这学期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至于学业，因为交女朋友，散了心，没好好学习，也被评了个“丙等”。我父亲那方面我倒不用担心，他是个开南货店的老板，只管拿钱送我上学，不管读书成绩如何，我把成绩报告单藏下了，下学期照升四年级没问题，可是见了老师同学总觉得太丢面子，心里直打鼓。 消息传来，厦门大学上学期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脱离厦大，集中去上海办了个大夏大学，厦大则在上海大报登广告，招收江浙籍学生。碰巧盐中有个姓金的同学与厦大的一个助教是金华同乡，那位助教鼓励他跳级去考。金同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又鼓动另外两个想跳级的同学一齐去考。我把这个行动计划通知了我那个女朋友王文英，不知她中了什么邪，或许是要实行那个“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去厦门。到了厦门大学，考期已过，怎么办？还是那位助教出主意，介绍我们五个浙江学生去见校长林文庆。林校长说，许多江浙籍教师学生闹风潮离开了厦大，你们远道而来投奔新厦大，我表示欢迎，决定给你们补考。若能及格，就留下；若不及格，可以办个补习班，明年再考。现下江苏督军齐文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打仗，你们也回不去了，就安心在厦大住下吧。 补考结果，只那位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其余四人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我父亲打听到我和女朋友结伴去了厦门，也没考上大学，立即汇来旅费一百元；催我回去。其他两个同学也动摇了，于是我们四人结伴，搭了一条带客的货轮回到上海，转回杭州。此时江浙二省形势大变，福建督军孙传苦钻了浙江誉军卢永祥的后门空档，一举占领杭州，再举而占领南京，自称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成为奉直二系之外的独立大军阀。说也奇怪，孙军开进杭州之日，也是西湖雷峰塔倒坍之期。两年之后，广东的北伐军分两路进军，西路攻克武汉，东路攻克上海、南京。大军阀吴佩李、孙传芳一败涂地，江南一带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 我回到杭州，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老家。王文英是杭州人，回父母家去了，有时来看看我。我所苦恼的，是今后怎么办？和女朋友热了一阵，这时已经冷下来，为自己找出路要紧。父亲知道我没脸见他，见我一直不回去，急了，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所以亲自到杭州来把我押了回去。我是他的大儿子，好不容易读了三年中学，只差一年就毕业了，忽然出花招，要跳级，白白在厦门浪费了半年，花了他一百多块钱，他实在痛心，非要我回盐务中学去补读不可。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回到家里，父亲直骂，我一赌气，一个人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思前想后，心里直生气，但并不想死。母亲急了，派人四处寻找，竖拉横拉把我拉回家去。这一闹，父亲的骂声没了，母亲的劝慰多了，可我心里更烦。 母亲说：“阿羊呀阿羊，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一百块大洋，是拿两亩田抵押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你阿爸叫你回盐中是句空话，还是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吧。”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醒来，什么读大学，什么交女朋友，都成了泡影，唯一必须考虑的是，抛弃一切幻想，找个独立谋生之道。 那天我父亲闯进小旅馆，王文英也在场，她看形势不妙，便自动撤退。她也许和我一样，什么叫“恋”，什么叫“爱”，一概不清楚。小孩子“过家家”的日子结束了，从此我们之间断了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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