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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汪家礼的想法，这个“活儿”一两个月就该拿下来，可是事不遂心，他们断断续续跟了4个多月。 为了互相联系方便，他们配备了手机和传呼机。汪家礼对两个同伙说：“只要老板从银行拎包出来，你们俩就传我，我就到位，咱们就动手。”他们为此特地约定了暗号：在传呼号后面加“555”。 在这么长的跟踪、守候中，汪家礼经常暗携两支手枪，做好一旦时机成熟就动手的准备。这伙匪徒的确有许多次下手的机会，可是都没干。有时，他们嫌老板装钱的包小，估计那里的钱“不够口”；有时，则是由于自己失误而错过了机会。 失误，往往是汪家仁造成的。 一次，汪家礼在那里等候到晚上5点半，没看见白色轿车去银行，汪家仁却骑着摩托车从银行那边回来了。 汪家礼问：“你怎么回来了？” 汪家仁说：“今天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没看见那辆车。” “那你干什么去了？”汪家礼生气了，“人家今天出车晚了点，你不会等一等吗？回来干什么？” 汪家仁受到责备，不吭声了。 汪家礼气得转身就走，没走出多远，看见那辆尾号是“81”的白色轿车开进院了，取钱的人下车，拿着一个很大的兜子进楼了。汪家礼回头看着汪家仁，瞪着眼睛说：“你要不是我哥，我就……”他只说半句，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独自一个骑着摩托车跑远了。 即使汪家礼没把那后半句话说出来，汪家仁也猜得出会是什么话，因为他以前已经听过了。他的心一沉，猛地打了个寒噤…… 汪家礼曾将汪家仁和孙德松两个人担任的角色对换一下，让孙德松去跟踪白色轿车，可是后来又换回来了。他认为，汪家仁也只能干那个下手活儿，到关键时候动手还得靠他和孙德松。 经过长时间观察，他们发现，老板们每逢周六和周日取钱的兜子最大。 汪家礼决定，还是进屋动手为好。也就是说，当老板从车上下来，拎着装钱的兜子走进111号房间时，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他就紧跟着进屋，开枪打死老板，抢走装钱的兜子。在屋里开枪，传出去的声音比较小。 不过，那个单元楼洞安的是电子防盗门，外人进不去。汪家礼把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孙德松。孙德松略施小计，就把那扇电子防盗门的折页弄弯了，门再也关不上了。 国庆节前后，他们的准备达到了高潮，除了10月1日那天他们“放假”之外，几乎天天都去那里跟踪、守候。 跟踪、守候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了，决定在10月19日这天晚上动手。 按分工，孙德松和汪家仁各骑一辆摩托车，跟踪那辆取款的白色轿车，汪家礼负责在下午4时10分以前将两支手枪带到现场。 汪家礼是提前10多分钟到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小翻领夹克式工作服，头戴一顶深色安全帽。汪家仁和孙德松也都同样化了装。时间还早，汪家礼在一个报亭前面装作看报纸。过一段时间，BP机响了，是汪家仁他们打来的，屏幕上显示出“555”的暗号。汪家礼明白，今天老板们到银行取了钱，而且数额不小。 一阵摩托车的声响从远处传来，汪家礼看见两个同伙跑过来，便迎了过去。孙德松神情兴奋，急促地对他说：“挺紧，进楼洞！” 汪家礼脚步飞快，走进1号楼第一单元的门洞。工夫不大，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进来了，他们已经将两辆摩托车放在院里一个隐蔽的地方。 暮色苍茫，天快黑了，朦胧的夜色对他们很有利。但是，现在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不时有人从这里经过。为了不引起人们怀疑，孙德松转到大楼东面的山墙后面隐蔽，汪家礼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之间轮流走动、逗留。他已经将一支手枪交给了孙德松。 按以往观察到的情况，白色轿车取完款回来，孙德松他们的摩托车比它回来快不了几分钟，可是这次他们等的时间却很长，左等右等也不见西门那边出现那辆白色轿车。汪家礼有些焦躁。难道出了什么变故？或者，白色轿车又多跑了一两家银行？因为从过去跟踪的经验看，老板们每天取钱不只跑一家银行，有时要跑两三家。如果今天是那样的话，倒是个好事，可以抢到数额更多的钱！ 快到6点了，天完全黑下来了。就在这时，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出现在西边门口，向1号楼开过来。汪家礼对那两个同伙说：“来辆白车！” 那辆“本田”就是刚从银行开回来的取款车，到第一个楼洞前面停下了。副驾驶车门开处，走下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子，拎着个蓝色桶形旅行包向楼口走去。汪家礼用左手抽出手枪，叫开机头，藏在背后，跟随那个人走进楼道。那个人只顾低头走路，没有发觉后面有人。他敲了敲一楼111号房间的门，屋里一位妇女过来给他开门，他刚把一只脚迈过门坎，汪家礼追了过去，用手枪对准他的后背，厉声喝道：“不许动！把兜子放下！”那个人惊异地一回头，看见一个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夹克式工作服的男子横眉立目地看着他，手中握着一支枪……他大吃一惊，往屋里跑去，只听“砰！”枪响了，他后腰一阵剧痛，跌倒在地上。屋里那位年近5旬的妇女惊叫一声，向厨房跑去……汪家礼走过去，拎起桶式旅行包就往外走，汪家仁跑过来，接过那个旅行包，直奔摩托车…… 且说那个年龄大一些的司机下车后正锁车门，忽听门洞里一声枪响，有人叫了一声，他心里一惊。这时，只见一个黑影向他直奔过来。来的是孙德松，他负责解决司机。司机一见不好，什么也不顾了，拔脚就往西门跑，边跑边喊……孙德松举枪射击，“砰！”没有打中。司机跑出胡同，横穿大街，直奔中山公园东门……孙德松见抢劫已经得手，没有追他。 汪家仁将那个装钱的旅行包放到他那辆“八达牌”摩托车的货架上，货架上有一根1．7米长的桔红色内胎，他用内胎将旅行包紧紧绑住，打着火骑上去，往北门急驶；汪家礼和孙德松骑着另一辆“长虹牌”摩托车，紧紧跟在后面。抢劫成功，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就是尽快地离开现场。他们拐过和平大街，顺着中山公园北墙来到南京街，通过体育场交通岗，上了南四马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他们事先停放一辆“倒骑驴”三轮车的地方。用他们的黑话说，这叫“打接应”，就是更换一下车辆，以便逃跑时更加隐蔽，不被人们怀疑。他们扔掉两辆摩托车，将装钱的蓝色桶形旅行包装进一个故意弄得油渍麻花的编织袋里，放在“倒骑驴”上，由汪家仁蹬着走。孙德松把他和汪家仁的安全帽扔进了附近的公共厕所里，和汪家礼跟在“倒骑驴”后面步行。犯罪分子是狡猾的，谁能想到刚刚发生的特大抢劫案与这辆“倒骑驴”有什么关系呢！走不多时，他们来到南五马路铁路机务段后面的一片住宅楼前。这是动迁安置居民住宅区，在其中一座楼的4层，有赵晶的一个单间。汪家礼在干了一件惊世大案之后，领着同伙来到他的情人的家。 抢劫100万 汪家礼将赵晶娘俩支走后，趁这工夫，把躲在楼下的孙德松也叫上来，闩了门，3个人解开编织袋，从蓝色桶形旅行包里取出钱清点起来。这是这个犯罪团伙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抢来的钱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以便平均分配。汪家礼怕孙德松多心，才煞费苦心地支走赵晶母女俩，让他上来点钱。 清点结果，他们这次抢劫了整整100万！ 酒足饭饱，汪家仁走了，汪家礼留宿在赵晶家中。 “妈的，痔疮又犯了，淌不少血，像你们女人来例假似的。” 可能是对白色轿车跟踪时间太长，总也没得动手，汪家礼上了火，大便干燥，导致痔疮复发。 “来，我给你上点药。”赵晶关心地说，“这药你得坚持着用，不能刚见好点就停下了。”赵晶说着，拿过外用药，让汪家礼撅起屁股，给他上药。 “哎，你到底有多少钱哪？”赵晶上完药，洗净了手，问汪家礼。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处到这一步了，她不能不关心汪家礼的经济状况。 “我没有多少钱。有钱，也都放在二哥那里。”汪家礼巧妙地回避着。 一夜无话，第二天吃完早饭，汪家礼给了赵晶200元钱，让她到商店买衣服，又把她支走了。工夫不大，汪家仁和孙德松就来了，他们用自行车驮来一个家用石油液化气罐。孙德松对这个液化气罐作了“加工”。他们仍然用上次在铁西新开河河边扔掉猎枪的办法，将液化气罐的底部打眼割开，用铁丝拴上。到赵晶家后，把100万元现金、两支手枪和那个桶形旅行包装进液化气罐里，再用铁丝固定住。马路上，将一个普普通通的液化气罐驮在自行车货架上，有谁能会对它特别注意呢？ 赵晶为了给汪家礼买衣服，特地邀了同楼一位女友一起去。女友纳闷儿地问：“买衣服最好自己去试，怎么什么事都找别人？”赵晶说：“他那人整天总瞎忙，没有空。反正我今天也没啥事，权当逛商店了。”女友知道，赵晶对她那个未来的老公有话就听，件件依从，也就什么不再说了。 她们在几家商店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买到中意的夹克衫，只好空着手回来了。在楼下，赵晶看见有两辆摩托车，汪家仁又来了，在他那辆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旧编织袋，只是已经瘪了；昨天看见推“倒骑驴”的那个人也来了，他的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液化气罐。 汪家仁笑着向赵晶打招呼：“回来了？”他指了指那个液化气罐：“这有个旧罐你要不要？” “不要，咱家有两个罐呢。”赵晶说着上了楼，正碰见汪家礼往楼下走，他问：“衣裳买来没有？”赵晶说：“没有合适的。”汪家礼伸出手：“不买了，把钱给我吧！”200元钱他也往回要……赵晶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还是把钱给了他，朝着他下楼的背影喊了声：“晚上早点回来，在这吃饭吧！”她嗅出，家里和走廊上有一股刺鼻的煤气味，赶紧打开了门窗…… 汪家哥俩和孙德松带着那个液化气罐来到孙德松的家，平均分了款，每人各得32万元。剩下4万元留作“机动费用”。汪家仁感到把这些钱放在家里不妥，只拿走3万元，剩下的暂时存放在汪家礼那里，随用随取。 “案犯不除，没有宁日” 建国50周年大庆刚过，沈城“3·8”串案又打响了，而且抢劫金额高达百万之巨，这一案件震惊了省、市高层领导。 10月19日晚，当那个左手持枪的匪徒开枪打伤小曹，从他手中抢走了装着100万元现金的旅行包后，跑进厨房的那位妇女———开白色“本田”轿车的老张的妻子，用颤抖的手抓起手机，向警方报了案。 1号居民楼这套111号住房，是小靳5月份租的。他和小曹、老张夫妇4个人合伙炒股。他们几个人是朋友、邻居，合作得很默契。头一天他们聚在这里，共同分析股市行情，然后分头取款，把钱集中起来，第二天到股票市场操作。赚了，大家按投资数额分钱。19日这天下午，小靳因为开车与别人的车发生刮碰，到交通队进行处理，就由老张开车，和小曹在4时50分左右出去，到几家银行提取132万元现金（100万元由小曹放在副驾驶座位前，32万元放在轿车后备箱里）。万没想到，平地冒出几个持枪匪徒，打伤小曹，吓跑老张，抢去了100万元现金。这真是祸从天降，损失惨重！接到报案后，和平区公安分局局长陈相忠、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景伦带领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不久，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峰，刑警总队总队长刘守军、副总队长姜沈生，市政法委书记王洁纯，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副局长吴宗声、于凌舜，刑警支队政委李凡、支队长张保华等相继来到现场。 在中心现场，也就是1号楼1单元111室门口的走廊上，发现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射击弹壳，弹壳底缘印有“11．65”字样；在走廊距111室门口1．5米的东墙墙根下，发现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射击弹头，已经变形。 在外围现场，在院内的地面上，发现一枚9毫米的手枪弹射击弹头，弹头侧壁有4条右旋来复线痕迹，已经变形；还发现一枚9毫米手枪弹射击弹壳，弹壳底缘印有“38．88”字样。技术人员将上述弹壳、弹头作了提取。 对现场上遗留的弹壳、弹头的检验鉴定表明，“10·19”特大持枪入室抢劫案又是“3·8”串案的犯罪分子们干的！ “‘3·8’串案犯罪团伙不除，沈阳没有宁日。”这是朱锦副市长的话，“10·19”案件的枪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3·8”串案犯罪团伙又作案了，这在客观上为公安机关提供了侦破的好时机。沈城公安民警在省、市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指示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决心紧紧抓住战机穷追猛打，把这个为害多年、罪恶累累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机不可失！在详细询问3名被害人的同时，刑警支队专案大队20多名侦察员在和平区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的配合下，以中心现场为圆心，以200米为半径，连夜在现场地区对群众进行走访。他们对目击者作调查，对现场的商业门点、摊贩、存车、门卫等人员作调查，对嘉环大厦后面两座居民楼（特别是发生案件的1号楼）的居民挨门逐户地作调查……通过这些调查，了解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后的行动情况；特别是要发现目击者，以便尽可能详尽而准确地掌握犯罪分子的衣貌特征，为侦破此案创造有利条件。 “3·8”串案再次打响，作为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杨加林，心情十分沉重。 扪心自问，“3·8”串案不破，怎么能体现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怎么向上级领导和家乡父老交代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0·19”案发后第三天，由杨加林拍板，将该案案情通过媒体向全市公布了。 通过媒体公布尚未侦破的刑事案件，既说明案情重大，也表明公安机关的决心和信心。不过，公安机关这样做也必然要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想当年，“1996·3·8”第一饲料厂工资款抢劫案案发后也向社会公布了案情，但至今未能侦破，人民卫士们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啊！然而，今天杨加林义无反顾，还是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因为他坚信，人民群众永远和公安机关心连心！ “10·19”案发后，杨加林在现场指挥勘检和侦查、参加议案会议时，也一再强调要求参战民警重视群众工作，把工作做深做细，充分依靠群众侦破此案。 侦察员们的走访调查情况很快就汇集上来了。案发前后，有许多人在当天晚上目击了犯罪分子。 寻找目击者 在1号楼西面入口处有一个收发室，一位老工人反映：当天晚上他早来了一会儿，大约5点半左右，他看见有一高两矮3个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从门口经过，走进1号楼第一单元门洞里。他刚吃了带来的晚饭后，忽听外面有人高喊“救命”，从院里跑了出来，地上有火亮，可是并没看见后面有人追赶…… 侦察员们分析，收发室老工人看见的“一个人跑”、“地上有火亮”，就是犯罪分子枪击逃跑的被害人老张时的情景。 1号楼1单元8楼的一位男主人在大约5时35分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从门洞出来后向东走去；3楼的一位男主人在大约5时40分的时候，下班回来往楼上走，在3楼缓步台看见站着两个人在交谈；3楼另一户的女主人也在缓步台上看见了人，不过她看到的不是两个，是3个；2单元7楼的一位女主人和4楼的一位男主人在下班后上楼时，在3楼缓步台上看见两个人站在那里，有对话…… 难道犯罪分子会有5个人吗？不是的。侦察员们分析，这几名犯罪分子在1单元、2单元之间有窜动。这样做可以避免长时间守候在同一个地方，引起人们怀疑。 调查中获知，当天晚上5点半左右，省电视台的老赵拉着两箱苹果开车回来，快走到1号楼拐角的车棚子时，大灯向前面照去，看见有个戴安全帽的人站在那里，他避开灯光，用手挡一下脸；当老赵搬着苹果箱上楼时，又看见过道上有两个戴安全帽的人…… 住在2号楼7层的一对夫妇，在大约6点钟左右，看见两辆双轮摩托车从院里开出来，车上坐着3个人，一直冲着北门开出去…… 在现场西面和平南大街和北面辽源路交汇的路口南侧，有一个摆摊修理自行车的工人，他说，从去年6月以来，一直有一个人在马路对面玛莉蓝大厦的树下长时间地站着，看样子像在等人。他骑一辆红色摩托车，黄色车牌…… 案发时，因为正是下班时间，那些曾目击犯罪分子的人们一般都没怎么注意，也没有多想。有的以为那几个人是搞装修的，有的以为他们是在查门牌号找人。 调查情况初步表明，犯罪分子是装束相同的3个人，他们作案前在现场一带或聚或散，活动、守候。据此看来，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抢劫案件。 10月20日，于凌舜在刑警支队主持召开议案会议，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刘守军参加了会议。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3·8”串案历次案件的现场平面图，加上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不亚于战争时期制定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指挥官会议。 于凌舜说，据分析，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到银行取款进行了跟踪。我们可以观看那几家银行营业窗口的录像带，放给侦察员和有辨认条件的目击者，从中发现嫌疑人。于凌舜特别指出，要找被害人取款时在画面上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人，或者出现在两家银行录像带上的人…… 刑警支队技术一处副处长李学民说，“3·8”串案犯罪团伙以往的作案手段是杀害司机抢劫出租车，可是这次作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出租车司机被害、车辆被抢的报告。 刑警支队支队长张宝华说，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有了改变，他们使用了自备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我们的工作可以从查摩托车入手。 22日，杨加林来到刑警支队，参加了于凌舜主持的又一次议案会议，与同志们共商破案大计。议论中，那个在现场附近修自行车的工人提供的情况，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宋晓晶副支队长说，修车人说的那个在玛莉蓝大厦树下站着的年龄大的人，从去年6月以来多次在那里等候。站在他那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场的西、北两个进出口。这个人应该是“踩点”的人。 于凌舜说，历次“3·8”案件中，都明确反映出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年龄大的人就是犯罪分子。 市交警支队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刘景伦副支队长和和平区分局局长陈相忠提出，现场上出现的两辆摩托车是重要的侦查线索，应该将全市80型以上的摩托车资料全部调出来，彻底查一查。 于凌舜说，要在摸底中注意以车挂人，车、人结合。 杨加林说，在50左右岁这个年龄骑摩托车的人不多，我们的工作面不会太宽。 显然，那个从去年6月以来经常在玛莉蓝大厦拐角处的树下“等人”、骑一辆红色两轮摩托车、年龄比较大的人，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被公安机关牢牢地套住了。提供这一重要线索的人，就是那位姓周的修车工人。 俗话说：“善恶终有报。”似乎冥冥之中，修车工人周师傅注定要成为“3·8”串案犯罪团伙的“克星”。 21日那天早晨，刑警支队专案一大队探长单强，带领他的组员在现场一带继续路访，走到港澳证券大楼，看见在楼的拐角处，一位修车工人刚刚打开工具箱，做着一天工作的准备。单强心里一动，朝着他走了过去：“老师傅，你每天早晨几点出来呀？” 后来知道，那位修车工人还不到50岁，显得老相些。他抬头看了看和颜悦色的单强，虎头虎脑胖乎乎的，一张讨人喜欢的娃娃脸，身边还有几个青年，便笑着说：“哦，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出来。” “贵姓？” “免贵姓周。你们是……” “我们是公安局的。”单强亮明了身份，“周师傅，前天这地方出了个案子，你知道不？” “我听说了，抢钱……” “你总在这里修车，看没看见这样的人：头戴安全帽，上身穿蓝色工作服，骑着摩托车……”单强根据已经掌握的，尽量把嫌疑人的情况说得详细些。 没等单强说完，周师傅就说：“哎，他呀，我看见过！那个人大约50来岁，身高约在一米七吧，长得比较黑，比较瘦，小眼睛，高直鼻，一字嘴……” 单强愣了，惊异地看了看伙伴们，他们也是一脸惊愕。 “前天下午大约4点钟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就在马路那面站着。”周师傅继续说，用手往对面一指，“那不，他就站在玛莉蓝大厦树下，骑的是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单强像在茫茫荒漠之中发现了一泓清泉，忙说：“周师傅，你把情况细点说……” “细点说？好，我细点说。那辆摩托车有4成新，座套是黑色的，前后车牌子是黄色的，后面没有工具箱，货架上有一根旧内胎，那是准备拴东西用的……前天下午4点多钟他就在那边站着。大约半个小时后，从东边走过来一个人，和他一样打扮，戴安全帽，穿蓝色工作服。他们两个嘀咕一阵，穿过马路，往我这边走来了。我想和那个岁数大点的打个招呼，可是他们两个人只顾说话了，和我擦身而过，往南边走了……” “你和他打招呼干什么？” “哎呀，我都把他看熟啦！好几个月了，他经常在我对面那边站着，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你说他是在等人吧，可我从来没看见他等到过谁！” 原来如此！单强和同志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脸上浮现出微笑。他们此刻在脑海里想象得出，每当周师傅没有活儿的时候，就坐在板凳上休息，环顾四周，看着满大街的行人和车辆解闷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在马路对面长时间站着的那个人就会很容易地进入他的视野，被他看个脸熟。不过，这也只是一面熟，对方似乎并没注意到他。 作为探长，单强认为有必要让周师傅出具一份证言，便说：“周师傅，请你给我们写个材料吧。” “写材料？” “对，就是把你刚才说的写一写。” “这……” “怎么？” “你看，我也拉家带口的，在这还得干活儿呢！” 单强理解周师傅的难处。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是一位下岗工人，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生活并不宽裕。公安机关破案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耽误了人家谋生啊！ “周师傅，你在这修车，一天能挣多少钱？” “也就二三十块吧。” 单强从衣兜里取出10元钱，递了过去：“周师傅，对不起，我们今天占用你一个小时，影响你的工作了。这10元钱，算是给你的一点补偿吧！” “这……” “哎，拿着吧！”探组的同志都说。 周师傅见单强等人一片诚意，就把钱收起来了。为公安机关写了一份证实材料。 单强收起材料，说：“周师傅，我姓单，刑警支队的，咱们就算认识了，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以后，还可能麻烦你。” “谈不上麻烦，你们干公安抓坏人也不容易呀！” “周师傅，如果你再看见那个人，还能认出他来不？” “认出来了！他平时穿得不怎么样，可是前天，他忽然换了一件崭新的蓝色工作服，还戴个安全帽，像什么单位发的。我看着他就想，嚯，这家伙还阔起来了！” “如果把他放在10个人里面，你能不能把他认出来？” “别说10个人，你就是把他放在100个人里，我也能一眼就把他认出来！” 惟一的目击者 单强将修车工人周师傅提供的情况和那份证言材料，向专案副大队长李传记作了汇报，反映到市公安局决策层，受到重视。通过与周师傅多次谈话，他提供的情况始终保持稳定，可信。 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认为，在“10·19”案件现场走访调查中，对这位周师傅的发现是最成功的，也是最有份量的。由于单强等人善于做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周师傅已经把犯罪团伙中一个主要成员的基本轮廓勾画出来了。更可贵的是，周师傅具有可靠的识别辨认能力，这一点在下一步侦查工作中十分重要。 杨加林、吴宗声、于凌舜等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会见了周师傅。 在刑警支队院子里，出于慎重，同时也是想实际测试一下周师傅对人的观察与形象描绘的能力，杨加林指着从不远处走过来的一名侦察员，对周师傅说：“周师傅，你能不能把那个人的长相说一说？” 周师傅会意地笑了笑，略作观察，很快就说：“这位同志嘛……他是长方脸，眼睛不大，蒜头鼻子，厚嘴唇，有点兜风耳……” 杨加林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和身边的吴宗声、于凌舜相视一笑。杨加林又指着另一名侦察员说：“周师傅，你再把他说说！” “这位……他是扫帚眉，高颧骨，有点吊眼梢……哟，他笑了，有俩酒窝……” 杨加林听了，心里很高兴。这位周师傅的观察、描绘能力确有过人之处，这是不容置疑的。由于“3．8”串案的犯罪分子凶狠残暴，又很狡猾，他们作案时不是蒙面就是杀人灭口，至今还没有受害者看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当然，有的被害人和他们打过照面，如“10．19”案件中老张的妻子，还有被打伤的小曹，但他们都不过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向犯罪分子投去短短的一瞬，不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会发生错觉。 而这位周师傅，是对这个犯罪团伙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进行长期观察的惟一目击者，留有深刻的印象，并且能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描绘出来，这太难得了。 走进屋里，杨加林诚恳地对周师傅说：“周师傅，我们要抓的这个犯罪团伙太坏了，他们嗜杀成性，罪恶累累，把我们沈阳搅得很不安宁。希望你支持我们，和我们并肩战斗吧！” 10月23日，市公安局发出了《关于按照最新条件对“3．8”串案全面排查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结合刚刚发生的“10．19”案件，分别通报了3名犯罪分子的年龄、相貌、着装，以及他们乘坐的两辆红色摩托车的特征，提出了排查重点和工作要求。 登在报纸上的摹拟像 在省、市各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由沈阳市公安局提供的“10·19”案件的案情以及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10万元重奖的消息迅速出现在省、市级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消息的公布，不仅澄清了案件的真实情况，而且调动了群众举报嫌疑人的积极性。连日来，各级公安机关电话铃声不断，举报信件雪片般飞向办案人员手中。据不完全统计，群众举报案件线索7700多件，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场斗争的巨大热情。公安机关对这些举报及时进行分析、筛选，提炼出有价值的线索用于侦查。 周师傅忙起来了。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他在单强等侦察员的陪同下，到各地对嫌疑人进行辨认。 10月22日，“10·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交通工具———两辆摩托车在和平区民主公安派出所管内被发现。 19日晚上5点来钟，位于昆明街的一家店铺的女主人出去洗澡，一小时后回来，看见有人把一辆摩托车放在她的店前，门都挡住了。她很生气，嘟囔着把摩托车挪开了。她看见，街对面还停放着一辆摩托车。22日午夜，民主公安派出所民警贾丙峰巡逻时，在118号楼房门前发现了这辆没有车牌的摩托车，在路东98号楼的房山处发现了另一辆车牌为“辽J95439”的摩托车。两辆摩托车都推到派出所，后来送到了刑警支队。 刑警支队侦察人员请来周师傅，让他看看这两辆摩托车中是否有那个年龄较大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摩托车。周师傅以一个修车工人的内行目光，上下打量那辆挂黄色车牌的“八达牌”摩托车，点了点头说：“嗯，这一辆，就是那个常在玛莉蓝大厦下面‘等人’的人用的车。不过……这车上好像缺点什么东西……” 李传记说：“对，拉这辆车的时候碰掉了一块挡泥板，快拿来安上！” 挡泥板找来了，安到那辆摩托车上，周师傅微微一笑：“哎，这就对了。就是它，没错！” 在场的人们暗暗赞叹：好眼力！ 既然这两辆摩托车是“10·19”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交通工具，毫无疑问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那辆有车牌的红色“八达牌”100型摩托车是彰武县的，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宋晓晶带领侦察员连夜去彰武调查，查出车主是新民市于家窝堡一个人的。但此车多次倒手，查来查去线索中断了。 杨加林、吴宗声、于凌舜等人决定，再将这两辆摩托车的照片配加必要的文字说明，交新闻单位向社会播发，把群众举报引向深入。 几位局长想，既然有周师傅这样的目击者，为什么不能通过他的口头描述，请画家来为那个年龄较大的犯罪嫌疑人画一张摹拟像呢？用嫌疑人的摹拟像侦破案件，在国内外都不乏成功的案例。 10月22日，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经省公安厅联系，从上海请来了被誉为“神笔”的画家张欣。 张欣是上海铁路公安局综合技术处主任科员，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上海市劳动模范。他从小喜欢画画，当兵后参加美术培训班学习，1982年从海军部队复员从警。他经过长期刻苦的实践和探索，练出一手绝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惟妙惟肖地画出犯罪嫌疑人的肖像来，协助警方破案。从1990年到1998年，他先后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制作摹拟画像399次，破获491起各种重、特大案件。 张欣接到邀请后乘机直飞沈阳，受到市公安局领导的热情接见，向他介绍了案情。他根据周师傅的口头描述，铺纸运笔，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后完成了一幅素描肖像画稿。周师傅拿起画稿仔细端详，说：“上半个脸很像，只是嘴差了点，可我又说不好。” 与此同时，双管齐下，市公安局领导责成单强等人陪同周师傅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请“警星CCK—Ⅱ人像摹拟组合系统”的发明人赵成文教授，为那个年龄较大的犯罪嫌疑人画摹拟像。 赵成文教授从1973年开始研究人像摹拟组合系统，1998年他的研究成果由东大阿尔派制成软件，其库存量可以随着操作人的意志组合成90亿幅人像而不会发生重复。这套系统运用于侦破实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这套人像摹拟组合系统，由该学院的高级工程师张星操纵制作。张星根据周师傅的口头描述，在电脑屏幕上反复更换五官，不断修改，最后终于制成了一幅彩色摹拟肖像。周师傅拿起这幅像仔细端详，说：“‘画’得不错，嘴特别像。这个像和那个真人比，能像百分之八十。” 画家手工画像“上半个脸像”，专家电脑画像“嘴特别像”。既然这样，将上半部的手工素描和下半部的电脑“画”像合并到一起，岂不是珠联璧合吗？ 10月25日，一幅彩色摹拟画像出现在《沈阳晚报》头版上。在画像的下面的文字说明是：“图为‘10·19’重案犯罪嫌疑人之一，年龄约45至55岁，身高1．70米左右，皮肤较黑。此摹拟像与歹徒的相似程度占80％。” 这幅摹拟像不过火柴盒般大小，但它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却是沈阳建国以来的首次。人们只要花3角钱就可以买到一份报纸，“3·8”串案的犯罪分子当然也能看到。那么，他们怎样来看自己那张脸呢？ 劫匪隐藏在亲人中间 作案后的几天，汪家礼一直住在赵晶家里。赵晶回迁到楼房住后，汪家礼隔三岔五就到她这边来。 那天晚上已经10点多了，汪家礼才回来。回迁后，小小的单间居室里放一张双人床，再放一张单人床，虽然剩下的可供人们活动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但远比过去住简易房的时候方便多了。汪家礼酒气熏天，进屋就躺到床上了。 “又喝大酒了。”赵晶用鼻子嗅了嗅说，“以后要是太晚了，就别来了……” “咋的，烦我了？”汪家礼今天显得心气不太顺。 “我是说，太晚了，路上别遇上坏人，出什么事……” “×娘们儿……”汪家礼骂了一句，翻了个身。 赵晶听了，心里一沉，皱了皱眉。 相处几年来，这是汪家礼头一次骂她。他总是回来这么晚，也不知道每天在外面干些什么。如果结婚以后也这样，那怎么行呢。和他的关系已经形若夫妻，两口子没有不说的话，可是没想到他竟开口骂人了……赵晶越想越委屈，又有点气，也回骂了一句，没再搭理他。 两天后，汪家礼又来了，一进门就自嘲地说：“唉，我这人哪，没皮没脸的。骂我，我还来。” 听了这意味着主动和解的话，赵晶气也消了，不再说什么，照例为汪家礼做饭，给他上药。 早晨打开电视机，荧屏上出现了“10·19”持枪抢劫巨款案的一些画面，公安局在搜捕案犯，呼吁市民们举报嫌疑人……案情惊心动魄，赵晶一边忙着收拾屋子一边看，说：“抢了100万，胆子真够大的！” “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汪家礼接过话头说了一句。他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画面，显得有点紧张。节目时间不长，画面很快就变换了，他才感到释然，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点着一支烟悠闲地吸起来，说：“听说报纸上还登了犯罪分子的画像呢。” “能抓着吗？” “哼，谁知道。” 汪家礼不愿再和赵晶谈论这个话题，转到别的上面去了。 这天，汪家礼和赵晶去了他的二姐家。 二姐原在长客西站工作，退休后干家政。平时弟弟不常来，何况这回又是带着赵晶来的，自然要热情款待一番。 打开收音机，传出播音员雄浑而庄重的声音，在播发着警方悬赏缉拿“10·19”案犯的消息…… 打开电视机，节目主持人在播发着由警方提供的同一篇新闻稿…… 二姐家里有报纸，报纸头版上也登着刚刚发现的案犯们使用两辆摩托车的照片…… 汪家礼显得有些不安，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晚报，久久地看着头版上刊登的那两辆摩托车的彩色照片，沉思不语。 二姐正在厨房里忙着，女儿回来了： “公安局正悬赏抓抢劫犯呢。我要知道是谁干的，举报了得10万元钱该多好！” “天上掉馅饼，净想好事！”二姐在厨房说。 汪家礼心里一惊，但脸上依然平静，笑了笑说：“报纸上登这个没用。这摩托车能是犯罪分子自己的吗？肯定是偷来的！” “报纸上还登了抢劫犯的相片呢！”外甥女说。 “那也没用，画的。”汪家礼说，“报纸说那摹拟像有百分之八十像，纯粹是吹牛。要是真那么像，犯罪分子早跑了，还等着公安局抓呀！”汪家礼不屑地扔下报纸，“这和咱们有啥关系，别扯这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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