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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上。实况播音员丁一岚立即欢呼 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 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 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 1．权衡再三选定庆典场地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上要举行阅兵式，这个设想早在，1949年7月底就确定下来了。 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事一定要圆满。而选定一个合适场地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现出来。 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听完汇报后，各位领导先后进行发言，作了一些指示。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紧锁着眉头，习惯性地将一个胳膊时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他没有马上拍板。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并且，天安门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远不像后来那样阔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缺陷，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 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 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劝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它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实际上，明清两朝，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天安门出入。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决心下定于凌晨。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l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2．清除三朝垃圾二十多万吨 南洋华侨领袖、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陈嘉庚，接到毛泽东的邀请电，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 那天，他路过天安门，见到这个著名的宫廷广场垃圾成堆，心中颇有感慨。 垃圾如山，臭气阵阵。这个广场就像封建皇朝和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一样衰败到了极点。 为此惊诧的不仅是这位南洋华侨领袖。 北平解放时，解放大军开进来，只见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有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有人估计，当时市内堆积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皇城根下的垃圾也是有说头的。除了民国当朝的垃圾外，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垃圾还是“文物级”的——是明清两朝的遗物。这不是演绎，因为当时有人从垃圾堆里找出了不少明清时代的文物。 民国时期，城里的垃圾堆还在不断增多。日积月累，垃圾倒成了旧皇城地质的一部分，不同时期倒下的垃圾就像一层一层的页岩。后来，市区内再也没有办法往高处堆放了。于是，垃圾堆就上了房顶，就上了街道，就到天安门广场安家落户了。 当时城内有个叫二龙坑的地方，连年堆放垃圾。长起了一座高高的、臭气冲天的山头，居民们出门得翻越这座垃圾山才行，生活、交通苦不堪言。 北平解放后不久，军管会人员来到天安门时，简直不相信眼前这座城楼就是天安门城楼。只见城楼破败不堪，杂草在寒风中晃来摇去。他们踏上通向城楼的砖道时，一群野鸽子扑索索飞起来，咕咕地呻叫着飞上天空，一派萧杀景象。通向城楼的古老阶梯上，满是厚厚的、表面业已风干的鸽子粪便，一脚踩上去，浓郁的霉臭味直冲鼻孔，弥漫在空中。 皇城根下的一位居民诉说道：“我们的房子埋在垃圾堆里十几年了！” 垃圾成山，不仅阻塞交通，而且污染环境，滋生疾病，严重损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决不能建立在这样一座垃圾城之上。 在天安门被确定为开国大典场地之前，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就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 “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古城垃圾宣战。 形式多样的清运会在北平城一个接一个地召开。 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 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点燃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自己生活环境的工作热情。 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为大清扫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清户、清巷。 l949年4月26日到6月30日，为大清扫的第二战役。主要任务是清除待运场和重点地区。 经过91天的会战，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重达201638吨。 垃圾数量实在惊人！ 陈嘉庚进北平时，北平市打响的垃圾战第二战役尚未结束，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山尚未被新中国的“愚公们”搬走，因此使他有幸目睹了旧中国留下的蔚为壮观的奇特景象。 当天安门将辟为广场，北平将改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等消息传出后，获得新生的人们干劲更足了。 “建设人民首都”，天安门城楼下矗立起一块崭新的巨幅标语。 这是人民的意志。 这是政府的号召。 数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没有工具的干脆用手搬石块，填平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 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 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市建设局的工人大军开进了广场 这是建设自己的广场啊！工人身上蕴藏的冲天干劲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他们奇迹般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可以容纳20万人。 很快，沥青石渣路面铺好了。 鲜花、绿草、树木种上了。 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美丽得如同即将迎接新生活的新娘。 天安门广场的新生，是整个北平城获得新生的一个缩影。 古都打响的这场垃圾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至此，所有的垃圾山都被新中国的“愚公们”彻底搬掉了。 告别古老皇城，拥有崭新首都的市民们感慨道：“旧社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给我们开了幸福路。” 天安门广场以及许多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垃圾堆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死城北平已经成为历史了。 新生的北京，则犹如初生的婴儿，沐浴着朝阳，生机勃勃。 3．为新中国门面整容 当确定以天安门城楼为开国大典主席台的那一刻起，这座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就升华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门面了。 天安门始建于1417年，建成于1420年。由于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而也就袭用承天门之名，意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被视为明成祖之后的明皇朝承天命和敬天的首要之地。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7月，承天门被火焚毁。宪宗成化元年（l465年）3月，在工部尚书白圭的主持下，重新修复了承天门，并由原来的东西5间扩大为9间，将牌坊式改建为宫殿式，基本具备了今天天安门的规模。1644年，占据白山黑水的“大清”军队攻入北京，人主中原，承天门两次焚于战火。顺治皇帝进京时，承天门就像牙齿脱落的骷髅头，只剩下5个黑乎乎的门洞，上半部已荡然无存。清顺治8年（1651年），顺治帝下诏重修承天门。修复后，正式命名为天安门。岁月沧桑，但这个名称一直保留下来。 天安门城楼雕粱画栋，金碧辉煌，整个建筑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成行排列的柱子多达六十多根。《大清会典》说其“雕扉三十六”，是指每间都有四扇油饰红色的凌花窗门下都是雕花裙板，四周有汉白玉栏杆，望柱上有莲瓣瓜头，柱身柱间的栏板为荷瓶雕刻。同时，还有整齐犹如龙爪菊的斗拱，梁柱上有华丽的缠枝莲和宝珠吉祥的草形绘。暗檐处则用青、蓝、绿等冷色与鲜艳的红柱、红墙相映衬，显得十分美观。 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有三间黄瓦红墙、红窗子的小房间，它原是守护天安门城楼的护军的住舍。城楼上的守军将士，负有瞪望和守护天安门城楼的任务。天安门的城台由汉白玉的须弥座和砖台组成。须弥座高1．59米，砖台高13米，用一色42公斤的大砖砌成，砖间灌注糯米石灰汁，建成后异常坚固。 天安门城楼高达35米，“横空出世”，气势非凡。 城楼上共有5个券形门洞，大小不一，中间那个最高最宽，高8．82米，宽5．25米，为封建皇帝通行的专用门洞。券门洞装有2扇朱红大门，门上饰有金钉99个和金包龙头铺首。 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却是一派破败、凄凉景象。朱红的墙皮一片片脱落，斑斑驳驳，犹如溃烂的皮肤，令人目不忍睹。城楼砖残瓦缺，琉璃瓦顶上杂草丛生，雕花门窗破烂不堪，东倒西歪。金水河成了臭水沟，满是淤泥黑水。 春风得意，天安门城楼面目一新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8年8月9日至14日召开的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整修天安门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建设局研究提出整修天安门的工程计划，并要求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受领任务后，市建设局的同志们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他们深知时间紧迫，深知此项任务责任重大。 整修工程任务艰巨：要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所有路面障碍物，开辟至少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使它能够成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安装一座电力控制的高大旗杆；修补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还要进行植树、栽种花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任务重，工期短。 从领袖到普通百姓，对这项工程都很关注。 整个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完工。 在市建设局工人和成千上万群众挥洒汗水之后，工程迅速向前推进。 路障被清除了。 城楼上的杂草被拔掉了。 残砖缺瓦被镶补好了。 皮癣般的城墙被油漆一新。 天安门换上了新装。 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根据大典筹委会的决定，还要在城楼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面搭起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宾，届时可以登临观礼。由于时间太紧，搞永久性建筑显然来不及了，建设者们土法上马，用杉蒿、木板搭起临时性观礼台。但他们心里不托底，专门调来部队，在台上站满密密匝匝的指战员，看看是不是足够牢固，还让他们在上面蹦呀跳呀，以确保万无一失。 修建国旗旗杆是这次整修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开国大典那天，要保证毛泽东主席一摁电钮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关键在于要把旗杆修建好。 然而，旗杆修建工作不怎么顺利，还险些出了纰漏。 身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是整修天安门工程的总指挥。他对修建旗杆之事，一开始就很重视，经过认真研究，作了周密的布置。 钟汉，这位市建设局的建筑师，担起了修建旗杆底座和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任务。 担任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林治远，挑起了旗杆结构设计的重任。 他们俩人受领任务之后，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 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旗杆材料很不容易。但必须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开国大典那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 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精心将它们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22．5米。 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接起来。 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 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 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俩人并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粱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俩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 任何问题都已经归零。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试验。 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 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机，偏偏这时出了故障：红旗升到杆顶端后，马达不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林治远惊呆了。 梁昌寿也惊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的领导惊闻后，火速赶到现场察看。 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 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杆面前云梯显得个儿太矮了，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急得直打转。 赵鹏飞副局长沉着冷静，亲自布置，找来熟练棚彩工的兄弟俩人。他俩穿上铁鞋，冒着舍生之险，登上云梯顶端，再攀登到旗杆顶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绞在滑轮里的红旗取了下来。 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林治远、梁昌寿悬在半空里的心却没有放下。他们立即动手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俩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经得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任怨地工作着。 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满心想为新政府出点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们一听说要制作这么大的宫灯，惊奇得直吐舌头，连连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他们谁也不敢贸然接下这活儿。 有人建议说，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艺人。 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 清宫档案史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料中发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这位健在的老艺人。他们不禁释然吐了一口气。 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校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可他没有回绝，亲自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他对陪同他的苏凡队长说：“这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苏凡见老人没有拒绝接活已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听他说要提一个条件，他当即痛快地答应：“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略一沉吟道：“你们要的这8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来做。但是，这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原来是这么一个条件！苏凡当场满口答应下来。 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老艺人找来徒弟，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他自己亲自找木匠定做宫灯圆托。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拼命抢进度，吃住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携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谐。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情况。 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时间如同野马一般狂奔，飞快地向开国大典接近。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 张致祥部长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一些梯子，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 要把这么大的宫灯挂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宫灯弄到10根廊柱之间。 宫灯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却不知如何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对于8盏大红宫灯来说，小小的钉子怎么能将它们固定和吊挂住呢？ 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 肖野东张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受力。 他这招果真管用。 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守，以保证绝对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晚上搬到城楼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 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到了祖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8盏大红宫灯诞生的意义远在宫灯之外。 天安门城楼上8盏红红艳艳的巨大宫灯，它是开国大典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一段动人的故事，是中日艺人友谊的见证。 值得赘述一笔的是这些大红宫灯45年后的下落。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天安门城楼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它的些微变化，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更不用说是换掉大红宫灯了。 8盏宫灯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2盏宫灯，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它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这次拍卖限于境内机构。当时，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有人对此作了详尽的记录： 9：15．拍卖开始。首报价10万元，第四次报价30万元，第5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是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出了300万！300万，这时于能否达到200万都不持乐观态度的天安门管委会来说，实属是一个惊奇！他们再次感到，京城藏龙卧虎，拍卖现场气度不凡者大有人在。的确如此。300万之后，330万、350万。手举18号牌的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喊出了680万。18号牌立即跟出800万，随后又追加到1000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场一片寂静之后，18号牌位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场上又是一片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声追问了几遍，终于敲下了拍卖捶。 此时，时钟是9：21。从9：15拍卖到9：21结束，前后不到6分钟，从10万元起价，在6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手持18号牌位的瘦弱中年男人，叫宣国宜，农民出身，在拍卖场的身份是“中华百亭鱼乐园”总经理。 45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故事？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是不断生长的风景线。 6．周恩来提议中国“第一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前一天，即1949年9月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时通过了纪念碑碑文。 这座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高大塔碑，堪称中国“第一碑”。 这座碑该建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 他解释说，他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意见。 那么，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哪个位置好呢？ 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建在中华门南面的位置上；也有人主张拆除端门的城楼，将纪念碑建在端门的台基上。但由于受当时条件局限，不可能对天安门广场进行全面规划，因而无法采纳这些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旗座之南。从后来建成的效果看，中间留出了宽阔的群众集会场地，从广场北部南望纪念碑，“前庭”开阔，规划还是相当成功的。 30日下午6时，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 一般奠基典礼，由奠基人铲一铲土，将它投入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格外庄重严肃。 毛泽东主席精神抖擞，面对全体政协代表，站好立正姿势，两手紧贴裤缝，以昂扬的声调，喊出了符合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一切在口令下行动，全体代表一丝不苟，十分认真，非常严肃。 林伯渠秘书长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l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尔后，毛泽东主席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如仪。 这时，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老人，不镇压伤了手指。周恩来见状，立即找来急救人员为老人包扎。一位记者忙掏出笔和本子抢新闻。周恩来笑道：“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啊？” 记者答道：“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碑建成后，正面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碑身背面有150个馏金大字，是由毛泽东主席撰写、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 碑文由“写得一手好的颜体字”的周恩来书写，这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 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后共写了四十多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在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设计和建造方面有独到的创新。 北京市政府承担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它由中央与地方17个单位组成。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及市政府副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员。梁思成、刘开渠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 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共收到了180份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该有亲切感，以采用平铺在地面的形式为宜；二、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群体；三、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入云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 至于艺术形式，有的建议用中国传统形式，也有的主张采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建议采用“现代”式的。 经过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被否决了。 于是，是用雕像的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 梁思成先生在设计过程中，虽主张采用碑的形式，但考虑到雕刻家的意见，他又清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收集了许多欧美、苏联各国的雕像作参考。 为了陈述他对碑的设计意见，他专门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它实质上是一篇精湛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论文。 后来，由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但对碑顶仍不作最后定论。碑身以下全部定下来，并立即着手进行基础设计和施工。按这个方案，碑高40.50米，是按天安门广场扩建为宽200米至250米设定的，这样，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碑都比正阳门城楼高。结构方面还考虑到了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 碑顶形式问题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集体研究，彭真市长决定采用梁思成的建议，即碑顶采用现在的“建筑顶”。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处于中轴线上，占地3000多平方米，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63米，碑的高度为37．94米，比天安门城楼约高3米，用13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平面呈方形，由大小不等的413块花岗石组成。碑的正面，北向天安门，嵌一块约70吨重、14．7米高的碑心石，镌刻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碑脚月台分两层，上层长宽各32米，下层月台南北长61．5米，东西长50.5米，两层月台四周都有宽敞的台阶和汉白玉护栏。碑身结构是钢筋混凝土空筒，成为碑身主要受力的内胎，与外砌的花岗石块用镀锌的铁钉铆固，并用水泥灌浆浇铸成整体。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检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从而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参加纪念碑工程建设的建筑师、艺术家、工程师和许许多多民众的忘我劳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开国大典举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之后，这是亿万民众的意愿，也充分体现了共和国开国领袖群体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欢呼跳跃的数十万群众，还有无数革命先烈的英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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