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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初期，何贤和家人回乡去看过，他看到岳溪小学课室太少，孩子们上课挤在一起，何贤便和爸爸、哥哥捐建了两间课室；看见贲南中学的校舍不够宽敞，何贤即刻又捐了5万元给他们扩建校舍，还到香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赠给学校；看见从大龙到岳溪的道路坑坑洼洼，很难走，何贤便拿了2万港元给乡人修筑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很快在澳门脱颖而出，他力排众议，主动靠拢新中国，并通过柯麟的关系，很快便和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有了交往。家乡的人们，解放后忙的不是搞建设、搞生产，发家致富奔小康———和全中国所有的人们一样，当时忙于搞阶级斗争，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分田分地，还得呈报等级成份。最不幸的是岳溪这个穷乡，竟找不出一户地主，要说生活最好最富有的就数何贤家了。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土改一开始，乡里就把他家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何贤家的田地，没收了果园，最后连祖屋也没收了…… 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得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是说这人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内地观光。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1956年3月11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心祖国的建设，鼓励大家一有机会就应为自己的国家报效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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