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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了，每当人们提起羊肉，我都会想到我的父亲；多少年了，每当人们问起我的父亲，我都会谈到“羊肉”。 长久以来，在我内心深处，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定位在“涮羊肉情结”上。这一点，父亲可能毫无所知。直至近年，母亲过世，父亲老迈，变成了一个内心寂寞、渴望亲情的九旬老人，我也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对父亲过去那火爆专制的脾气有所理解和谅解，才使我摆脱了那“涮羊肉情结”，不再把父亲和羊肉联系在一起。 自我记事起，直至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父亲似乎长年在外，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父亲的一点影子，只是在拍完电影时，我收到了来自印度的礼物：印度的工艺手提包和前面尖尖翘翘的印度小工艺鞋。两件礼物都是红丝绒绣金线而成，皮制的鞋底上写着“送给吕演员”。据说是父亲在印度的朋友送给我的。那时，父亲先后在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和孟买分行担任过襄理和经理。 母亲在马将军小院大兴土木的时候曾说过，要赶在父亲回来之前完工。完工后，父亲去国三年，在“反右”前夕从孟买回到北京，第一次走进了马将军小院。虽然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可我却总觉得家里来了个陌生人。 由于严重的胃溃疡，父亲在去印度之前，在天津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但回到北京的父亲仍然爱喝酒，夏天是啤酒，冬天是西凤酒、五粮液。母亲给他开了小灶。每天下班后，他回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喝一点酒，吃一小碟母亲单为他炒的下酒菜。 这本是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为了什么，父亲经常会为家人一句稍不合他意的话语突然暴跳如雷。他对母亲发火的时候最多。虽然每次发作过后，他总是很快地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似的，去跟母亲没话找话，甚至有明显的“讨好”之嫌，但留在母亲和家人心中的不快却不可能像基干民兵似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那时，母亲患有高血压症，即使在高压超过一百八十水银柱时她还在做家务。每当父亲大发雷霆，作为基督徒的母亲总是以向“主”祷告来予以容忍。我听见过母亲无奈的祷告：“魔鬼附体了，主啊！饶恕他。”久而久之，母亲总要在父亲下班之前嘱咐孩子们在父亲面前少说话；久而久之，父亲一回到家，孩子们就立刻像见到了猫的老鼠，鸦雀无声。即使这样，家里还是经常不太平。我十分厌恶那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涮羊肉冲突”。 从小至今，我一直是个食欲极好的人，但北京的美味佳肴涮羊肉却与我毫无缘分。不是我不爱吃，而是我根本不能吃。小时候，只要一闻到羊肉的膻味，我必定恶心。母亲知道我对羊肉的生理反应，从不曾强迫我吃羊肉。我也很通情达理，从不因我不喜欢羊肉而要求家人也停吃羊肉。每次家里吃涮羊肉的时候，我只是吃些白菜、粉丝、豆腐和糖蒜应应景而已。如此，大家相安无事。 但是，就在父亲回到马将军小院，全家第一次吃涮羊肉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又是只吃些白菜、粉丝。豆腐和糖蒜。父亲见状立即火冒三丈，指责我“挑食”、“娇气”。母亲刚开口向他解释我吃羊肉会呕吐时，他根本不能接受他对我的指责是不了解情况这一事实，而是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再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又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还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仍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 我本是个“顺毛驴”，再加上我又不能吃羊肉，面对着粗暴的父亲，我就像电影里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面对着鬼子的严刑拷打似的，宁死不屈。 这时，母亲也像个中国人民志愿军似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我“齐心团结紧”了。母亲越是数落父亲不应该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教训孩子，父亲越是怒不可遏。他又掉转“枪口”，指责母亲把“骄傲自满”的我“宠坏了”。 那一阵子，只要我有任何事情不合人意，就立即会被说成是因为拍了电影而“骄傲自满”，这令我非常反感。譬如，大齐大哥曾送过我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杯，但我对他一点也不感谢，甚至觉得他“别有用心”。那个杯子上印着的毛主席语录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好好的一顿涮羊肉，出人意料地闹得像《红灯记》里李铁梅她奶奶的台词：“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尽管我的兄长和弟妹们对我十分同情，可他们个个噤若寒蝉，没人敢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吃完的那顿涮羊肉。 我从不是个爱哭的孩子，但吃涮羊肉那天，就在父亲指着我的鼻子大吼的时候，我哭得浑身发抖，手脚抽筋。最后，我冲出家门，“离家出走”了。 我哭着出了胡同往北拐，走了一站，到了交道口，然后往东拐再走一站就到了小叔叔家。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能“出走”到哪儿呢！母亲不必具备福尔摩斯的水平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她步我的后尘也赶到了小叔叔家。母亲对着深知父亲脾气的小叔叔义正辞严地把父亲“声讨”了一番之后，便把我劝回了家。虽然父亲一个劲地跟我搭讪，但我足足三天没有理他。 就拿我现在四十多岁的美国邻居史帝夫医生和他五岁的儿子麦克尔经常认认真真地互道“Sorry”为例，如果父亲在他发动的那场“涮羊肉战役”之后对我说一声：“是我不了解情况，对不起！”的话，“涮羊肉情结”的阴影就不至于印在我心中近四十年都挥之不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有着“父道尊严”、“师道尊严”，乃至皇上、陛下、大总统、大元帅、委员长……等所拥有的“权道尊严”，却从来少有自上而下的“抱歉”、“对不起”和“我错了”。 在“涮羊肉风波”以后的几年里，大哥已去了大学，二哥绝对不是父亲的“对手”，弟妹还小，惟有我是站出来帮着母亲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选了。那时，一旦父亲又对母亲大发脾气时，只要我在家，我就一定采取“有理不在声高”的策略对母亲进行“声援”。我低声地、慢慢地、清晰地、有力地念完我的“台词”，然后扭头就脱离“战场”。我伶牙俐齿的优势，常常让父亲“卡了壳”。 或许，父亲也曾想以他的方式对我表示歉意？当我穿着租来的冰鞋在什刹海学会滑冰以后，有一天，父亲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去了百货大楼。我看到一双很漂亮的高勒儿黑冰鞋，要六、七十元人民币一双，可能是苏联进口的。这相当于那个年代一个中级干部的月工资了。我想都没想过要买它，太贵了！但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给我买下了那双冰鞋。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奢侈的一件私有财产。可我除了奇怪和意外，并没有想到别的。 上中学不久，我去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的活动，历时五年，几乎占去了所有的节假日。以后，我又去学校包伙和上了晚自习，回家就像回旅馆。马将军小院对我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脾气更加暴躁，使母亲和全家人十分担惊受怕。因为，那已远远超越了家庭气氛不好的范畴，而是性命交关的政治问题了。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中，我家多少顿年夜饭都是以父亲掀翻桌子不欢而散的。为此，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都不爱回家过年，但让两位老人孤零零地度过除夕总有些说不过去，所以，还得回家过年。每次，母亲都嘱咐了又嘱咐：“千万莫谈国事！”每次，仍是防不胜防。 有一个除夕，大家又回到已经破了“四旧”，从马将军胡同改名叫东旺胡同的小院。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地只说些“今天的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生怕犯“忌”，又惹得父亲大动肝火。但是，父亲最终还是在饭桌上“怒发冲冠”。忘记了是哪位兄弟一不留神提到了王洪文，父亲听罢，一拍桌子站起来大骂：“王洪文！什么东西！王洪文！小王八蛋！”吓得全家人赶紧关窗开电视，乱成一团。母亲说，幸亏我家住的是独门独院，不然，叫街坊听见，一家人就全完了。 从那以后到“文革”结束，我家进行了“过年改革”。母亲为了不再给父亲发表“反动言论”的机会，制定了“化整为零”的对策。以后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分头回家，大年夜再也没有吃过团圆饭，直至粉碎了“四人帮”。 搜寻我幼年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并没有父亲大吵大嚷的印象。“文革”中，在广播剧场为我召开全广播企业局范围的专场批斗会上，当年中央电视台文艺组组长登台批判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家庭根源和思想根源时，曾提及过我的父亲是“内定右派”。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此事。基于自身的处境，我已无暇他顾，况且，即使我平安无事，也不会笨拙到去父亲那里充当“揭老底战斗队”，自讨没趣。 所谓“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荒唐及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如今已有定论，我不必多说。从印度回国后，父亲在那场运动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我也不甚了然。虽然我很反对一个男人拿老婆孩子当出气筒，但显而易见，父亲当年的遭遇是他火爆脾气的重要因素。 父亲是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又曾留学美国，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并在海外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一场场人为的政治运动，他可能颇有看法。 知识分子喜欢论政。我现在居住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众多的华人社团中，“陶陶时事座谈”便是那些专门喜欢论政者的好去处。海峡两岸，香港美国，张三李四，指名道姓，喜怒笑骂，煞有介事，个个都俨然“业余国会议员”。作为海外中文媒体的记者，我曾去采访过数次。面对着其中几位知名的“话癌患者”，烦不可耐的时候我思索过：“他们的老婆怎么受得了？”一位要好的台湾同行使我恍然大悟：“就是让他们在这里讲个够，不要回家去烦老婆呀！” 假如，一九五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政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假如，当年父亲发表点什么意见又没被扣上“内定右派”的帽子，则于国于家都是大幸。事实上，大约是父亲心里窝火又没处发泄，而使得母亲和家人遭受了多少无端的池鱼之殃。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去上班前，父亲突然对我说：“斯大林的女儿跑到美国去了，还写了一本书《仅仅一年》。”他并嘱咐我不要出去乱说。父亲似乎还想和我议论些什么，而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毫无反应，接着就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中国那个一句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年代，他突然和我说起如此“犯禁”的话题，令我感到非常吃惊。长久以来，“涮羊肉情结”深埋心底，使我对父亲的感情十分疏远，我回避和父亲谈话，关于“斯大林女儿”的对话自然无法继续下去。现在想来，那个早上父亲一定是有满腹感慨，不吐不足以得平静才把我当成了谈话的对象。 一九五七年，有多少人因为对“苏联老大哥”稍有微词，而被打成了有派分子。马列主义的领袖“马、恩、列、斯”中的斯大林自然也属于不能妄加非议之列。三十多年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绝不像当年中国人都会唱的苏联歌曲《莫斯科—北京》宣称的那样：“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斯大林也绝不像《斯大林颂》中所唱的“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中国人也不必“我们永远跟着斯大林”。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苏联老大哥”都极为自私，占尽了中国人的便宜。 当年，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真实的“苏联老大哥”、真实的斯大林。但我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 父亲显然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十分正统。他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的意见冠冕堂皇，但事后往往“招骂”。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要精简机构。父亲动员身为模范教师的母亲退了职，变成了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当父亲整天在家把患有高血压症的母亲当作发泄内心积郁的对象时，母亲往往后悔当初听了父亲的动员退了职。特别到了晚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落实成公费医疗待遇，母亲为此始终耿耿于怀。 那时，父亲还动员原来在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任会计的堂姑，去山西侯马支援了工作。但二十年后，堂姑一家要返回北京时却再无人予以过问。在堂姑一家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落实回北京政策的过程中，想必不会对父亲感恩戴德。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主动找父亲谈过一次话。那次谈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放弃了多年来报考电影学院的理想，作出了服从国家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决定。 我事后之所以没有像母亲和堂姑那样埋怨父亲，只是因为我同届报考了艺术院校的同学和朋友学成之后恰逢“文革”开始，白白在军队农场浪费了好几年的艺术生命，而我“服从国家需要”的选择，却让我有机会好好“为人民服务”了几年，况且我也深深地爱上了电视事业。 其实，由于与父亲的隔阂，我失去了一些很好的学习机会。 父亲的英文极好，退休以后，他曾为社科院研究生班教授过英文，特别在一九七八年打开国门以后，每个星期四的晚上，父亲都在家给上门求教，攻读“托福”的年轻人义务教学。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从父亲这里迈出了留学海外的第一步。而我，面对着这样的“近水楼台”却总是不屑一顾。如今，我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珍惜那可以跟父亲读英文的上好机会。 鉴于我和父亲的关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蹈覆辙，我一定要和儿女成为朋友。我的儿子苗苗满七岁时，在北京新街口西河沿的粮店前，我告诉他：“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永远变不了的，可咱们得是朋友，咱们得永远互相说心里话。”我们俩拉了“勾”，作了一辈子的承诺。 当苗儿高中即将毕业，一次，我和他一起骑车回家时，他说：“妈，我怎么觉得咱俩像同学。”我感到十分欣慰。 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涮羊肉风波”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我不可能犹如当年足足三天不理父亲似的，至今仍满腹委屈。我并不是个小鸡肚肠的人，就连曾对我的人生造成过伤害的人我都没有不依不饶，更何况是我的父亲，一个让我吃羊肉而不是让我吃“枪子儿”的父亲。但是，“涮羊肉风波”所造成我与父亲内心的距离，从不与父亲有任何沟通的习惯，年深日久，已成定势。 赴美十年有余，其间，我虽曾回国四次，每次也都会去看望父亲，但只是三四次蜻蜓点水而已。父亲老了，往日那火爆的脾气已不见踪影。面对着老迈的父亲，虽然我仍无多话可谈，但平添了一点恻隐之心。“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起了中学时背诵过的课文。 年近九旬的父亲曾在给外孙苗苗的信中自省：“我一生赡养四位老人，照顾五个弟妹，抚养六个儿女，以家长自居，一副道学先生面孔。”父亲说，他已把自己的一生写了出来，正托人电脑打印成册，准备给子女有个交待。父亲渴望得到晚辈的理解。 母亲已经故去五年，寂寞的父亲在一次次来信中对亲情的呼唤，终于使我顿然醒悟：父亲已来日无多。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父亲的一生肩负了太重的担子；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缩短与父亲内心的距离。我想，即使父亲已是风烛残年，但是，只要去做，一切还来得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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