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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良机，1925年，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一心钻事业，把十七岁交女朋友之事忘得一干二净。此时已到二十三岁，父母急了，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在浙江老家给我定了一门亲，逼我回去成亲。 这一逼，逼得我想起当初交女朋友之事。谈情说爱虽无结果，婚姻自由的权利怎能放弃？但反复思考，又觉得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女朋友；再一想，旧社会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成婚的不见得个个家庭都是怨偶，何况父亲信里说女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呢。不如顺从了父母之命，既荣宗耀祖，又得个人实惠。当时我除了满脑子封建意识，还加上赌徒的侥幸心态，所以就让父母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此外，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我也很感兴趣，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一尝当新郎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和我的旅游猎奇心理是一致的。许多因素凑在一起，把终身大事当成儿戏，当成赌博，还美其名日等重父母之命，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旧社会，在男女关系上，把“始乱终弃”的男人看作歹徒，而我以父母之命为掩护，把罗彩云娶了来最后以‘文盲”、‘好逸恶劳”、“只生不养”等等借口遗弃之，不正是歹徒的行径吗？追根寻源，看一看我十七岁的那一次不成熟的初恋，正是从那里走向反面，让父母为我建造一个幸福的天堂，说穿了，我的行为是逆反心理的表现。罗彩云最后被抛弃，成为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是我逆反心理造成的恶果。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熟识的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用的长袍马褂，还为父亲筹措了一笔钱，帮助他把喜事办得体面些，就这样回了老家。 叶家大厅和往常一样，由肖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满，迎亲花轿和新娘穿戴的凤冠霞被，也由他们办。从亲族家借来了桌椅板凳、椅垫桌围、从轿行请来了轿帮和吹唱堂茗；又约好厨师一伙，十六回切艺人一伙；还特请族内权威一人，名为“账房”，实系全局总管；加上采购、担水、打杂、跑堂的班子，总计二十来人。迎娶吉期前三五天就把工作班子招齐，其中以厨师一伙任务最重，必须最先到位。我家二房、三房的长子，两三年前就在这大厅里操办喜事，现在轮到我第四房的长子办喜事，一切都按旧规办，缺哪一项也不行。所谓“旧规”，就是按富裕人家的惯例办事，其日程是： 第一日：起媒。请男女双方媒人吃一桌。 第二日：发嫁妆。由男家派人到女家抬嫁妆。高标准是四箱四柜、挂帐大床、四仙桌、绸面被八条，以及子孙桶（马桶）、衣橱、衣架、等新房用具。 第三日：发轿迎新娘。鸣锣开道，迎新花轿在前，媒人陪同新郎在后，并以吹奏乐队相随，到女家迎亲。女家鸣鞭炮相迎，设筵宴嫌人、娇客及迎亲队伍。宴毕，奏乐，催轿，新娘盛装加头盖，由一长者抱进花轿，后堂发妇女哭声，表示惜别。 花轿到男家，新郎新娘先拜祖先，后拜公婆，然后对拜，送入洞房，抛喜果，饮交杯，礼成。是晚盛筵宴女家送亲者（新娘的父或兄），宴毕，众宾客持烛台送新郎入洞房。红烛高照，众宾退出，新人共入驾帐。 第四日：专席宴新娘，俗称“请新娘子”。新娘盛装，凤冠霞被，坐首席，四女傧相（俗称“照灯姑娘”）陪之。新娘不饮不食，伊若神明，意即为族中迎来传种接代之人，或系女系社会之遗风。 第五日：行“三日入厨下”古风，新娘由婆母陪同到厨房，持葱切三刀，象征移交持家之职。是晚设筵宴请族外宾客，俗称“人情宴”。 第六日：宴请诸执事，俗称“洗厨宴”。宣告喜事办完。 第三日、四日、五日之宴，皆用十六回切古制。一席六人坐三面，空出一面，围以红毡桌围，桌活燃红烛一对，标志喜庆。所谓“十六回切”，即坐席前已在桌面上摆好的十六样冷盆：四水果、四干果、四甜食、四冷荤。坐席时主人唱名，客人到位，主人敬酒。宴新娘那晚，一般由小姑子敬嫂子，交礼乐中两人互换位置，互相敬礼；女戏文中宴大宾客，交错走步，颇有乐舞意味一般要事先在新房中排练，以免出错。 凤冠霞披为贵妇礼服，沿用已数百年。 筵席十六回切，即分之冷盘，饮酒一巡毕上热茶，先是四热烩，继之为四大菜，四点心。上大荣时，须奏乐，表示宴会高峰。四点心之后是四饭菜，饭菜中双鱼一味，不许动筷，以示“吉庆有余”。整个筵席荣肴连十六回切，共计碗碟三十六味，所谓“饭菜”，不过象征性地扒一口饭，然后奏乐散席。 如此规模的喜庆场面，所费当然不少，而且夜以继出前后七八天，许多人忙来忙去，为着一对新婚夫妇。当时我一时冲动，要尝尝这兴师动众的古礼的滋味，使自己和罩上头盖的新娘如同或文中的演员，又像提线戏中的木偶，由人摆弄。喜事办完，戏文散场，新郎仍在自己家，生活照常，而作为新娘，从娘家被人抬到舅家，既是客又不是客，经过“三日入厨下”的表演，成了这家的主人，就得像主人一般行事。我母亲是个能干人，要求媳妇也得能干，可是新娘还处在似客非主的地位，那日子实在不好过，稍一不慎或一失手，就得看婆母和姑子的脸色，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和自己共床第的所谓丈夫姑爷了。对着姑爷，不妨耍耍姑娘脾气，姑爷成了她唯一的保护人。 当我要回上海之际，新娘费尽口舌，非得跟我去不可。我以为大礼已成，她得乖乖地在老家当儿媳妇，所以不同意带她走。她口出怨言，甚至寻死觅活，闹到婆婆开口，站到媳妇一边说话。母亲有母亲的算盘——儿媳一走，可以避免许多口舌，保住当婆婆的名声。因此，我不得不接受母命，带着罗彩云到上海，过起小家庭生活。 那时，《上海漫画》编辑部从四马路麦家圈迁至南京路，我还兼着云裳公司的服装设计员，两处上班，薪水不低。小家庭租在爱文义路某弄堂里一个前楼，厨房在楼下灶披间，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把家务事托给房东太太照顾。新娘子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头几天小心谨慎，不敢走决，过了几天，自以为走熟了，一不小心滑了脚，从半楼梯摔下来，幸亏房东太太把她扶上楼，躺在床上不敢动窝。我回家吃饭，刚进门，房东太太拦住我，把发生的事说了，告我不要紧，只闪了腰，贴上了止痛膏药，就会好的。我上楼一看，新娘子好像孩子见了妈，一副委屈相，差点流眼泪。我直道歉，表示不该把新娘子一人撂下不管。知道她还未吃饭，马上下楼请房东太太帮我下了两碗汤面，端上楼，把新娘扶起来，面对面吃了。新娘认为，这顿饭该是她做的，现在反而要我伺候她，她很抱歉。饭罢，我扶她躺下，又去上班。傍晚回来，发现她已在厨房里做晚饭，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这个老上海，怎么能把一个乡下姑娘撂在家里瞎摸瞎闹呢？回头一想，要是娶的是上海姑娘，经这么一摔，起码要耍耍小姐脾气，埋怨我一顿，躺上三天，逼我找个阿姨伺候她。罗彩云闪了腰，躺了半天就下楼做饭，到底是个贤妻，以后必然是个良母。这一意外事故，把老家吵吵闹闹的事洗涮得一干二净。为了讨好她，我特地在一天下午，陪她到三马路选购衣料鞋袜、胭脂花粉等妇女用品，使她感到她所嫁的是一个会体贴老婆的男人。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养，我则算好她分娩的日子，按时赶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个儿子，小名申布，族名善来。四年后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一儿一女都是请奶妈喂大的。生明明时，申布已四岁，丢给我母亲抚养。罗彩云无事一身轻，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我那时正画《王先生》稿费收入每月超过一百元，同时兼编《时代画报》，加上零星稿费，总共将近二百元，在漫画群体中，算是拔尖的，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生》局面已经打开，每周《晨报》一篇，每月《时代》一篇，每半月《北传》一篇，创作负担相当重，白天到时代图书公司上班，晚上绞尽脑汁画《王先生》，有时熬到深夜。这位罗氏夫人起初还亲自下厨，做几样好菜陪我吃顿饭，后来却逍遥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来得很晚。因为她是文盲，和书无缘，精神世界非常狭小，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总是话不投机。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除了所谓生物人的关系，毫无社会人的交流。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儿吧！” 生第一个孩子，罗彩云说自己没有奶，非雇奶妈不可。我不信，由我母亲验证，才雇了奶妈，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妈，孩子落地，奶妈进门。我很奇怪，罗家族内嫁到县里来的姑娘，几乎个个生而不育，都雇奶妈，难道这是她们罗家的遗传？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故意问她，为什么没有奶？她虎起脸说，我当姑娘就束胸，我们结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马甲撕破了，难道忘了！她这么回答，我还问什么？ 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个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 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志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根，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抢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带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做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几个字，记得1935年我和梁自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模就换得出来，在娘家早就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法抵抗。 碰上我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不给我制造太大的麻烦，我会随遇而安。在初到上海阶段，她人地生疏，我自认为对她有保护的责任，比如那次她从半楼梯摔下来，我承认是我失职，事后陪她逛街买衣料鞋袜，弥补我的过失，记得我还陪她到一个朋友开的照相馆，经过特别设计，拍了两张婚后合影，两人相对微笑，看来相当融洽而富于情谊。直到今天，我还从旧相册中找到那两张照片，给我女儿和孙女看，表示我当年对罗彩云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我们两人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接触的世界，差距愈来愈大。到了1935年，我认识了那位女画家梁白波，吸引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原来的这个不太协调的家庭就被破坏了。 这个家庭是被梁白波破坏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所积累的心理变态破坏的。上面提到，每当我感到寂寞空虚时，就会独自出去寻乐，寻觅势补。白波的出现，真正填补了我心灵上的空虚，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以求灵魂获得比较稳定的充实。但是要改变处在夹缝中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道德对我的束缚。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液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利相待，罗氏伊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名份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我定个名喻，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我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能办离婚？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传的理由为她是明煤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 月13日进攻上海，一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过她们，当时儿子申苏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布于194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布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云在浙江老家和我办了离婚手续。以后她一直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文化大革放”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住了三年牛棚七年监狱，无力支付罗彩云的赡养费，全靠儿子、女儿供养她。有一个时抵明明曾接她母亲到北京住了一阵。后来也许因为罗彩云是反革命分子叶浅予的老婆，被赶回南京，仍然依靠儿子生活。 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了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个消息，我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这是她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控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回首当年由于我的轻举妄动，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始乱终弃”，我后来又被梁白波、戴爱莲所弃，可以说也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因果报应”。 我真信什么“始乱终弃”和“因果报应”吗？不！自从和罗彩云办了离婚手续，我以为再也不欠她什么了。认真回忆1935年那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一百三十六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我挣扎得好苦啊！所谓“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现在是1989年，我正在写婚姻生活的回忆录，首先想到的是罗彩云。是她，使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倒隐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仟诲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个性解放是人的固有权利，谁也无权阻止。我完全肯定我和梁自波的结合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罗彩云之处于文盲地位，她自己不能负责，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对这次婚姻的盲目性。后来一旦清醒，一旦觉悟，应该坚决纠正，不应该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地拖累对方。我有内疚，也是实情，等到变成白发老翁，才来暴露内疚，未免大虚伪了。在罗彩云问题上，我不怕人骂我害人，也不怕人骂我虚伪，我是徘徊在封建与开放夹缝中的一个怪胎。1954年我儿子劝他母亲和我办离婚手续，是下一代人挽救上一代人的合理行动，我很感激他这一大胆的行动，使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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