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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学生。女十二中的前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地处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初中部位于灯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块毗邻王府井的风水宝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曾读过的汇文小学同样的命运，也荡然无存了。现在，那里已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学生报考第一志愿的中学，一般都是东直门的北京女二中，那也是个重点中学，只是由于拍摄《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郭言、张筠英、柳青、刘家彬等都要报考女十二中，为了“扎堆”，又听说那个学校的文艺活动很出色，我就舍近求远了。 进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个班的初一学生，并首次按年龄分了班。我和郭言、张筠英都十一岁，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岁，分到了二班。当五十个十一岁的孩子凑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时候，校方对这种分班方式可能已经后悔晚矣。 小时候，随着父亲工作的流动，小学六年，我读过四个学校。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更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母亲工作忙碌，还要操心家务，父亲又多年在外工作，都无法过问我的学业，其间，我又两次离校去长影拍片，心情不免浮躁起来。 参加拍摄《祖国的花朵》和《罗小林的决心》后，我和导演严恭、苏里成了忘年交。我非常盼望他们进京开会或出差。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下榻之处，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一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我还常能沾光观摩一些内部参考电影，像所谓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苏联故事影片《第四十一》、《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就是那时看到的。那些电影里浓浓的人性和人情，感人至深。我慢慢悟出一个规律：凡是被批判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是很美的。 视野和接触面增加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再也不当众怯场，而且，在进了中学最初的一、二年里，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段胆大包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作文得了五分制的“二加”。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生性调皮的孩子，但在初一·一班，我之所以一度成了课堂上的捣蛋中心，完全是因为我的一只小花猫。 有一天傍晚，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不知被谁放在了我家的大门外，“喵喵”地叫得十分可怜。我锲而不舍地要求母亲收留那只无家可归的小猫，但母亲忙于工作，又有个十口之家需要操心，她连人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顾猫？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会因为小猫给母亲增添麻烦，后来，母亲妥协了，我成了小猫的主人。被取名花花的小猫，从此与我日夜相随、形影不离。 我用缝纫机给花花做了一个紫红色的书包，上面还缝了一个小猫贴花，骑车上学的时候，装着花花的书包和我的书包一起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一路上，花花用小爪子扒着书包边露着小脑袋东张西望地看着街景。面对着路人诧异的目光，我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上课的时候，花花藏在我的课桌里，我的心也在课桌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懵懵懂懂，课堂提问的时候，经常所答非所问。 对十一岁的孩子们来说，一只小猫比在课堂上听讲要有趣多了，花花自然也成了全班同学的宠物，花花天天分享住校生的午餐。 有一天，教语文的彭先生在课堂上突然停下来奇怪地问：“怎么有猫叫的声音？”贝满的传统是把老师称作先生的。当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欺骗彭先生“窗子外面有只猎”的时候，我吓得半死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紧张透顶，生怕花花在这危险的时刻不知趣地又叫了起来。我从心眼里感激那些保护了我和花花的同学们。 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绝对能分辨得出教室内与二楼外这截然不同的两个声源，但面对着五十双“真诚无邪”的眼睛，除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彭先生一定没想到别的。 一个雨后的傍晚，花花失踪了。查遍了小院的每一个角落也不见花花的踪影之后，我又抱着一线希望走出大门去寻找。 花花被打死在小胡同口上一个雨后积水的泥坑旁。这一定是那些常常恶作剧的坏男孩所为！他们的行为与我曾见过的在残疾人身后嘲笑起哄的家伙，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人为乐的家伙属于同类。 在对花花这样弱小无辜的生命下毒手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以花花被围攻时的惨状取乐，他们人性何在？我伤心极了。 我把花花裹在小猫贴花的书包里，在小院的苹果树下，含着眼泪埋葬了花花。 从花花遇难至今，我再没养过任何宠物，也绝不再养任何宠物。 那一阵子，我确实有些标新立异、不务正业。我曾爬到学校二楼屋顶上摘黑枣。 与同龄人相比，我小时候体瘦身轻、腹肌强健、臂力过人。在体育课上，很多同学像秤砣似的视爬绳、爬杆为畏途，而我则胳膊往上一伸握紧绳、杆，然后小腹一缩双腿一夹便上升一截，如此三下两下就轻而易举地爬到顶端。上房的时候，我是利用大树作跳板的。 一定是有人向校方报告了我为非作歹的举动，班主任谷先生才出现在“肇事现场”。可能担心我被她吓着而失足坠楼，谷先生像对待心爱的小孙女似的细声细气地哄着我下来：“吕大渝！你千万小心，慢慢下来。别害怕！你下来了我不说你！” 谷先生很守信用，我下来后，她果然只字未提，没有批评我。 在学校上房还不算，一个周末，《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去刘家彬家玩的时候，我又登上了她家的房顶去摘红枣。 刘家彬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三十九号。栖风楼，凤凰栖息的楼宇。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这条胡同现已不复存在了，它是在展宽东、西长安街的时候被拆除的。 那时，刘家彬是天安门附近北京二十八中的学生。不久，她去东方歌舞团作了舞蹈演员，我看过她演出的锡兰舞蹈《罐舞》。后来，刘家彬又去了深圳电视台。 著名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也住在栖风楼三十九号。刘家彬家是北屋，新凤霞家住东屋。新凤霞扮相漂亮，她当年演出的《刘巧儿》家喻户晓。 在那所院子的房顶上，当我把摘下的红枣往下扔的时候，房下的孩子们一片欢腾。晚上可能要登台挑大梁的新凤霞终于忍无可忍，她走出了屋门要求大家安静一些。虽然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但直到我当了电视播音员，为了晚上播音时嗓子能拉得开栓，下午非得睡个午觉不可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有多讨厌。 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是个著名的剧作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创作戏剧《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一九五七年，吴祖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去了。 当我正在房顶上兴高采烈大声喧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吴祖光已遭到了厄运，也不知道新凤霞正蒙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折磨。 日后，因电视台的工作我曾与吴祖光、新凤霞有所来往，也去过他们位于东大桥的居所。我俨然一副电视台记者的面孔，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但不知新凤霞是否认出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在她栖风楼住处房顶上打枣，影响她午休的小家伙？ 回首那段日子，我不断地爬树上房，实在不是垂涎于黑枣和红枣。追求新奇刺激，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逆转的特点，我喜欢的大约只是上房本身那种冒险行为。 初进女十二中那段混混沌沌的日子终于有了报应：我的作文得了个“二加”。 当年，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两层楼初一共十个班的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拥挤在那惟一的小门往操场飞奔。 有一天，在颤颤巍巍的旧楼梯上挤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都没想就抄了近道，从楼梯半当中的窗子里跳了出去。那时，我经常做些行动走在大脑前面的勾当。这一跳，恰好落到站在门外的蒋雯先生眼皮底下。蒋先生那时是教导主任。我正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蒋先生说：“吕大渝，你到教导处来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导处。蒋先生拿出一本学生成绩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学生成绩册，封面上的“学生”二字被我涂改为“先生”，成了“先生成绩册”。蒋先生问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时，每个学生都有一本三十二开棕色牛皮纸封面的成绩册，记录了各科的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和总平均成绩。学期结束时，操行评语也记录在上。校方通过成绩册与家长取得联络。学期的每个阶段，成绩册都要由学生请家长审阅签字再交回学校。 如果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即使我把“学生”改成了“先生”、“校长”，乃至教育局长或部长，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但因我的作文得了“二加”，则属别有用心之列了。 把“学生成绩册”改成“先生成绩册”这一创举，早已被我忘到了脑后，为了应付蒋先生的质问，我只得支支吾吾地编着即兴台词：“我就是觉得学生学得好坏有成绩册，先生教得好坏也应该有个成绩册呀？”不知蒋先生当年作何感想，反正她没再说什么就放了我一码。 虽然蒋雯先生放了我一码，但我自己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从拍完两部儿童片之后，我就树立了长大要报考电影学院的志愿。我的一些课余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安排的。电影学院属于文科类，如果我的作文是“二加”，将来考不上大学，学电影的理想终将成为泡影。 改变作文“二加”的现状已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当务之急。我备了个小本，见到好的文章、好的句子就抄录下来，积了不薄的一本。我也开始阅读一些名著，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晚上，我阳奉阴违，表面执行母亲按时熄灯的纪律，实则举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小说，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永远失去了一点五的视力，成了个近视眼。 初三时，我的一篇抒情散文风格的作文《北京的早晨》，不但得了五分，还成了范文在班上和年级里朗读。从此，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教文学课的余先生把我看成得意门生，三年后，当他得知我将弃学去电视台工作的消息，还着实发自肺腑地为我由此而不能去上大学惋惜了一番。 走出了作文“二加”的低谷，我已被公认为是学校里“作文好”的学生，并当上了语文课代表，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觉是：自己文学的功底不够、腹中空空、才思并不能如泉涌。至今对我而言，写出一篇好文章仍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情。 从初中到高中，我从来没有当过三好学生。一般来说，在身体好、学习好和工作好这三方面，学习好是评上三好学生的关键，但我各科的学习成绩极不平衡。好的，像代数、几何，我始终五分；不好的，像物理、化学，我只求及格。坦白地说，对于物理和化学，我除了记住小孔成像、热胀冷缩及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等少得可怜的一点常识，从头到尾我就没弄明白那些公式是怎么一回事。 我学习成绩的优劣，完全与对各个科目授课老师的喜爱程度成正比。虽然女十二中每个教室都张贴着“为祖国而学习”之类的大字标语，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口号实在难以不让我跟着内心活生生的感觉走。 从初三开始，教授代数课和几何课的潘其华先生和查良珍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老师。她们端庄大方，总是仪容整洁地出现在讲台上，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 两位老师都卷发齐耳，常常身着深蓝色或浅蓝色布料旗袍，腋下掖着一条麻纱手绢，脚踏虎皮软底大绒方口船鞋。从她们夹着讲义，迈着京剧舞台上跑圆场似的台步轻巧地走进教室，出现在学生面前那一刻起，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学们也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们的板书字体漂亮，讲课的声音柔和悦耳，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在她们的课上，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听讲，从来没有发生过像物理、化学课上那种老师不得不停止教课，维持好秩序，才能继续开讲的局面。 女十二中有着一批深受学生们爱戴的高水平的老教师。听同学们说，她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同学们还说，早年学教育的，包括在讲台上面的一举一动都受过专门训练。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水分，但潘先生和查先生确实与众不同。听她们讲课就像艺术享受，代数、几何作业就像游戏，一切都是那样简单轻松，让人兴趣十足。在这样一种学习气氛中，想不得满分都难。 按惯例，女十二中的学生们读至初三就要移师同福夹道高中部去上课了。高中部曾是清代的一个王爷府。 我从初三开始就在学校包伙、上晚自习，整天和同学们在一起了。 女十二中确实有着文艺活动的优良传统。多年来，每天黄昏时分，似乎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高三年级的文艺好手都会集中到由王爷府正殿一分而二的一号教室，低年级的同学也都迫不及待地赶往那里。一号教室是个音乐教室，进门处有一架钢琴，一场独唱音乐会从晚饭后便开始了。听说，历年来，从饭后音乐会脱颖而出的歌唱好手进入艺术院校的学生占有相当比例。 我在校期间，颇具水平的歌手有孙文冬、赵淑宝和李若一等。孙文冬是学生会主席，高中毕业留校当了语文教员，我后来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赵淑宝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李若一的歌声纯净圆润，我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当年演唱的大都是世界著名歌剧选曲和各国名歌。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我十分留恋那段少年时光的生活，每个傍晚，我都被那优美的歌声所陶醉，当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外国名歌二百首》中一首首令我难忘的歌曲，都是从女十二中的学长们那里听会的。当年那本小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至今仍然跟随着我。它虽然已经泛了黄，纸张也已经老化，可我仍然珍惜无比。 但是，女十二中那迷人的黄昏音乐会也不是天天都能举行，各类名目的政治运动经常会来干扰平静的校园生活。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全北京的人们，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军人不习武、学生不读书，在各单位大小领导们的带领下全都上了房，敲着破铜锣、破脸盆、破簸箕以及一切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再摇着用竹竿挑着的五颜六色的破旗，以男女老少、高低粗细不等的嗓门，向着全北京的麻雀们足足呐喊了一天。全北京的麻雀们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一只只累得。已脏破裂的麻雀，像被喀秋莎大炮击中的希特勒飞机“倒栽葱”的时候，群情更加激奋，士气更加高昂。其间，全市通讯联络繁忙无比，各级战斗指挥部都认真得像打一场淮海战役似的互通“敌情”。高音喇叭也频传捷报，胜利歌声响彻了文明古国的京城。 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是当今世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在那场起哄之中，由于五七年“反右”刚刚结束，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已是鸦雀无声了，所以，从没有人问起以后田里的害虫由谁来吃？生态的不平衡又会造成多少粮食的损失？ 参与过那场愚蠢的打麻雀战役的人们，如今至少已年过半百，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年我十四岁。那天，我干的惟一有点意义的事情是为灯市西口的交通灯义务劳动：我是打麻雀地面部队成员，吆喝得无趣了，跑去与正在安装交通灯的警察聊天，我帮着他们用黑胶条把红、黄、绿灯的三根电线缠在了一起。此后，每当我见到灯市西口的红绿灯时，都会比别人多了一点亲切之感。 事过多年，和同龄人回忆起那场闹剧似的麻雀战役，哑然失笑之余，我常常想，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做了决策，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不跟着瞎起哄，又能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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