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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集合 在天安门城楼后边的空地上。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大家 踏上了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台阶…… 1．突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端门之间有一块空地，上面站立着数棵历经沧桑的古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他们是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上车出发的。从勤政殿到这块空地只花了5分钟时间。 这时，已经探雷完毕，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任务刚好结束。 喜悦写在脸上。下车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个又说又笑，互相招呼着集合起来。 之后，他们沿着城楼西头的古砖道楼梯，豪迈地向天安门城楼走去。 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岁的毛泽东自然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此刻，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在想些什么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伟人想起了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诺言，也许想到了逝去的峥嵘岁月，也许脑际翻腾着更为汹涌博大的风云……比毛泽东大7岁的红司令朱德随后走向天安门城楼，之后是比朱德小12岁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同岁的宋庆龄以及其他领导人按顺序一一跟上。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 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今天，毛泽东与18年前在中央苏区的“开国大典”上一样穿着中山装，只不过那时是布衣，今天是黄呢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显得神采奕奕。 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 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老大哥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叶子龙于是立即噔噔噔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钟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几十级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证出来。 钟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谁也闹不清毛主席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 今天早上已到6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 菊香书屋，位于中南海勤政殿与颐年堂之间，是一处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宅院。 就在不久前，他从香山公园搬来往在这里。他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通宵工作，上午睡觉。跟他时间长一些的卫士都知道他这个习惯。 然而，今天他吸着烟，不停地忙碌着，忘记了休息。 此时，北京城内外的数十万群众正准备赶往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能够自己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的诞生庆典。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周恩来特别关心毛主席的休息情况。他自己一夜未睡，又到天安门检查了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指出了毛主席画像及天安门背景布置等不妥之处。从天安门返回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休息了没有。当卫士长李银桥又一次回答主席还没有休息时，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你们要想办法催他休息嘛！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动他早些休息。” 周恩来对卫士用了命令的口吻。 卫士长李银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里面烟味呛人。显然，毛主席工作中吸了很多根烟。李银桥小声将周恩来的话报告毛主席，并劝他说：“主席，早点休息吧。” 可是，毛主席等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阅完毕，才离开案头。他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舒展了一会儿筋骨。 毛泽东在卫士们护侍下上床睡觉。睡前，他叮嘱卫士长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按嘱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他参加开国大典要穿的黄呢子制服。卫士们知道，这件礼服的料子，当初是秘书叶子龙送来让毛主席过目的。毛泽东像往常那样，在床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的书才起来。 毛泽东吃过饭，下午2点整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他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 勤政殿，就在这所已经赋予了全新含义的大殿里，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当选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其他各位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 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脑。这位走上东方大国首脑岗位的人物，年仅51岁。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 也许，代表证红绸条是被毛主席忙丢了。 钟灵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他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边走边等，他没佩带代表证的这个缺憾怕是难以弥补了。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注定是要圆圆满满的。 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着军装的小伙子，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主席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 这位着军装的小伙子就是钟灵。 别好红绸条的毛泽东带着其他领导人继续向上登攀。 一百级台阶并不长。 然而，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漫漫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 别着红绸条的新中国领导人一步一步走上去，他们深深懂得脚下每一级台阶的非凡意义。 2．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就是1949年10月1日。 其实不然。 那么，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究竟是哪一天呢？ 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总共是45次。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949年7月7日夜晚9时20分。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 7月的北平是多雨的季节。7日这天，北平城又是风又是雨。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一年之中要下的雨，都要集中在这一天全部倾泻完似的。 然而，风雨没有阻挡住20万群众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步伐。他们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当天下午，纪念和庆祝活动在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开始。 接着，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礼炮声和乐曲声盖过了风雨声。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掌声中，通过成立了由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肖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尔后全体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接下来由主席团主席彭真发表讲话。之后，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沈钧儒、许德珩、吴晗、肖明等人，相继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讲。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于是，纪念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高潮。 “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听到人民这样称呼他。 人民是多么朴实可爱！ 人民是多么坚强伟大！ 毛泽东早就断言，真正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开火，二十九军将士奋起还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芦沟桥反侵略的枪炮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 当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的一份宣传鼓动提纲中，就英明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他在这份宣传鼓动提纲的末尾断言：“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漫长而巨大的牺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所以能得出这一远见卓识的结论，是因为他深刻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却来抢夺人民赢得的胜利成果。于是，毛泽东代表人民作了著名的“桃子该由谁摘”的形象、精辟的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批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实在值得纪念，实在可庆可贺。 然而，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极其愤慨的是，1949年1月26日，南京中央社1月26日发表了这样一条电讯：“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让罪大恶极的侵略者最后得到的是“微笑”，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l月28日，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中共发言人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丑恶行径，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为了抢夺解放区军民天天浇水得来的“桃子”，已经以敌为友，不择手段；他们明目张胆地充当了历史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针锋相对：坚决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坚决搬开一切敢于阻挡历史车轮的绊脚石。 因此，1949年7月7日，纪念“六七”抗战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意义重大而深刻。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但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昂。 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高歌着，纵情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是一扇风景独好的窗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立志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与力量。 这个雨夜告诉人们：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3．国母最快活的一天 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登攀着。她在这支参加开国大典队伍中的位置十分显眼。 她走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是这支队伍中的第四号人物。 她今年56岁。1893年1月27日，她出生于上海。她与毛泽东同岁，算小账，比毛泽东大11个月。 她虽年近花甲，历尽世事沧桑，但容光焕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今天，她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看上去仿佛只是30多岁”。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但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宋庆龄是国人敬重的国母。 她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归国后于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5年，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成为国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曾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革命的热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她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谴责国民党右派，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她当选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她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者和革命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发动上海群众支援第十九路军，并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看望十九路军伤兵，穿着护士服给年轻的伤兵喂饭。 1938年，在抗战烽烟中，她发起并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她还介绍、联络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成为国际友人通往红区的一把秘密“钥匙”。 抗战胜利后，她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8年，她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憾。 毛泽东非常重视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新政权这件事。为此，他与周恩来多次商量，并十分审慎地展开了工作。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作垂死挣扎，他们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枝手枪。一枝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枝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枝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出面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况密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它给了廖梦醒，自己依然留在上海。 5月7日，上海全城解放，白色恐怖不复存在，但宋庆龄还没动身北上。 建立新中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毛泽东与周恩来非常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一天，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谈起请孙夫人北上的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想得更为妥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周恩来当即推荐自己的夫人当此重任。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周恩来总是把工作放在头等位置。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毛泽东说道。 “请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办事向来缜密、周到。 毛泽东欣然挥毫，奋笔疾书：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伏案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书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邓颖超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平启程，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抵沪后，邓颖超叫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说明来意。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说明后，非常伤感地说。 宋庆龄终于道出了迟迟没有去北平的一个深层原因。 此时，她不禁想起了1925年的北平。这年1月30日，病中的孙中山还对她说：“余所持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战胜此病，决元危险。”但是，不到两个月，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为此，宋庆龄悲痛欲绝，“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北平，是她最敬重、最亲爱的人与她诀别之地。北平的那个噩梦从此总是缠绕着她。一提到北平，她就伤心不已。 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让我想想好吗？”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说。 下这个决心，她还需要时间。 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 几经交谈，宋庆龄终于作出了离沪北上的打算。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罢，急忙翻看日历，估算上海开来的列车抵达北平的时间。 “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周恩来建议道。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毛泽东稍作思考后答道。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赶赴曾经令她悲痛欲绝的伤心之地北平。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出发去接孙夫人。 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以及保育院儿童五十余人，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了。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孙夫人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穿黑色拷绸旗袍，佩一条洁白的纱中，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 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 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 有太多的事需要毛泽东去忙。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俩人享受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 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人互述阔别，一席畅谈，气氛欢洽。 10月1日下午，当她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举目四顾，心潮澎湃。只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广场上满是拿着旗帜、欢呼跳跃的群众，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她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并排站在一起，亲眼目睹毛泽东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时，宋庆龄不禁泪花闪烁。那是欣喜的泪：她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事后她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去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宏大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即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 她说在北京有两桩事“最使人感动”： 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紧跟着第一桩的是第二桩最生动的事件。10月1日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召开第一次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日子。这个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洋，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色各样的人都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这是景象的大观，这是万音的合唱，使人永远不能遗忘。……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 开国大典上，国母喜不自禁，热泪盈眶。 24年前北平给她蒙上的沉重阴霾从此扫去。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这一天，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 4．“金蝉脱壳”的李济深再次亮相令人刮目 年过花甲的李济深健步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他今天能走在这条古砖道上实属不易。他知道，自己在天安门城楼一亮相，一定会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大吃一惊的。 李济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这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但李济深毕竟挣脱了他们布下的罗网与羁绊，如同深海潜鱼一般突然消失于他们的监视之中，又倏然浮出，一下跃上了天安门。 李济深是一个经历与身份很独特的人物。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却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党”。可到了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时，他仍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就在这个北方农村土庄子里，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第一个公告《五一劳动节口号》，将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与政治主张告诸于天下，下了一着很有政治远见的棋。 翌日夜，毛泽东抛开其他军国大事，伏案疾书，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并主持盟务的沈钧懦写信：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毛泽东要与两大民主党派领袖商讨的问题，确是绝顶的重要。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开香港进入解放区。但李济深是一个为多方关注的人物，他要游鱼一般自由自在地离港而去，绝非易事。如果贸然行事，就可能惹出大麻烦。当时，众多的政治势力都在向李济深伸出形形色色的手，想利用他做政治斗争的本钱和幌子，他们试图阻止他北上走向解放区。 不知怎么搞的，香港有一份小报竟将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捅了出去，本来就盯着他的那些眼睛，这下瞪得越发大了。 港英当局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控。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他们当然不希望发生李济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从香港前去投奔解放区的事实。港英政府本来就把他当做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专门在他私邸门前派了守卫的警察，四周布置了一些密探。现在，他们对他“保护”得更加严密了。 国民党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加紧活动，要破坏李济深的北上行动计划。 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着李济深的动向。事实上，美国方面与他早有频繁接触。美国政府眼看蒋介石政府即将分崩离析，想在适当的时候请李济深出山，利用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在全国各界民众中的威望，组织一个既反蒋介石又排斥共产党的新政权，美国则自告奋勇地做后台老板，以保证美国在华利益不被剥夺。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派曾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作说客。蔡对李济深说：“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保留江南半壁江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但李济深不为巨大利诱所动，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 美国方面对李济深这番表示当然深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希望他与共产党新政权挽起手来。 李济深北上之旅，阻碍重重。 他没能第一批离港。 他又没能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却急需他北上共商大计。 对此，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决战的毛泽东、周恩来急了。11月5日，周恩来亲拟电文，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务于12月之前，将李济深等人安全接到解放区。 钱之光、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 他们先安排何香凝请李济深吃饭，说服他无论从形势需要还是从自身安全考虑，都应当图谋早日北上。 接着，潘汉年亲自行动了。 一天，一位戴金边眼镜、西装革履的精干男人，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门前。他的目光显得很柔和，但不时透过不易被人察觉的机警目光。罗便臣道92号是盖在半山腰上的一幢小洋楼。一看这楼就知道，主人是一个颇有身份的人。 “金边眼镜”似乎毫不顾忌周围的动静，大大咧咧地叩了叩门。 大门开启了，房子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脸盘宽大而圆胖、穿着半新半旧浅灰色长袍的老人，他热情地握住了来访者的手。 这位身材、长相明显有两广人特征的老人，就是楼的主人李济深。“金边眼镜”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道：“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他边说边幽默地指了指门外。 门很快关上了。李济深马上关切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潘汉年自信地说。 潘汉年曾经多次拜晤过李济深，俩人谈话很投机，这次相见落座后，潘汉年就打开话匣直奔主题。 李济深淡然一笑，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哎，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让我离开香港，更不愿让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国民党特务心狠手辣。深知这一点的李济深，显然对北上安全问题很有顾虑。 潘汉年马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情：“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求对您乘船北上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后道：“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说罢，李济深引潘汉年到楼上书房，叮嘱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 一番密谈，商定了一个北上方案。 潘汉年从侧门走后，李济深派人到门外暗察，果见有两个男人在那里转来转去，探头探脑。 潘汉年的判断被证实后，李济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看来，国民党反动政府派来的杀手已经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了。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啊！李济深是蒋介石的一颗眼中钉。现在，蒋对他是必除之而后快。 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少时读书之余参加农耕和放羊。1903年入黄埔陆军中学学习。192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晋升军长，并晋为陆军上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同年4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软禁在南京汤山，剥夺他的军政大权，第一次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但他拒绝追随蒋介石，也不为其收买，开始组织反蒋组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第二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 此后，李济深还与蒋光鼎、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在闽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而开始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政变被蒋镇压后，李济深逃亡香港，在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从事反蒋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济深积极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蒋介石被迫撤消对他的通缉令，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还授予他为陆军一级上将。抗战胜利后，李济深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当选为主席，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搞内战和独裁。1947年春，李济深得到宋庆龄赞成后，在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支持下，以回乡扫墓为名，秘密离沪抵达香港。3月9日，他在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勇敢地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第三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并再次对他进行通缉。 上了蒋家王朝黑名单的李济深，这次能不能破网而去，安全北上呢？ 圣诞节到来了。受西风浸染已久的香港，放假欢度，入夜火树银花，节日气氛十分热闹。人们穿上了美丽的节日服装，平时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一下子舒缓下来。 钱之光、潘汉年等人精心选定圣诞节过后的那个深夜－－12月26日，将李济深等重要的民主人士安排接走，第三批乘船北上。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悄然停泊在维多利亚港。 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消息透露出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华润公司这个中共秘密通道的注意。就在这几天，他们借洽谈业务为名，派人到华润公司明察暗访。 中共地下党的行动高度机密。 为了确保安全，要走的人不知这批有多少人同走，也不知道与谁同走。 为保证李济深安全脱身，钱之光、潘汉年等人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措施。 26日夜。坚尼地道皇家酒楼三楼的一个包间内，灯火通明，高朋满坐。香港名士邓文钊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李济深，赴宴作陪的还有朱蕴山、何香凝等人。 李济深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一群记者等候在酒店内外，观察着宴会的动静。香港警探也在酒店四周走动。 有人试图接近宴会包间，但没能成功。因为包间外守着两位孔武强壮的年轻人。他们毫不客气地阻止并粉碎了任何接近包间的企图。 宴会在干杯中结束了。 记者们一拥而上，围堵着李济深进行新闻拼抢：“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 随行人员排开一条人缝，保护着李济深冲出人墙，乘车而去。 有人也赶紧登车，紧紧尾随而行。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还随带了很多酒菜。 游艇在波光粼粼、游艇如鲫的海湾里游弋着、飘荡着。夜香港如同一把珍珠撒落人间，美丽动人。关注着李济深等人动向的人们明白了：哦，李任公起了雅兴，节日之夜泛舟赏海了。 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苏联巨型货轮“阿尔丹”号。 李济深登上“阿尔丹”号，一下子碰到了许多熟面孔。与他同船北上的有章乃器、柳亚子、彭泽民、茅盾夫妇、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邓初民、王绍鏊、孙起孟等民主人士。他们装扮得五花八门，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商人模样，有的短绑衣衫……他们上船前也都颇费了一番周折。有的先到旅馆的某个房间待上半天，再动身上船；有的先到朋友家，再折转来到船上……但这些民主人士在脱身行动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带任何大件行李，决无出远门的迹象。 钱之光与民主人士作别时叮嘱道：“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长线的，所以大家现在是去东北做生意，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新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此时，在一个普通小旅馆里，潘汉年等人正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在李济深等人脱身行动中，一路布下了随时准备接应的人。电话铃时起时落，一切都按原定方案进行着。最后，潘汉年接到一个电话：“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这是暗语。 神不知鬼不觉，没出一点纰漏。 潘汉年顿时如释重负。 “阿尔丹”号一声高吭长鸣，徐徐驶离维多利亚港湾。 等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察觉，“阿尔丹”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三天，穿过了台湾海峡。 十多天后，“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在那里迎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济深离港后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出8万港元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宏到香港，想请李济深出来斡旋，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可是，香港罗便臣道92号已是人去楼空。白崇禧的8万港元换得的只有失望。 更具喜剧色彩的是，经潘汉年等人一番工作之后，黄绍宏的态度很快由求和转向共产党。他接受周恩来的邀请，9个月后也出现在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里。李济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他。 李济深激动地说：“毛主席，您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长期陷于贫穷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吹嘘。” 毛泽东拉他进会客室，让卫士给他上茶。 俩人坐下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李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埃”李济深说：“我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会相处得更好。” 劫难恩仇俱往矣！建立新中国的壮丽事业，使无数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 李济深终于登临天安门城楼。 他如此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场合，令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大为遗憾。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亮相时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这是一位农家之子的人生辉煌。 这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人生辉煌。 5．张澜“老成谋国”当上了副主席 在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中，一位年逾古息银髯飘拂的长者十分引人注目。 他就是出生于清同治年间的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 “老成谋国”的张澜，是毛泽东筹建新中国必邀的一位人物。 而张澜今天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身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恍若置身大梦之中。他死里逃生，才拥有了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日子。 1949年初夏。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这些天，这个原先幽静之地，显得格外热闹。毛泽东在这里频频会见民主党派领袖和爱国民主人士，共谋建国大计。 建立新中国，“张表老”是不能不请教的。毛泽东的眼前浮现出飘然若仙的长者张澜的形象。 张澜，字表方。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4月2日，生于四川省顺庆府（今南充地区）张观沟。 他是前清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东邻日本的维新富强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联络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们，反对为慈禧祝寿，提出要慈禧退朝，让光绪皇帝继续维新变法。他的这番举动被清政府视为“大逆不道”。便将他押送回国。 1911年，四川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保路运动，他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6年，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因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后来又发展为旧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先进，治学严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高等学府之一，教学水平名列前茅，科研成果突出，被誉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 他还曾担任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四川省省长、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七七事变”后，张澜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焦急万分。他赋诗强烈谴责蒋介石丧权辱国的罪行，表达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掩护、安置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9年，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l941年，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主席，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仍当选为主席。 他在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谈话，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建国的道路，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他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他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决不参加。 他还领衔与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吁请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发动内战。与此同时，他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进行和谈，邀请陈诚参加商谈避免内战问题。 这些举动，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忌恨。 在此之前，毛泽东与他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俩人彼此都已久闻大名，可谓神交已久了。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然走向布在重庆的那张政治谈判桌，使他有机会与“张表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45年8月28日，客居重庆上清寺特园的张澜，得到毛泽东已从延安飞赴山城的消息，被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对和平的诚挚热情所深深打动，连连赞叹：“难得，难得。” 张澜早就从许多重大事件中，领略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业绩，特别是对于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的卓越政治才能，至为钦佩，这次毛泽东来了，他急于想见到这位不同凡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于是，立即驱车赶赴机场毛泽东一下机桥，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飘、粗布衣衫的张澜。他不等别人介绍，就走过去紧紧握住张澜的手：“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握住张澜的手，很久都不松开。 “你为国操劳，身负众望。应当，应当！”张澜道。 初次谋面，一见如故。 此后，毛泽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多次与张澜交谈，希望通过他的影响使西南的那些地方实力派能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并希望他能协助共产党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游击队，张澜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还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 张澜还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该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赞誉他不愧是“老成谋国”。 10月11日，毛泽东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飞赴延安。张澜也赶赴机场送行。 张澜对毛泽东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哟！” “欢迎！欢迎！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毛泽东微笑着热情地说。 1946年，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讯后，张澜愤然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会散后，他尚未走出会场门外，就突然遭到早已布下的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场头部致伤。 l949年暮春，蒋介石料知自己的政权很快就要土崩瓦解，待在大陆已时日不多了，丧心病狂，欲结果张澜性命，不让他活到共产党时代。 一天，武装特务突然包围了张澜正在休养的一所疗养院。经院主持人郑竹定大夫舍死营救，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医务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没有当场下手，允许他们把张澜软禁在病房内。 蒋介石身边的谋士得知此事后，也觉得这一招太不高明，劝蒋不要落下此等口实。蒋介石悻悻然不置一词。 好在形势急剧发展，上海很快解放了。国民党特务终于没能对张澜下黑手。 5月29日，张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发出电报。 毛泽东接阅电报非常高兴。 一别数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毛泽东与“张表老”不是要在延安再次晤谈，而是要在北平共谋开国大计了。双清别墅里吹拂着和煦的风。毛泽东欣然命笔：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信中提到的罗先生，是指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罗隆基。 张澜接到电报后，立即离沪北上。 毛泽东知道张澜抵达北平下榻北京饭店的消息后，次日就去拜访。走前，他觉得去见“张表老”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重，便嘱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毛泽东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其他几件屈指可数的衣服中左挑右挑挑了一番，竟未能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李银桥苦笑着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道：“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找人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去借一件穿？”李银桥问。 毛泽东说：“不要借了，有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带着一份歉意，到北京饭店拜访了张澜。 张澜为之十分感动，一定要到香山回拜。 张澜的车开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口迎候了。张澜一下车，毛泽东就上前扶住他。 张澜已届77岁高龄，这天精神很爽，但行动已不那么稳健了。他边走边说：“盼望多年的胜利终于到来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 “张表老，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伟大的新中国。”毛泽东说。 “当然，当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10年。”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在双清别墅亲切晤谈，谈了很久。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他盛赞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言，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他热情称赞：“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他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新中国政治制度，与旧民主主义的总统制、内阁制及苏联、东欧各国的政体进行比较，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协“共同纲领”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也深知保卫已有成果和建设新国家的艰难。他告诫大家，“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因此，他号召民盟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并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以求革命到底，建国成功。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并不长。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很漫长。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张澜老先生经历了前后两个世纪、数个朝代的漫漫求索。 银髯飘拂在天安门城楼上。“老成谋国”的老革命家，担当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重任。 面对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面对全中国，面对全世界，老人感慨万千，兴奋不已：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 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 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6．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群体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群体，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复杂情感，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古砖道上进行着划时代的攀登。 他们一个个既是平凡之人，但一个个又绝非等闲之辈。 那么，举行开国大典时，到底有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就在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63位领导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位：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政府委员56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主席、副主席中最年轻的是高岗，时年44岁，是其中惟一出生于20世纪的人物。他1905年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与饶漱石等人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被开除出党。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10月23日，毛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早年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就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对人民解放军取得横渡长江胜利，并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一系列辉煌战果表示祝贺，同时对自己家乡福建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毛主席：“我的故乡福建何时能够解放？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治理福建。”当毛泽东告诉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央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到福建工作，并征询他意见时，他高兴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岁高龄的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是清光绪进士。1905年入东京私立政法大学学习。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也是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毛泽东对他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应允。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l945年，他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l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有一位政协代表本来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但不幸惨遭毒手，未能如愿。 他就是杨杰。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惊悉扬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札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惟一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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