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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王人美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书名《我的成名与不幸》，最后一章写的是“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且看她是怎么看我的： “我和叶浅予在1955年结婚，是老夫老妻了。过分熟悉，反倒觉得不知从哪儿谈起丁。这样吧，就先说说眼前这座房子。这是座老房子，大门关不严，水管漏水，地板腐朽，房管所修了几次也没全修好。我催他再去找找房管所，他不但不找，反倒帮着房管所说话。说什么房管所也有难处，这些房子百孔千疮，房租收来都不够修缮费用，还说不要为生活琐事烦恼，要知足常乐。你看，这老头子多倔！想起我们搬家的时候，正急需钱用，他却不声不吭，把补发的三万元工资全部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作为毕业班优秀学生的创作奖金。这三万元是他十年的补发工资，钱捐出去了，搬家要花钱怎么办？只好向荣宝斋借了一千元。叶浅予借钱，有人不信，他们认为有点名气的画家，都是腰缠万贯。其实，叶浅予经常两手空空。记得我们1955年结婚时，他四十七岁，我四十一岁，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笠、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民等等。叶浅予花了将近二百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二百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叶浅予这个人从来不爱攒钱。” “现在叶浅予的画荣宝斋一张标价两千。许多人以为，画价这么高，他分成一定不少。我说，那是你们不了解情况。叶浅予从来不赞成画价过高，相反，他主张压低画价，而且从80年代起，他拒绝向任何画店售画了。” “他对青年画家是爱之深，责之严。有一位女画家周思聪，是他一的学生，很勤奋，也有才气。有些地方约她去当场挥毫，一些港商也以优厚的待遇邀她去香港卖画并表演。老头子知道后，心急火燎，专门把周思聪请到家里，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告诉她，成功标志着新的起点。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必须再下苦功，如果到处去表演，那会毁了自己。他不但苦口婆心开导周思聪，还告诉约请周思聪去香港的画商，不要毁了我们的年轻人。” “叶浅予受到墨西哥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影响，从1933年开始手不离速写本。有趣的是我们1952年认识以后，有时也到公园茶室里坐坐，他掏出速写本，勾画周围的茶客和过路的行人，一画半天，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几乎忘了我的存在。”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偏瘫，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晦，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我的成名与不幸》 由王人美口述， 作家解波执笔写成。这篇被我删节了的“倔老头叶浅予”，也是以口述的方式由解波记下来的。“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一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也不懂。”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我应该根据这个观点，回忆我和王人美的共同生活。 王人美，原籍湖南湖阳。父亲王正权，是长抄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毛泽东也是他的学生。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兄弟姐妹七人，她最小。七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那时她已进小学。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螫了一下，化脓成疾，竟至危及生命。 父亲去世后，人美随哥姐到武汉，哥姐都在汪精卫的政府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实行反共，许多左派人物被杀或逃亡，王氏请人易散。人美和三哥王人艺随二哥王人路到了上海，进入黎锦晖的美美女校学歌舞。 1928年5 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十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按榔屿、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振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他和胡布被称为明月团的“四大天工”。电影导演孙瑜慧眼识英雄，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变而为联华影片公司新片《野玫瑰》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自己演自己。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走上新路的一个里程碑。 它获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渔光曲》的主题歌曾经风靡一时，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见到王人美，便会想到《渔光曲》。那以后，王人美又主演了一些影片。解放后，她成为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她忽然神经错乱，我把她送进北医的精神病院。在治疗过程中，逐渐知道1950年她从香港回上海之际，正赶上文艺整风，有人向她身上泼脏水，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来往，她受到极大刺激，曾经被送进疯人院。幸亏她二姐王明霞把她接到北京，住在她大哥王人碰家，她神经获得松弛，病才好起来。从此以后，人美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据地的回忆说： 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他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报考美军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也没有眼泪……我觉得夫妻之间即使爱情已经消失，友情仍然可以存在。爱情有时是自私的占有，友情却是无私的依存。 我呢，1951年通过官方手续，和戴爱莲离婚。说实话，我是流过眼泪的。到1955年，我已独居五年。 王人美当年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丁惊家里见过她，这次经朋友介绍，目的明确，希望我们合组家庭，解除寂寞。应该说，我们彼此对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经过几个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要求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这么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过去的环境、生活，养成了我某方面的依赖性，1952年病后更造成了过分自卑心理。我也曾想到如果有个知心的人，能够在事业上帮助我，生活上关怀我够多好呢。因此形成了目前的恐慌。这是我的心情，也许你要批评我吧，我愿意接受。”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也许是一个女性的常态。这里面可能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也许是对我的警告，语言叙中带硬。 事实证明她的考虑是有预见的。我们按照世俗传统习惯，在北京西单一家饭馆定了两桌席，请朋友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因此在家务上开始发生矛盾。结婚才一个月左右，某一天，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们两人顶撞起来。她一本正经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才一个月便要离婚，简直荒唐！ 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 乍一听，这顶帽子新鲜，但也可以理解，可能冒犯了她什么。 我说：“咱们都四十多岁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 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岁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 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 给我这么一反驳，她好像有所憬悟，口气变了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除了作为生物的人，特别注意如何做一个社会的人。我逐渐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是，这内外之间，界限很难分清。例如，她对甘雨胡同的住房总不满意，老是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总给她“拖”，拖得不耐烦，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采取“顶”的办法，也就是“倔老头”那篇文章所说，反过来站到房管所的立场，替房管所说话。内掌柜火了，拿出她的杀手锏，说要搬到北影去住。她是北影的演员，有权向北影要住房，但北影的领导却认为王人美和叶浅予结了婚，住了叶浅予那七间房的小院子，怎能再占北影的宿舍楼呢？王人美屡次碰钉子，便屡次和我闹别扭。闹的中心内容是不该和我结婚，以致丧失了她在本单位应得的权利。 在我们第一次闹离婚之后，为了保证内掌柜的职权，人美借故辞退了跟我好几年的北京老阿姨，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干了没多久，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她，她又把湖南阿姨辞了。对这件事，外掌柜不以为然，内掌柜却板起面孔说：“别噜嗦，这是我的事，你别管！保证不亏待你就是！” 这样吵吵闹闹，人美也感到有点过火，在一次信里她写道： 关于求同存异是不是运用于夫妇之间，我没有很好研究过，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感觉上不认为能行。因为如果像目前情况，我们分居两地，所要求者是赶快见面，别的一切都可以不顾及到对方，当然会过得很好。可是两人每天在一起，还有说舌头碰不到牙的吗？只顾着求同，现实生活还过不过呢？总之，让我们经过实践再改进吧。 在一次通信里，我写到希望在生活中有点幽默感，不要老是那么紧张和严肃。她回答道： “生活中带点幽默当然能使人轻松愉快，问题在于幽默和讽刺的界限很难划分。如果过了那个‘度’，是会使人难堪的。我虽然一般地说对事物较比认真，但不至于到完全不懂幽默。可能是在我的印象中，你不是富于幽默感类型的，因此常引起误会。” “我本来就是不好说话的人，拼命在培养自己多说，然而经常都感到话似乎都是多余的。就拿你举的例子来说吧，你的结论还是‘废话’。其实我倒同意你后来的一句话：’谁都没有知道谁肚子里在想什么。’这出戏按我的舞台指示是这样的： 人物：我（对事情比较认真，想得很周到，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好的，然而常得反效果） 你（有意识地在改造自己的大男子主义，然而仍不免经常流露） 时间地点：文登路早餐进行中 我：（吃完要去冲茶，想着糖盒应该带回去，你尚未吃完，可以让你带）你吃完把糖带回去吧！ 你：（责问地）为什么你不拿呢？ 我：（心想我也不吃糖，不爱喝茶，凭什么这点事你都不肯做，有点生气，直率地）你就不能拿一下吗？ “根据你我两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完全说明我们之间是不够了解。我确实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通信，比较冷静地把该说的都说个明白（哪怕过头一点）。摸清楚毛病在那里，以便纠正，如何？”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人美如何在抓我的“小辫子”，用以证实大男子主义的症结所在。而我呢，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不以为然，认为小事情无关大局。这可把她惹急了。在另一封信里，她非常严肃地提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头来写这封信，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儿什么。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然而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呢，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主妇。因此，在双方认为适合的条件下，我们结了婚，而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神经病（关于这病，你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毕竟是我们已同处了五年，双方的感情也在逐渐增长，然而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片断都可以看到，如果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那就该沉默寡言。记得我们也曾同去过北海公园等处，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以后咱们也不用试图同出同入，而应采取各自为政的办法。总之，在我这方面来说是不愿意沾你叶浅予的光的，所以在有一次我托吕思买票，她使用了你的名义，你听了不高兴地说：‘不要乱使用我的名义’时，我是非常生气的。从那次以后，我就更是离你远了。很多问题，我精神上得不到解脱，工作也不顺心，而客观上和主观愿望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在这次特定的写申请入党的材料时就又犯了病。对于病，我是有信心使它痊念的，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彻底解决，我认为我是还会犯的。” “昨晚我又梦见了金焰，他现在的情况也不比我好，身体糟透啦！那还是次要问题，我相信他精神上的痛苦更厉害（这当然是我主观猜测）。不过，这些我觉得我是不应负很多责任的，也许是他罪有应得。我只有一句话评他：本质是好的，以后受环境影响太厉害。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从现在起，我决定将与他千丝万缕的情绪割断，好好做你的爱人、主妇、同志，并使我们共同的事业更迈进一步。” 1962年我外出旅行，收到人美同样内容的一封信，但口气比较缓和； 关于这一次临走前的别扭，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因此相互不够了解，各人都抱着对对方成见的看法，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又加上一个，越发展距离越大。末了，我们之间的对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话说出来就像枪予地一样，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不知你能否同意我这种看法？今天没有时间，过一天我希望着能将思路整理一下，好好交交心。望你也能在闲暇时冷静地想想，谈出你的看法，或者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让我们沟通一下思想，以便改造这种家庭没有温暖的现状。我相信我们双方还是有这样愿望的吧？ 收到这样的信，心里很受冲击，难免要在回信上说几句，必要时还得解释几句。可我的待人之道，有时总要替对方多想想。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最怕别人小看她，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不注意她是个女人，需要男人去抚慰，去关心。回想起来，也许这就叫大男子主义，所以嘴上尽管说要改，实际上不认识大男子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何况我对她的大女子主义也有成见。因而，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扩愈大。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不论矛盾如何尖锐，也不至于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有时语言过火，难免伤了对方心灵，等到冲击停止，心情平静下来，谁都会想到我们之间是一家人，总有个与人为善的好心，不管怎么样，和平的日子多于战争的日子。人美在信里刺痛了我，说什么我爱的是戴爱莲，她却不知道戴爱莲现在在别人的怀抱里；她把金焰那位电影皇帝的宝座看得如此神圣，也刺伤了自己。最后还得抚慰自己，割断千丝万缕的情丝。 整个50年代，谁都在政治运动的枪尖上生活，平常说话或者写起信来，人人都不免有一套政治术语。人美在1957年前后，一心要入党，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请书，当然得有一到自我标榜和自我批评的面孔。我这个被讥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人士，处在政治运动中，也得有保护自己的本领，因而，在给主妇写信的时候。也总得有刚好看的面孔。可巧，在回收抄家物资的文件中，发现了几页叶浅予致王太美的信稿： （一） 老实说，青岛的日子过于舒服了。我是带工作来的，可没有完成。第一星期写了五千字，劲头还有，第二周就放松了。一算，时间反正不够，玩了再说吧。况且，青岛原是个休养的地方，大家都“松”着，我“紧”什么呢？临走时还有些恋恋不舍，回家空荡荡，怎么受得了？上车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的情绪。…… 1956年王人美参加文化部青岛哲学学习班，我以家属身份去玩了几天。回家后写了这么一段颇带感情的信给她。 （二） ……大佛寺很安静，但是门铃和电话的响声对我威胁很大。据说海涛在香港发表文章，其中有谈到大佛寺的一节，题目叫“人美的家”。很荣幸，这回我做了你的配角。 这几句话，略带幽默感，是漫画细胞的表现。 （三） 接到你的信，难过了半天。生活里许多任性和主观的表现，过去曾经害我不浅，自问已经改了许多。但是这一年来伤害你的地方还是很多。我不预备作检讨，只希望时时提醒我。不过，有一点是我的优点。就是，尽管我们之间有点小小别扭，我从来不耿介于怀，因此我对你不存在什么戒心。希望你也不要对我存什么戒心，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让互相容忍代替互相成各吧！我想。两个都有点小脾气的人凑在一块，是天作之合，来个“相克相生”，岂不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 （四） 今天接到17日来信，非常高兴。好不容易送来这么一句很有分寸的问话：“很奇怪，为什么你不给我来信呢？”其实，你刚发出这封信的时候，答案就马上到了你的手上了。 全身心投入学习哲学的日子里，匀出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恋爱，是极为必要的。我觉得我们结婚结得太快。应该补一补恋爱的课程。上回你信里有些牢骚，逼得我想起去年刚结婚不久和我赌气的那儿夭，那股子别扭劲儿，真使我有些害怕。我想那时候我们的确还不是很了解的，可是彼此都以为很了解对方似的，这是因为彼此自尊心很强。老实说，那就是自欺。等到开始互相真的了解时，不免要发现一些不很如意的情况。这时候我们的自信心便受了打击，感觉有些委屈。如果积极一点，勇敢一点，把这种委屈解剖一下，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情由，那么对促进彼此的认识和培养彼此的感情有极大的作用。你曾对我下过警告，在我说起来也是一种委屈，虽然我在口头上不大满意这种压力，可是我认真地考虑过你为什么会表示这样的态度。我的结论是，责任在我！因为我没有真正了解你。现在我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做一个妻子是不简单的，尽管历史改变了，人们的意识还远没有改变，所以做妻子的还背着包袱。 （五） 昨天下午从天津回来，接到你的信。文登路六号早餐的一个小镜头有了发展。我同意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对我的批评，可是不太同意对你自己的估计，好像一切都为了我，而往往吃力不讨好。为什么那么容易抱怨呢？因此，我懂得你的沉默就是抗议。我仍然希望你对我不要有成见，杀大男子主义不要杀得太激烈，太激烈，老头子吃勿消。 五号到天津那晚，写过一封信给你，感情比较冲功。那晚我的确想得很苦，因为在这次通信中，我们似乎直接近了。 我们两个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有许多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或许觉得遗憾，但这回却觉得应该有“存异”的必要。夫妇的和平共处原则，也不外乎求同存异吧。 以上的几封信，估计都是1956年青岛之行和人美重度蜜月之后写的。为什么叫“重度蜜月”？这是因为自1955年以来在共同生活的一年中发生过多次矛盾冲突，彼此之间积压了许多成见，一时不易解开。看岛之行，她是主，我是宾，周围都是朋友，加上最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家庭琐事干扰，心情舒畅，胸襟开阔，比较能容纳对方的意见。所以在信里强调恋爱补课的必要，这是在感情上有了交流的收获。 1980年为了大佛寺换房的事，人美骑车跑房管所多次。5 月12日那天上午又骑车上房管所，下了车忽然跌倒，待要开口，却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住过神经外科病房，确诊为脑血栓。治了一个来月，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幸声带恢复机能，消化系统完好无损。出协和后，移三O 九部队医院继续治疗，又经三个月，能下床扶拐杖行动，才出院回家。这时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的房子已换成甘雨胡同二十四号，北房三间，西房五间，相当宽敞。但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嫌地板破旧，大门腐朽，和房管所闹个没完。她可能在想，自己送了半条命，换来这破房，实在倒霉。同时又四处张罗，托人寻找治偏瘫的神医，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活过来。可是事与愿违，愈性急，愈难治，愈难治，愈性急。我怕她精神分裂症的老毛病会再犯，说也怪，自从患偏瘫症以来，患了十多年的高血压似乎不治自愈，精神分裂症也被脑血栓吓退了。人美的急躁脾气却愈演愈烈。稍不称心，就对专职侍候她的保姆和做饭的阿姨破口大骂，或借故把人家撵走。保姆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邻居们窃窃私议，连居委会都出面为保姆们撑腰，甘雨胡同二十四号成为众矢之的。有时这位家庭主妇矛头指向家主公，我只好忍气吞声，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闹，惊动四邻。几年过去，人美自知这病难以彻底解除，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甘雨胡同二十四号有过一段平静的时期。 1986年春，派出所通知甘雨胡同路南段居民，这一带已划归台湾饭店建造新楼，一年之内要准备搬迁。搬迁条件将由台湾饭店和各家协商。不久，拆迁协议确定：叶浅予在西三环北路22号中国画研究院租画室二间，王人美在北影招待所租住房二间，各暂住一年，应付房租由台湾饭店担负；台湾饭店在北总市胡同为拆迁户建新楼两幢，限一年内建成。 我们于1986年秋季迁出旧居，从此分居两处。我每周末到北影招待所看望人美，她也有时到研究院来看望我，两人互相来往，像走亲戚似的，倒也别有情趣。不料好事多磨， 这年12月4日，传来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走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神志不清，现躺在积水潭医院急救病房。我赶去看时，她双眼紧闭，右颊碰破， 肿了一大块， 全身瘫痪，目不能言。医生确诊是脑溢血，说还可能变成“植物人”，无知无觉地长期躺在病床上；也可能形势突变，永离人间。 1987年3 月，我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人美的病情化心，忽然感到心脏隐痛，经医务室做了心电图，立刻把我送到空军总医院。和1976年那次“心肌梗塞”一样，则我躺在床上，不许动，输液，输氧，我心里有数，大概心脏老毛病又犯了。此时我还惦记着老伴，不知她最近情况怎么样了。幸亏有个好女儿叶明明，忙着两边跑。待到4 月12日早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2 时，妈妈呼吸停止。女儿劝我不要难过，说这样也好，假使长期做“植物人”，妈妈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这四个月，她的消化系统已逐渐丧失机能，全靠输氧灌奶维持生命。到了最后，生命濒临绝境，一切人工救治都已失效，只好与世长辞了。这时我也躺在医院病床上，只能默默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1987年4 月23日，人美遗体在八宝山火化。火化前，生前好友向她遗体告别，而作为她三十多年的家庭伴侣，我却只能从空军总医院窗口向空中遥祭。我口中念着下面一首悼亡诗： 急讯传来： 人美跌了一跤。 神志不清， 昏迷不醒， 快去积水潭医院探明！ 急诊病床： 手背连着葡萄糖瓶， 鼻孔塞着氧气胶管， 右颊肿起一个大包。 闭眼，喘气，僵身，平躺， 床治站着小子， 那个黑龙江姑娘。 一阵心酸； 倔老头儿默默盘算。 为什么只顾画思呀文思呀， 不分点心思给半身瘫痪的人呀， 一代大演员不是在埋怨吗？ 三十年代： 赫赫名声，闪闪明星， 《渔光曲》激荡人心。 五十年代遣到突然袭击， 要你交待什么见不得人的经历， 逼得你精神分裂， 有口难辨，声嘶力竭。 一九八O： 血压升高，阻塞了脑血管， 四方求医，不幸成了左偏瘫。 活蹦乱跳飞车手， 莫奈何，支着拐杖，扶着姑娘。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闭，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两口，家破人散，政治平反。 各有千秋： 平反冤假错案，补发工资三万， 难煞老翁穷汉，捐讫浑身舒畅， 老伴生性好强，搜出多年积攒， 五千一架钢琴，送进小学课堂。 吵吵嚷嚷： 你说，宁可撑破肚子，也不占个盘儿， 我说，宁可占个盘儿，也不撑破肚子。 你说，菜么，就得讲究色、香、味， 我说，不开饭馆，讲什么色、香、味。 你懂得治家、养生；我信的玩世、活命， 你的细胞是“儒”命，我的细胞是“道”命。 一代名优： 早已写下遗言， 一反常态，暗暗自叹自贬； 共产党员，怎可心急气粗！ 家庭主妇，何必絮絮叨叨！ 老汉八十： 多么想老伴你为我做一顿生日美餐， 政协会议正酣，老汉心脏查出异状， 急忙送进医院，和你一样躺在病床。 “四．一二”噩耗传来， 生离死别是什么滋味？ 八宝山最后一面，无缘赶上， 遗憾呀，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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