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用罢早餐，高岗抬手看了看表，已经超过上班时间两个多小时。他皱皱眉头，迈着缓缓的脚步走进了办公室。 他面色发黄，眼脸浮肿，浑身疲乏无力。头天夜里有几番“战斗”，久经“沙场”的他也有点“告急”了。这是他很少遇到的，但他感到刺激，感到满意。他的生活癖好，是喜欢跳舞，喜欢美酒，还有漂亮女人。 头天晚上的酒会，气氛热烈而又轻松。他想不到那位叫什么“尼娜”的俄罗斯小姐，还有那位来自大连的中国的刘小姐，竟是那么妩媚，那么温柔，那么会劝酒，又那么能喝酒。先是法国白兰地，后是俄国伏特加，最后是中国茅台，大杯大杯地干。秘书怕他喝醉了，劝他少喝点，他狠狠训斥了秘书。喝醉了怕什么？不就是睡觉嘛，不就是搂着尼娜小姐，还有刘小姐睡觉嘛。别看他高岗海量，也确实喝得差不多了，舌发直了，腿发软了，但心里明白。他不能让她俩走了，就在他的小楼里过夜。过夜的理由很充足，人醉了，走不了了嘛。跳舞的时候，刘小姐直往他怀里扑，她已经兴奋得支撑不住了。尼娜小姐也亢奋起来，眼里喷放出撩人的火光，敞开的低领裙子露出雪白的胸脯，两只高耸的乳房颤颤悠悠。他欲火攻心，禁不住抚摸了几把。 他已经失态。交际处长会来事，上前说：“高主席，您喝多了，先休息吧。您的两位客人，也累了。为安全起见，我不让她们走了。”他嘴里连说“好，好”，便踉踉跄跄地先去了。但他没有倒头就睡，他在卧室里等着他早已瞄上的猎物呢。他堪称这方面的老手了。 高岗生活上的不检点，或者说是好色，已经有悠久历史了。还在延安时期，他就有这方面的毛病。他是中央西北局书记，和延安市妇联主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时的延安市市长叫高朗亭，是个二十四五岁的敢说敢干的年轻人，革命资历又不浅，曾和高岗一起在刘志丹的部队里战斗过一个时期。他看不惯高岗的腐化作风，曾跑到高岗面前当面放炮：“延安女同志虽少，但你高麻子找个对象还是可以的。你身为党的高干，更应注意影响。” 高岗脸上有些浅麻子，故人称“高麻子”。和他熟悉的他的战友们当面都这么称呼他，他也毫不在意。 高岗听了高朗亭一顿火暴批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他毕竟被人抓住了把柄，不好当面发作。后来，他还是打击报复，借故将高朗亭逐出延安，弄到外县当县长去了。 在延安时，由于就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高岗私生活尽管放肆，但仍不能不有所收敛。到了东北，尤其是东北解放之后，高岗成了“东北王”，身边缺乏监督，老子天下第一，他就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他对女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喜欢在女人中间混，只要见到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人，他双眼就不由自主地放射出淫邪的光，腿挪不动，开起粗俗的玩笑进行挑逗。他搞起女人来劲头大得出奇，花样又不断翻新。他有一架钟爱的俄式手摇留声机，专门用来录下他和女人做爱的声音，然后慢慢放着听，有滋有味地欣赏，或者作为他玩弄女性时的“音乐伴奏”。他搞女人甚至半公开化，似乎凭他这样高的地位，简直不算什么问题，“一般干部嘛是道德败坏，像我这样的高干嘛是愉快愉快”。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这个“白俄”女人实际是个暗娼，哪里肯白白奉献，第二天就打电话向高岗讨债。高岗即一个电话打给东北局交际处，让他们给了这个“白俄”女人一笔可观的“交际费”，事情就这么摆平了。高岗还喜欢在家中举办宴会和舞会，宴会是政治性的，舞会则纯粹是寻欢作乐。他调北京后，一次郑重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可是在舞场上，当周恩来看到昏暗的灯光下，高岗一边和女性开着不堪入耳的调情玩笑，一边同女性肆元忌惮地互相抚摸，举止粗俗，不堪入目，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起身愤然退场，不辞而别不说，还气呼呼地对秘书说：“他的舞会，以后我再不参加！” “还是俄罗斯姑娘有味道。”这是头天夜里他在迷迷糊糊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又勾得他迷迷糊糊了。 他坐在皮椅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端起秘书为他泡好的龙井茶，轻轻呷了一口。然后，摘下眼镜，用眼镜盒里的绒布机械地擦拭起镜片来。拭了好一会儿，这才戴上，打开一份文件。可他刚看了几眼，就看不下去了。他有点心猿意马。他知道自己还在回味俄罗斯姑娘的味道。 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手中拿着一份电报。 “毛主席来电，刚刚收到的。”秘书说。 “什么内容？”高岗问。 “催你进京。”秘书答。 “啊？”高岗一惊，忙伸手接过了电报。 只见电文是这样的： 高岗同志： 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 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 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来电中提及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由西北调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来电中提及的陈云，原是高岗的副手，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建国后任弼时因病逝世，他就调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了。 高岗盯着电报连看数遍，陷入了沉思。 秘书见状，不敢打扰，悄悄退了出去。 “中央为什么要调我进京呢？……莫不是调虎离山吧？进京，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和我在东北相比，进京任职有没有意思呢？……”高岗支着脑袋，苦苦思索开来。 在此之前，他也曾有所耳闻，中央有意调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到北京工作。为这件事，刘少奇还找他个别交谈过，征询过他的意见。但他始终没有放在心上。他的分析是，其他中央局有可能，但东北局不会；或者只要东北局坚持不调，中央也不会催促，不会一意孤行。因为东北特殊。建国快三年了，我高岗不就名义上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实际上在东北局主事么？东北太重要了，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靠东北，抗美援朝的后方保障依赖东北。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靠苏联支持，苏联最重视和投入人力物力资金最多最大的是东北。东北是谁，东北是我高岗。高岗是谁，高岗是那个受到斯大林器重，被斯大林拍过肩膀的人，是那个和苏联方面关系密切的人。东北离不开我高岗，万万离不开。东北，舍我其谁？ 关于中央调几位中央局书记进京任职的背景，需要交代几句。建国之初，战争状态尚未完全彻底结束，中央的领导班子还是相当精干的。考虑到从1953年起，全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必须加强，这就要调人到中央工作。1952年6月20日，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以便参照和借鉴苏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7月，刘少奇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主持起草具体意见。这份名为《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刘少奇看后，刘少奇作了一点修改，即将此件呈转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审阅。8月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就这样，随即陆续任命了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等人的职务。其中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们之前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早在7月下旬就请邓小平先行到京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接电就于当月带着全家来了北京，在8月7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 和邓小平完全不同的是，高岗并不情愿离开东北。他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迟迟不愿动身赴京。 在西北起家的高岗，和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开始时受党派遣，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也算是一条只身闯过虎穴的硬汉子。1932年后，他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组织陕甘工农红军，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后来，高岗还担任了红二十六军政委。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高岗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派驻西北的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高岗和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陕北干部被逮捕关押，差一点丢了脑袋。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成了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救星。毛泽东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情况后，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刘志丹、高岗等人这才得救。为此，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表示，他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救命之恩。 高岗的政治命运发生飞跃，还是在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在陕北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其威望、资历和能力，还在谢子长、刘志丹之下。谢子长因病去世，刘志丹东征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以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他就几乎无可争议地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了，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高岗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1938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1941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局设在延安，其地位、权力和影响，仅在党中央之下。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是相当显赫了。 延安时期的高岗，的确是权倾一时。他有能力，有魄力，敢说敢于，工作风风火火，颇得毛泽东和中央的赞赏。著名的陕北农民出征粮重而骂毛泽东，说“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的事件，就是高岗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惩处那位骂他的农民，反而反思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认为高岗给他反映了平时难以听到的真话。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中央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还特别赞扬过高岗。毛泽东说：“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讲，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据说在延安，党内高岗只害怕两个人，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贺龙——当时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就连朱德总司令，他都不买账，不服气朱德的批评。 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高岗的人品和权势，以及在党中央，在毛泽东眼里的分量和位置。 一次，毛泽东把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找去，劈头就问：“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 莫文骅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眨眨眼说：“没有意见呀。主席把初稿给我，还给我写了信，让我提意见。我看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想再学，可叶子龙来电话要走了，说主席还要修改。” 毛泽东又严肃地问：“既然没有意见，书出版后为什么不传达？” 莫文骅一听不对，忙解释说：“我们已经作了传达，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在学习。至于学习效果如何，下一步我们还要认真检查。” 毛泽东“哦”了一声，口气放缓和了，又问：“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让别人汇报？” 莫文骅问：“谁汇报的？” 毛泽东说；“高岗同志。” 莫文骅一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高岗背后告状。他气愤地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 毛泽东一听，皱皱眉头，说：“看来，你对高岗同志意见还不小哪。” 莫文骅瞪大了眼睛： “主席，你听我仔细说。这个高岗，完全是在打击报复泄私愤。根子在于，他想当留守兵团的政委，我和肖劲光司令员坚决反对，他没有当成，他就耿耿于怀，背后搞小动作。他作风霸道，权势欲重，不但不注意维护军地团结，还制造矛盾，挑拨是非，搞得留守兵团和边区，和西北局的关系很紧张。像前不久，部队两个连排干部和延长县大队几个队员发生矛盾，动了枪，县大队死了人。本来是县大队先开的枪，却诬告是部队先开的枪。高岗竟然武断地带着私心个人决定枪毙那两个连排干部。我亲自到现场去处理，当面对质，并开枪验证，这才弄清了事实真相，保住了那两个连排干部性命。县大队的人也心服口服了。可高岗却不满意，说部队骄傲，不尊重党的领导。过去也发生过一些军地纠纷，我们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他高岗就不作半句自我批评。我顶了他，他对我最不满意，处处找茬。朱老总对他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脾气，你不要和他过多计较，不要和他过不去。他听出朱老总是在替我说话，居然指责朱老总当老好人，和稀泥……” 莫文骅一口气说了一大篇，毛泽东认真地听着。 最后，莫文骅激愤地说：“高岗不调查清楚就告状，纯粹是搬弄是非！说我对《论持久战》有意见，这不是搞诬陷吗？” 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他接着莫文骅的最后一句，摇着头说：“言重了，言重了。” 莫文骅的犟脾气上来了，跟了一句：“一点儿不重！” 毛泽东见莫文骅还气鼓鼓地，便耐心细致地做起他的思想工作来。 “我说文骅同志，你在哪里工作呀？”毛泽东慢吞吞地，拖着长腔问道。 “在留守兵团呀。”莫文骅一听很奇怪，主席怎么问这么个问题，于是便随口答道。 “这留守兵团在哪里呀？”毛泽东还是慢吞吞地，拖着长腔问道。 “在陕甘宁边区嘛。”莫文骅又答。 “这陕甘宁边区属于哪个中央局领导呀？”毛泽东故作不懂。 “西北局嘛。” “这西北局的书记是谁呀？” “他高岗嘛。” “你看，这就是了嘛。”毛泽东一笑，随即郑重地告诫莫文骅说： “部队在边区，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高岗不点头，中央的事，在边区也不好办。” 莫文骅脱口而出：“这是要挟中央！” 毛泽东怔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在送莫文骅临出门时，毛泽东拍着莫文骅的肩膀问：“文骅，你今年多大了？” “30岁。” “你还年轻。有些事，再过几年，你就明白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莫文骅明白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和信任，但使莫文骅不明白的是，像高岗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几年下来，却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官越做越大，对人也越来越骄横。 高岗在党的“七大”上成了一颗最耀眼的新星。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中共中央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那年他才40岁，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抢占东北，下了大本钱，一下子向东北派去了10万军队，3万干部，中央委员就有20个，其中包括高岗。 高岗是1945年9月19日被中央派往东北的。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先他一天去的有彭真、陈云。 高岗在东北的地位，开始并不太高，先是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但到1946年6月，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一跃而位居第三，仅在林彪、罗荣桓之下了。不出4年，竟成了东北的最高权威，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原因是林彪和彭真闹矛盾，挤走彭真之后，高岗积极靠拢林彪，两人关系搞得非常密切。高岗看中了林彪能打仗，是统一东北党、政、军的核心人物，并深得毛泽东信任。林彪也看中了高岗办事果断、干练，搞地方工作和党务工作有经验。林彪想，我在前面打仗，还得有高岗这样的人在后方给我搞支援。更何况，在东北局的班子里面，多一票就多一分权威，多一分力量。 1946年初春的时候，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序列里，高岗还在下面。当时联军总司令是林彪，政委是彭真，副政委是罗荣桓，副司令是周保中、吕正操，副司令兼参谋长是肖劲光。下辖16个军区、6个师和纵队，高岗是吉黑军区（后改名为北满军区）司令员。 高岗到东北后，一开始就去了北满。东北局决定成立北满分局时，派陈云、高岗、张闻天、张秀山、李兆麟为委员，陈云为书记。高岗任吉黑军区司令员，陈云兼政委。此时的高岗，位在陈云之下。 到1946年6月中旬，高岗就位在陈云之上了。中央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专门发来指示，里面说：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此前为彭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常委。 1947年5月下旬，东北局调整，林彪为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高岗兼秘书长。由于书记林彪忙于打仗，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这样高岗就党权在握了。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分开了，各司其职。这样，高岗就完全开始在东北独当一面了。分开后的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四野，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亚楼，政治部主任是谭政，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是钟赤兵。东北军区虽然编制上司令员兼政委是林彪，第一副政委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亚楼，政治部主任是谭政，但那是名义上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在野战军。东北军区属于地方部队，真正主事的是：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副政委陈云、李富春，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分开后的东北野战军组成单独的领导机关后，下辖2个兵团、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总兵力达70万人。分开后的东北军区虽然没有东北野战军的实力强大，但也相当可观，下辖1个二级军区（即冀察热辽军区）、12个二级军区、4所军事学校，总兵力达33万余人。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了。林彪、罗荣桓率四野挥师入关，组织平津战役，然后又大军南下了。关外，中国最大、最完整的解放区，高岗留下了，成了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高岗有时以军事家自诩，靠的就是这个资本。高岗建国后出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靠的也是这个资本。 高岗在东北一身三任，成了绝对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实在不愿意离开东北的原因。他内心深处有个“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想法，他一直想在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帮助下，把东北搞成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的独立王国。而眼下，他和苏联，和斯大林，已经建立了密切关系。至于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内部，他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人敢向他挑战。高岗对内对外一直宣传东北特殊，这不能说没有他的一点道理。 在全国的大区中，从解放的时间上看，东北最早。1948年11月2日，随着历时52天，歼敌47万余人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9省（按抗战后国民党政府的重新划分）的4000万人民，1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北背靠苏联，和朝鲜接壤。背靠苏联，使我军和东北局有了可靠的大后方。抗日战争胜利后，当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疯狂侵占东北，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我军处于极度劣势时，东北局曾研究决定，一旦不行，就撤往苏联境内，暂且避敌锋芒。和朝鲜接壤，使东北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坚实的后方基地。由于美国妄图通过侵朝来颠覆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东北，又成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年轻的人民政权的前沿阵地。 从对外关系上看，东北和苏联、朝鲜发生交往的机会多，联系密切。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中长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在苏联政府的管理之下，苏联还在大连驻有军队，在旅顺口建有海军基地。 至于干部的使用配备，东北就更是与众不同了。当时全国6个中央局，6个大区，除开东北，都是党政军分开，至少两人搭档。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习仲勋。华北局，一度第一书记是刘少奇兼，第二书记是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政委是薄一波。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中南军区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惟有东北例外，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政委三副担子，由高岗一肩挑。 党、政、军大权独揽的，全国大区中就高岗一个。 高岗喜欢和别人攀比，一比，他就觉得东北重要，东北特殊，自己比别人能干。 高岗还沉浸在沉思之中，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了，问：“首长，要不要给毛主席回电？” 高岗沉吟片刻，又反问一句：“你看呢？” 秘书小心地建议：“毛主席催得很急，怕要马上有个回音。” 高岗又是沉吟片刻，皱皱眉头：“说心里话，我实在不想去……哼，八成是调虎离山计！” 秘书安慰他：“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嘛。” 高岗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扬扬手，说：“先不理睬他。” 秘书正要退出，高岗又交代说：“晚上安排个宴会，请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参加。我要和大家吹吹风。” 秘书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又被高岗喊住了：“宴会后安排舞会，地点照旧。把尼娜小姐和刘小姐接来。” 大连棒槌岛。 风光绮丽、环境幽雅的高级干部疗养院。 阵阵海风，送来大海特有的气味。近处的海滩，浪涛冲击着岩石，溅起雪白的浪花，发出哗哗的声响。成群的海鸥，上下展翅，在海面上自由自在地飞翔。蔚蓝色的大海，碧绿的海岛，红瓦、白墙的别墅，湿润清新的空气，这一切，是那样迷人，那样令人心旷神怡。 然而，有位个子不高，戴副近视眼镜，留小胡子的人，他的心情却和这美丽的自然风光格格不入。此时，他正背着手，在花园的小径上漫无目的地散步。他面色阴沉，目光忧郁，步履缓慢，低着个头，一副情绪不高、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他的后面，远远跟着几个人，像是秘书、警卫。这几个人对他表现得很敬畏，但都和他保持着那么一段距离，看样子，与其说是怕影响他的思路，不如说是怕挨他无端的责骂。他们都知道，他心里有火。 “饶书记，外面风大，进去吧。”终于，有人上去相劝。 他理也不理，照样按他的样子散他的步。 “饶书记，还是进去休息吧，小心着凉啊。”那人继续关切地劝道。 他抬起头来，用那双大大的眼睛盯了劝他的人一眼，算是表达了一分感谢。但是，他仍然没有说话。 这位饶书记，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 说来耐人寻味，在中央和6个大区的军政领导人中，饶漱石年龄并不大，却留起了小胡子。另两个留胡子的是董必武和贺龙。但饶漱石不能和他俩相比。因为董必武人称“董老”，是前清秀才，党的“一大”代表。贺龙除了年龄大，早在北伐战争前当澧州镇守使时，就留小胡子了。有人猜测，正因为饶漱石年轻，资历浅，怕镇不住，才留小胡子，以期从外表上给人以老成持重的样子。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他开始在赣东北及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青年工作，后来到了东北，先后任青年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代理书记。1932年至1935年间，饶漱石被调往上海，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全总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属于党内那种在十里洋场见过世面的人物。1935年，他受命去了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由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到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发生前，他在党内可以说是默默无名。“皖南事变”发生，“小姚”、“小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延安和新四军来往的电文中。开始人们不知这是谁，后来才明白，这“小姚”、“小饶”就是饶漱石。在新四军，饶漱石深得刘少奇的信任和器重，被刘少奇重点培养，1942年后39岁就成了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在1945年6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和陈毅搭班子。全国解放后，他成了华东第一把手，大权在握，威镇华东。 但是，进入1952年，饶漱石却感到运交华盖，走了背字。 1952年元旦前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在领导运动期间，饶漱石的双眼有了毛病，眼睛充血通红，突突地跳个不停。他的眼睛本来就出奇的大，这一来，红得吓人；医生检查的结果，是眼神经持续呈痉挛状态。这样，他就难以支持繁重的领导工作了。 出于对同志的关心，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去电建议饶漱石应离职休养。仅仅12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就亲自以中央名义拟写了如下电报：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 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 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 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 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二月二日上午二时 中央电文中的谭震林，当时在华东局担任领导工作。谭震林是老资格，党内有名的“谭老板”。他1926年入党，在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的战友。他又是老新四军，1941年起就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7年后，他先后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华东解放后，他先是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后又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中央的来电，本来是对饶漱石的极大爱护。命粟裕同车陪同来京，更表明了中央对饶漱石的关心和重视。然而，饶漱石却起了疑心。他想：“粟裕为什么背着我给中央发电呢？……是不是他和陈毅串通好了，要夺我的权呢？粟裕发电，中央这么快就回电，而且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决定我离职休养，还要我必须离开上海，是不是怕我在上海对他们不利呢？是不是中央听他们的，对我饶漱石不信任了呢？让粟裕陪我进京，分明有点武装押送的味道嘛，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 在北上的火车包厢内，眼睛通红的饶漱石不阴不阳地和粟裕谈话。 饶漱石语带责怪：“老粟呀，你给中央发电，事先给我通通气就好了。” 粟裕理直气壮：“给你通气，你还让发吗？” 饶漱石冷冰冰地来了一句：“不该发的，就不让你发嘛。” 粟裕耐心地说服道：“你的眼睛病成这样，硬撑着怎么行啊。眼睛可不是小事情，我们这些人没了眼睛，两眼一抹黑，为党工作可就没有本钱了哇。” 饶漱石讥讽开来：“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喽？” 粟裕大度地回答：“谢不谢倒无所谓。只要你的眼疾好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嘛。” 饶漱石翻了翻通红的一双大眼，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为了打破沉闷，缓和气氛，粟裕说：“老饶，中央让我陪你进京，是为了保证你行程的安全，到京后保证你治疗的顺利。说实在的，中央对同志如此关心，我都深受感动了。” 饶漱石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怕是担心我不离开上海，中途跑了吧！” 粟裕听出饶漱石话中有话，带着不满情绪。但他一直往好处想，以为饶漱石是惦记着华东的运动，放不下手头的事情，还想带病坚持工作，就再次劝他说：“工作是干不完的。身体要紧，革命的本钱嘛。有病就抓紧治，不要拖。治好了再干，不一样吗？有病不治，小病拖成大病，倒更影响工作了。” 饶漱石阴沉着个脸，不再多说什么了。 到北京后，饶漱石住进了北京医院。 就在饶漱石到京后的第三天，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这下，他的怀疑加深了。 身穿病号服的饶漱石，皱着眉头，在宽敞的高干病房里来回踱步。他想，中央既然派人到一个大区去帮助运动，那就说明这个大区的运动搞得不好，落后了。可是，华东的运动，一直是搞得很好的嘛。最近二十来天，接连几次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嘛。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帮助、指导呢？看样子，醉翁之意不在酒…… 饶漱石说华东的运动几次受表扬，这是事实。 1月3日，华东军区党委为了推动“三反”工作，给部队发出指示，一是要求各大单位均须迅速组成检查团，按规定的分工在1月份互相检查，并以驻南京、上海的机关、部队为重点。二是要求严格遵守报告制度，团以上党委1月份作简报两次，月终作一次总结性报告，2、3、4月各作一次关于继续贯彻厉行节约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 两天之后，毛泽东就一连作了两条批示，其中说道：“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给所属的指示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 1月10日，饶漱石就华东的“三反”斗争给毛泽东发了个报告，报告提出华东各机关“二反”运动的主要经验和方法是：（一）各部负责同志首先进行彻底自我检讨。（二）放手发扬民主，大胆启发群众展开批评。（三）领导要有坚定的信心，及时宣布限期展开斗争。（四）全面展开和重点审查相结合。对贪污分子要以财经机关、总务、采购、机关生产等部门为重点，切实进行审查。（五）大会坦白自首与小会深入检讨相结合。（六）党政机关内部的坦白、揭发与外部有关商人的坦白、检举互相配合，互相推动。 3天之后，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批给了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其中说道：“（一）饶漱石同志一月十日的报告很好，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可采用。（二）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三）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1月13日，华东军区党委发出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和经验给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并报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通报。通报介绍了南京部队学习中央转发的北京“三反”经验，采用限期发动坦白检举、点名批评以至停职审查某些领导干部等办法，推进“三反”运动的情况和具体经验。这些经验是：第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领导自我检讨，并亲自到群众中宣传鼓动，组织积极分子发言。第二，警惕和纠正官僚主义者用会场纪律、发言秩序以及尊重领导等为由压制民主，防止贪污、浪费分子趁机漏网。第三，对积极发言的人，不问动机如何，让其发言。第四，对贪污、浪费不要忙于去区别。第五，运动初期重点使用几次撤职查办、停职审查以至逮捕等办法是必要的。 两天后，毛泽东随即作了批转：“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华东军区的三反快报很好，我已看了四期，望寄些给中南华北供其参考。” 1月16日，陈毅就华东部队“三反”分阶段和士兵会议制度问题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发出报告。报告说，华东部队的“三反”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动群众检查领导，造成领导与群众的密切结合。如不先检查领导，必不能发动指战员来进行“三反”。第二阶段是全面检查和坦白贪污。第三阶段是精简节约，衔接整编。为了保持群众的民主锐气，防止部队腐化，报告还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的制度，每月开会一至两天，通过领导者的检查报告和财经报告等。 毛泽东随后作出了如下批语：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一月十六日报告收到。（一）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三个阶段去做。 但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 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 不应停止。二月十日转入整编，仍须以专门机构担负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和 处理未了问题。此点极为重要，请各大军区一起注意。（二）我完全同意 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 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 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即请你和唐亮同志起草几条简单 的具体办法电告中央考虑决定，发布实行。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对此有 何意见，望即商量电告。（三）将陈毅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 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批语中的唐亮，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月23日，华东局向中央发去报告，汇报了华东一级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报告说，华东一级机关和大部分事业、企业单位的“三反”运动，均已进入坦白检举和召开商人会议内外夹击的阶段。“三反”开展较好的单位，由于领导干部思想一致，在群众面前做了较深刻的检讨，并广泛发扬民主，彻底发动群众参加“三反”运动，因而领导上取得了主动，斗争的锋芒迅即转向反贪污方面。各单位多采取大会和小会相结合的方法，号召坦白和检举。一面对于消极怠工、拒不坦白或和商人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的分子，坚决予以撤职、停职和逮捕；另方面对于彻底坦白自己又检举别人的贪污分子和自动坦白的小贪污分子公开宣布免罪，这样迅速使运动深入和发展。1月248，华东局又向中央发去报告，主要汇报了华东一级机关反贪污打“老虎”的情况。报告说，到1月23日为止，已经坦白有贪污行为的人中，贪污1000万以上者共113人。 就在24日的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一天之内高兴地接连写下了以下三条批语： 一 饶漱石同志： 华东局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个报告收到，方针正确，成绩甚大， 极为高兴。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二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华东局一月二十三日报告所述三反经验很完整，发给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三 各同志： 华东局直属机关成绩甚大，已捉大小老虎一百一十三只。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1月26日，中共华东军区党委给毛泽东和华东局发去报告，说华东部队2月初转入正式打老虎，预计用10天到15天完成任务，争取打300只左右大老虎。次日，毛泽东就批示说：“华东军区的决心和部署均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只至三千只。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凡未检举坦白者，仍进行检查坦白，发现大批中小贪污，但中心应转入打老虎。这种任务的转变，有的可以在二月一日转，有的可以在二月五日或二月十日或二月十五日转，但至迟不得迟于二月十五日，由你们掌握。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1月29日，中共华东军区党委作出了打虎预算，预计华东部队在打虎阶段总共要打出大老虎266个，小老虎865个，中小贪污分子86850人。毛泽东接到这个预算报告后，立即批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华东军区一月二十九日规定打虎预算的精神很好，发给你们参考。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两百多个大老虎，但第一次规定这样一个数目是适当的，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中央一级十二万人，清出贪污分子一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一百万元以下的小贪污分子，一般须从轻处理），已经清出或准备清出的大老虎四百只，这是经过多次严格督促、不断追加任务才达成的奋斗目标。” 2月4日，毛泽东转发了3个打虎文件，其中一个是华东军区的，另外两个是东北局和中南军区的。毛泽东说：“三个文件都很好，值得看一下。” 饶漱石的记忆力极好，由于他很看重自己所辖地区的工作成绩，因此，对于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他都一五一十地记在心上。这下，他把自己心上的账本翻开，小算盘一拨拉，觉得不对劲了。他认定了中央派彭真去华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冲着他饶漱石来的。 饶漱石显然产生了错觉。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华东局表扬较多是事实，但并非只表扬华东局一家，对其他中央局也是有表扬的。饶漱石出于个人私欲，却过多地看重了毛泽东对华东局的表扬，而看不起其他中央局的工作。他的居功自傲情绪，促使他疑神疑鬼，思三想四。 他的脑海里，又翻腾开彭真的情况来。 他和彭真没有共过事，但知道彭真非同寻常。他了解彭真的资格比他老，是1923年的党员，长期在中央北方局担任领导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前，彭真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党的“七大”上，彭真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眼下，彭真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他想：“我前脚走，后脚就派这么个大人物去，这不明摆着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吗？要是认为我在那里搞得好，还用派什么人去‘指导’吗？”他接着又想，“也许，派彭真是去顶替我的。按彭真的资历、水平，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么，是谁在搞我的鬼呢？是华东那边，还是中央这边，还是上下配合？……华东那边是谁呢，陈毅？粟裕？还是谭震林？中央这边，难道毛主席对我不信任了？还是少奇、总理对我有了看法？……按说少奇不会，他一直对我不错。那么，很有可能是周恩来。我过去没有和他共过事，和他没有交情，他对我也缺乏了解……” 就这样，饶漱石心里嘀咕个不停。心里嘀咕，就有气，就憋得慌，就想发泄。于是，他向一起住院的同志，再三再四地表示了他的不满情绪。 他的病，医生说必须治疗，视力已经下降得厉害了，不治疗是很危险的。但治疗，又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无非是点点眼药水，吃点消炎药，吃点维生素片，再加上点热敷。医生反复叮嘱他说，这病，最主要、最见效的，还是休息，一定要脱离工作，减少眼睛的疲劳程度。这样，视力会慢慢恢复的，也不至于恶化。 他焦躁不安。 他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到有诸多不便。生活上单调乏味，和外界几乎隔绝，更重要的是对华东那边的情况不好了解，掌握不多。他想：“这样下去，不等于软禁吗？后院失火了，自己还在蒙头大睡，这怎么行呢？这不是束手待毙吗？”于是，他坚决闹着要求出院，最后医院拗不过他，同意他出院休养。他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内靠北侧的一所院子住下来。这个院落建筑在人造山上，独门独户，面积虽然不大，但院内满是花草树木，一派田园景色，幽静别致，门口直通昆明湖，倒也是调养生息的理想处所。 饶漱石出院的最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灵通各方面的消息。 很快，一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彭真不去上海了，中央改派薄一波去。中央给华东局的电报是：“薄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和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这又触动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他想，“这里面又有文章。二十多天过去了，彭真因事不能去华东和上海，去不了就算了吧，又要换将，不依不饶的。西北局、西南局，还有中南局，运动明显落后嘛，不见中央批转他们的什么情况、经验嘛，而且毛主席还有所不满和批评嘛。可也没见中央派出要员去那里‘帮助’、‘考察’啊，为什么就非要抓住华东不放呢？这究竟为的什么？……这里面有鬼，可鬼在什么地方呢？” 就像上次听说彭真去，脑子里翻腾着彭真的情况一样，这下，薄一波的情况又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开来。他知道薄一波和自己的资历差不多，都是1925年入的党，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也都是中央局的书记。他又想到，薄一波和刘少奇关系密切，现在又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和毛主席、周总理、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触多，常见面，非常熟悉。是不是又另派他去接替自己呢？…… 薄一波去上海没几天，毛泽东接连4次批转薄的报告，赞扬有加。这些消息传到饶漱石的耳朵里，就更令他不快，甚至有些嫉妒了。 “这是在树薄某人的威信哩。毛泽东一言九鼎，这岂不等于说，华北局的书记比华东局的书记高明、能干吗？”他隐隐地想。 对他触动、刺激最大的，还是这天秘书向他报告的毛泽东关于华东局干部任职的两份批语和电报。 刘、朱、周阅，交粟裕办： 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 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 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 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 毛泽东 三月四日 陈毅同志，并华东局，上海市委： 三月六日电报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 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 同志事繁，刘晓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中央 三月九日 毛泽东第二份电报中提及的刘晓，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所谓三月六日的电报，是指陈毅关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央的请示电报。陈毅在电报中说：“经华东局各同志商谈和薄一波同志参加意见，共同建议在饶漱石同志离职休养期间，以谭震林同志代理华东局书记职务，以陈丕显同志代理上海书记职务。我仍留上海参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工作并兼管华东军区工作。以上请批准。” 饶漱石不听则已，一听，禁不住火冒三丈。 “这简直是……”他一拍沙发的扶手，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本来想大发脾气的。可是，他看到秘书在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又坐回了沙发上。他的眼睛又红了，面色铁青，目光冷峻。 秘书知道他的心事，想劝慰他几句，但又不知说什么才好。一时间房内死一般沉寂，两个人呆若木鸡。 终于，他挥了挥手，示意秘书退出。他要一个人静静地想一想。 秘书刚刚退出，他便又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急速地踱起步来。 “他妈的，欺人太甚！”“背着我组阁，简直是政变！”他不时地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反正房间里没有别人，他不必注意影响。 此时，他已经断定，是陈毅在背后整他，夺他的权。他还断定，中央听信了陈毅的“小报告”，对他不信任了。 饶漱石和陈毅，虽说从新四军时就在一起搭班子，至今已有十来年。但两人素不和睦。1943年秋，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斗争了陈毅，逼得陈毅到延安后反复检讨，总过不了关，到处受冷遇，很长一段时间既无新工作，又回不了新四军。并且，由于那次事件，使得陈毅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隔阂。饶漱石本想赶走陈毅，但后来，中央还是决定陈毅回新四军工作，仍然和饶漱石在一起。陈毅大度，作了自我批评。但饶漱石却多了块心病，总怀疑陈毅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要报这“一箭之仇”。 这天晚上，饶漱石没有吃饭。他加服了安眠药，早早就睡下了。谁知他心神不安，想到他这次来京休养，华东局班子竟然作了调整，已经明确谭震林取代他了，越想越窝火，越想越有气，怎么也无法入睡。他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情绪激动起来。他伸手打铃，叫来秘书，要求秘书给中央办公厅联系，他要立即见毛主席。秘书看了看手表，已是夜半三时，便委婉地劝他说：“半夜三更，不知毛主席休息了没有，是否等明天再谈？……再说，你的身体也不太好……” 饶漱石大声说：“毛主席的工作习惯我知道，他夜间工作，白天休息。” 秘书还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说：“半夜求见，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饶漱石眼一瞪，说：“用你罗嗦？快去联系！” 秘书不敢多说了，吓得赶紧去打电话。 饶漱石这边手忙脚乱地穿起衣服来。 不大一会儿，秘书进来，对他说： “联系过了，田家英秘书接的电话。他问是否有紧急情况，如无，能否等到明天再说？” 饶漱石大叫起来：“告诉他，当然有急事！不能等，非谈不可，现在就谈！” 饶漱石有些神经质了。 秘书慌忙再去打电话。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困，让他来嘛。” 当饶漱石接到田家英的电话，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一脚跨进汽车，便催促司机加大油门，朝万寿路飞快地驶去。 繁星满天。一颗颗清冷的星星，正神秘地眨着眼睛似乎在讥笑着什么。 当饶漱石急切地迈进毛泽东住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命人在会客室里备好了烟茶，他本人也虚席以待了。 “漱石同志，眼睛好些了吗？”毛泽东一见到饶漱石，立即起身相迎，热情地询问。 “感谢主席关心，有所好转了。”饶漱石眨眨眼睛说。 “眼疾可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说，“在延安时王观澜同志有病，我送了他几句话：‘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这次，希望你也这样做。” “眼疾嘛，倒在其次……”饶漱石欲言又止。 毛泽东抽出两支香烟，递给饶漱石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笑眯眯地问：“夜半出动，军情似火。哪里来的军情啊？” 饶漱石也勉强笑笑，说：“睡不着，心里有话，憋得慌。想找主席谈谈心。” 毛泽东爽快地说：“好哇。你来京这么久，我也没顾上去看你。你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谈谈哩。” 饶漱石说：“主席派王医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动。” 饶漱石所说的王医生，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就在头一天，王鹤滨在给毛泽东作常规检查时，毛泽东交代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饶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王鹤滨遵命立即去了。 饶漱石猛吸两口，随即把香烟掐灭，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主席啊，我自二五年入党，投身革命以来，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也无论是搞情报工作、兵运工作，还是搞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我自认为是积极的，勇敢的，坚定的，是和党一条心，对党忠心耿耿的。战斗在虎穴里，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战友，周围的同志；三天两头有人被捕，有人牺牲，真是早上出门，晚上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但我对党，对革命，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绝对没有啊。” 毛泽东点点头。 饶漱石继续说下去： “我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过几年，在那里相对要安全些。但我没有追求安逸享乐。抗日战争爆发后，是我主动要求回国的。回国后就到了抗日前线。最难忘、经受考验最大的是皖南事变。主席您是知道的，当时，我新四军突遭顾祝同、上官云相的袭击，敌八倍于我，战况十分激烈。关键时刻，项英、袁国平离开部队，叶挺和我在一起，誓死组织突围。但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九千余人的部队，除突围两千余人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小部被俘。叶挺同志不错，项、袁不行。我至今还记得主席和朱总、稼祥同志给我们的电报：‘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关键时刻，群龙无首，内部意见不一，真是要命啊！这比敌人更可怕。要不是主席、中央的几份急电，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生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恐怕我饶漱石也活不到今天了！” 饶漱石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致。他接着饶漱石的话题插话说： “皖南事变和新四军的失败，就蒋介石而言，是他要蓄意消灭共产党和新四军。但就我方而言，则是项英的右倾和动摇所致。你还记得不，早在1940年4月初，我就致电项英，询问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重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袭击的精神准备。以后又数电提醒、督促。我记得很清楚，事变发生前半个多月，我还致电叶、项，要他们必须烧毁秘密文件，严防袭击。可是，我们的叶、项啊，主要是项英同志，却置若罔闻，犹豫动摇。结果导致自己被害，叶挺被扣。教训深刻啊！” 饶漱石呷了口茶，慷慨激昂起来： “主席啊，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我是深受其害啊！现在回想起来，项英对我冷若冰霜，我看除了政治上、路线上我们有分歧，就是他生怕我接替他的位置，事事不让我知道，什么事也不通知我。唉，在皖南，我当了3个月的小媳妇！这还不算，事变中，我和机关部分人员被国民党俘获了，差一点遭毒手。我利用身上藏着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才逃了出来。这段历史，我当时就向组织上汇报过，整风运动中组织上也已审查清楚了。” 说到这里，饶漱石打住了，等待毛泽东表态或提问。但毛泽东一直缓缓地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饶漱石见状，接着说下去： “皖南事变之后，我们按主席的指示，重整旗鼓另吹号，坚决清算右倾投降主义，很快就恢复、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东南和华东的形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那边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了。” 这时，毛泽东点点头，说话了：“是啊，后来你们的日子就像那么回事了。” 饶漱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继续说： “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在国内搞过，在国外搞过，在地下搞过，在战场上搞过，还在谈判桌上搞过。抗战结束后，四六年初到四七年初，主席、中央命我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我担任书记，还担任驻沈阳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不知中央对我的斗争历史怎么看，是否认为我对敌斗争坚定、勇敢？” 饶漱石说完，瞪起两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待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开始没有料到饶漱石会提出这么个问题。他听完饶漱石这一番表白，心里清楚了，看来饶漱石是到我这里讨评价来的。可他讨评价干什么用呢？他后面肯定还有话。想到这里，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饶漱石的问题，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示意饶漱石还有什么话，一并说出来。 但是，饶漱石顽固地表示沉默。他一定要等毛泽东回答他这个问题后，再说别的。 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只好说话了： “漱石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嘛。我们的干部，经过了战争考验，大浪淘沙真金在，又经过了延安整风审干，历史都清楚了嘛。你革命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勇敢，中央一直是这么看待的。” 饶漱石一听，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接下去说： “主席，我在华东工作，十几年了。王明路线，我不沾边。他是先‘左’后右。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是不同意的，和他有斗争。解放战争中，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领导人之间，比如我和陈毅同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这我承认。但我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请主席回答我。” 饶漱石说完，又像刚才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从饶漱石的镜片后面，看到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有几次眼球还不规则地在微微跳动，不由得心生悯意。他想，心眼心眼，心和眼是连着的。难怪饶漱石眼疾治疗不好，他心里有这么大的疙瘩，怎不心火上升，直逼双眼哪！ 毛泽东端起茶杯，也示意饶漱石喝茶。但饶漱石不动，仍直勾勾地盯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呷了口茶，笑笑说：“漱石啊，谁说你犯路线错误了？你说出来，我找他辩论去！” 饶漱石下意识地张了张嘴。 毛泽东停了一下，和蔼地说： “错误嘛，人人都有。你有，我有，斯大林也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不要动不动就说是犯了路线错误。四三年在延安，政治局开会批评王明，王明才是真正犯路线错误的一个。那时我就说过，《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今天我再向你说一遍，以后我们都少用‘路线’二字。” “主席真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惊喜地盯问一句。 “没有嘛……怎么，你希望人家说你犯了路线错误啊？”毛泽东也幽默地反问一句。 “既然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像是起解嘛。又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主席，我想不通！” “让粟裕同志陪同，是让你有个照应，纯粹是为你好嘛。”毛泽东解释说，“如果这个做法给你以唱‘苏三起解’的感觉的话，责任在我。是我这么安排的，我这里向你道歉。” 说着，毛泽东就要起身给饶漱石道歉。 饶漱石慌了，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说：“不，不，我不要主席道歉，我只是一吐为快。” 毛泽东解释说： “中央考虑到华东那边运动紧张，上海工作任务又重，你的眼疾的治疗又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央决定请谭震林同志负责华东局的工作。华东的父母官还是你饶某人，谭震林是代行职权，并没有正式任命嘛。” 谈到这里，毛泽东已经明了，饶漱石深夜求见，不为别的，就为自己的位置问题。他看出他的解释仍然不能使饶漱石释然于心，就正色说： “漱石同志，中央完全是关心你，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向你重申，中央是信任你的，这点你不必多心。如果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 饶漱石听到这里，已经试探出中央对他确无别意，顿时高兴起来： “主席啊，这下就好了，我总算把话向您讲清楚了。我打内心里感谢主席和中央对我的关心。听主席这么一说，我心中踏实多了，也舒畅多了。主席是最高明的医生，眼疾心病，已给我治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做，既来之，则安之，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好嘛。”毛泽东高兴起来。 饶漱石看看表，已经同毛泽东谈了3个小时。窗外天色已明，他赶紧辞出。 饶漱石走后，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漱石此人，过于敏感。” 从这次谈话之后，饶漱石即放心地转入了长期休养。 谁知道，在大连休养期间，饶漱石已经稳定的情绪又波动起来。因为他从秘书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消息：各中央局书记已经确定调京工作。 “刘秘书。”正在低着头散步的饶漱石停下脚步，朝后面招招手。 刘秘书快步赶过来。 “你刚才说的消息确实吗？”饶漱石问。 “是高岗主席的秘书告诉我的。东北局领导层已经吹风了。” “馊点子一个！”饶漱石气恼地甩出一句。 说完这句，他再也不吭气了。 过了好一阵子，他指着大海又不明不白地来了一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52年底，有8个字在京城流传开来，这就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所谓“五马进京”，是指五位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中央工作。 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高权重，声势显赫。 调这五人进京，是毛泽东为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而采取的重大步骤。话题，要从头说起。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国家体制和领导机制上说，既带有一定探索的性质，又保留着某些战争的色彩。而且，由于建国时间的紧迫，有些方面还来不及从容计议。 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开始了筹划迎接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决定成立华北局。华北局于5月成立，成立后加强了建政工作。8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主席。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就连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是由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改换而来的。 1949年10月1日建国时，解放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新中国宣布成立了，那只是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个新政权的按照常规意义上的运转，还是以后的事，并且是逐步进行的。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才宣告成立。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才向中央人民政府移交工作。至于党、政、军的领导力量，也较为分散，不少重要领导人都在各个中央局、大区独当一面，或忙于战争、剿匪、安定社会，或忙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建国之初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内政外交，复杂繁忙。这样，中央领导层领导力量薄弱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常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工作的毛泽东不胜其劳，于是提出，要调人进京，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办理此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认为中央领导力量不加强，中央办事机构不增加，已经严重影响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他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找来，让他们先拿个意见。 1952年7月，杨尚昆和安子文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意见说：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刘少奇修改了这个意见，在转送毛泽东时附信提出：“整个方案自须待九月以后的中央会议才能决定，但目前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方案的原则进行一些准备，抽调一些办事人员来中央，特别是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 8月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转送的这份意见上作了如下批示： 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 （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作出决议，付之实施。 毛泽东 八月四日 中央要调的五人中，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的最早。7月13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邓小平电，内称：“同意合并四川四个区并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刘少奇内心着急，他要加快步伐，尽快将调人充实中央领导力量这件事办妥。 8月，邓小平即走马上任了。他来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一向顾全大局，组织纪律性强，他接电后没有讲任何价钱。 随后，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到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到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别看习仲勋、邓子恢分别担任第二、第三书记，其实是在主持工作，实际上负主要责任。因为，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是彭德怀，彭德怀挂帅到朝鲜去了，朝鲜战局稳定后，彭回国留京，在军委工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林、罗身体不好，建国后即主要在休息。林彪先是调京在军委工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去苏联养病。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更差，一度全休。 饶漱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和陈毅、王稼祥跟随刘少奇于10月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回国后，他就留在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到职最晚，他对东北恋恋不舍。而相比之下，他又最受中央器重，权位最高。此前，他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和政务院平行，是个非同小可的机构。不看别的，单看人员安排，就可明了。国家计委的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 原来对调京工作严重不满、牢骚满腹的饶漱石和高岗，此时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的安排还算符合他们的心意，对他们有利。 饶漱石自打和毛泽东夜谈摸底后，吃了颗定心丸。他想，既然中央对我还是信任的，不如先把病养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他对华东那边的人事变动，也就不再那么敏感了。在陈毅建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职务之后不久，陈毅再次向中央建议，请谭震林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主席饶漱石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毛泽东接电后第二天就复电同意，说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毛泽东还同意陈毅对上海市的人事安排，让副市长潘汉年担任市府党组书记，第二副市长兼市府党组书记方毅改任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兼任总工会党组书记。这些，饶漱石听说后，都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已经从侧面听说中央将安排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当然清楚，中组部是个管干部的强力部门，位置十分重要。他想，让陈毅背后鼓捣去吧，等我拿到了干部大权，还愁没有我说话的机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呢。 高岗呢，他对中央安排他担任国家计委主席一职是满意的。他原来担心自己明升暗降，名义上到了“中央”，但没了实权，被架空了。想不到国家计委权力很大，再加上中央、毛泽东决定他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不变，继续兼任，他就更是喜出望外了。这对他也是破例的一种安排。他得意地对人说：“有什么办法呢，东北还得由我来搞。中央高看我高某人一眼嘛，东北就是特殊嘛。哈哈哈哈……” 有一天开会，高岗和饶漱石碰上了面。此时饶漱石刚刚从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回来。高岗悄声问饶漱石：“苏共那边，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饶漱石反问一句：“你是指什么新情况？” 高岗一听，也意识到自己问的问题过于宽泛，便又问道：“苏共中央内部，除开斯大林，谁管事更多些？” 饶漱石说：“看来还是马林科夫。不过，贝利亚也很活跃。” 高岗又问：“斯大林同志身体怎么样？” 饶漱石说：“除开参加大会，我们代表团共和斯大林会谈了两次，我看斯大林的身体明显不行了。他老得厉害，会谈时间一长，就有点摇摇晃晃了。” 高岗闻言，不觉黯然神伤。他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的身体。在他看来，斯大林不仅是苏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更是他高岗的支柱。 饶漱石见高岗沉默不语，就说：“倒是咱们中共这边有新情况。近来有八个字，在京城流传。你听说没有？” 反应机敏的高岗已经断定，饶漱石指的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但却故意装聋作哑地问：“什么八个字呀？神神秘秘的，我没有听说呀。” 饶漱石不露声色地想，凭高岗的消息灵通，不会没有耳闻。但既然他说不知道，那就告诉他吧：“这八个字，叫做‘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轻轻摇头，又故意问：“什么意思呀？” 饶漱石笑笑，说：“难道你真没听说？……五马进京，是指中央局五位书记调中央来嘛。” 高岗又故意问：“那一马当先呢？” 饶漱石讨好地说：“就是指你高主席啊。这话还真形象，你四面生风，哒哒哒地跑在最前面，带领我们跑。我们追都追不上啊！” 饶漱石边说，还边加上动作表演。 高岗一仰脖子哈哈大笑。 高岗笑罢，随即一本正经地说：“漱石同志，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多配合吧。用小日本的话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饶漱石也哈哈地笑了，连连说：“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