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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胜利与失败，不单是武器与勇气的决斗，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国焘被红军近年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正确的意见被张国焘等否定了，结果，红军不停地进攻，到处被动，伤亡日益增多。 使红军战斗力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肃反扩大化。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大肃反”的直接决策者是张国焘。 张国焘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坐在十二人之一的代表席上，和陈独秀并列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2年1月曾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列宁见过面、谈过话。他两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是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就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么经历不凡的大人物进了大别山，好像半个皇帝驾到，红军指挥员高兴，党和地方政权领导人高兴。大家说，这下根据地和红军要大发展起来了。谁知这位张主席一上任，连烧三把火，把党心烧乱，军心烧散。 第一把火，所谓的“调整组织”，把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是张国焘。党政军大权在一身，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 第二把火。所谓的“反右倾”。他打着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把火，就是大规模地展开“肃反”运动。从白雀园开始行动，越演越烈。“肃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别山区，烧到红军各部队。 白雀园，是黄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旧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一提它，就像说到地狱一样。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和许多史书中，“白雀园肃反”成了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一页！ 那是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①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在白雀园红军总部驻地抓人很多。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在此前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又不断发出指示，强调要肃清混入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并杀害。徐向前比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在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要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审查；知识分子和读过几年书的全部审查。一桩桩案子使徐向前既不明内情，更难以理解。 ①“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从大革命失败，到近几年的革命战争，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无数战友丧生，使活着的人，都从心底有一种仇恨。徐向前对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特十分憎恨。他永不会忘记，彭湃、杨殷等一些革命领袖都是因内部叛徒出卖而丧生的。战场上，敌我阵线清楚：头顶青天白日帽徽的是敌军，帽子上闪耀五星的是战友。可是，在无形的战线中，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使你难以分辨。由于这种原因，徐向前和许多红军将领认为： 既然内部有混进的“改组派”、“AB团”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坚决清除。何况是中央的指示。可是随着“肃反”的发展，被捕的人增多，徐向前心中迷惑起来：反革命怎么这么多呀？有些同志，打仗挺勇敢，冲锋在先，退却压后，一夜之间也成了“改组派”？ “反革命”，大家都懂得，“AB团”是什么？“改组派”又是干什么的，连徐向前都不明白。“肃反”，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干部的事，指挥打仗是他这个军长的事，他不得多问政治委员的工作。半年前，曾中生任军政委时，他们二人还经常交谈，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内部情况，彼此交换看法。自从新任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来了以后，他们彼此很少谈心。这位吃过几年洋面包从莫斯科回来的政委，除了打仗听总指挥的意见，平时工作，特别是“肃反”这类的纯属政治委员份内的事，从不和徐向前商量。抓人、审讯到枪杀人，徐向前都无权过问。 忍让，宽容，尊重政治委员，是徐向前的一种品格。他尽管感到这位新任的政委有些毛草行事，但喜欢他泼辣、果断的作风。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块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是张国焘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他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来越严重。 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徐向前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这一夜行军，路上比较平静，他骑在马背上，打着盹，计划着下一步行动。黎明已经来临，马背的“床”上冷风凄凄，难以入睡。他跳下马，在路上小跑几步，停下来，等候着在队伍后边的政治委员，要和他研究部队驻下后的一些工作。 在路旁等了片刻，陈昌浩骑着马过来了。他看见总指挥步行，也不得不下马来同步并走，谈着工作。天蒙蒙亮了，徐向前忽见队伍中有两副担架上抬着人，上面盖着白被单，就随口向陈昌浩问道： “那是谁负了伤？” 陈昌浩说：“不是伤员，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么反革命，还抬着走？” 陈昌浩说：“把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 徐向前又是一愣。好久说不出话。关于敌人策反的事件，他们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许继慎没问题，为什么还中敌人的离间计呢？周维炯又是什么问题呢？ 他更说不清，想不通。 徐向前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陈昌浩没回答，快步向前走。他像是难言和理亏。 许继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和攻打武昌作战。两年前被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说：“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如今还是把许继慎抓了起来。怎么抓的，徐向前一无所知。 关于周维炯被捕，徐向前更百思不解。这位师长，是河南商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商城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党的工作。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首建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他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他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队伍缓缓前进，徐向前心情沉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总指挥，只有在战场上拚杀、指挥部队的权力，在平时政治斗争中，他的地位竟如此低！他手下的两个师长犯了什么法，连通报一声都没有，就逮捕了。往后让他这个总指挥怎么带兵！ 他想行军到达目的地，应找陈昌浩他们再谈谈。他不能袖手旁观。 红军大部队，经过两天行程，又移驻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往日红军一进到这片土地，指战员都像回到家，几乎不等分房子，战士们便被老房东拉进门。区乡政府的干部们奔跑着，忙来忙去，筹备粮草；妇女会的人抢着为红军战士缝补衣服。可是，红军这次到来，人们似乎不像从前那么热情了，村里村外，冷冷清清。这个变化，徐向前立刻意识到了。他想准是与地方上正大搞“肃反”有关。一打听，许多乡区干部和党员被关押审查了。 一些冤错案，使红区内人心惶惶不安。徐向前越来越困惑。一件使他惊心的事又发生了！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宣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了。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这真是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二十岁妇女干部头上呢！她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五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气想：可能是她性情活泼，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宣火爆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多得多。如今程训宣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划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军人的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他不明白总指挥怎么这样无情，连自己妻子都不管了。他却不知道总指挥内心的痛苦、矛盾啊！ “肃反”继续扩大。红军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抓内部的“反革命”、一时成了高于一切的任务。红军中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抓起来审查；文化水平高的人，关起来写交待材料；丢掉枪零件和几发子弹的战士，关进禁闭室；说过对党的高级领导不满话的人抓起来追查“反革命”言行的组织联系。许多人内心恐惧、怀疑，而不敢说话。一些人宁死不屈，坚决抵抗这种错误的“肃反”。不久以后，许继慎和周维炯两位师长被处决了。徐向前后来听说，周维炯被杀害之前，严辞痛斥张国焘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 国民党军的“围剿”加紧，步步逼近。徐向前每天飞驰在前线。一天，他从前方回到方面军总部驻地。正碰上开饭，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伙房。他这个山西人，虽然在南方生活七八年，仍是不习惯吃大米饭，爱吃面食，没有面食，常吃饭锅巴。开饭时，常走进炊房找几块锅巴啃。炊事员都知道总指挥的偏好，每次做饭，都小心着不要把饭做糊，以便让总指挥吃上黄黄的香锅巴。有时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锅巴黑了，徐向前只好苦苦一笑，抢一块黑锅巴啃去。这天，他拿着块锅巴正出炊事房，迎面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小战士，就问他： “小鬼，你是哪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小战士答：“我是犯了事，刚从家来的……” “你犯了什么事？” “我……” 徐向前明白了：又是受“肃反”的牵连。既然冤了人家，为什么又叫他当伙夫呢。看这小鬼的模样，倒像读过书的，一问，确实是个小知识分子。他原是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战士周希汉，因为会写几笔字，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硬说他是“富家出身”，他不承认，被开除出党，送回老家。他回到当地找区县苏维埃政府，开了贫农出身的证明，又找了回来，暂且在炊事班帮助记帐。徐向前翻看他写的帐本，见字写得工整，倒是个文书的人才。徐向前问他：“你愿意留在总部当书记吗？”小鬼正愁没出路，见徐总指挥看中他，一边说怕干不好，一边连连应着。于是这个名叫周希汉的小战士，就由炊事员提成了书记。 谁想，过了几个月，徐向前一次从前线回到总部，听说周希汉又被当成“反革命”抓进了保卫局。原因是，一次行军转移，周希汉把两个同名的村搞混了，为直属队号房子出了差错。军委主席张国焘发怒了，说他是“有意搞破坏”，让保卫局抓了起来。徐向前听说此事，即派警卫员去保卫局要周希汉。 警卫员跑回来说：“保卫局的人说，小周是‘改组派’，不能放！ 说不准要砍脑袋呀！”徐向前一听火了，亲自跑到保卫局，一看周希汉被吊绑着，正哭哭啼啼。徐向前大声向保卫局的人说： “放开周希汉！放开！” “总指挥，不能放呀，他是‘改组派’！”保卫局看押的人说。 “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保他，快给我放了！” 周希汉这才从死亡线上，拣回他的小命。就是这条生命，在战火里成长、升华、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了人民海军副司令。每当回忆起往事，周希汉总不忘徐向前元帅的救命之情，他深沉地说：“若不是徐总指挥的保护，说不准我这脑袋早掉了！” 不是夸大其词，更非戏言，那场错误的“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白白地牺牲了性命。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实际上也是被张国焘等人在幕后审查的对象。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宣的下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宣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她会那样又说又笑。他祈望着程训宣不会遭难。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听说她已不在人间了。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没有人通知徐向前。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宣。直到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阳光下，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徐向前问在场的一位老友周纯全。这人曾是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对“肃反”的内幕知情最多。 “她究竟有什么罪？”徐向前见周纯全沉默，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他真想大哭一场。 多少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屡屡逃生，最后却冤死在自己的营垒中！怎么都不曾想到，在反“围剿”作战中，他日日夜夜运筹、拚搏，那位张国焘却站在背后阴险地暗算他，甚至下命令处死了他妻子。难怪，当年“肃反”中大别山区的人民，在村口贴出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 战争年代的夫妻，多是难得共存的。徐向前和程训宣从相识、结婚到永别，只两年零三个多月。这短短岁月中，他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一个月。她没留下子女，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大别山区一位普通女红军战士。她年轻单纯，对共产党一片赤诚，对红军将领徐向前深深地眷恋着。笔者从徐向前的战友程训宣的哥哥程启光（一名老共产党员）言谈中得知：“肃反”时程训宣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怕影响他指挥作战。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她朴实正直，光明磊落，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她被害时，年仅二十一岁！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女子程训宣。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他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没能最后挽救年轻妻子，为此，他深深内疚。用一位老红军将领的话说：“徐帅当时太老实，相信领导，当时是什么样的领导啊？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晚年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程训宣和无数死难者深深的纪念，永久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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