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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局部的努力，挽回不了全局性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白区工作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全部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潘汉年利用中央“特科”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把离沪的中央负责同志，一个个安全送达目的地。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这一天，国民党特务突然逮捕了与中央特科有工作联系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早在“左联”成立之初就认识了潘汉年，“潘、丁事件”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决定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 遵照党的指示，潘汉年于是年夏天绕道香港，经广东汕头、潮州，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踏上了这块红土。在这之前，潘汉年曾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到中央苏区后不久，便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苏区，潘汉年过了几个月宁静安乐的日子。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么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的，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 这年９月，蒋介石调集６６个师１００万大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５０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作战方法，重点进攻中央苏区。 进攻中央苏区的四路大军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北路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共二十二个师一个旅；西路为湖南军阀何健的十四个师一个旅；南路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十四个师两个旅；东路则是被蒋介石强令从淞沪战场调往福建的十九路军的三个师。 正当英勇的红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潘汉年则往返于瑞金、福州之间，同十九路军进行秘密接触。他，究竟负有怎样的使命？“剿共”的十九路军又何故同红军往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十九路军在北伐时期原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１９３０年８月，以蔡廷锴之六十师和蒋光鼐之六十一师为基础扩编为十九路军，并逐步发展成为蒋介石军事集团中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新军阀混战中，为蒋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十九路军不是蒋的嫡系部队，因而往往受到歧视甚至遭到排斥。从１９３１年初开始，十九路军先在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后于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剿共”战争中，十九路军损兵折将，大伤元气，蒋介石把它当作炮灰；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坐视不救，还克扣其军饷，截留其捐款，让其孤军作战，并伙同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十九路军。 淞沪抗战的失败，加深了十九路军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血的教训，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反蒋，不反蒋就不能抗日。 这年５月，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让十九路军与红军作战，使其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入闽，必定给广东的陈济棠造成威胁，加深闽、粤两军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火并，以利他消灭异己的目的。对此，十九路军官兵虽有所识破，但进驻福建毕竟有一省地盘，可以割据一方，保存实力，徐图发展。 入闽后，为了统一福建全省的政权，除了严格控制漳（州）泉（州）一带地方军阀势力之外，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还企图排除共产党和红军的势力出闽西，实行抗日与“剿共”并重的方针，一面反共，一面反蒋。 不料，十九路军与红军打了几次恶仗，结果每战必败。蔡廷锴感叹说：“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如果再坚持反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十九路军领导集团终于觉醒了，他们决定放弃反共方针，变“剿共抗日反蒋”为“联共反蒋抗日”，响应中共于１９３３年１月中旬发表的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宣言”。于是，十九路军与中共在“抗日反蒋”的共同目标下，开始了秘密往来。 这年７月，蔡廷锴委托陈公培作他的代表，赴江西水镇口与红军联系。陈原系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并投奔闽系军阀，为陈铭枢幕僚。８月间，陈公培在五台拜见了彭德怀、袁国平等红军将领。彭德怀与他进行了热情恳切的交谈，对十九路军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都有利。在交谈中，彭德怀将“三条件”的有关内容向陈作了介绍。陈公培当即表示：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临走前，彭德怀还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彭德怀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 １０月６日，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苏区中央局在收到徐名鸿带来的十九路军领导人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函后，立即开会讨论。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坚持下，博古等人放弃了不愿与过去的敌人合作这一错误主张，同意与十九路军谈判。会议决定这项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并委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 这一特殊使命，之所以会落到潘汉年的肩上，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党中央鉴于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于抗日前线，派了一些干部到该部去慰问，主要是了解情况，激励官兵的爱国热情。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特科负责的。由此缘故，潘汉年对十九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并与担任过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徐名鸿，就联合抗日问题还进行过磋商。现在徐名鸿来瑞金，由潘汉年任全权代表与之交涉，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受中央的委托，潘汉年即与徐名鸿就十九路军与红军的防线，以及双方划界事宜等问题进行谈判。历经２０天，１０月２６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本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全权代表 潘健行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 全权代表 徐名鸿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为保密起见，在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用的别名。 《初步协定》的签订，为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加速了反蒋步伐。１１月初，陈铭枢认为发动事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香港召开筹备会，议决各方人士立即赴闽。根据《初步协定》的规定，他们邀请中共派正式代表参加。 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吴振英为警卫员，随同徐名鸿、陈公培结伴同行，出使闽省。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为他们送行。 潘汉年等一行人从苏区新泉出境，经蛟洋傅柏翠的防区到漳州十九路军芝山营地小休一星期。随后乘小卧车直达榕城，住在福建省政府教育部。 １１月２０日，福州市南校场（今五·一广场）旌旗飘扬，鼓声喧天。这里正准备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潘汉年也应邀出席。 这次大会公开揭橥了反蒋抗日的旗帜。会上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亦称“闽变”。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１１月２１日，潘汉年以全权代表的名义代表苏区中央政府，与福建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四条，主要内容与上述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相同。接着，１１月２７日，双方又于长汀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随后，又于１１月底，潘汉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在龙岩商谈贸易经济问题，在互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达成了政府间的贸易及物资交换、两个地区的通商活动等方面的口头协议。中共希望十九路军交换的物资主要是盐和西药。此后不久，双方政府之间就开始了频繁的边界贸易往来，闽西苏区还组织了一个民间的贸易物资合作社，提供一笔资金进行贸易，购买苏区急需的物资。而双边的农民群众、手工业工人以及商人小贩等各类人群都可以自由进出苏区买卖。 在闽期间，潘汉年还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就军事、政治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接触和磋商。 在政治上，潘汉年一再推动新政府实现《初步协定》第３条关于在“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１２月１日，福建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一律予以赦免。据此，仅福建闽侯等地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１５２人。他们出狱后，大部分与组织恢复了联系，有的则参加了人民政府各级组织的工作。 在军事上，潘汉年与陈铭枢进行了八次谈判，但始终没有达成或订立联合作战的军事协定。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所牵制：一方面是十九路军领导集团代表了中间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想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军事合作采取被动、消极的态度。据麦朝枢回忆：“当中共中央驻福州的代表（即潘汉年，作者注）到达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八次，陈所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合作的具体条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另据陈碧笙回忆：“……他们对红军的合作还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不想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博古等人在对待与十九路军合作的问题上，犯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中共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已显露出来，文告说：“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 “福建的民众和全国的民众，也将在这一斗争中来试验到底，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带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还是完全是反革命派行骗人的把戏！ “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遇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了。” 基于上述认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居然把十九路军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看作是军阀、反革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而，他们不是采取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方针，而是采取坐山观虎斗，任凭他们去争斗的策略。在军事战略上不是抓住有利战机，采取主动的战略配合，以打击蒋介石军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竭力主张我党应履行《初步协定》，当潘汉年在闽省努力贯彻这一主张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则强调，“要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们，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潘汉年力图在军事上实行与十九路军合作的种种努力，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尽管如此，他在这场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折冲樽俎的应变能力，出神入化的情报手段，都已为许多人佩服。据陈公培等人回忆，潘汉年通过与中共有情报关系的梅龚彬、陈公培等人了解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情况，他把情报密写在一本”帐本”上，交给中共入闽参加贸易谈判的赖祖烈，送回中央苏区，并两次起草电报，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报告中央。在这期间，潘汉年还应福建政府领导人的要求，多次致电党中央，转达他们要求派遣红军支援的愿望。潘汉年这种诚恳的态度，实实在在的工作，也为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所信任，这就是后来潘与他们始终保持友谊，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之际鼓励、帮助他们成功地走向新生之路的一个历史渊源。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底，蒋介石从南京、江浙及入赣“进剿”的北路军中，抽调其嫡系部队，分三路入闽，并集中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以武力镇压闽变。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被动应战，终于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惨遭失败。成立仅５４天的人民政府就此夭折。 就在蒋介石军队进驻福州的前一天，１月１５日，潘汉年与程冠棋、梅龚彬、刘叔棋等人，经化装，坐车至马尾，在马尾港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潜赴香港。此时，潘汉年已从福建政府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了统一战线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了。为了保持同十九路军将领的联系，潘汉年让梅龚彬留驻香港，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与他们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转交在香港的十九路军将领和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他自己按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线，经上海重返瑞金。等待他的，又是一桩重要的也是他能够胜任的工作。 潘汉年返回江西之时，正是中央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闽变，便立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攻势。镇压了十九路军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调转枪口，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策略，全力“进剿”红军。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处处被动。４月底，敌北路军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广昌。紧接着，敌人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的中心逼近，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支持前方，扩大红军就成了当时后方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落实中央提出的“扩红”任务。潘汉年是被派往杨殷县的“突击队长”。 杨殷是赣南一个边县，其县名是为纪念１９２９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因为该县紧挨白区，是典型的红白交错之地，情况比较复杂。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猖狂活动，比如造谣惑众，煽动反赤，秘密暗杀事件不断发生，所以群众情绪低落，“扩红”阻力很大。潘汉年到杨殷后，深入群众，切切实实地了解情况，发现当地老百姓听说“扩红”，不少壮丁跑到山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于是，潘汉年将此情况如实地向李维汉汇报。李维汉，即罗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的“扩红”工作当时由李维汉负责。潘汉年将上述情况汇报之后，还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求边县像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的指标和任务是不可能的。李维汉听了，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掉了。这是潘汉年在党内第一次受到的撤职处分。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还是服从组织处理，从杨殷县经于都返回瑞金待命。 不过，潘汉年被撤销“突击队长”之职，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党内被撤销职位的人远不止潘汉年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央苏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也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给撤了职、夺了权。惩处党内干部，进而冠之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潘汉年虽然不平，但却也并不介意，回瑞金后，他继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干他的老本行。时隔不久，潘汉年被委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赴粤与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陈济棠，字伯南，是广东省防城县人，早年追随邓铿，参加同盟会。历经护法、护国运动和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大革命失败后投靠蒋介石，任第四军军长，成为粤军首领。１９３２年，陈济棠被任命为江西“剿匪”南路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剿共”大军，驻守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以南地区。但陈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企图早有戒心。他知道，蒋介石让粤军在南线进攻红军，同他对待十九路军的用意如出一辙，使的是一箭双雕之计。陈协助蒋的嫡系打败了红军，便顺势入粤抄他的老巢。为了保存实力，不让蒋介石阴谋得逞，陈济棠采取了同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与红军取得合作。 对于陈济棠的心态和粤军的动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所洞察。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对陈济棠双管齐下，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１９３４年８月，周恩来在信丰县视察期间，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处书记项英，要他告诉总政后方办事处赶印《告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５０００份送南线分发，加强对敌宣传，以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９月间，陈济棠派代表赴瑞金，求见红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愿与工农红军合作的意向。周恩来、朱德热情接待了陈济棠的代表，对陈的要求表示欢迎，并讨论了停战和联合抗日等问题。陈济棠代表离赣返粤之际，朱德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陈，信中强调日本之侵略“愈趋愈烈”，蒋介石、汪精卫投降卖国政策“亦日益露骨与无耻”，指出“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并重申中共提出的在“三条件”下与国内诸武装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表明了中共和工农红军与陈部合作的诚意。 接着，朱德向陈济棠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江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信的结尾，朱德希望陈济棠委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并表示日内派员前往筠门岭与陈部“黄师长处就近商谈”。 中共与粤军之间从此鱼雁传书，开始了频繁的电讯联络。９月１７日，陈济棠致电周恩来，电文提出“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１０月１日，陈又致电中共，建议会商军事问题，并希望中共方面“派军事负责代表来广州面商”。 周恩来接此电文，亲自起草复电，希望粤方对朱德的信函先作答复，以便中共方面有所依据进行准备。因时局紧迫，中共方面还建议谈判的地点，暂时不放在广州而设于江西寻乌，陈方对此表示同意。 随后，双方一致同意电讯联络的方法，确定粤方在筠门岭的第七师转达，其电台代号为ＫＳＤ；中共方面则以会昌前线的八军团转达，并互派代表进行联络：中共在离筠门岭不远的白铺镇派驻代表，粤方筠门岭的第七师也派代表来苏区转达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遂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为正式代表，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进行谈判。 为了让潘汉年、何长工此行获得成功，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作了周密安排。１０月５日，由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的致该师师长黄廷桢的一封信，让潘汉年、何长工随身携带。信中说，“兹应贵总司令（指陈济棠）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并要求黄师长予以“接洽照拂”。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八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甦，告诉他们“粤方已约我代表去寻乌相会，我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明日动身，７号午过站塘，拟当晚即到筠门岭”。电报指示他们于６日早晨先派一位侦察班长持致筠门岭第七师师长的信，去通知对方，要对方派人到“白铺镇以北相接”。 周昆、黄甦接电后，即按周恩来的指示，开始行动。１０月６日，潘汉年和何长工携带朱德的信函出发。临行前，周恩来还向他们作了具体交待，要他们以１９３３年１月毛泽东、朱德共同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和周恩来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在《红星日报》上发表的《向白军士兵提出六条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中所阐明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作为与粤方谈判的主要依据。周恩来嘱咐他们在谈判时，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时任军委副参谋长的叶剑英也在旁，一再关照他们：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潘汉年、何长工等于当日傍晚便到了筠门岭附近，这是一个赤白交界处。陈济棠怕走漏消息，特地派了一个连前来迎候。陈专门准备了４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退，因此一路畅通无阻。 经过轿夫的跋涉，花轿被抬到了离筠门岭约４０华里的一处寂静山村，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了下来。潘汉年他们被安排在楼上，陈济棠代表则住在楼下。翌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双方进行了密谈。据何长工回忆，这次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你，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当谈判进行之际，潘汉年他们突然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他们立即返回。跟他们谈判的粤方代表很敏感，他们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不是，”潘汉年、何长工平静地回答：“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潘汉年心里明白，第五次反“围剿”已告失败，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谈判结束后，潘汉年等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接着又按周恩来的意见迳直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有关内容。当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时，他异常高兴地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果然，红军在选择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的突围方向时，就以南线作为其突破口。 １０月２日，中央军委在于都祁缘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部队在安远、信丰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经过激战，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潘汉年的广东之行，再一次显示了他折冲尊俎的能力。对潘汉年而言，与陈济棠谈判和与闽省十九路军的谈判，他都尽了全力，就谈判本身而言，都是成功的。但前者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未能达到预计的结果，后者却见到了成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党内许多同志开始懂得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才有了后来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的建立，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局面。而潘汉年是促成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大功臣，这是后话。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大队人马，从木船搭起的浮桥上跨过于都河，离开了创建７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离开了他工作战斗了一年有余的这块赤区红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还在潘汉年、何长工赴粤谈判期间，组织上就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作了一个安排：何长工去教导师任政委；潘汉年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待他们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之后，周恩来就代表组织对他们作了交代。何长工随即奉命前往部队报到，潘汉年则留在于都，编入中央直属团任职。 疾风知劲草。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坛骁将，党的隐蔽战线上的斗士，又在烽火征程中，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长征之初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红军的“长征”是一种被迫的战略突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由于决断犹豫、行动仓促，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惊慌。特别是这样重大的行动，没有在干部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在军事上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因而使这次突围，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１１月下旬，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后，从江西出发时８．６万人，就只剩下３万多人，最惨的是八军团，基本上全军覆没。部队中士气低落，怨声载道。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作为总政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坚信党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威力，义不容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精心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以各种形式鼓动红军战士的士气。在每天行军、宿营后，潘汉年还要编辑油印小报，根据行军情况和经过地区的政治形势，发布宣传口号。更令人佩服的是，这个曾经战斗在白区的文化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表现了极大的勇气。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即遵义会议后不久，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正面的敌人。毛泽东要求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到连队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潘汉年首先响应，下了连队。他对宣传部的同志们说：“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要不顾一切，奋勇前进，争取胜利，以实际行动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后来因军事形势的变化，这一仗没有打成，但大家觉得这位没有正儿八经当过兵、打过仗的宣传部长所表现出来的临阵前的勇气，却不亚于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潘汉年在这次战前动员中所说的话，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对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潘汉年在上海白区时，自己也曾经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过“左”倾路线，他曾经发动组织过那些不必要的“飞行集会”，他对“左”倾路线最后导致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于尽的结局有一种切肤之痛。进入苏区后，他不仅被前四次反“围剿”的赫赫战果所激励，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叹息，并为有口皆碑的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雄才大略所折服；加之他更有感于自己与十九路军将领缔结的协定遭到流产，与粤军签订的协定所产生的成效，从而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对毛泽东的尊重。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虽然还挂着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但实际上大权早已旁落，在党内特别是在军事上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了。他的处境不佳，但“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仍然显得那样的豁达大度。蔡畅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的情况，她写道： “他（指毛泽东）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精疲，穿的战士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 毛泽东在逆境中那种胜似闲庭信步的政治家风范，使潘汉年更加佩服，并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毛泽东的住处与总政部靠得很近，宿营时，潘汉年常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去聊聊天，谈谈工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他，真有一种“患难遇知己”的感觉。 对地方工作部的工作，潘汉年这个部长也尽了自己的力量。总政宣传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部队，而地方工作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老百姓。部队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就地安置伤病员等，都是地方工作部的任务。当时，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除潘汉年这个部长之外，男同志中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人，女同志中有蔡畅、金维映、刘英等人。他们不仅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又是不怕劳累、敢挑重担的英雄好汉。每到宿营地，待大家安顿下来后，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分头到各处，了解民情风俗，调查社会的斗争情况，发动群众斗垮土豪劣绅、地主老财，并在积极分子中间秘密发展党员，传播革命火种。 １９３５年２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再克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几乎陷入绝境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了活力。又一次切身的经历，使得潘汉年更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他打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继续搞好部队宣传和地方群众工作，为长征的胜利尽心尽职。 可就在这时，他被召到了张闻天那里。 张闻天，原名应皋，上海南汇施湾（今川沙县）人。虽然他同潘汉年同年入党，但两人的经历不同。张曾经求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手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２月回国，旋即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他在党内作报告或演说，或发表文章，都用“洛甫”的化名。１９３３年初，他比潘汉年早几个月进入苏区，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长征初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中央进行改组，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张闻天向潘汉年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秘密电台联系已中断许久，为了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并取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支持，要他和陈云、夏守.''等一起离开长征队伍，潜赴白区。并要他先行一步，先在上海埋伏下来，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再通知陈云，见机行事。总书记交代完任务后，李维汉则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了离队后到贵州城里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方法。接受任务后，潘汉年与陈云具体讨论了有关在白区的联络事宜。他们约定以上海吕鉴莹处作为基本联络点。吕是潘汉年的表妹，与陈云也相识已久。同时，吕的丈夫又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即潘企之），他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的，当时就读于中央大学经济系。１９３２年春“中大”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转移到上海，不久，便调入中国工农通讯社工作，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对敌隐蔽斗争，以编写、翻译电稿，传递秘密情报、掩护党的领导同志为主要任务。潘汉年离沪赴苏区后，潘渭年夫妇继续留在上海，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因此，以潘渭年夫妇作为他们传递信息的联系人，是非常合适的。 一切相议妥当，剩下的问题是怎样走法。当时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前堵后追，在红军的周围设立了层层封锁线，要完成这一特殊的任务，沿途的艰难险阻是难以预料的。再加上道路不熟，没有向导，语言不通，一张口就会被人怀疑。但是，党中央的任务要完成，困难要克服，经历了在白色恐怖下严峻考验的潘汉年，凭着他对敌斗争的超人的勇气和智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计了一个极妙的方案。 有一次，红军在贵州地区拘捕了一个出入于粤贵边境，专事鸦片贩卖的奸商。按照当时的规定，对于这样的奸商，红军是要严厉惩处的，于是奸商被关押起来。几天后，红军又抓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港商，把他与鸦片商关在同一个拘留所。这位港商自称“杨涛”，并主动与鸦片商谈论生意场上的事情，一来二往，两人很快熟悉起来，还经常在一起低声商议。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港商带着鸦片商逃出了拘留所。这时，背后传来了一阵阵追捕的枪声和叫喊声，“杨涛”与鸦片商全然不顾地往前奔跑。不久，叫喊声、枪声也慢慢停息了下来，他们终于“甩开”了追捕的红军，脱离了“危险”。鸦片商对此真是千恩万谢，当他得知港商路途不熟时，便邀港商同行，一路上自然以礼相待。由于鸦片买卖是黑道上的事，鸦片商遂与港商行走于密道，由于鸦片商人地两熟，省却了许多麻烦。不过，碰上必须经过的封锁线时，遇上敌人盘问，他们又成了商人与哑巴伙计的关系，哑巴哇哇乱叫，敌人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得放行。 就这样，他们翻山越岭，行走于羊肠小道之间，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了贵阳城。这个时而港商、时而哑巴伙计的“杨涛”，不是别人，正是接受中央特殊任务的潘汉年。潘汉年到贵阳后，按李维汉交代的联络办法，找到了中共贵州工委的地下党员秦天真，由秦指派蓝城护送潘汉年出贵阳，经独山、柳州、梧州，再搭轮船抵达广州，转赴香港。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精神，潘汉年赴港后立即写信给上海的潘渭年夫妇。没有几天即收到潘为年回信，得知他们安全。于是乘船北上，在潘渭年的联系下，潘汉年很快找到了临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和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他们都是在临时中央迁往苏区时奉命潜伏下来的。与潘汉年见面后，他们分别介绍了当时上海的形势，诉说了两个情况：一是中共上海局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０月和１９３５年２月先后三次遭受大破坏。１９３５年３月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护白区工作并取得与各方面的联系；二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文斯）于１９３５年５月被捕，共产国际目前与临时上海局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表明，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潘汉年继续留在此地不仅无法开展工作，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危险。经浦化人等提议，潘汉年暂时回香港，等候上海方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后，才通知他回来。 于是，潘汉年又折回香港，专候上海方面的消息。再说陈云在潘汉年先行一步后，便拟定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下部队进行宣讲传达。此后，他又经历了二渡赤水，强夺乌江、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隘路险关，直至６月中旬，才离开长征队伍。他在中共四川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荥经、雅安、成都、重庆，于是月底到达上海。 陈云抵沪后，即与潘渭年夫妇接上了关系，找到了浦化人等人，并通知潘汉年立即前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潘汉年已经从老情报梅龚彬处了解到共产国际将于下半年召开代表大会，如果要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可以先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而陈云也设法找到了去苏联的途径。７月间，潘汉年与陈云在上海会合，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两人商议决定先后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８月５日，潘汉年派潘渭年护送陈云上船，同去的还有杨之华、陈潭秋等。８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苏联货轮“东方号”，按照同一条线路前往莫斯科。 从此，潘汉年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光彩耀眼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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