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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怀仁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全会开幕这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那浓重而洪亮的湖南口音，在全场响了起来：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土地改革的完成；第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第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就拿东北来说。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东北为什么做得好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三个条件：土地改革完成了；工商业上了轨道；军队走了很多，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了，经费用在投资经济方面的很多。高岗同志，是不是这样啊？ “在关内，土地改革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完成，工商业很乱，北方比较好，在南方很乱——不是相当乱，而是乱上还要加一个“很”字。关内，要学习关外，要向高岗他们请教……” 毛泽东在党的全会上表扬了东北，表扬东北就是表扬高岗。高岗坐在第一排，面露喜色。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表扬，就是肯定了他在东北采取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曾经有过多少分歧和争论！他透过镜片，瞥了一眼主席台上的刘少奇，前一段关于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 东北解放得早，那里大部分农村在1948年就完成了土改。土改一年后，即1949年12月，东北局召开了一个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高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至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已开始向前一小部分人出卖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但许多党员不了解许不许群众雇工，这样，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又出卖牲口，解雇长工。也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车买马拴独犁，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有的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而且认为参加三马组不算组织起来，只有参加六马组、八马组才算组织起来。不少区县干部也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由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什么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等等。 “面对土改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群众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 “当然，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脱离实际地犯急性病。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是要搞共产主义的。必须明了，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织起来。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必须加以限制！ “东北农村现时的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以小型为主的变工互助组，根据当地农业与副业生产的需要，根据群众要求与干部强弱等条件，要逐步提高为联组。对互助合作，要采取奖励措施，例如，农贷，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应首先贷给变工组（当时在农村中的一种互助合作形式），或变工组自购时加以优待；各种优良品种及国家可能的农业扶助，一切变工组有优先权；劳模的奖励基本上应奖好的变工组。 “关于党员雇工、单干问题，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 高岗的总结表明，他的思想很明确，他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无须实行什么新民主主义政策。 高岗的讲话，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但他透过镜片敏锐地察觉到，有一个人没有鼓掌，至少鼓得很勉强。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张闻天。 张闻天可是个非凡的人物。虽然目前在东北局内，他在高岗的领导之下，但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却是平起平坐的，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历史上，张闻天的职务却远远高于高岗，曾是遵义会议选出的党的总书记。因此，高岗对张闻天，不能不尊重三分。 高岗走下主席台，径直来到张闻天面前，笑容可掬地问：“闻天同志，你看讲得怎样，有没有不妥之处？” 张闻天似乎还在沉思之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原则地说：“哦，你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材料是翔实的，观点也清楚。” 高岗还是笑容满面，故作谦虚地说：“观点清楚不等于讲的就对。这几个问题都是新问题，怕讲出错误来。” 张闻天说：“是新问题不假。错误不错误嘛，先不忙下结论。但是党内对这些问题确实有不同看法，并且一下子也难以完全统一起来。” 高岗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试探着问：“依你之见，不同看法会在哪里呢？” 张闻天想了想，有分寸地说： “对农村阶级分化的形势的估计，怎么更合理。农村土改后，阶级分化趋势已经开始，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土地的所有和使用有更趋于合理的新调整，这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不同表现。‘对此，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危险，惊慌失措，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工矿事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不宜反对，更不宜采用行政手段压制。当然，也要注意发展供销合作与劳动互助，从各方面帮助贫雇农，使他们免受新富农的剥削，准确点说，免受新富农过分的剥削。 “互助合作，其实是个分清轻重缓急，注意防‘左’反‘左’的问题。在东北农村现有条件下，农民最关心的是供销合作，然后才是生产合作。因此，应当因时因地组织农民最乐意接受的各种变工组和供销合作。不要以为这个层次低。如果以为农村要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按照我们的愿望把所有农民都统统硬性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这是一种强迫命令和急性病。‘左’了，不会有好效果。 “富农党员嘛，这个问题你讲的对。确实应当注意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要他们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奋斗。凡农民党员有向富农转化的趋势时，应事先给以警告，使其转变。如转变不了，或允许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 张闻天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讲起问题来有条有理，思路清晰，逻辑性强。高岗只好耐心地听着。他听出了张闻天同自己有不同意见，心想，张闻天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闻天历史上犯过“左”倾错误，这是人们都知道的。 高岗针对张闻天的观点，不软不硬地来了一句，“当然要防‘左’反‘左’。但可不要明明自己有了，却说人家‘左’0阿。” 张闻天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想和高岗发生公开争论。事后，他接连给毛泽东写了3封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高岗又说：“党员雇工问题，政策性很强，需要向中组部请示。” 张闻天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高岗讲话20天后，东北局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们请示党员雇工问题的答复。答复信是这样写的： “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高岗看了答复信十分不满，对人发牢骚说：“怎么搞的，少奇总是对我们横加指责。这是第二次打我们的闷棍了。” 高岗所说的第一次“打闷棍”，是指半年多以前，刘少奇曾就对待民族资本家问题，批评过东北局的“左”的错误。那封电报说：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须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倾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中必须加以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东北局在收到中组部关于党员雇工如何处理的答复后，还收到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整理的刘少奇的谈话记录。那是刘少奇当晚签发了中组部给东北局的复信后，即兴和安子文的谈话。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工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东北地广人稀，情况与关内不同，处理东北农村问题，更应考虑东北的特点。” 高岗收到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后，很不服气。他认为刘少奇从根本上否定了东北局的农村政策，也等于贬低和否定了他高岗。高岗到北京，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给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看，不满地说：“岂有此理！” 高岗看到毛泽东的不满形于颜色，心里有了底。他心中暗自思忖，刘少奇该有麻烦了。 果然如高岗所预料，不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还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高岗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报告及其3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一时间，高岗声名大噪。 …… 一阵热烈的掌声，将高岗从回忆中唤醒。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 高岗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出了怀仁堂。不知怎的，他总是感到周围人们对他的目光有些异样。他认定那是一种推崇和敬佩的目光。他感到得意和满足。 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很迟。 1951年也是如此，已经是4月份了，还是寒风刺骨，大地一片干净。 在沈阳东北局高岗的办公室里，身穿一件狐皮领子大衣的高岗，正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那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纯毛地毯上，有节奏地发出“噗噗”的闷响，像是一曲古怪的音乐。 宽大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高岗的秘书和几个局内公认的“笔杆子”。他们一个个面前摊开了稿纸，手中握紧了笔，正期待着高岗面授机宜。看那架势，高岗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标点符号，也会捕捉下来，决不会丢掉。 高岗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半天不说一句话，只顾在房间里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龙井茶来。 大家知道他的脾气，他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他。谁要是打扰他，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总要遭到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好，就这么写。”高岗终于发话了，“对着邓子恢开炮。文章要旗帜鲜明，有火药味。” 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人民日报》。那上面全文刊登着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 这是高岗在布置写一篇重要文章。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关于要讨论工会工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正确。 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头说起。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邓子恢是个敢讲话的人。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他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当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事前用电报的形式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8月4日，刘少奇拟稿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作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刘少奇拟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先是《工人日报》，后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全国总工会还通知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 4个月后，即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扫向工会工作了，自己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说说话，作作文章了。 高岗看了邓子恢的文章，对邓子恢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要组织人马写出一篇重大文章，目标是在全国引起影响，最好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嗯？就这么写。”高岗简单说了那么几句，就算交代完毕了。 连个提纲都没有，怎么写呢？“笔杆子”们面面相觑。 出身于陕北横山农村，当过牛贩子的高岗，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不注意学习，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读文章，也难说多么流利。有一次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他作报告，念别人代劳写的稿子。念着念着，卡了壳，原来是遇到生字，坦克的“坦”字不认识。憋了半天，他问：“这是什么克呀？”别人上去一看，告诉他是“坦克”。他“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坦克啊。”弄得全场大笑。别看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他却经常装出一副酷爱学习，满腹经纶的样子。他的办公桌上，一年二百六十五天放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去找他请示汇报问题，他总是坐着不动，头也不抬，不住地翻那本《联共党史》。弄得别人走也不是，问也不是。老半天，他才抬起眼皮，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联共党史》很重要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啊。” “这篇文章，分量要重，时间要抓紧。‘五一’节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高岗又强调说。 “首长，是不是说说要点。否则，不好下笔。”秘书小心谨慎地说。 “唔。”高岗沉吟了一下，说： “是要说说要点……这要点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邓子恢说工会与公营工厂的‘具体立场不同’，是糊涂观念，是错误观点，应当坚决反对，狠狠批判！” “笔杆子”们唰唰地记着。 高岗想了想，又说：“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这和解放前性质完全变了嘛。‘具体立场不同’，昏话！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模糊了……” 高岗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还模糊了什么呢？……对，还模糊了本质上的区别，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就这样吧。”高岗挥了挥手。 秘书心领神会，带领“笔杆子”们退了出去。 几天之后，文章写出来了。高岗看了，大体满意。他动手稍作修改，亲自拟了个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按说，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完全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将这篇文章作社论发表。可是，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高岗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送上我们组织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就此事写信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 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在胡的信上作了指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高岗接到刘少奇的这封信后，气得面包发青。他狠命将信往桌上一甩，气鼓鼓地说：“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黄昏时分，三辆用树枝伪装好的吉普车，越过鸭绿江大桥，向朝鲜境内急驶。 朝鲜美好的三千里江山，正遭受血与火的考验。 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天上，不时掠过一队队美国飞机。 四周的山林在哭泣，在燃烧。有的山头被强大的炮火和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夷平了，痛苦地裸露出灰白色的或褐黑色的岩石。有的山头虽未全部夷平，但已千疮百孔，比癞痢头还要难看。 吉普车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跑跑停停。大概是暴露了目标，途中几次遇到敌机俯冲扫射。机关枪打得公路两旁尘土飞扬。司机一会儿加大油门往前冲，一会儿又来个急刹车，使车内的人前仰后合，颠簸得头晕目眩。 第二辆吉普车内坐着高岗。他被眼前的战争惨状所震惊，也为敌人的战争罪行所激怒。只见他铁青着脸，眼中闪着怒火，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 高岗这次入朝，是为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会见彭德怀司令员，一则慰问看望，二则听取对后勤保障的意见和要求。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身分，决定了高岗和抗美援朝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一个彭德怀，一个高岗，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大决定性人物。毛泽东诚心诚意地倚重他们二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局瞬息万变。开始金日成指挥的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3天即拿下了汉城，一个月多一点，即解放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土地。可是，当美国伙同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16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局势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危急起来。10月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10天后，平壤陷落了。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叫嚣，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甚至公然宣称“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出兵朝鲜？ 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 开始多数人不同意出兵。理由是，新中国刚刚成立，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海南岛、西藏、台湾等地还没有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存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百业待兴，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安宁的环境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在中小资产阶级中，有崇美、恐美思想，认为和头号帝国主义交手，未必打得赢。从我军和美军的实际情况看，武器装备上差距甚大。比如，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军一个军仅有火炮36门。美军有制空权，而我军一开始无空军参战，我们训练的第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能投入使用，也不过只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高岗和多数人一样，也反对出兵。他特别赞赏林彪的意见。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可是，高岗毕竟和林彪有所不同。林彪只是在中央决策时发表意见，高岗却要直接对付战争。从8月下旬，美军飞机侵入东北安东市（今丹东市）上空，并向民船射击，杀死船工。9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了安东市。东北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 高岗忧心如焚。中国重工业的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两个月来，美军飞机已侵入东北领空12次之多，一旦美军飞机向重工业城市投弹轰炸，那损失可就大了。于是，高岗向中央提出，东北工业设备需要尽快迁移。周恩来没有同意高岗的意见。他认为与其消极迁移，不如加强防御。 毛泽东一直是注意加强防御的。早在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时，他就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认为金日成不会迅速取胜。他从7月份就下决心调集重兵，限期开抵鸭绿江畔，以防不测。到8月5日，总共有25万5千人的部队，集结在中朝边界。 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在反反复复的开会研究中，他权衡利弊，力排众议，决心应金日成10月1日和3日的两次来电请求，出兵支援。 毛泽东说服了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其中包括高岗。 抗美援朝的统帅，毛泽东开始看中的是林彪。林彪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呆过，对那里的情况熟悉。集结在中朝边界的第十三兵团，是四野部队。四野司令员林彪指挥起自己的老部队来，自然得心应手。但林彪以身体有病为由，不愿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毛泽东这才点彭德怀的将。彭德怀不愧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大将军。他10月4日被从兰州用飞机接到北京，受命后没有推诿，8日就和高岗一起去了东北。 临行，毛泽东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彭大将军，宝刀不老哇！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毛泽东又紧紧握住高岗的手，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志愿军的一切后勤保障，就交给你了，高岗同志！” 就在10月8日这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分签发了如下命令：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 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 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 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之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 四十二军、五十军、六十六军，炮兵司令部之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 师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的 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 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 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 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再 准备用高度的热情与勇气，细心和刻苦的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 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 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电文中“贺”是指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邓”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解”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可是，当高岗回到沈阳开始部署入朝的各项直接准备，彭德怀已于11日赶到安东时，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苏联援助问题的周恩来，来电向毛泽东报告了斯大林的最新态度：斯大林对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动摇，说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以。还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毛泽东一听，情况有所变化，就又致电彭德怀和高岗，指示部队先不要动，要他们两个火速回京，政治局再次就出兵问题作慎重研究。 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中国还是出兵有利。 1950年10月19日晚，早已摆在东北边防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和3个炮兵师共26万人，乘着夜色，从三个方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 一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 深夜时分，高岗一行终于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大山下的坑道里。里面灯火通明，气氛紧张。通讯员、参谋人员脚步匆匆地进进出出，好几排报务员守着电台，急速地手按电键，“的的的”的发报声响成一片。电话铃声接连不断，大概由于线路不好，通话要放开嗓门，大声喊叫。 隔着一道帆布门帘，彭德怀正和志司其他几位首长围在一张巨大的朝鲜地图前，比比划划地研究着战事的最新发展。 “彭总，我来啦！”高岗进门就兴奋地说。 “老高，你来得正好哇！”彭德怀起身和高岗紧紧握手。 “我首先代表东北人民，向彭总致敬，向志愿军慰问！” “你这个老高，向我致什么敬哟？向志愿军慰问我收下，战士们打得好哇！” “彭总啊，瘦啦。怎么样，身体还顶得住吧？” “这把老骨头，还经得起摔打。” 通讯员为高岗倒上一搪瓷缸子开水，彭德怀先接过来。亲手递给高岗：“来，先喝口水歇歇。路上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碰到险情？” 高岗接过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掏出手绢擦了擦厚厚的嘴唇，说：“挨过冷炮，遭到几次敌机扫射。不过，美国鬼子眼瞎，老子命大！” 彭德怀说：“我军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制空权，敌人有空中优势，对我狂轰滥炸。这样，我白天运动很难，只好靠夜战近战，迂回包围穿插。不过，敌人怕的就是这个打法。” 高岗说：“你这边有什么要求，尽管交代。前边靠你，后边靠我。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蚂蚱，搞不好，谁也向毛主席交不了账！” 彭德怀哈哈一笑，说：“是喽。” 彭德怀抓起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大体向高岗介绍了当前的敌我态势，然后严肃地说： “敌人凶、狠，怕它个鸟！我怕就怕在自己的后勤供应中断。几十万大军，武器、弹药、吃的、用的、被服、药品，还有兵员补给，主要得靠后方供应，不能有任何中断。我们的对手是帝国主义头子，打的是现代化战争。物资消耗之大，是国内解放战争根本无法相比的。别的不说，一次20多分钟的炮火准备，就要用去弹药一千八九百吨。吓死人哟！巧妇难为无米炊。没有这些，老高哇，你说这个仗我还怎么打！” 高岗双眼紧盯着彭德怀，赞同地说：“后勤供应，主要靠铁路、公路。我们没有制空权；吃老鼻子亏了！前段，有个汽车团一次就被敌机炸掉73台车，全团不才一百多台车吗！还有个车站一次被炸，就损失物资80多个车皮！原指望苏联空军，可斯大林就是不给。” 彭德怀不满地说：“他小气！” 高岗狡猾地眨眨眼：“他小气，你就得逼他，将他。上次我随少奇秘密访苏，我还不是硬‘将’他的‘军’，要来3亿美元贷款？想不到这回周总理秘密访苏，干打雷，不下雨，没有谈成几件事……唉，还是在斯大林那里没有分量啊！” 高岗所说的周恩来秘密访苏，是指政治局定下中国出兵之后，中央派周恩来和林彪于10月8日动身飞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斯大林在提供空军掩护上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有答应。他担心苏联和美国直接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彭德怀听出高岗在抬高自己，贬低周恩来，就岔开话题说：“老高，这次你来正好，和洪学智副司令员好好商讨一下后勤供应问题。他主管后勤供应，有一肚子话要向你汇报。你们这两个麻子好好切磋切磋吧。” 高岗咧嘴一笑，叫苦说：“彭总啊，你要理解我高麻子，我难处也不小哪！” 彭德怀两眼一瞪：“你高麻子难，他洪麻子不难？我彭德怀不难？不管怎么说，后勤上，你得给我保障好！” 高岗讨价还价：“那你得先给我保住鸭绿江大桥！” 彭德怀点点头：“这个要求不过分。我给你加派两个高炮团，一个工兵团，坚决保住鸭绿江大桥！” 高岗高兴了：“那我就敢打保票，后勤供应绝不会中断！” 彭德怀反问一声：“一言为定？” 高岗一拍胸膛：“一言为定！” 彭德怀大叫一声：“倒酒！” 通讯员应声，从军用水壶里倒了满满两搪瓷缸子酒。彭德怀端起茶缸，对高岗说： “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衷心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感谢你高主席的支持！” 高岗果断地表态：“请彭总放心！” 只听“当”的一声，两人的茶缸猛地一碰，同时一饮而尽。 借着酒劲，高岗又向彭德怀介绍了国内情况。当他说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刘少奇对东北土改的批评和不许发表他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并对刘少奇表示了不满时，彭德怀摆摆手，打断他说：“不谈了，不谈了。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么把敌人赶回三八线！” 高岗略感尴尬。 “主席，这是东北局高岗的报告，刚刚收到。”秘书叶子龙向毛泽东报告说。 “什么内容？”毛泽东问。 “关于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叶子龙答。 “哦，很及时嘛。”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趣，伸手接过报告，急切地读起来。 高岗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这是高岗在得知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后，下功夫搞的一份文件。在将这份文件上送毛泽东之前，高岗曾对人说：“我这是唱反调，捅马蜂窝。我有思想准备，等着再挨人家的批。” 高岗所说的“人家”，是指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对高岗的报告感兴趣，是因为在土改以后，我国的农村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么走，党内出现了明显分歧。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这个千把字的精短的报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报告由三部分组成：问题的提出；省委的主张；几个具体问题。 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这个问题如搞不好，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老区互助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 那么，应当怎样增强新的因素，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公共积累，按成员享有，一人一票，出组不带。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应当按劳力和按土地两个标准分配，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 其实，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早已知晓，并且已告诉山西省委，华北局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山西省委坚持认为自己正确，没有按照华北局的意见去做。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见山西省委不接受华北局的意见，就去找刘少奇。刘少奇也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对薄一波说，等他们的正式报告来了，应予以批评。 4月17日，山西省委送来了正式报告。为慎重起见，华北局再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4月下旬，华北局召开五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山西代表维护山西省委意见，别省代表则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会上发生了争论。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多数同志意见，华北局于5月4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报中央。批语中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刘少奇在接到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听取了华北局的汇报后，连续在几个场合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进行了批评。7月3日，他批印山西省委报告，又写下了如下批语：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两天后，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再次批评了山西省委。他说： “对农民的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得更高，数量就会更少。它完全不能阻止，还要增加农民的自发趋势。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毛泽东，要干预这场争论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华北局第三书记）谈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支持你们。你们不对。我支持山西省委。” 此后，毛泽东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写出一个决议，并点名要陈伯达主持。此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就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收到高岗的报告，怎么能不重视呢？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细细翻阅高岗的报告。他越看越感兴趣，越看越高兴。 高岗的报告首先列举了东北农村经济的发展成绩，然后写道：“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 关于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高岗的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 “很好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他端起茶杯，连喝几口，把杯中的水喝光了，又用手抓起茶叶，送入口中，慢慢咀嚼起来。这是他的习惯，喝茶，喝到最后要把茶叶吃掉。 毛泽东一边咀嚼茶叶，一边在思考。他要批转高岗的报告。 毛泽东吃了几把，抓起卫士送上的毛巾，擦了擦手，然后提起狼毫小楷毛笔，在高岗的报告上飞快地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香烟，狠吸了两口，然后起身，在房间内踱着步沉思起来。他想，高岗这个报告，不能光在中央领导层传阅，应当转发全党，让它起到在全党统一认识的作用。于是，他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摊开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笺”字样的稿纸，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命人把陈伯达和胡乔木找来，他有话要同他们说。 很快，陈伯达和胡乔木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说：“找你们来，是想研究一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这个问题，执著如厉鬼，纠缠如毒蛇，已经困扰我好些日子了。” 陈伯达说：“我也一样，睡不着觉。” 毛泽东问：“会议开过了，决议草案写得怎么样了？” 胡乔木回答：“这些日子，伯达同志和我们加班加点，拿出了初稿，正在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陈伯达说：“主席指示，草案要请熟悉农民的作家提提意见。我们请了赵树理。” 毛泽东说：“哦，那个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是个农民专家哩。他有什么高见？” 陈伯达说：“赵树理有点右。他不同意草案，说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毛泽东摇了摇头，批评陈伯达说： “你不能这么说。赵树理不是右，是实事求是。他的意见很好嘛。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长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临时性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总之，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胡乔木说：“草案写起来有难度，因为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认识，甚至有争论。” 陈伯达说：“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扣大帽子。难道把互助组再提高一步，就动摇、削弱、否定了私有制基础？难道土改后农村的方向，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之前，还曾说过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我看是有点右了。再说，对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的报告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通通气嘛。既不同主席商量，也不经中央集体讨论，就……” 陈伯达欲言又止。 胡乔木听出陈伯达说的是刘少奇，心想，在主席面前说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话又这么重，不妥当，就几次向陈伯达使眼色，示意他住口。可是，陈伯达只顾注视着毛泽东，看毛泽东的反应，并没有注意到胡乔木的暗示。直到胡乔木故意咳了一声，他才有所醒悟，于是话就打住了。 毛泽东脸上没有任何明显反应，沉吟片刻，说：“党内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都不要扣帽子，都不要轻易说这个有了，那个‘左’了。那样不利于统一认识，也不利于党内团结。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是非还是要搞清的。” 陈伯达和胡乔木注视着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毛泽东拿起高岗的报告，掂了掂说：“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高岗不错啊，有勇气写出这么个报告。看来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国的前头了。” 陈伯达接过报告，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为中央写了批语，转发高岗的报告。中央通报、高岗的报告及其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你们修改草案，也要很好地看看这个报告，汲取其精华。报告转发下去后，你们还要注意收集各地的反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特别要重视不同意见。最好再出几个赵树理。” 陈伯达和胡乔木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说完，陈伯达和胡乔木交换了一下眼色，劝毛泽东早点休息，然后他们退出。 陈伯达和胡乔木走后，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毫无倦意，又拿起一份关于工会问题的文件，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卫士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轻声对毛泽东说：“主席，天不早了，休息一下吧。我给您梳梳头。” 毛泽东看了看表，见已是凌晨4时，便点了点头。于是，卫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桃木的木梳，轻轻替毛泽东梳起头来。这是卫士们发明的一种独特的让毛泽东的大脑得以休息的土办法，毛泽东很乐意接受。 可是，闭目接受梳头服务的毛泽东，此时的大脑却异常活跃，并没有停止思考。高岗的报告，还在他脑海里翻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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