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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时代是与“大跃进”同步开始的。 继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之后，毛主席又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动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九月一日开学以后，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学校改成了半日制上课。虽然我已经是女十二中高中的学生了，但那时的学校，好似“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口号：“北平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女十二中初中部的操场，在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前面，周围一圈小柏树。那本是供全校学生上体育课的地方，但开学不久，好好的操场，已是满目疮痍。那里被挖得乱七八糟，成了土高炉的所在地。土高炉用泥和砖砌成，质量还不如我家早年的那个大灶，那个住过很多油葫芦、灶火马子和土鳖的大灶。 白天，我和同学们分头出去找废铁。为了完成定额，我们不择手段。 有一次，我们骑车跑到了一个远离学校的地方，钻进铁丝网去偷废铁，突然听见有人对我们失声喊道：“快出去！快出去！要通电了。”吓得我们仓惶出逃。至今，我也说不清楚我们到底钻进了哪里，只记得当时气氛紧张，像在真的战场上一样，险些英勇牺牲似的。 晚上，操场灯火通明，土高炉都燃起了熊熊的火焰。高音喇叭播放着斗志昂扬的歌曲和各个班级熬铁水的战果。 我跟着瞎忙了好一阵子，最后，那一块块黑疙瘩似的大铁坨究竟去了哪里？我的劳动是给社会主义大厦添了砖，还是添了乱？我没有想过。 天凉了，小高炉熄了火，但我的心却没有踏实下来。每天，我和几个同学以“大跃进”的速度赶完作业，便利用半日制上课的机会，看遍了东城区所有五分票价的学生电影专场。我熟悉所有的中外影片，能叫得出所有中外影星的名字，可学业如此荒废下去，将来怎生了得？当时，我仍没有想过。 从“大跃进”一开始，女十二中就紧跟形势，也办起了工厂。 初三下学期，我在缝纫工厂干活。所谓工厂，只是初中部二楼的一间屋子而已。有缝纫基础的同学才有资格去缝纫工厂劳动。我自小爱好缝纫，所以很高兴成为缝纫工厂的工人。 学校运来了很多用针织厚绒布裁剪好的半成品手套，我们的工作是在缝纫机上做缝合的工作。那种手套是五个指头分开的，最不好做的是绱大拇指，而且，稍不小心，就会把大拇指与其它四个手指缝成了相反的方向。如果不拆掉重做，那只手套就报废了。我和同学们都缝制过废品手套，但都没有耐心拆开重做，因为每次劳动课结束时，都要申报自己缝制的成品数量，拆开重做将会使数量受到影响。虽然我内疚于心，为这种重量不重质的行为时时自责，但我担心自己缝手套的速度太慢，在数量上落后于人，仍是钻了没有质量检验员的空子，把废品手套往成品堆上一扔了事。没有几个月，缝纫工厂就倒闭了。 女十二中高中部原来有个风雨操场，下雨下雪的时候，全校同学就去那里上体育课。“大跃进”中，风雨操场成了北京电子管厂焊接老炼台小盒的一个车间，学生的技术指导是一位会跳踢踏舞的上海师傅。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劳动课就是在风雨操场焊接老炼台小盒。那可是个技术活。焊接的时候，在焊接点上先用松香垫底，焊锡要少，表面要光洁美观，还不能虚焊。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焊锡的用量和焊头最后离开焊接点的时机和速度。 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电子管属于高科技产品范畴。虽然我不明白老炼台小盒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知道不能掉以轻心。工人师傅也强调绝对要质量第一。我不是快手，但我一点也不着急，工作态度极为认真。同学们的工作态度也都极为认真。即使这样，虚焊的事情仍是层出不穷。我总觉得工人师傅一定得把我们的产品重新返工一遍才能出厂。 秋收时节，全校师生开拔，去北京通县宋庄人民公社深翻土地。 我们参加了在场院上召开的动员大会。一个长相朴实的公社干部向社员们描绘着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他说：“到了共产主义，是家家户户，吃香喝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还说：“将来，咱们天天吃香油、喝香油。” 老乡们的小磨香油是很珍贵的。来客人的时候，在咸疙瘩丝上滴几滴香油，就是很盛情的款待了。可是，如果天天抱着瓶子“咕咚咕咚”地喝香油，那该多么恶心！不过，我只是私下这样想想，倒没和任何人说过。 我们住在吕老太太家。老乡们说她和我是“当家子”。“当”在这里读第四声。“当家子”可能是几百年前是一家人的意思。 公社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不要钱。生产队干部挨家挨户收缴老乡的锅碗瓢盆。来到吕老太太家“共产”的时候，我的“当家子”握着她家的饭勺藏在门后，一个劲地示意我别说话。我没有出卖“当家子”，吕老太太的饭勺没有让干部缴获。我站在堂屋当中，清清楚楚地看了场哑剧，但实在搞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年夏天，报上刊登了毛主席亲自到河北省徐水县蹲点的消息，还说那里谷子亩产两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一头生猪一千斤。 在宋庄人民公社，师生们的主要农活是深翻土地。按照标准，我们得翻地三尺。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生土都翻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经验的老农是不是也认为那样真的会亩产万斤粮食放“卫星”？ 为了鼓舞士气，女十二中及其友校二十五中联合组建了宣传队。二十五中是个男校，位于灯市西口和东口之间的大街上，也就是女十二中初中部和高中部之间。宣传队队长由女十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孙文冬担任。 我在大田里深翻了一阵子土地不久，就被调往宣传队，成了孙文冬的麾下。去宣传队的还有后来考进北京艺术学院的吴晓梅等。二十五中调到宣传队的成员有手风琴好手温中甲和黄旭光等。 自那以后，我与孙文冬、吴晓梅、黄旭光和温中甲的友情维系了多年。一九五八年寒假，我们曾骑车去颐和园冬游。昆明湖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整个园子，游人寥寥无几，借大的湖面上，只有我们五个人。我和吴晓梅、黄旭光、温中甲趴在冰面上扮演着《林海雪原》中小分队的战士，孙文冬像少剑波似地举着根长树枝当指挥刀呼啸着“冲啊！” 孙文冬和吴晓梅已是高三的学生了。中国第一位芭蕾舞女演员白淑湘是吴晓梅的好朋友，她常常谈起“白姐姐”。吴晓梅酷爱戏剧，在颐和园清冷的空气里，她为我们朗诵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小羊》。那时我们真年轻。 几年后，酷爱音乐的温中甲，经过深造，成了一名颇有造诣的作曲家。吴晓梅在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演过一阵子话剧，现在是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功课很好的黄旭光，在六十年代初高考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可能仅仅因为父亲是位高级知识分子而使高考诸多不顺。经过多年的自强不息，目前，黄旭光已是一位很优秀的中学校长。孙文冬高中毕业后留校当了语文教员，并在“文革”刚一结束就全家移居香港了。 师生们把宋庄人民公社的农田翻了个底朝天，回校以后，学校领导又要求各个班级编排节目，参加东城区的文艺汇演，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在宣传队时，我曾经连唱带跳，外加说相声。当编导，况且，我已被冠以“作文好”的美名，回到班上，同学们自然推举我挑了大梁。 我创作了一个表现下乡生活的雕塑剧，并担任了导演兼效果，我的雷声是用三合板摇晃出来的。在幕后的诗歌联唱中，我还担任了朗诵。班上的同学也都兴致勃勃地当了雕塑，随着后台意气风发的朗诵和歌声摆出了一组组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那浮雕似的斗志昂扬的群像。我们的演出声情并茂、造型讲究、效果逼真，获得了一等奖。 学生们在蹦蹦跳跳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而实际上，白“大跃进”以来，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伤害和摧毁了农业，森林和其他资源也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吃公共食堂以来，各地已经开始严重缺粮，农民开始闹饥荒，活活饿死人的时情也发生了。 历史往往在远距离的时空中才能看得清晰。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对那场“大跃进”的内幕及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不知该怎么看待自己在那场运动中的一切作为。尽管我只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尽管我只是数亿个不知就里而又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那场运动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不知者无罪”，但，我毕竟是跟着起了哄，抬了轿子。 罪责自然在始作俑者。但事到临头，平民百姓何以分辨真相？有所分辨又何以自决？在那个不透明的年代，中国人是难做的。 “大跃进”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终于引发了经济大崩溃和三年大饥荒。这三年，被定名为“困难时期”。 不久，城市居民开始实行定量供应。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两肉票、一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就连上厕所的手纸也定量供应了。 关于那场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直言不讳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三条，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但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却是：因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利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单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的专家，并向中国逼债所致。 百年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苏联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不只激发了成年人的民族情。爱国心。就连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在每次讨论粮食定量的会议上，我也自愿地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决心分担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 尽管人们愿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情操是高尚的，但长时间每天只有不到一斤的粮食和几乎没有任何油水的日子却实在难熬。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补充一点营养，父母曾带我们去吃过“高级饭馆”。 “高级饭馆”在猪市大街的华侨大厦，每天的供应量很少，要天不亮就去排队拿号才能吃到。由最早来排队的人给大家发号已成为不成文的土规矩。那时一个三级工的月工资还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但“高级饭馆”的一盘菜就要五元钱，而且只是鱼香肉丝和古老肉等几样菜式。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们全家又去了华侨大厦。才十点半过一点，饭馆还没有开门。虽然我们都冻得哆哩哆嗦地站在寒风里，但我们可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可怜得只有幻觉中香喷喷的烤鹅，因为母亲手里已经握有早晨五点钟就先来排队拿到的号码。我们排在中间靠后一点。 将近十一点，饭馆终于快开门了。这时，大厦门前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哭天喊地的声音。那是一个留着短发、面色灰暗的中年妇女。她嚎啕着说，八十岁的母亲从福建来北京看她，明天就要回去了。在临走之前，她想让母亲吃一顿饱饭，谁知道还要排队拿号啊！她发了疯似的哭喊着：“八十岁了！她不会再来了。我就是想让她在走之前吃一顿饱饭呀！” 空气似乎一下子就凝固了，人们都沉默着，心情沉重复杂。我几次冲动想和父母说：“把我们的票让给她吧！”但我最终也没能吐出那豪言壮语。父母的眼神里也流露出同情和犹豫。我想，在场的人们一定都有过和我类似的冲动，但谁都没开口。在那饥馑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多少年了，我忘不了那个女人绝望的哭喊。不知道那位老母亲是否能熬过那三年“困难时期”？ 我的高中同学张德美和郭瑞贞是印尼反华排华时的归国华侨，在北京没有家，都只能住在学校里。张德美担任了班上的英语课代表。 大约一九五九年末，张德美收到了一包寄自海外的生花生。住校生没有炒花生的条件，于是，我自告奋勇地答应帮她拿回家去炒熟了再给他。 我把那包花生倒在一个白脸盆里，再把白脸盆放在了母亲卧室的大立柜顶上，而且，我并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是，几天后的傍晚，当我兴冲冲地准备炒花生的时候，从立柜顶上拿下来的却是半盆花生皮。我顿时呆住了。追查结果，花生是被九岁的小弟大谷偷吃的。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是那个年代的儿歌。那时，市面上提供了一些高价的调剂物资，母亲有时会买些五元钱一斤的桃酥锁在柜子里。饿得发慌的三个弟妹经常由大弟和妹妹望风，小弟动手“行窃”。那是个很老旧的柜子，即使外面加了合页上了锁，也还是能拉开一条缝，小弟的小手刚好可以伸进去。待周末母亲打开柜子打算发给每个孩子一块桃酥的时候，往往已空空如也。可母亲从来没有为此有过一句责骂他们的话。 在那个年代，一袋花生是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我想赔都无从赔起。母亲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但她始终沉默着，仍没有一句难为小弟的话。心虚的小弟躲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 小弟才九岁，他实在饿呀！看着小弟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很可怜他，就没再说什么。而且，花生已经没有了，说什么也晚了。我只是十分后悔没有在拿回花生的当时立即炒熟，再马不停蹄地给张德美送去。 我一向看重朋友间的信任，花生没有了，我不但辜负了张德美的信任，而且，简直就像个费尽心机打劫花生的骗子！怎么向她交代呢？我忧心忡忡。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向张德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她没有对我不依不饶，但我觉得窝囊透顶。 时过境迁，多年后，人们已能吃饱饭了，老同学们曾有过一次聚会。我向已是中学教员的张德美又提起了那袋花生，忍俊不禁之后，我仍觉得那是一件令我终身遗憾，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在北京景山公园苍松翠柏、红墙绿瓦环绕下，有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建筑，它的正门，与崇祯皇帝自缢的煤山遥遥相望。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少年宫在那里成立了。我作为少年宫第一批的老组员，从初一到高二，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五年的节假日和寒、暑假，直至我去了电视台。 我还是初一的学生时，少年宫到女十二中招生，学校推荐了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考试，一起去的还有后来为中央芭蕾舞团演员的张敏初等人。 自拍完电影，我已确立了高中毕业后报考电影学院的目标。我想，台词、表演课长大一点再学还来得及，但形体课讲究“童子功”，从小训练要更好一些。于是，我报考了舞蹈组。 少年宫舞蹈组设在正殿西侧的偏殿里。那是个半专业水准的校外活动小组，分民间、古典和芭蕾三个班，每周上课两次，由北京舞蹈学校的老师任教。 按我的形体条件来说，是不应该被录取的。舞蹈组的辅导员杨书明，那年只有十九岁。他告诉我，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录取我。我当时的直觉是，学校在推荐报考的学生时，告诉了他们我是《祖国的花朵》的小演员。 一起拍电影的张筠英、柳青和刘家彬也都被录取了。我和张筠英分在了民间舞组。柳青和刘家彬分在了芭蕾舞组。 舞蹈课极其正规化。一开始只是在把杆上的训练以及拉山膀。踢腿等其他基本训练。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我对舞蹈界行话所说的“法儿”(读音是“去声”)开了窍，有了“法儿”，并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 “法儿”是舞蹈内在的神韵。一个舞蹈者即使动作完全到位，如果缺了“法儿”，则毫无味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训之后，为了配合汉族。维族、藏族等民族舞的课程，才排练了《拔萝卜》、《新疆舞》。《藏族踢踏舞》、《打盅盘》等表演舞蹈。 少年宫的生活，是我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严格的基训、有趣的排练，鹫峰夏令营的篝火、慰问解放军的演出，还有辅导员的关怀和小伙伴的友情。 一九五八年，给毛主席献花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已经满了十四岁。那年暑假，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参加了在鹫峰举行的夏令营，并将在营火晚会和文艺晚会上演出。 鹫峰脚下的一所学校是夏令营的营地，教室是我们的营房。 有一天午后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刚刚走出房门，迎面而来的一个少年和我同时都愣了一下。我看见的是与我一起给毛主席献花的瞿弦和，一个放大了的瞿弦和，他长高了足足一头还多。他也认出了我，但他再也不是四年前硬要父亲领着挨门挨户去寻找我家大门的那个小男孩了。我们都很矜持，彼此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在拍摄《祖国的花朵》时培养出的对电影化妆的爱好和一点点实践经验在少年宫的演出中声名大噪，不只舞蹈组的小伙伴排着队要我给他们化妆，就连戏剧组也请我过去给予帮助。瞿弦和是戏剧组组员，直到在演出后台，我们才开始交谈。他那时在北京男二中读书，开学后也该是高一的学生了。男二中高女十二中高中部很近，也在灯市东口。他的姐姐瞿弦音是女十二中高我一级的同学。他们的母亲张绍谨是北京女十一中的教员。以后，我和他们一家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年，半专业水平的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口碑甚佳，一些艺术团体往往希望直接从少年宫招生。 一九五八年暑假，两位志愿军文工团的中年人走进了马将军小院找母亲谈话，希望我加盟志愿军文工团。他们看过我的演出，又从少年宫得到了我家的地址。母亲从头到尾，毫无商量余地。 母亲有点让他俩下不来台，可我也只是向他们报以友善的微笑表示歉意，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火力增援。从事电影事业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不会为此改变初衷。 虽然去志愿军文工团的事就此罢休，但我自此对志愿军的动向却格外关注。不久，志愿军就从朝鲜撤军了。 从北京市少年宫步入艺术殿堂的不乏其人。就我所知，我的同代人中，舞蹈组的杨建章、张敏初、肖敏去了北京舞蹈学校，张筠英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柳青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刘家彬去了东方歌舞团。同台演出《拔萝卜》的男孩张大森去了中央民族广播乐团，成了一个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在戏剧组中，瞿弦和、郑天龙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栾景泉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市少年宫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少年宫的第一批老组员、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年人，回到了留下过少年时代美好梦想的地方，人人感慨万千。我写了一首诗，由我、栾景泉、张筠英与瞿弦和登台集体朗诵。 漫漫人生，即使中年坎坷，但我确实曾拥有过一个幸福的少年时代。在少年宫度过的那些令人留恋的日子，则是我生命中的一颗闪光的明珠。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在新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女十二中接受了参加团体操中少女操的表演任务。在训练过程中，我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在少年宫的训练成果，也为女十二中完成少女操的表演任务作出了贡献。 团体操是由国家体委创作和负责排练的。少女操的音乐选用了聂耳的《春节序曲》。训练的程序是先由各参与学校的体育老师前去学习，回校后在体育课上传授给所有参加表演的学生。因为是个群众性的体操表演项目，所以，少女操的动作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动作有“法儿”和“没法儿”则有着天壤之别。 女十二中的石先生是位极其优秀和开明的体育教员。但是，石先生毕竟不是舞蹈演员，也没有受过艺术体操的训练。 在石先生的体育课上，我把她传授的像课间操似的少女操加上了“法儿”，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石先生大度地要求我代替了她。从此，我不但前往受训，学习第一版的少女操，而且，全运会排练期间，整个女十二中从初三到高中的体育课全部由我“脱产”教授少女操。我业务过硬，信心十足，教学组织得井井有条，课堂纪律极好。 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 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教授少女操的体委或是体院的那两位教员的姓名了，只记得年长些的稍高，年轻些的稍矮。集中排练时的指挥，大都由年轻的那位老师担任。为了表现健美，各学校的队伍都是个子高的在前面，个子矮的在后面。我才一米五八，排在了队伍的后面。 但是，排练了一段时日之后，有一天，年轻的老师突然在扩音器里叫我出列，她把我调到面对主席台第一排正中的位子上，周围那片一米七零的大个子们高出我半头还多。开幕式那天，不知主席台上的观众是否会奇怪：为什么一群高头大马的女学生当中央了一个小个子？一个很有“法儿”的小个子。 在整个全运会的训练和彩排期间，每当看着低年级小同学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时，总觉得似曾相识。当我还是个低年级小同学的时候，不是也曾向一号音乐教室的那些高年级的歌唱好手们投去过相同的目光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已是高年级的学生了！那学电影的美好的理想一天近似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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