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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抄，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情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官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杭城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唯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十五岁那年，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万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建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菜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深。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宁、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探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措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尾（自行车）奔玉林、资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情的接待，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十五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三十三岁，她二十四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东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来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第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我是三厅成员，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思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还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应回去办移交。我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爱莲去见了恩来。周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因为我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的水域里游泳，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我的帮助，于是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二十四小时内夜以继日向重庆倾泻炸弹。这样继续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起初我们寄住在张家花园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我们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倒坍，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勒逼邱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使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的两个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民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所见所闻的材料画成《重庆行》漫画八十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与爱莲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我举行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们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个农民家中，为时将近一月。后来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和几个朋友混在难民队伍里，通过澳门、石歧、新会日寇占领区，在江门买了良民证，走到自由区，在肇庆搭上西江拖渡，回到桂林。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二十三幅，纪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折，成为以后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此组织活剧会演，集中了南方几个演剧队表演节目，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办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作形体训练。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放松，爱莲只知英语“nelex ”这个词，不知中国话该怎么讲，幸亏丁聪在场，当了临时翻译员。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巧茉莱夫妇也从日本集中营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我们同住一处民房，后来他们和美联社取得联系，先期去了重庆。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说实在的，除了我，谁也摸不清什么节目该穿什么服装，该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爱莲在换服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跟包者，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1949年重庆那次“边疆乐舞大会”，戴爱莲是主演者，我则既是节目组织者又是海报设计者和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组，决定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采访藏族乐舞资料。我们两人先期到成都，寻求去西康的关系，同时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最后，我们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的双重关系到了康定。 在康定住了一个月， 爱莲采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戴爱莲反过来成为我的跟包，当我的对外联络员、翻译和画展招待员。但她开表演会，我仍然是她的眼色，而且是乐队成员，《哑子背疯》的锣鼓点子，就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 1943年我们住在四川北温泉时，爱莲是电化教育训练班的舞蹈教师，我作为家属住在学院的松林宿舍里，因生活艰苦，用不起做饭的阿姨，我们有时在小饭馆包饭，有时则由我掌灶管两人的饭。这次在纽约期间，因跑唐人街饭馆花钱太多，住处又有厨房，就仍由我来掌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副食品奖齐。那时老舍也在纽约，我们经常请他来共享我做的美味佳肴，一同解馋。 爱莲十五岁离开千里达老家，随母亲在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她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1947年我四十岁，她三十一岁，她思家心切，决定从美国回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他们见见她从祖国带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这女婿和她一样有一手吃饭本领，必要时还能做一顿祖国的美味孝敬老岳父和二姨哪！可惜，千里达的华侨全是两三代的华裔，祖籍广东，自己老家是哪县哪乡都弄不清。戴家连自己的姓都没了。平常说的英语，满带乡土口音。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出了一个陈友仁，当过北伐时代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戴爱莲是回过祖国的唯一舞蹈艺术家，千里达人民特别欢迎她，不久前她在纽约表演两场节目，千里达报纸一片赞扬，盼望她回来为故乡表演一场精彩节目。为了表演《春游》和《巴安弦子》，我们特地从纽约请来一位男伴舞的名叫乔治。演出那天，我照例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但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来，在爱莲的表演会前几天展出。岳父虽穷，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回纽约时，海关检查行李，发现爱莲衣箱里装的都是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服装，以为我们是服装贩卖商，要上税，经再三说明她是舞蹈演员，是表演节目用的舞台服装，才免税通过了关卡。 1949年春北平解放，7 月举行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队伍会师，成立了文学艺术联合会和各协会，我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1950年文化部聘请爱莲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来，冷不防戴爱莲向我提出离婚，这真像晴天霹雳，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已爱上别人了。我问是谁，她说是个在我家住过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捏指一算，从1940年到1950年，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翻阅画筐，发现1944年在四川北温泉松林宿舍画的一幅题为《松林人物志》的画，其中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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