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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 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毛 泽东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成了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成员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于6月18日分别举行了第一次小组会议。 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由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第四小组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广泛地交换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带有一些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7人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接着，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政法方面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进行再研究再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又作了文字修改。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2．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份午宴请柬的有二三十人，他们是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细加分析，应邀者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大多为七十岁上下的长者；都是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同凡响。其中有的已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则不太熟悉。 应邀者之一张元济： 他是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清朝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新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合影留念，并向他询问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光绪召见的情景。晚年病重时，毛泽东曾派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前去探望。 张元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1898年6月，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后被清廷革职，随后到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业。1903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此外，他还先后主编和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 抗战时期，张元济身处上海沦陷区，但他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拒绝同日本人会面，不与汉奸交往。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由于张元济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三个黑暗统治的时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放，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满腔热情。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毛泽东主席。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扳着手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72岁的高龄，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对人民的休养生息、祖国建设等重大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毛泽东同游天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他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科学大全》这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俩人越谈越融洽，一点没有拘束之感。 当晚，张元济回到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很深了，孩子问他，“您是不是睡不着”。他说：“我有点兴奋，今天见到了毛主席，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而共产党，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我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希望了。” 应邀者之二符定一： 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曾力保毛泽东从军阀赵恒惕手中脱险。建国后担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毛泽东曾为其专著《联锦字典》题写了书名。 他1877年12月12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后迁居汀潭县晓南乡下新屋。幼时家境贫寒，叔父见他聪颖好学，即收为私塾弟子，就读数年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继而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l908年大学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原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14年他参加筹安会，一度与杨度等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误入歧途。袁世凯垮台后，符定一在北京受到进步思潮影响，逐渐醒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心尽力。两年后，他回湖南从事教育，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任校长。稍后，被选为北详政府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复离长沙定居北京。l926年后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抗战时期，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校长时，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入学之初，对于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校长符定一和教师们是深表欢迎的。但他不敢相信这位穿着很土、来自湘潭乡下的年轻后生，居然能写出如此才华横溢的文章。于是，毛泽东被召来校长室。符定一望着目光炯炯、资质优秀的青年，心里很高兴，便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毛泽东一一答来，从容自若，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遂取出纸笔，叫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神情沉静，从容应试，很快便完成了一篇作文。符定一阅后，见果然是一篇好文章，于是心中大喜，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在全省高等中学求学时，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在那里读了半年之后，他便毅然决定退学，进行自修。后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时，符定一也调到该校任教。因此俩人的师生关系更加密切。 1918年，符定一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定居于北京，同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毛泽东常去校长符定一家中做客，师生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时局，表达改造旧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热情支持，在其经济拮据时曾给予资助。 1925年春，毛泽东回乡养病，军阀赵恒惕密令缉捕他。这一年，符定一从北京回到长沙访亲，在走访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亲戚李某时，发现他家有一份赵恒惕欲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便对李某讲：“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并力陈自己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随即，又凭自己的身份及关系，打通关节，说服警方，竭力保毛泽东脱险。不久，毛泽东化险为夷，离湘赴粤。符定一得知消息，非常宽慰。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家乡兴办教育，服务桑梓。1946年初，他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的住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开会住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定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偕同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欢迎符定一的到来。符定一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表示要和人民群众一道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告别毛泽东回到北平。其女符德芳留在延安作短暂逗留后，亦由延安返回北平。临行时，毛泽东托她捎上一封信和一些礼物给符定一先生。信写道： 宁澄先生夫子道席：即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荆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从延安回到北平后，符定一经常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积极为党工作。1948年秋，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他由北平化装出城，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解放北平的途径，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此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3月，经过和平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毛泽东得知消息，异常兴奋。从内心上，他更感激符定一和其他人士提出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其他同志，尔后对卫士长阎长林说：“走！我们到李家庄，看看符定一先生。”毛泽东带着阎长林坐上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李家庄。符定一闻讯奔出屋门，见到毛泽东，非常高兴，俩人亲切握手。毛泽东说：“好久没有看见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符定一笑着说：“身体还好。”毛泽东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听到这里，往毛泽东跟前移动了一下身子，注意力显得特别集中。“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啦。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求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出人预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符定一由衷地赞叹道：“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谦逊地说。停了一会儿，又道：“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做出了伟大的奇迹。”符定一继续称赞道。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们在城市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接着他叮嘱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多时间，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符定一露出欣喜的神情说：“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现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这次您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好，我不待了，我该回去睡觉去了。”符定一这才从卫士长口中得知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心情激动不已。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毛泽东回答说：“符先生过奖了。”临别时，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亲切地对符定一说：“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坐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回到西柏坡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一张沙发，嘱咐卫士们将其送给了符定一。 北平解放不久，符定一回到北平城。1949年9月，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一个冬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宴请符定一、章士刽等湖南籍老人。晚饭前，毛泽东握着符定一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让说：“您是主席，还是请您坐上座吧。”“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不由分说，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席间，宾主畅叙旧谊，谈笑风生。 当时，中央文史馆刚成立，馆长无人担任。毛泽东考虑再三，提出要符定一这位博古通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觉得文史馆比较清闲，馆长之职无所谓“官”，不过是“文、老、贫”而已，并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听了不以为然，随即补上一句：“还要有才、德、望。”意谓符先生是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的人。于是，符定一便担任了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 应邀者之三马寅初： 他生于1882年，浙江嵊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留学，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杭州财务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1941年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被囚禁。1944年冬恢复自由。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进入东北解放区。 马寅初先生一生尊重毛泽东。他与毛泽东的友谊是在40年代建立的。l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俩人开始了直接交往。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马老，您要我怎样的支持？”“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您这个尚方宝剑！”马老得到“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 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马寅初站在毛泽东身后，当北大游行队伍高举红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交谈之间，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看游行队伍，关切他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为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动情地说：“谢谢主席关怀！”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大，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热的姜汤时，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50年代中期，马寅初先生在浙江作了大量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他的见解第一次在195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症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表示赞成支持。但不少人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1957年春天，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老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大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对马寅初的发言，也都表示赞同。为此，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他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息息相通，无比兴奋地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1957年，马寅初在反右派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否定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各种言论，但他也痛惜反右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学术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讨论以至于批评，本来是学术争端，是我们党新提倡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但后来，康生、陈伯达插手期间，利用这一学术争端，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这位八旬老人“辞宫归第”时的委屈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蒙受了20年的冤屈得到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不久，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马寅初宁静的心境顿时翻腾起来，他感慨地说：“我这样的案子也能翻过来，历史上是没有的。共产党真伟大！” 应邀者之四沈钧儒： 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几次与他通信联系，共商抗日大计。重庆谈判期间，他们相聚于“民主之家”。90诞辰时，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设宴招待，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他1875年生，浙江嘉兴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主张维新变法。虽参加科举，29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但并不热衷功名仕进，1905年博取功名后旋赴日本政法大学求学，从而放弃了仕进的机会。1907年回国后曾从事立宪活动，任浙江咨议局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警察局长，后改任浙江教育司长。1912年5月加入同盟会，不久又参加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沈钧儒曾在袁世凯、曹锟两任内任职，但抵制袁氏复辟，反对曹锟贿眩1920年南下广州，出任孙中山军政府检查厅厅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儒充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钧儒被捕入狱，获释后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受国民党迫害的人士。1935年，邹韬奋所办《新生周刊》案件发生，该刊主笔、著名进步人士杜重远被捕入狱，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为其辩护，名噪一时。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一二·九”运动由北平首先发起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翌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声势更加浩大，沈钧儒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被选为15人组成的执委会常委之一。这年7月，他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立即于9月18日致函沈钧儒等4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他在信中写道：“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随函毛泽东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请沈钧儒等审察其情，并告之他已委托潘汉年在上海与他们经常联系，以便彼此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增进友谊。 这是毛泽东与沈钧儒之间的第一次通信联系。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公开致函沈钧儒等人，沈钧儒等人主办的《救国时报》公开刊登了毛泽东答复他们的电文，文章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到苏区外的其他安全地区与他们进行合作谈判。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是相当尊重的。 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救国获罪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及国际友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抗战爆发后将他们释放。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为救国会方面的参政员，沈钧儒同中共参政员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这年3月，沈钧儒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翌年正式加入，推动该盟日益走向政治进步，并由此成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被推选为13名常务委员之一。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l945年8月，听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沈钧儒不顾年迈体弱，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亲自去机场迎接。他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中午便赶到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此后，毛泽东曾亲自登门拜访沈钧儒，同他商议时局对策及建国大计。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素有“民主之家”之称的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了。”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康之道，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共话“五四”往事，如同家人一般恳谈，其乐融融。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宴请沈钧儒、张澜等民主人士，并就促进国共双方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沈钧儒等都表示当尽力斡旋，争取国共之间化戾气为祥和。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民盟内的一些动摇分子也发表了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年初，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过去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中共“五一宣言”发布后，沈钧儒立即于5月6日代表民盟和救国会两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1948年9月，沈钧儒同部分民盟代表，应毛泽东之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到达哈尔滨时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共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彻底否定中间路线。1949年元旦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提出和谈八项主张。随后，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亦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和平主张，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革命到底。2月1日，沈钧儒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北平解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收电后，十分感动，次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感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与中共“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并勉励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沈钧儒抵北平。6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9月21日，他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沈钧儒与毛泽东因工作和私谊，曾经有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毛泽东多次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叙旧及商谈工作。 应邀者之五陈嘉庚： 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陈嘉庚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由衷高兴。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到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热情欢迎。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泽东晤谈。延安一别，转眼九年，故人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海外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建何时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在会谈中，陈嘉庚先生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见解，体现了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信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应邀者之六司徒美堂： 他生得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是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于接受中共领导。毛泽东誉其“热情卓见，感佩殊深”，称之为“爱国先贤，侨界耆宿”。 他1868年生，广东开平农家子弟。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长成。1880年去美国打工。1883年读了《杨州十月》、《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时年15岁。 他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在美国屡见有流氓欺侮华侨事，每每三拳两脚将流氓打翻，扔于街中。20岁那年，因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曾被提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恢复自由。从此，他的为人处事，逐渐在华侨中流传开来。出狱后，他先后做过男保姆、厨子、小贩等，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于是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士，在波士顿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称安良堂。该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并被拥为“大佬”，这是司徒美堂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由于孙先生耳提面命，使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带上了革命色彩。翌年，司徒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自任总理，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此，安良堂便成为致公堂老组织的“龙头”，对后者的事务常常起决定作用。当时美洲华侨社团的各种活动，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司徒美堂都积极参与，他还被选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华侨顾问。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联系，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从美洲抵香港、到重庆。在港期间，他以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军特务要他担任香港维持会长的要求；在渝期间，蒋介石叫吴铁城引诱他加入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做诱饵，他坚决拒绝。 1945年3月，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将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在情感和事实方面大受教育，从而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6年9月，司徒美堂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这是他对蒋介石插手破坏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活动的有力揭露。同年11月，他公开拒绝参加蒋介石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经过1947年声势浩大的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之后，司徒美堂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7月间便叫他儿子草拟一份声明，表示对民治党（由CC派打入致公党改组而成）活动不表赞同，声明与之脱离于系，转赴香港，准备重返美国，表示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彻底不信任。 1948年5月，中共发出倡议，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不禁为之心动，但顾虑到蒋帮特务的监视与控制，他决定先行赴美再作响应。10月8日，司徒在寓所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题为《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嘱令务须在安全抵美后方可在香港报界公布。声明写道：“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惟一之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还在司徒美堂赴美前夕的10月23日，中共代表连贯就曾在香港为他饯行。席间双方交谈甚洽，语殷意浓。这使司徒美堂大为感动，即席新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于接受中共领导，书中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等语。翌年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辗转而至的此函后，立即复函司徒，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毛泽东的热情邀请后，司徒美堂决意再度回国。此间孔祥熙曾邀他吃饭，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等等，司徒美堂坚决拒绝这种劝告，说他所以回国完全基于爱国之心，完全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他怕事久生变，于8月9日乘机离开美国，13日抵达香港，9月初北上抵达北平，下榻于北京饭店。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他每会必至，会后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界爱国人士。 由此可见，应邀之人都是非常之人。 他们是常春藤。 他们是智慧树。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按时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 宴会前，周恩来特地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 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原来是这个意思！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午宴的主题：要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 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本章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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