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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澳督府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谈判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何贤了。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叫起来:“喂,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搪塞过去,只好说:“贤哥,我也不能做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不是吗?”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工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当天下午,何贤与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对何贤言语的冒犯并不生气:“我去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回来再给你打电话,明天说不定还得劳你们再跑一趟。” 何贤这边刚把饭碗撂下,那边罗保的电话又响起来了。澳督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条件都不答应。 何贤对罗保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在拱北,黄施民等人也在与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会上气氛仍不轻松,对立情绪也没有化解,黄施民对大家说:“何贤、马万祺两位先生是爱国人士,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信使的角色。无论怎样结局,他们都为关闸事件的妥善解决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热情对待他们。”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转述澳督的意见,事态当然不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大陆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只有两头讲好啦!……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中澳双方都把何贤看作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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