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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香山是美丽的。1949年，初夏时节。满山遍野一片苍翠，山花烂漫，阳光暖融融的，空气清新而又甜润，林中下时传来鸟儿啾啾的鸣叫声。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生动，那样和谐，那样富有诗意。 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正兴致勃勃地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爽朗的谈笑声飞出门外，传得老远。 这时，别墅门外响起了汽车笛声。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飞快地朝别墅开来。 小轿车停在了别墅门外，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人，他们是苏联驻北平领事馆的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和苏联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 “主席，他们来了。”秘书叶子龙进来报告。 “好哇。”毛泽东应声起身，大步走到门口迎接客人。 宾主落座之后，齐赫文斯基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苏联政府驻北平的负责人齐赫文斯基。非常高兴和中共中央的领袖会面。” 毛泽东说：“我们也非常高兴和苏联同志会面。” 齐赫文斯基指着科瓦廖夫介绍说：“这位是苏联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同志，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 毛泽东说：“欢迎，欢迎。” 齐赫文斯基说：“我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的胜利。前线节节胜利，革命进展很快，真令人高兴。主席同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各个战场的情况，比如，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结局的评价。如果许可的话，请主席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基本政策、方针说明一下，同时也把蒋介石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和处境，分析和评价一下。一句话，敌人还能支持多久？” 毛泽东听完，轻轻点了一下头，一字一句地讲了起来： “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非常之好。我们组织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你们知道，这是决定蒋介石命运的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已经胜利，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战果。下一步就是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长江，解放江南。蒋介石大势已去，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我们的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 “美国呢？美国人的态度如何？”齐赫文斯基插话道。 “哦，你是指那个纸老虎。”毛泽东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美国人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但蒋家王朝忽喇喇大厦将倾，他有什么办法？美国人生性欺软怕硬，顶他就是了。” 这时，毛泽东伸出宽大的左手，右手扳着指头数起来： “你看，在秦皇岛，我们不允许美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回城里去，而且也很快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到美舰。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或试探。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齐赫文斯基和科瓦廖夫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个劲地点头。 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你是铁路工程专家，这对我们很宝贵。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将很快转入经济建设，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科瓦廖夫欠了欠身子，笑容满面地说：“我们责无旁贷。” 这次应苏联人要求进行的会面，气氛十分融洽。会面进行了一个来小时，齐赫文斯基和科瓦廖夫看了看表，考虑到是初访，带有礼节性，不便谈得更多，就礼貌地告辞了。 他们走后，毛泽东余兴未尽，和刘少奇、周恩来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少奇、恩来呀，还记得我们离开西柏坡，临上汽车时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怎么不记得呀，进京‘赶考’嘛。”刘少奇笑着说。 “是呀，主席。当时我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主席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笑着说。 “考出好成绩，离不开名师指点。名师出高徒嘛。我们要拜师学艺哩！”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刘少奇和周恩来一齐点头。 毛泽东抓起桌上的纸烟，递给刘少奇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猛吸一口，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我在考虑，建国前，要组织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一趟，去认认门，拜拜师。见了斯大林，恐怕要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解放战争当前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第三，中国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再就是建国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要谈的问题不少，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略作沉思，说：“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建国在即，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有必要拜师求教。况且，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事关重大，完全需要加以密切。” 周恩来接着说：“是呀，主席讲得很对，访苏的时机到了。我的意见，尽快确定代表团人员，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宜早不宜迟。时间嘛，最好能在本月下旬就启程。”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你挂帅怎么样？你做团长，再选两个团员，人员精干一点，秘密访苏。” 刘少奇没有马上表态。 稍顷，周恩来说：“我看少奇同志比较合适。团员嘛……” “高岗同志算一个。”毛泽东直接点将，“他这几年在东北搞得不错，和苏联同志打交道多，情况熟悉，听说还会讲几句‘赫罗绍’（俄文“好”的意思）。东北本身，也有一些问题要和苏联同志交换意见，取得谅解和一致。” “我同意。”周恩来说，“我提议王稼祥同志参加。他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学习过。回国后1933年又再次赴苏，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外交方面的经验多，熟人多，朋友多，精通俄语。其他人嘛……”周恩来沉吟开来。 “主席说人员要精干，我看就我们二人组团吧。另外再带几个工作人员就行了。”刘少奇说。 “好，就这么定了。请少奇同志电告高岗、王稼祥同志，方方面面抓紧准备。最迟6月底动身。要严格保密，不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毛泽东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大连周水子机场。 一架银灰色的道格拉斯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随着马达的轰鸣声，腾空而起，直上蓝天，朝东北方向飞去。很快，飞机消失在碧空里。 这是中共秘密访苏代表团的专机。 代表团三名成员的身分十分显赫。团长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团员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团员王稼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也十分精干，仅有四人：师哲、戈宝权、邓力群、徐介藩。 机舱内还有几个苏联人，他们是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科瓦廖夫和苏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 由于激烈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这次出访的路线十分奇特。第一站，刘少奇先由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同在沈阳的高岗会合，高岗带上翻译徐介藩。第二站到达大连，由大连乘苏联的飞机绕道朝鲜上空前往莫斯科。 高岗身着一套新制的深蓝色的中山装，衣服烫熨得有棱有角，整整齐齐。左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大概由于自己是东北的主人，高岗自始至终显得矜持而兴奋。他热情爽朗，一会儿招呼大家吃水果，一会儿招呼大家吃饼干。他精神抖擞，十分健谈，嘴里还不停地吃着东西，全然不把飞机的颠簸当回事儿。 “少奇同志，我们这次访苏太具有特殊意义了。”高岗一边嚼着糖块，一边说。 “噢，特殊意义。什么特殊意义？”刘少奇笑眯眯地问。 “这是我党第一个最高级别的、负有重大使命的、乘坐专机的、途中又走的时间最长的代表团。”高岗有板有眼地说，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有道理啊。”王稼祥笑了笑说。 “是嘛。”刘少奇微微一笑，随即郑重地说，“确实是负有重大使命。主席对我们三人的访问期望很高，得不辱使命哪。我们此去，无非是两条，一通报，二谈判。通报情况不难，难的是谈判哪。” “依我看，谈判也不难。”高岗自信地说，“对付老毛子，我有两条经验，一捧二灌。”他随后做了个十分夸张的喝酒的动作。 刘少奇和王稼祥齐声大笑。 高岗来了情绪，又讲了个笑话： “一个俄罗斯人问一个中国人，你抽烟吗？中国人格摇头，说他不抽烟。俄罗斯人又问，你喝酒吗？中国人格摇头，说他不喝酒。俄罗斯人皱了皱眉头，再问，你玩女人吗？中国人还是摇摇头，说他不玩女人。俄罗斯人大声叫起来，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高岗说完，哈哈大笑。随即补充一句：“我得声明，这个笑话的版权不是我的，是林总的。” 他所说的林总，指林彪。 刘少奇和王稼祥谁都没有笑。 过了一会儿，刘少奇说：“稼祥同志，你对苏方的情况较熟悉，据你的分析，我们的访问会遇到些什么困难呢？” 王稼祥习惯地推了推眼镜，沉思片刻，说： “在苏联党和政府内，斯大林同志享有崇高威望，由于您是斯大林同志的客人，因此，您的一切活动，代表团的一切活动，都要由斯大林同志点头。所有重大问题，实质性问题，也都要由斯大林同志亲自决定，别人是无权、也不敢过问的。斯大林同志是和蔼可亲，不难接触的，问题是他太繁忙。而苏联政府内，又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官僚主义。” 刘少奇和高岗静静地听着。 王稼祥继续分析说： “向苏方通报情况，主要是让他们了解我党的形势和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请求苏方援助问题，扩大中苏贸易问题，我估计会费点口舌。我们应当充分相信苏联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在那里就一点也没有市场。” 高岗接过话头，果断地说： “即便再困难，实质性问题非谈不可，谈就要谈成！比如援助问题，我们缺少大量的专家，各行各业的专家。像沈阳的重型机械厂，像鞍钢，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专家不行。我们还缺乏资金，需要贷款，我们东北至少需要两三亿美元。还有扩大贸易，我们东北……” 刘少奇觉得高岗一口一个“我们东北”不太顺耳，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时，飞机忽上忽下，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这是飞行员故意这么做的。由于南北朝鲜对立，为防不测，飞行员以不断变换高度和航线的办法，来避免遇上空中强盗，保证飞行安全。王稼祥的身体本来就弱，空中冷气打湿了衣服，他有些着凉了，开始咳嗽起来。刘少奇也感到头有些不适，出现了晕机的征兆。他俩站起来慢慢活动了几步，伸了伸懒腰，然后回到座位上，疲乏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强壮的高岗，一直谈笑自如。为了不影响刘少奇和王稼祥休息，他只好停止谈笑，保持沉默。他扫了扫面色憔悴、正闭目休息的刘少奇，眼镜后面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外加幸灾乐祸的神情。 他剥开一块巧克力送进口中，打开公文包，抓出一张《东北日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正如高岗所说，这是一次路程十分漫长的出访。从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平，到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整整用了6天时间。 在莫斯科市的中心位置，有一组极其宏伟的宝塔样的楼群。楼群四围筑有坚固的城墙，形成一座新的小城。小城一面靠着莫斯科河桥，一面朝着壮丽的红场。小城的塔楼造型千姿百态，有的是圆形顶，有的是尖形顶，有的是棱形顶。最高的那座塔楼，是莫斯科市著名的自鸣钟，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响起美妙的音乐，全市都能听见。 这座由塔楼组成的小城，就是克里姆林宫。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稍事休息，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谈。 铺着红地毯的会见大厅，布置得十分庄重、严肃，又不失亲切、热烈。 宾主很有礼貌地谦让，同时在一张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阔大的谈判桌两边落座。这时候，双方的阵容看起来有些不够协调。 苏共一方，坐了长长的一串。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坐在最中央，两旁是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维辛斯基。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以及一些工作人员。 中共一方，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刘少奇坐在中央，右首是高岗，左首是王稼祥。师哲、戈宝权、邓力群、徐介藩分坐两边。 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面容慈祥，话语亲切。他首先致开场白：“我和我的同事们热烈欢迎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切。你们的到来使我们非常高兴，感到鼓舞。我再说一遍，欢迎，由衷地、热烈欢迎你们。” 刘少奇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苏共中央，感谢斯大林同志。访问伟大的苏联，是我们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荣幸。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莫斯科来，是来向苏联共产党，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中国革命情况的，是来拜师求教的。” 斯大林微微一笑：“我认为中共同志将‘报告’一词改为‘通报’，似乎更为恰当。我们很有兴趣听听你们的情况，我们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尤其是当前战争的进展。至于拜师，不敢当，还是互相学习吧。” 刘少奇也微微一笑：“苏联共产党是先生，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小学生。苏联共产党是老大哥，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小弟弟。” 斯大林轻轻摇了摇头： “不。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践中，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刘少奇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我们两党之间，彼此敞开思想，坦率地交换意见，您看好吗？” 斯大林的谦逊和诚恳又一次感动了刘少奇，他点点头：“好，好，斯大林同志。” 高岗目视着斯大林，使劲点着头，插了一句：“开诚布公。” 斯大林看了高岗一眼，露出赞许的神情：“高岗同志说得对，开诚布公地谈。你们有什么问题，请毫无保留地谈出来。我们有什么问题，也毫无保留地谈出来。” 刘少奇打开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戴上眼镜，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截止1949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放区的人口已有2亿7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城市的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年来的解放战争中，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后方机关人员，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4个野战军240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胜利进军。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新疆须待明年解放。我们已取得了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只能使他们陷入困境，而不能扑灭中国革命，最多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已。完全可以这样说，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斯大林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他不时拿起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上几笔。 其他苏共领导人也都认真地听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刘少奇继续说着： “我们已决定很快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大体设想是，除开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并设立各部。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 听刘少奇说到这里，斯大林问：“高岗同志呢？他参加不参加政府？” 高岗心中一惊。他弄不清斯大林为什么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对他的特别关心呢，还是另有用意。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斯大林似乎是随便提到的这个问题，得到回答后平静地说：“啊，对不起，打断了您的谈话。请继续进行。” 刘少奇接下去说：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与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作出决定，彻底地摧毁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还是在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总的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这一点受到了有的党外人士的批评。但我们不动摇。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斯大林注意地听完后表示赞赏，连声说：“好，好。” 刘少奇接着说：“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我们认为十分重要。有许多问题需要一起协商解决，比如，怎样处置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口驻兵、蒙古独立等问题，怎样尽快实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最后说：“斯大林同志，苏共中央的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眼界有限。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苏共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 刘少奇结束了他的首次发言。 斯大林整了整面前的文本和他自己做的零星记录，以沉稳、清晰和果断的语气作了发言。他说： “刘少奇同志谈得十分清楚、明确，使我们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我本人很受教益。谢谢你们，中国党的同志们。你们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是你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反美情绪。你们利用这种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刘少奇同志说中苏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我们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承认！” 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热烈地鼓起掌来。 斯大林轻轻作了一个表示暂停的手势，继续说：“当然，苏中关系中，还有几个历史遗留问题。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特别重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准备来苏访问，待那时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表示同意，接着说：“还有苏联在东北的旅顺驻兵的问题。这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我们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退。” 高岗说：“现在东北是两个政权，有些关系不容易处理。大连港口，我们也想利用。” 斯大林说：“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大连港口应为苏中两国所利用。事实上也是如此吧。” 高岗不便反驳斯大林，事实是苏军在旅顺驻扎，中方利用港口，很不方便。于是他说：“在撤兵问题没有解决前，我们东北人民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保障好苏军的一切供应，并处理好双方关系。” 斯大林表示同意。他把目光转向刘少奇，说：“你们要求援助，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苏联应尽的义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谈具体一点？比如，需要哪些援助，最迫切的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有什么时间要求，等等。还是开诚布公吧，对不对，高岗同志？” 高岗点点头，看了刘少奇一眼，高兴地一笑。 刘少奇说：“我们正在筹划建国，这方面缺乏经验。请苏共中央帮助解答一下关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以及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组织及工作的详细情况。我们希望给我们派去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派一些教授去中国讲学，我们也希望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来留学。” 他环顾高岗和王稼祥，示意他们提出问题和要求。 高岗会意，立即发言：“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全面恢复和尽快发展生产。我们东北在敌伪时期，可以制造飞机与汽车，但战后因设备被敌、伪、蒋破坏，已不能生产。恢复生产，需要钱。希望苏联政府能贷部分款给我们。” 斯大林问：“你们希望贷多少款呢？……先贷3亿美元，怎么样？” 3亿美元这个数额，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提出来的。斯大林肯定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这一点。刘少奇自然也心里清楚，他听斯大林这么一提，马上表态：“贷款一事，就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我们感谢苏联党和政府的帮助。” 斯大林眨了眨眼，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亲兄弟，明算账’。空口无凭，还是写个东西吧。可以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我们方面有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马上接过话头：“我建议贵方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你看呢，少奇同志？” 刘少奇明白斯大林的用意。因为他这次是率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秘密访苏，对外一直秘而不宣，为的是避免中共是苏联附庸的话柄。而以高岗出面，便于对外报道。于是，他便十分痛快地向斯大林点了点头。 斯大林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随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说：“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好的，好的。”维辛斯基满口应承。 “既然如此，我可要在莫斯科露露面，转一转了。”高岗插了一句。显然，他听了有些兴奋。 “当然可以喽。”斯大林微微一笑。 “中苏的贸易，也急需扩大。”高岗发言的胆子大起来，“我们东北今年估计进口净值600多万美元，出口不会超过500万美元，还是逆差。在所有解放了的地区来说，东北的情况肯定是最好的。做生意，扩大贸易，当然第一位是和苏联。” “我们方面赞成积极开展和扩大两国贸易。”斯大林沉思片刻，“那么，在贸易中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采取后者的办法，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有困难。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要简便得多，可以不动用外汇。” 一直在一边仔细倾听的莫洛托夫开口了：“斯大林同志提出以货易货，这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对中国来说。外汇实在是太有限了。” 高岗知道，在目前，这个办法对双方都有好处，是可行的。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只能提供农产品和原料，也仍然会吃亏。因为按世界市场价格，农产品和原料与工业品的差价是相当大的。于是他补充说：“物物交换，要把物价定得合理。请苏方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 王稼祥见贸易问题谈得差不多了，提出了个新的问题：“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干部，希望苏联能像20年代那样，办一个专门训练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点点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 王稼祥又说：“另外，为了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应该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增进了解。” 斯大林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你们建国在即，不妨从现在就着手筹备设立大使馆。国民党的大使已经脚底板抹油，溜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的大使蒋廷黻及使馆人员，已离开苏联逃到欧洲。 刘少奇笑了笑，说：“我们也要当接收大员了。” 双方一齐哈哈大笑。 会谈自始至终在亲切友好、热烈诚挚的气氛中进行。 斯大林的谦逊、和蔼，斯大林对刘少奇的信任、尊重，使刘少奇深受感动。刘少奇的心情愉快极了。 高岗的心情比刘少奇还要愉快。因为在他看来，能到莫斯科和伟大的斯大林进行长时间亲切友好的会谈，是他的荣幸，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辉煌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到苏联吃过洋面包，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有过联系，打过交道的人，都身价倍增，受到人们特别的尊重，更不要说见过斯大林，引起斯大林注意的人物了。高岗雄心勃勃，一心想把东北治理得像模像样，尤其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大区的前面。会谈在贷款、扩大贸易、派遣专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他的愿望。他十分清楚，就中国方面来说，首先受益的将是东北。他有点春风得意了。 跟随刘少奇秘密出访，在几件大事都已商谈完毕之后，高岗于7月底先期回国了。这一方面是代表团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是高岗急于想回东北。他感到东北根本离不开他，事实上，有些东北方面的大事，也正焦急地等着他回去一锤子定音。 高岗回到沈阳，他没有想到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得突飞猛进。有消息传来说，中央正在加紧建国的筹备工作，建国日期要提前。 形势的发展确实迅猛得令人想象不到，甚至超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预料。 高岗记得，差不多一年前，1948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根本打败蒋介石大概要5年左右（以1946年6月～1947年6月为第一年），第四年成立中央政府。这次跟随刘少奇秘密访苏，同斯大林谈及建国问题的一幕，又浮现在他的面前。 斯大林问：“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因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垮台，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 刘少奇答：“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很可能是1950年的1月1日。” 斯大林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我所说的敌人是指美国人。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我们十月革命时就有过这样的教训。” 刘少奇表示：“我们将把您的提醒报告我们党。” 或许是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或许是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本来已经决定加快建国步骤。8月上旬高岗回到沈阳，已经得知中央可能在10月份宣布建国了。 高岗感到兴奋。他忙着找人谈话，了解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内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宣传他跟随刘少奇访苏取得的成果，并具体布置苏联专家到东北后的工作和生活安排。他已经得到通知，刘少奇将于8月下旬回到沈阳，届时将有220名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同车到达沈阳。 不久，高岗接到中央来电，要他迅速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高岗一到北平。就被告知，毛泽东要找他谈话。 汽车停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门口。这时，毛泽东已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办公。菊香书屋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北、东、西、南各五间房。毛泽东在北边五间房的靠东的两间内居住和办公。东边五间房内靠北的两间，是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开会的地方。要进入毛泽东的办公室，须穿过西边的五间房中的中间，那是一道长长的过道。 夜色已经很晚。高岗被叶子龙秘书引着走，心中有点不安。他知道这么晚了，毛泽东还要找他谈话，肯定有重要事情。他猜测，可能与政府的人事安排有关。访苏时，他已从刘少奇口中得悉他将进入政府，但怎么个进法，担任什么职务，今后工作怎么进行，他却是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正在灯下批阅文件，见高岗进来，随即起身，热情地同高岗握手，把高岗让到沙发上。 “辛苦了，高岗同志。” “主席辛苦。” “你们这次出访很有成绩啊。要来了贷款，请来了专家，得到了建交的承诺，拜了师，取了经，总之是很有成绩哪！” “这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做的。” “谈判嘛，总要费口舌。少奇，你，还有稼祥，功不可没啊。” “主席，斯大林同志对我们非常友好。他对主席的评价很高，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幸福。” “不听啥子这个，面子话哟。”毛泽东摆摆手。 “不，斯大林非常诚恳。”高岗坚持说，“我看斯大林说的是心里话。他还一再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否扰乱过或妨害过你们？” “你们怎么回答？”毛泽东问。 “少奇同志一再说，没有，没有妨害我们。”高岗回答。 “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嘛。”毛泽东皱皱眉头，“他确实妨害过我们。斯大林的记性不坏，他没有忘记1945年8月，苏联方面曾给我们来电报，说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危言耸听嘛。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预见恰恰相反嘛！” “他已经感到内疚。”高岗替斯大林辩解，“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害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罢了。” “他能这么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文过饰非，勇于作自我批评，我看斯大林是伟大的。”毛泽东感慨地说。 “是啊，是啊。”高岗连连点头。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说：“请你来，是给你通个情况。你们访苏这一个多月，建国筹备工作进展很快。现在中央已经决定，10月1日建国。” 高岗默默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中央人民政府的人选，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几次，并且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见，拟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 高岗竖起耳朵，紧张地听下去。 “主席嘛，大家提名我毛某人。副主席嘛，有朱老总，少奇，宋庆龄先生，李济深先生，张澜先生。这是原来酝酿的名单。后来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这似乎太不够平衡。言之有理啊，于是就加推了一人，这就是你高岗同志……恩来嘛，他为总理。” 高岗一听，暗自惊喜。他没有想到会把自己安排到副主席的位置上。因为他曾经估摸过，党内资历比他老，能力比他强，目前担任的职务比他高的，还有很多同志。他心里十分满意，但嘴上却说：“其他人选我都没有意见。至于我嘛，我觉得自己不够格。”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在蒋介石看来，莫说你，就连我也不够格。但在人民看来，就够格喽。你说，是听人民的，还是听蒋介石的？……当仁不让嘛。” 高岗也笑了，又问：“少奇同志原先不是说他不参加政府的吗？” 毛泽东解释说：“原先是这么打算的。但后来考虑，少奇同志还是参加政府的好。” 毛泽东的话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但高岗也不便多问了。 毛泽东又说：“这只是提名的人选。但究竟如何，还要经过选举，无记名投票。” 高岗想了想，试探着问：“主席，我做副主席，怎么进行工作，主席准备分派我搞什么呢？” 毛泽东似乎对此早有考虑，胸有成竹地说：“你和其他副主席不同，你还是在东北工作。东北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来说非常重要，那里解放得早，基础又好，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把东北建设好，再支援关内，支援全国。这样，全国这盘棋就活了。高岗同志，你的担子不轻哪！” 高岗点头说：“按主席的意见办。” 9月21日，高岗以东北解放区首席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大会上代表解放区人民发了言。他声音洪亮，富有感情，不到半小时的发言赢得了好几次热烈掌声。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五十六人当选为委员。 10月1日下午，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高岗一步不落地跟在副主席行列的后面，一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神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泽东站在城楼上，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了这一激动人心、震撼世界的消息。 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上，顿时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一片欢腾。 毛泽东高兴地频频向群众招手。 高岗和其他领导人一样，也高兴地向群众频频招手。 这时，站在城楼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面对这盛大而隆重的场面，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能看到这一场面，此生无憾了！” 高岗听到了，嘴角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 不知为什么，欢庆的场面还没有结束，高岗的心就飞回东北去了。大概在他看来，只有在沈阳，组织这样盛大的场面，他才能以主角的身分从容潇洒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高岗就回到了沈阳。 他上火车没忘记带上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他展开《人民日报》，目光久久停留在一版上，那上面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他这六位副主席的大幅照片。他再三端详自己那颇为年轻、富有朝气的标准像，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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