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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９月下旬，潘汉年“绕道间关”，抵达莫斯科。在这里，他又用了“柏林”的化名。 莫斯科这时正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他们中间除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及主要负责人康生外，还有比潘汉年大约早来半个月光景的陈云和曾三、饶漱石、孔原、李立三、滕代远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在中央特科的欧阳新、吴克坚、王子春等也在此地，潘汉年感到分外亲切。由于陈云、潘汉年的到达，使得莫斯科的这批中共要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内的斗争情况，特别是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关注。 潘汉年与陈云抵至莫斯科之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他们便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总报告，再次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论述。１０月２日，潘汉年与陈云等出席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 在参加党的活动的同时，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种种情况都感到新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系统地了解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及其思想路线、方针策略等，潘汉年曾到列宁大学中国班短期学习；为了进一步了解和体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先进经验，潘汉年不放过一切机会，参观访问了莫斯科等一些地方，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 潘汉年这次莫斯科之行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特别是从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共产国际已经纠正了自身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式提出了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来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与他得“风气之先”是有密切关系的。 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策略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这是中共阐述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它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以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发表，是中共策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１９３５年，是国内局势发生剧烈变动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占领我国东三省以后，又染指平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英等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在华利益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之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并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日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支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开始有所松动。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蒋介石悄悄地伸出了向中共联系的触角。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的活动，就是蒋介石联系中共的一条途径。 邓文仪，字雪冰，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邓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７年３月，他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并受到重用。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１９３１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１９３２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主编《“剿匪”文献》。邓文仪虽追随蒋介石，但也非尽心尽职。１９３３年，时任航空署署长的徐培根火烧飞机场，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８万元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单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二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交易所和我用去外，只剩下这８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８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８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死，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在徐培根的流氓手段面前吓慌了，就把８万元收下，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于是，飞机场失火之事不了了之。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邓文仪的这一过失，未为蒋所追究。１９３５年春，邓文仪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于同年秋回国述职。１２月初，蒋介石命他迅速返回莫斯科，说有要事让他承办，嘱他不可延误。 邓文仪奉办的“要事”，就是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共接洽一事。 就在潘汉年抵达莫斯科不久，邓文仪也奉命回到了莫斯科。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陈果夫事先商量好的办法，邓文仪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即又找到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他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 得此消息，中共代表团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经王明、康生、陈云三人相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真正动机，王明将视情况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 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舞台上，潘汉年首唱主角。１月１３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两人寒暄之后，便进入了主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进程中两党比较高级的领导人之间最早的一次秘密谈判。为了惜墨存史，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两段对话摘抄如下：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１９３３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惜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１９２５年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１９２７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潘、邓莫斯科首次谈判，虽然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潘汉年在谈判桌上不亢不卑，灵活应变，言辞滴水不漏，再一次显示出这个谈判高手的能耐。 根据潘汉年、邓文仪约定，３天之后，王明亲自出马，与邓会谈。在这之前，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况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作了报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王明与邓文仪接触表示同意。 １月１７日、２２日，王明和邓文仪先后进行了两次正式谈判。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提出了三项初步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间恢复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继续独立存在。对此，王明表示了怀疑，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许多人也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出的条件下进行谈判。但考虑到邓文仪声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并指派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一起，于１月２５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南京。至于潘汉年回国后可先在香港直接写信给陈果夫、陈立夫，以取得联系。 不料，第二次王、邓会谈的翌日，即１月２３日，邓文仪通知潘汉年转告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急赴德国有要事承办。从此，邓文仪一去再未露面。其中缘由，笔者将留待下文叙述。这样，莫斯科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与谈判，就此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也从国外转入国内。 潘汉年莫斯科之行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国内情况，觅取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在莫斯科期间，他专门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他几乎将密码全部默记下来，以备回国后转告党中央通讯机要部门，恢复双方的联系。由于邓文仪的到来，潘汉年又被指派先行与邓交涉、探路，潘汉年在谈判桌上应付自如，显得身手不凡，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赞赏，也使陈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莫斯科谈判中止后，中共代表团决定让潘汉年回国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可以说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举。由此为契机，潘汉年日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舞台，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１９３６年２月，潘汉年奉命启程回国。他的任务除了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新编密码转告党中央之外，还负有宣传《八一宣言》，与国民党当局联系，以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使命。出于安全考虑，潘汉年由中央特科时的同事欧阳新陪同，从莫斯科经列宁格勒，乘船去希腊，准备从那里绕道回国。不料，当船驶离列宁格勒后的第二天，传来希腊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船不能安全登陆，只得折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安排。在这前后，潘汉年在莫斯科车站接待了一个从巴黎来的客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这位浙江上虞的才子，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后，他和沈雁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潘汉年涉足文坛，在创造社出版部编辑《幻洲》半月刊等杂志，因与胡愈之有相同的兴趣与爱好，两人有了经常性的往来。大革命失败之后，胡愈之受到国民党通缉，旋即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３１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协助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待到潘汉年离开白区前往苏区后，胡愈之仍留在上海，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上海《新主》周刊因发表署名易水的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稿，引发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进而协助杜做张学良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原准备将此重要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唯一与他有联系的宣侠父也流亡香港。于是胡愈之离沪赴港，按预定的联络方法找到了宣侠父。听了胡愈之的报告，宣侠父感到事关重大，要他先去法国，通过巴黎《救国时报》，取得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直接联系。 １９３６年１月，正当潘汉年与邓文仪交涉之际，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巴黎，得到了《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的帮助，替他办好去莫斯科的签证。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时，胡愈之估计没有什么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两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告诉他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决议等有关情况；胡愈之也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接着，潘汉年又陪同胡愈之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 到了４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共代表团就让胡愈之陪同潘汉年回国，并明确指示，胡愈之的工作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４月中旬，莫斯科城春光明媚，再也看不到那种冰天雪地的北国景象了。这可是一个旅游的好辰光！潘汉年与胡愈之以公开旅游者的身份，告别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后从巴黎乘车至马赛，再从马赛乘船直达香港。 潘汉年他们到达香港时，已是５月初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便在香港六国饭店开了房间，席不暇暖，立即把邹韬奋叫来，商议《生活日报》的开张之事。 邹韬奋出生于江西余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早年求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刊物抨击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基本国策，提倡和支持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邹韬奋与胡愈之一起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１９３５年夏返回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如既往地抨击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他的爱国行动，再一次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先是派刘健群、张道藩前来谈话，警告他，甚至以“暗杀”恫吓他；接着又让杜月笙出面，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企图用高官厚禄软化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留在上海就难免发生意外，于是，１９３６年初，邹韬奋流亡香港，并准备在此地筹建一份《生活日报》。这时，两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对邹韬奋的设想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们的目的是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其反蒋的舆论宣传阵地。邹韬奋觉得不妥，便致电已经到达巴黎的胡愈之，请他速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胡愈之在莫斯科时，将此事报告了潘汉年，潘汉年当机立断，要胡愈之给邹韬奋去一复电，说等他回港后再“择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支持邹韬奋这样做呢？因为潘考虑到邹韬奋的反蒋立场，如果报纸为两广地方实力派所控制，那么这份报纸的政治倾向就可想而知了。鉴于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潘汉年认为《生活日报》匆匆创刊，不利于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潘汉年当时的真正用意。 潘汉年、胡愈之将上述考虑告诉了邹韬奋，邹韬奋深表赞同。几天之后，《生活日报》在香港正式出版。以后该报果然未提及两广的反蒋运动，并按照《八一宣言》的口径，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一份贡献。 与过去有所不同，潘汉年此次回国，不仅负有特殊的使命，还大大拓宽了他的活动范围：从文学的圈子扩大到了民主党派的核心领导层。尤其是救国会的工作，为他接触更广泛的上流社会人士打下了基础。 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从１９３５年冬至１９３６年初，上海先后成立了由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动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由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发起的文化界救国会；由周新民、潘大逵发动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１９３６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便将全国各地救国力量团结起来，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推动各党派的联合。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１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策划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但是，当时救国会所提的口号比较激烈，不仅对蒋介石不起作用，也不利于国民党内各派参加抗日。为此，潘汉年向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做说服工作，并让胡愈之为救国会起草一个文件：《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接近。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征求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意见。沈钧儒同意在文件上签名，章乃器嫌文件内容“太右”，后经他作了部分修改，以《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为题，由沈、章、邹、陶４人联合署名，在《生活日报》上刊出。这个文件分析了自“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重申救亡阵线的立场是“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做到：“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活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一文件后来被转送到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他亲自给沈钧儒等４人写信，信上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还会见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物。为了获悉两广酝酿的反蒋内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以及桂系驻港代表王公度、刘仲容等人；他又通过当年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安插的老情报关系梅龚彬，会见了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一方面，潘汉年向他们宣传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另一方面，同他们联络感情，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港期间潘汉年通过柯麟的关系，会见了北伐名将叶挺。叶挺在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春出国避难，漂泊欧洲。１９３２年秋回国后居住澳门，１９３３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由于长期与中共脱离了关系，叶挺寻找党组织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正在这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 ５月的一天，在香港弥敦饭店，潘汉年约见了叶挺。潘依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旨在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不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要在两广和其他实力派中做一些将领的工作，促成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次会见，对叶挺的人生旅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 在这一时期，胡愈之是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这位比潘年长１０岁的党内学者，对潘的领导作风和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在回忆中写道：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人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里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 出入于高级饭馆，往来于高级咖啡店，一身西装革履，口叼香烟，当时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甚至产生误会，但这可是工作的需要呵！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和必要的手段。为了便于胡愈之今后开展工作，潘汉年故意说他对共产党有意见，用这种方法帮助胡隐瞒身份，足见潘汉年的机智和对同志的一片苦心了。 当然，潘汉年对自己的下属又是十分信任的。他到香港后，就对胡愈之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但是对于不该让下级知道的事，比如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一事，他还是守口如瓶的。对此，胡愈之事后追述： “他（当时）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始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正如胡愈之所说的那样，负有特殊使命回国的潘汉年，正做着胡愈之所知道的事情，也做着胡愈之所不知道的事情。 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按照其所示的联络方法，潘汉年临港后，随即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要他派人到香港联系，进一步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信发出后，潘汉年让胡愈之先行赴沪，寻找地下党组织，探听与他失去联系将近一年半的党中央的消息，以便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并向党中央汇报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以及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事项。 １９３６年５月下旬，胡愈之到了上海，住在他弟弟胡仲持家里。胡仲持是上海滩有名的报人，时任《申报》主编。胡氏兄弟俩均与沈钧儒、沈雁冰等关系密切。通过两沈，胡愈之很快了解到刚从陕北来的冯雪峰此时正住在鲁迅先生那里。两人相约后，即在胡仲持家里见了面。胡愈之告诉冯雪峰，潘汉年正在香港，希望尽快与他联系。 潘汉年与冯雪峰的关系，较之与胡愈之的关系更深一层。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比潘汉年晚２年。他们的初次相识是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冯雪峰早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与鲁迅先生很有交情。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时成为鲁迅先生家的座上客，鲁迅在他的日记中三天五天就有“雪峰来”、“接雪峰信”等字眼。当潘汉年出任“文委”书记，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冯雪峰是他的主要帮手，而且潘汉年经常通过冯雪峰去鲁迅那里传递信息，征询意见。潘汉年调入中央特科后，冯雪峰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１９３３年他们又先后赴中央苏区。长征之初，他们一起跋山涉水，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遵义会议之后，潘汉年智赴莫斯科，冯雪峰继续北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冯雪峰任职于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１９３６年４月中旬，他从东征前线奉命返回瓦窑堡，随即被派往上海。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一、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三、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做一些准备；四、把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带着上述任务，冯雪峰到了上海。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冯雪峰刚到上海不久，就得到了潘汉年从苏联回国的消息。６月间，冯雪峰由胡愈之陪同，赴香港与潘汉年会面。这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在阔别将近一年半之后，重逢于香港，心情格外激动，两人互相诉说了别后的经历。令潘汉年兴奋的是，他所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途径已为冯雪峰所开通，冯不仅按中央交给的任务着手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讯的秘密电台，而且掌握了一条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潘汉年在听取冯雪峰的有关介绍之后，并没有过多地涉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命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当然，对冯来说，他知道这是潘汉年的一贯工作作风。两人取得联系之后，冯雪峰返回上海，而潘汉年仍继续留港，他正等待陈果夫的回音。 １９３６年７月７日，香港的《生活日报》上刊登了如下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叔安”是潘汉年常用的一个化名，也是潘汉年临港后写信给陈果夫时所用的名字。潘汉年在信中通知陈果夫，用在《生活日报》刊登寻人启事的方式进行联络。 看了这则“启事”，潘汉年知道陈果夫已派人来港联系。那么，这个化名黄毅的人究竟又是谁呢？ 化名黄毅的人，正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张原名张绅，别号御虚，字淮南，亦字怀南，浙江乐清人，幼时失怙，赖其母金氏将其抚养成人。１９１９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张冲在校组建“醒华会”。１９２３年毕业考入北京交通大学，“攻俄文”，旋以公费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并任中国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部长。期间因组织反奉活动而遭逮捕。东北易帜后出狱，张返回南京，即在陈氏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不久即调任该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中统特务系统的情报事务。此后张活动于宁沪之间，逮捕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牛兰夫妇，以及炮制所谓的《伍豪启事》等，都是他的“杰作”。待到潘汉年调入中共中央特科之后，张冲自然成了潘的最主要的一个对手。两人在各自的情报战线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干，而又都想置对方于绝境而后快。现在，国共两党情报战线上形同水火的两位主干人物，又各自受命作为谈判的对手，就要坐到一张桌子上来了，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张冲此人熟谙俄语，善于言辞。他既是陈氏兄弟的心腹、国民党中统内的头面人物，又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力主抗日、最早了解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委之一。１９３５年，中共《八一宣言》发表的当天晚上，张冲手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这个宣言后，随即抄送蒋介石。蒋看后也表示采取措施疏通与共产党的联系。现在，蒋介石要“着手对苏交涉”，“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张冲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张冲在与潘汉年接头之前，就曾协助陈氏兄弟对中共方面进行过试探性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圣诞节，即在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的第三天，一个名叫李融清的人，带着一个名叫江淮南的助手，在上海登上德国邮船ＰＯＳＤＯＮ号启程。李融清一行于法国马赛上岸，随后搭车抵柏林。此人正是陈立夫，而助手江淮南正是张淮南张冲。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秘密赴苏谈判，希冀能签订中苏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协定。莫斯科会谈时，邓文仪告诉潘汉年、王明等说蒋介石令他去德国有要事承办，就是指这件事。 陈立夫、张冲等抵达柏林后，“蛰居待命”。数日后，蒋介石认为直接去莫斯科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加之日本方面突然放出空气，说陈立夫已被派赴莫斯科谈判云云，蒋介石于是急电陈立夫归国，同时也召回了邓文仪，这就是莫斯科谈判中断的直接原因。 但莫斯科谈判毕竟使得国共两党之间在经历了残酷的内战之后，有了一个平等地坐下来互相讨论问题的开端。 陈立夫、张冲等回国后，并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潘汉年至港后主动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对他们更是起到了一个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接到潘的信函，两陈将张冲叫去，要他按照潘汉年信上所示的联系方法，迅速赴港，尽快取得同中共方面的联系。于是，才有了上述《生活日报》上登载的那则黄毅的“启事”。 很快，潘汉年与张冲在九龙酒店会晤。有趣的是，这两位国共情报战线上的专家，却都又是属于“才子派”的实干家。他们虽然初次相会，但“神交”已久，一见面便进入主题。张冲首先告诉潘汉年：他此次赴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委托，邀请潘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张一再强调，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以此表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潘汉年对张冲的谈话表示欢迎，也向张冲讲述了《八一宣言》形成的过程，从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谈及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末了，潘汉年表示接受两陈邀请，随张冲赴南京一行。 ７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乘船先到上海，再改乘火车转赴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了下关外国人开的扬子饭店。 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中央五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调整内外政策，强调“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主张实行中苏亲善，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当张冲向两陈汇报了潘汉年已抵达南京时，两陈即让张冲转告潘汉年，让他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再转呈上去。 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张冲转呈，由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的负责人过目后，很快形成了一个意见，并由张冲向潘汉年转述：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朱毛”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与潘汉年接触，但可由曾养甫出面联络，待潘汉年取得与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代表资格和有关谈判意见时，再到南京与陈果夫、陈立夫会谈。 两陈推荐的曾养甫，是广东平远人，原名宪浩，以字行。他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矿冶专业。北伐前夕回国后一直任职于国民党政府建设部，此后历任农矿部、铁道部司长、次长等职。此时，他正奉两陈之命，开展与中共中央和陕北红军的联系。曾通过其部属谌小岑的关系，经翦伯赞介绍找到了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时任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吕随即向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经市委研究，吕即赴南京与曾会谈。１９３６年１月至３月，中共北方局又两次派周小舟去南京与曾面谈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眼下，两陈又让曾养甫直接与潘汉年联系。在取得潘汉年同意之后，由张冲陪同，潘汉年拜会了曾养甫。曾重申了两陈的意见，潘汉年也表示自己即将赴陕北，待向中共中央汇报之后，再与张冲联系。 潘汉年结束了这一次秘密的南京之行，返回上海。 潘汉年一到上海，立即考虑陕北之行。 陕北，这块民风淳朴而土地贫瘠的山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然而，要想进入这块革命圣地，绝非易事，国民党当局严密注视着通往陕北的途径，一旦被发觉，会有丧失性命的危险。因此潘汉年的陕北之行，需要作出周密的计划。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曾提及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线，因此，潘汉年到上海后，立即找到冯雪峰，两人一起研究了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地让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刘鼎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时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是四川南溪人，原名阙尊民。“五四”运动后，与李硕勋、阳翰笙等一起投身革命。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赴苏，入东方大学、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１９２９年底回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任二科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潘汉年接替陈赓之后，刘鼎又受潘汉年直接领导。此后，因顾顺章叛变，刘鼎曾一度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依然一身正气。后由潘汉年等营救，由康泽出面作保获释出狱。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由中共秘密党员、当时以牧师身份作掩护的董健吾引荐，刘鼎在东北军张学良处任高参，成了中共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一表人材，很博张学良欢心。７月上旬，潘汉年从南京返回上海时，张学良、刘鼎正好在沪上，而潘早已从胡愈之那里了解到了张学良的思想状况和当时的政治倾向，因此，经刘鼎安排，潘汉年与张学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饭店里会晤。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奉天台安县（今辽宁省）人，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１９２８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即成为东北军的最高统领。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宣布东北易帜，由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时升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致使东三省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张学良也因此被国人视为“不抵抗将军”，受到舆论的谴责。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威迫下，引咎辞职，出洋考察。翌年春，张游欧归来，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１９３５年夏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率部向陕甘宁的红军进攻，屡遭失败。张学良历经痛失东北的耻辱，围攻红军的失败，加之对蒋介石想让东北军充当内战炮灰的意图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因此，他既要找自己的出路，又要图抗日报国的心愿。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后，到上海找杜重远，向他请教如何挽救东北军，杜提出联共、联杨（虎城）、联盛（世才）的方针，张非常赞同。随后，又在上海会见了胡愈之，胡“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张学良一回西安，即令东北军６７军军长王以哲到前线去沟通与红军的关系。 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中共中央委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了王以哲，双方达成了三个口头协议：互不侵犯、开放交通、通商。一个多月之后，张学良偕王以哲亲至延安天主堂与周恩来、李克农秘密会谈。从此，中共与张学良之间建立了正式联系。有了这一层关系，潘汉年与张学良沪上会晤就可直截了当地交谈了。潘向他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势，讲述了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张听后甚为动心，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有张学良的掩护，在刘鼎的细心安排下，潘汉年的陕北之行相当顺利。 ８月初，潘汉年到达西安，住在七贤庄。然后通过赴陕北的交通线，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其军事防线，８月８日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到保安的当天晚上，潘汉年就被叫到张闻天的窑洞里，在张闻天与刘英夫妇俩的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一年半前，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去执行任务，是由张闻天亲自交待的。一年半后，潘汉年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由张闻天亲自接待他。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汇报了他在莫斯科及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会谈等情况，同时对张学良的工作提出了看法。此后几天里，他还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他还向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文代了共产国际新编的密码。 潘汉年所提供的信息，是否为中共中央进一步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至今虽然仍没有发现文字记载，但从他到保安后党中央的活动可明显地看出，他的陕北之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潘汉年到保安的第三天，即８月１０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形势发生的变化，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周恩来则明确建议，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两个实际问题：一是停止内战；二是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但必须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潘汉年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汇报。 ８月１２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敦促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呼吁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 ９月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综上所述，潘汉年向中共中央汇报之后，从中共中央一连串的举措看，潘汉年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潘汉年在列席８月１０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随即受中央派遣，赶赴安寨与叶剑英领导的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联系，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一回生，二回熟。潘汉年这次与张学良见面，两人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期间，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在谈到红军北上的问题时，张学良将前线的军事情报送给潘看。张说，东北军采取中立，于学忠部集中到兰州，红军可以贴近于部防区走，但不要进城。张告诉潘，固原以北诸镇他不好撤防，红军要通过可以打过去，他准备牺牲一些部队。张还表示欢迎叶剑英去西安，以商量军事行动上的合作。 在与张学良的多次交涉中，潘汉年觉察到东北军内部团结统一工作进行得太迟缓。张怕泄露联共的秘密，不敢在部队中谈联俄联共问题。潘向张建议要公开亮出旗号，联苏联共是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政略与战略，以及与共产党交往的程度。同时，还可以利用蒋介石的言行和南京政府的举动，说明他们自己也在准备联苏联共，也可以拿南京方面派人找红军联系的事来说明。张告诉潘，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蒋介石向他说过要联俄，而俄方态度不明。当时蒋廷黻两次要求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联俄容共”，张问蒋：“你为什么不提呢？”蒋说：“提过，恐怕无效。”不久，南京政府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张学良以此为证，认为南京的外交政策有新的变动，蒋介石可能要和共产党妥协。潘汉年说，这些都可以张扬出去，大谈联苏联共。 潘汉年还发觉张学良对旧军阀、政客政治那一套很熟悉，但缺少新的政治经验，这对他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是不利的。张虽然自认为东北军绝对服从他，但在联共问题上，张对旧的干部不信任，而新的也没有，这是他不敢公开亮出联苏联共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潘汉年建议派三、五个政治上能应付，有口才的干部来西安，充当张学良的代表，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鼓励他们赞同联苏联共主张，另派一、二个能写文章而没有党八股气的人，帮助张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后来，由刘鼎物色了吴奚如，留在西安为抗日同志会编《文化》周刊，宣传抗日，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张学良对此十分满意。 正当潘汉年在西安开展对张学良工作时，中央就与南京谈判一事进行了讨论，在作出具体决策之后，８月２５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潘汉年，告诉他“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指示潘汉年接电后于７天内回保安，“接受新的方针”。 至此，潘汉年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之事，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 毛泽东办事向来细致。此电发出后的翌日，再次致电潘汉年。电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同时向他说明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最后，毛泽东要潘汉年立即取道肤施（延安），返回保安，面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并携带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函与密码，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潘汉年于９月初返回保安。从９月１５日起，中共中央召开３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临的新问题。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潘汉年参加了这次会议。 据参加会议的刘英回忆，潘汉年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刚从莫斯科回来，说话有影响。关于潘汉年发言的内容，刘英作了如下记述： “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指潘汉年的发言），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的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于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星期之后，９月２４日，潘汉年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４人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了保安，结束了陕北之行。 １９３６年９月底的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陕北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富县张村驿，来了一行自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声称路过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代表团”成员之中，一个身穿高级军服，军服上佩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圆型证章，显然是这一行人中的长官；另一个穿着黑色西装，头戴礼帽，一手拎着黑色皮包，一手拄着洋拐杖，自称长官的秘书；还有两个人：一个扎武装带的副官，一个身着士兵服装的马夫。这一行人通过张村驿，即骑马到东北军的驻地，由东北军刘昆师长在约定的地方接应，然后乘汽车到达西安。 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呢？原来，这为首的是装扮成马夫的叶剑英。副官为彭雪枫，长官为边章伍，秘书则由潘汉年充当。潘汉年带着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立即去南京，而是随叶剑英先去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磋商有关问题。出于路上安全考虑，他们一行就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以迷惑外界。干这类事情，潘汉年当然是行家里手了。 １０月２日，叶剑英、潘汉年抵达西安。１０月４日，张学良会见了叶、潘两人，“谈至深夜”。叶、潘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信以及由中央草拟的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的内容口头告诉了张学良，希望双方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以建立民主共和国。张学良听后，坦率地认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一时难以接受。鉴于此时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部已由湖南回师甘、宁，原在洛阳受汤恩伯指挥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已先入潼关，１０月１日正向宝鸡前进，奔赴宁夏。张学良估计，蒋介石想先打而后和，捡些便宜。为此，张建议由中共中央写信给他，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和谈前提，他再把这封信报告给蒋介石。叶、潘即照此办理。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函张学良，信函内容如下：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此信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潘汉年在西安逗留期间，心里一直惦念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一方面，他需要时间说服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联络，争取张学良对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去南京谈判的任务也不能拖延。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潘汉年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将中共中央的有关信函转交南京当局。张冲收到电文后，不等潘汉年同意，立即赶到西安，通过潘汉年姐夫路宝宗与潘汉年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张冲听了潘汉年的有关介绍，先行离开西安。１０月１４日，潘汉年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谁也没有想到，潘汉年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行程途中，潘汉年考虑到国民党官场那套行文惯例，南京方面对中共信函的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途经徐州时，即打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火车过轮渡时接他。车到浦口后，张冲带了助手杜桐菽找到潘汉年，潘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件面交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潘汉年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本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双方负责谈判代表之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不负任何谈判责任”。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潘汉年离开西安的同一天，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早在１９３５年底，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潘汉年担任主角；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交给他的下属曾养甫、谌小岑，与周小舟、吕振羽相联系，后来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由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第四条途径则由宋庆龄牵线，派董健吾去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联系。 自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中共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中共中央才决定让潘汉年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不料，正当事情仿佛顺利进行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中途变卦。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于１０月间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于是有些忘乎所以，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另一方面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因此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１０月８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１４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为代表，同国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２１日，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这样，潘汉年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当时，陈正在洛阳见蒋介石，中共中央即致电张子华，转告潘汉年或“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１１月９日，潘汉年只身赴南京，当晚会见张冲，张表示歉意，说陈立夫此时已在上海。张冲与陈立夫通过长途电话，约定潘于当晚乘夜车离开南京，到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会晤。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０日早晨，列车抵沪后，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直接驾车前往沧州饭店，会见了陈立夫，并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周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周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信的末尾，周恩来向陈介绍了潘汉年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汉年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 如上文所述，周恩来此信写于９月２２日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夕，１０月１４日周代表中央正式通知潘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因此，陈看了信后，便问潘汉年： “你是代表周个人或代表毛？”陈意在弄清楚潘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人。”潘汉年回答干脆。 陈听后，要求潘汉年陈述中共关于合作的条件，潘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讲了一个大概，内容包括：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潘汉年将上述意见讲述之后，问陈立夫： “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 陈立夫于是声明，他代表蒋介石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３０００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第四，如果军队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陈立夫讲完这四点后，笑着问潘汉年。 “这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潘汉年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也笑着说：“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共同防共协定的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 说到这里，潘汉年加重语气：“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 陈果夫、陈立夫这一对浙江吴兴籍的同胞兄弟，是蒋介石的大恩人加生死之交的陈其美的侄子。两陈之父在湖州经营丝业和当铺，是个不大作声，很有城府的人物。陈果夫长于陈立夫，作风上近似乃父，深沉寡言，多思善虑，因有肺病，常论卫生医学，闭口不谈政治而操纵政治，弟陈立夫好演讲，左右开弓，锋芒毕露。从与潘汉年的交谈中，也可知他的性格特征了。两陈为蒋介石的心腹，替蒋介石执掌党权。不过陈氏兄弟在两党合作抗日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还是有所区别的。看到潘汉年态度强硬而谦和，措辞激烈而在理，陈立夫轻轻地回答：“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但是，蒋的方针，陈立夫又无法改变，他对潘汉年说：“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 “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出来。”潘汉年回答。 陈又说：“蒋先生答允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条件不致太苛刻也难说。” 潘笑着反问：“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同时放在电报里发出？” 陈思索一会儿说：“这样恐周不能来，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 潘说：“如不把贵方意见告诉他，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要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至此，陈仍坚持双方军事负责人先谈，潘则要求先无条件停战，暂时各守原防。陈拒绝了，双方沉默了好久，张冲出来打圆场，提出周恩来如肯出来，他负责保障周的安全。 为了打破僵局，潘汉年改变话题，向陈提出：两党合作谈判一时难以成熟，可否与陈先生所管各种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反政学系、汉奸等局部问题先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听了这个提议，陈、张互相看看，表示惊异。陈立夫想了很久才答复：“这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并在唯一领袖的意志下进行工作。”接着仍要求潘汉年打电报请周恩来出来。潘汉年感到双方僵持不是办法，表示考虑陈立夫的提议。 潘汉年初会陈立夫，第一次谈判到此为止。张冲送潘汉年出沧州饭店时，特别向潘表示陈立夫对蒋委员长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是他们将尽一切办法促成此事。 此次谈判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未能收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过了一天，１１月１２日，潘汉年即以“小Ｋ”的代号，将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庆幸的是，这份可以洗刷潘汉年“内奸”罪名的文字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于１９９３年第５期《党的文献》上首次公诸于世。 接到潘汉年的报告，１１月２２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复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中共中央在委派潘汉年南下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的同时，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陕北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１月２１日，在周恩来指挥下，红军在山城堡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整旅又两个团的实力，显示了红军的力量。这之后，潘汉年又与陈立夫在京、沪两地正式谈判了两次。陈立夫虽然把保留红军的人数由３０００人改为３万人，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而潘汉年坚持中央的原则立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样，潘、陈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 从莫斯科到西安、南京，从邓文仪到陈立夫，潘汉年可以说是在谈笑风声中坚持了原则立场，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迫得刁顽俯首惊”，在谈判桌上赢得了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抗战义无反顾的凛然正气。 就在潘汉年与陈立夫之间的谈判处于不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张冲再一次拜见了潘汉年，向潘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中共可以对保留军队的数目多要求些，也可以要求给予一定的防地。潘则表示：“我是来谈判合作的，并非毛泽东派来接洽收编问题的。”当时，“七君子”被捕一案已发生，潘汉年直率地告之张冲：“这就更使我们对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表示极大怀疑。”“我是否再留此地，实有考虑必要。”张冲当即表态：绝对保证潘的安全，希望继续谈判。 潘汉年在谈判桌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能洞察对手的真实用意，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他与陈立夫首次交涉之后，虽然形势骤变，但他觉察到陈立夫对我方条件表示要从长考虑，现在张冲又来陈述愿意继续谈判的意向，有鉴于此，潘汉年判断这是蒋介石授意两陈保持与我方联系，留有回旋余地，也证明蒋对进攻红军并无必胜的把握，为此，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对国共谈判应采取诚恳而冷静态度，要“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同时，加强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加强对救国会的工作，造成逼蒋抗日的形势。 潘汉年的建议与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起谈判大门。遵照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在“静待谈判结果”的同时，又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方面的代表联系、“面谈”，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以求他们响应，推动蒋介石抗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扣押起来，实行兵谏，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如同天被戳了个窟窿，在国内外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国民党内亲日的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甚至有置蒋于死地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挑拨南京与张、杨的关系，想乘机扩大侵华战争，坐收渔翁之利；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控制中国政权，所以极力主张释蒋；最着急的是宋氏家属中的宋子文、宋美龄，他们力主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但尚不知张、杨的态度，尤其不了解中共对此的立场。于是，由宋美龄出面，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宋庆龄，要她帮助同共产党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深入探讨了国内外的形势，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为此，中央一面派出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协商大计”；一面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 再说宋庆龄接到宋美龄电话后，随即找到潘汉年。宋庆龄问潘汉年，宋子文要见她，该如何应付，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和张、杨方面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并提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前往西安。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 １２月中旬的一天，经宋庆龄安排，潘汉年离沪“进南京”，但他考虑到，此时南京政局十分混乱，如果按照约定在下关车站下车，可能会遭到亲日派的毒手，于是决定在尧化门小站下车。“西安事变震人心！狼狈南京宋氏阍。为促全局同抗日，飞车且闯尧化门。”于伶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这段情节。 进城后，潘汉年就住在宋子文家，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俩。宋美龄希望潘汉年电告中共中央，请求中共不要杀蒋。当潘将中共中央的方针告诉她后，宋美龄这才感到放心。潘汉年还向宋氏兄妹建议，邀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西安。 １２月１８日，潘汉年又在南京中央饭店拜见了陈立夫、曾养甫，与他们洽谈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１９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２１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希望“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并嘱潘汉年将下列主张转告陈立夫：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及时向陈氏兄弟和宋氏兄妹作了通报，使他们对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态度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２２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起飞往西安，与前一日抵达此地的端纳会同后，先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多次会谈。在谈判中，“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甚至表示，接济的物资及经费，只要周恩来与张学良商量多少，就给多少。宋子文还“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中共中央将这个“秘密接洽”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就这样，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打破了国共谈判的僵局，出现了国共关系的新转机。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内中情况复杂，要真正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还要绕过许多坎坷。 此时，正在上海的潘汉年，犹如一名整装待发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候中央的指示。 再说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后，即背信弃义，立即将护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扣押起来，送交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并下令将杨虎城等撤职留任。与此同时，蒋下令调集３７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而西安方面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仍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更加剧了整个局势的危机。为此，中共一方面努力做好西安方面内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抽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但中共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继续坚持逼蒋抗日的基本方针，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并以极大的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将事变继续引向和平解决的轨道。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连续电告潘汉年，给他下达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申述“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指示他“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接洽”。 １月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关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办法与两党谈判方针问题再次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有损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地位，而且不利于西北善后问题的解决。正当解决的办法是撤兵释张。 １月５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向他通报了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六项条件，并指令他“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以全权代表的身份与陈立夫接洽谈判，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介石、宋子文在西安与周恩来商定的各项条件，明确表示反对南京部分亲日派继续策划内战的阴谋和扣留张学良的错误行为。同时，潘还根据宋子文在西安时所表示的意见，秘密与宋联络，请其实现在西安时所作的各项保证。 １月１５日，张闻天从保安致电潘汉年，要他设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动，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同时找人向宋子文活动，要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之诚意”；还要求潘汉年通过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的行动方针，以便决定对策。对上述任务，潘汉年都一一落实，并复电张闻天，报告他“已请老太太（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科）冯（玉祥）处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往南京”。 从１月２１日开始至２９日，毛泽东或以个人名义，或与周恩来联名，几乎是每天都给潘汉年发去一份电报，一方面通报西安局势，指示潘汉年要求蒋介石“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并提出“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此，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另一方面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可以肯定地说，在西安事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有关与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商谈合作的所有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潘汉年操办，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前后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多么的重大！ １９３７年２月初，张冲以国民党中央联络代表的名义找到潘汉年，要潘陪同他去西安，向中共中央进一步接洽谈判事宜，并商量顾祝同与周恩来在西安谈判的问题。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安东（今涟水）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管理部主任，与周恩来共过事。西安事变后，顾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负责与留在西安的周恩来谈判。潘汉年深知此事的重要，随即陪同张冲北上。他们在上海乘飞机先至洛阳，会见了顾祝同、贺衷寒。顾提出由潘汉年、张冲先行，经潼关去西安，在张、杨部队确保他们安全时再动身。 两天后，潘汉年返回洛阳，告诉顾一切顺利。２月９日，顾祝同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潘将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人介绍给周恩来。 这次引见，为两党举行的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并为尔后的周恩来、蒋介石的杭州谈判作了准备。事毕潘汉年返回上海。 从２月９日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来对剑英也参加）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后张冲、贺衷寒也参加），进行了历时１个多月的正式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加之顾祝同的助手，军统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在谈判中节外生枝，炮制了另一个中共无法接受的方案。为此，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可能使谈判破裂；但周表示，中共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３月下旬，周恩来抵达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途经上海时，由潘汉年安排他住在四川路新亚酒家。会谈前一天，周恩来让潘汉年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１５条意见先交给宋美龄，请宋转交蒋介石。翌日，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乘轿车前往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这次杭州会谈，蒋、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自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１０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并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至于以后谈判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宋子文等人负责。 ３月３０日，周恩来携带杭州会议的有关文件返回陕北。潘汉年则继续留在上海，与陈立夫、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包括红军改编及其经费等问题进行磋商。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汉年也就圆满结束了他作为中共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的特殊使命。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潘汉年始终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立场上，忠于职守，不辱使命，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时，又及时地提供了国民党方面的动态和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创造了条件。这位中共党内的谈判高手，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发挥了先导作用，留下了特殊的历史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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