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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特务还是白忙活了一阵“小动作”，根本来不及放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何贤乘坐的小车，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事后调查证实，这两起蓄意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均为国民党特务颜某。为了惩罚凶手，黄子雅怒气冲天地嚷着要“干掉”颜某人。 何贤却道：“我本人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那又何苦把他干掉呢！” 结果，还是没让黄子雅主动下手，干掉顽敌。由此可知，何贤的长处，有时恰是他的短处；他心太软，也太容易相信敌人的“良心”；他以为问心无愧，便尽所能以善待人。 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腕，都是唾手可得的事，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1966年逸园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可也不一定，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60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报道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因为那虽是何贤平生历经的几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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