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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春向余先生学习《战太平》之后，又学了《定军山》、《洪洋洞》、《洗浮山》、《卖马》等戏。余先生虽有将自己艺术倾囊相教的想法，少春也有将余派精华尽学到手的愿望，然而，现实是不允许的。一个剧团绝不能久居一地，必须保持观众的新鲜感以维持营业。少春已在北平演出近半年之久，自他听从余先生的劝告后，一场戏又从来不演文、武双出。逐渐地，上座率有所下降。为此，我们排演了《讨荆州》，少春饰前鲁肃，以文为主，后饰周瑜，着重武打，但仍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少春拜师花了几千元费用，李桂春先生早已息影舞台。家中的庞大开支，完全靠少春一人。若再长期停留北平，会有诸多难处。恰好沈阳、长春等地邀约，他就决定暂离恩师出关巡演。 我和少春在北平演出期间，从来兼顾着盛藻哥的演出。此时，文杏社也要去长春、沈阳。大家可能不理解，上次，文杏社已在东北吃了苦头，为什么又去，难道不怕挨打吗？是呀，上次文杏社是在哈尔滨、大连吃了亏，受了欺侮，这次再也不敢去了。但是上次在沈阳的营业是极好的，共益舞台孙楼东（解放后是北平大观楼电影院经理之一）待人平和，与盛藻关系极好。那次，孙楼东提出续演，未得同意，他就说：“咱们互相留好，明年我一定还请你们来！”所以，今年前来邀请，文杏社满口答应。想着哈尔滨、大连不去，也就出不了问题了。 我当时搭这两个班社，他们都要去东北，我只能随行。至于跟谁走好，我的意思是由盛藻、少春两人协定。我和盛藻哥演出《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请少春看了。他说。“三哥，这样的对儿戏非您和盛藻兄合作不可。尽管您不在，我的戏减色，我也情愿相让。等东北回来，咱哥们再聚会。一定要排几出象《论英雄》这样的好戏。我做功吃重的文戏还比较差，要补上。 事情顺利解决，我随文杏社二次赴东北演出，乘火车直奔沈阳。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乘坐在开往沈阳的列车上，没有入睡，忧心忡忡地等候着度过那称为“鬼门关”的山海关车站，接受那为时两个钟点的搜查。我凝望窗外，黑洞洞一片，借着途中小站的昏暗灯光，能看到被凛冽寒风吹弯了腰的树木飞快地向后退去。 子夜十二点，山海关到了，坐着几十人的日式通连软卧车厢，顿时沉静下来，静得能清楚地听到车厢外狂风的呼啸，听到站台上来往巡逻的日本兵“呱、呱”的皮靴声。阴森、恐怖笼罩着整个列车。王慎之、盛荫等人急忙下车，去用钱疏通人情。 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象僵尸一样机械地走进车厢，后面跟着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假日本鬼子和穿黑警装的伪军警。 “把行李打开，打开！”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汉奸，气势汹汹地喊叫了几声，开始从那些已打开的箱子、手提包中，一件一件往外扔衣物，直到掏空为止。扔出的衣物，或掏空的箱子，妨碍了对下一个人的搜查，他们便一脚踢开。霎时间一，车箱里变成了混乱的杂货铺。吃的、穿的、用的各样物品乱七八糟地摊放在座位上、地上。乘客们应付着检查，被查过的又在忙乱地收整。“叮！”“哐！”“啪！”忙中难免出错，碰翻了瓶子，摔了物件的声音和踢扔箱子的声音汇成一片，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 文杏社虽然出面给了人情钱，也未得幸免，照样搜查。只是放松一点。他们查着查着，查出一张我饰演曹操的戏像，问：“这是谁？是你？”我点点头，没说话。他将相片扔在地上，又去搜查盛藻等人。最后，狗腿子向那个日本兵躬身呲牙地说了一句：“戏八的（意思是唱戏的）！”又去搜查另外的乘客了。我的小箱子被母亲收拾得很整齐，经此一“查”，全乱了，我忙手忙脚地往里装填，就是塞不进去，好容易塞了进去，又盖不上箱盖，急得我满头大汗。我感到心里堵得难受，使劲地嗽了几声嗓子，痰，没有咳上来。我暗暗发誓，再不过这“鬼门关”演出了。 我们这次没出意外还算是侥幸的。日军岂止是在山海关搜查？他们在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均设岗搜查箱物，甚至脱衣搜身。我们四处流动演出，受尽日本汉奸的欺诈。他们借机勒索钱财是轻的，寻衅破坏更是司空见惯。同行受害甚多。曾听说童芷苓同志从上海返平，因为钱没事先付给，他们曾借搜查戏箱为名，故意倒翻一瓶蓝墨水，致使箱内一幅白缎子上绣五彩孔雀的精致大帷幕被玷污，完全报废。另有某花脸的一副二尺多长的髯口，被他们从中截成三、四寸长，再也无法使用。制作髯口所用的犀牛尾极珍贵，又缺少，竟被如此糟蹋，受害者有苦难言，饱尝了亡国奴的苦痛。 在沈阳，因观众对我们有前次的良好印象，营业尚好。半月后转至长春，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溥仪建立伪满政府的首都，改名新京。街上买卖经营少，行人少，气氛萧条。看戏观众也少，营业极差。大家终日提心吊胆，称此地为“心惊”。原订演出半月，只演七天，就离开这“心惊肉跳”的地方返回关内。以后，我再也未去东北演出，直到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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