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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毛泽东依然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稳坐钓鱼台，放心地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全会。 全会开幕的第一天，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委托，在会上作报告。 全会议程和刘少奇的报告，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从杭州来信的交代进行的。刘少奇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是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是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报告的第三部分是重点，他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24日的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 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 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讨论。 我们的党必须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党的团结必须不断增强，这是大家 都知道，大家都承认的。那么，有什么必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呢？这是 不是表示，在我们党的外部和内部，有些什么不利于团结并且还没有引起 全党注意的东西，因而中央必须提出警号，以便及时地动员全党的努力来 克服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危险呢？ 同志们！正是如此。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 前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极大的必 要。 我们在前面简要地叙述了党从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得到的成绩。成绩 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两个基本的客观 事实：第一，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着。这种包围不但是军事上的，而 且首先是政治上的。在东京、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 狗们并不是在那里睡觉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不在 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的复辟，这种企图决不会因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 失败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政治上的破坏还会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第 二，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 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级。我们知道，任何剥削阶 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我们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资产 阶级已经向我们举行过猖狂的进攻，不过这种进攻基本上还是经济性质的； 在这以后，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抵抗本阶级被灭亡的命运，不会不向 工人阶级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必然会带上直接的政 治的性质。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帝 国主义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 要目标，就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就 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 敌人破坏我们的党当然会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而对于无论什么方法 的破坏阴谋我们都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对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都认识 清楚了，是否没有不同意见呢？政治局认为，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级 干部对于这个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认为 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 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代 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 破的。诚然，设想和讨论这种危险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如果中央没有预先 认识、警戒和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以致当这种危险实际发生的时候党竟处 于无准备的状态，那就是更大的不愉快了。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找到某种反映 的事实，而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 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谁要是否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而是一个空想家了。正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 正因为它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敌人才要集中力量用最狡猾的方法来 寻找可以破坏它的任何缝隙。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第 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草案中曾经给我们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 教训：“白党分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为共产党人，甚至装扮为最左的共产 党人，只求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现在，这些敌人已 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党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拼 命抓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像是承认苏 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借以推进反革命势力。”事实上，大家知道， 俄国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找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 哈林分子，而且在这些叛徒被消灭以后，还有过像贝利亚这样的反党反苏 的罪恶集团作为他们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在中国，敌人也找到过他们的 代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和张国焘。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失败以后在党内成立反党的派别，并和托派相结合，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因而被驱逐出党。后来又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 国内战争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达到了高峰；我们都记得，这个分裂活动曾 经给革命事业多么严重的威胁，并且造成了多么令人痛心的损失。所以我 们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 产阶级分子要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 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们，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 我们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作代理人，那才是真 正奇怪的事。当我们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我国的阶级 斗争正趋于紧张化复杂化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 解决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 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团结的实际行动来 答复敌人的阴谋。这就是中央政治局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根据的一个方面。 为了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目前党 内的情况。很明显，如果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绝对地十 全十美（这种状态，任何时候也是不会有的），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担心敌 人在这个方面的破坏，也就用不着增强那已经强到极点的党的团结了。我 们既然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这就是表明，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党的 团结的状况是有缺点的，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不应当讳疾忌医，不应当隐 藏矛盾，而应当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团结真正得 到增强，才能使敌人失望，而使全体党员、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高兴。 我想我在这里无须详细说明，我们的党在目前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 是巩固的，是健全的。这不但我们自己承认，全国人民承认，就是我们的 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要求，我们揭露党内的缺点， 并不妨害这个基本事实，宁可说正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党在基本上 的团结、巩固、健全，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 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 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 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 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值得全党各级组织的深刻注意。草案说我们目 前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 我们，说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还不够，一部分干部 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 怀疑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实的意义之一就是它 们威胁着我们党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然包围着我们，他们的 思想作风就不会不在我们党的薄弱部分传布起来，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我 们党的思想作风是不可调合（和）的，因而这些东西就不会不在我们党内 起一种腐蚀、瓦解和分裂的作用。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的不足 和一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复杂，就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 思想作风对于我们党的侵蚀。草案又说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 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 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 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 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 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 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 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同志们！所有这些是不是事实呢？究竟我们党内对于 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是认识得很够，还是认识得不够？究竟现 在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骄傲了起来？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 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骄傲的、不能接受批评和监督的人们，那么几 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他们就要骄傲成什么样子呢？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 的事例，表明胜利者的骄傲怎样危害着他们的团结而得了可悲的结果。他 们的团结在共同受敌人压迫的时候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当敌人的直 接压迫被推翻了以后，许多胜利者就骄傲起来了，因此就使团结不能继续 保持下去了。这种情形在旧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 历史使命同旧时代的胜利者都不一样，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党， 我们的最后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随后也就消灭国家权力和党本身， 因此我们的团结是可以巩固的。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 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二中全会，曾经特别警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 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 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 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 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 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 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 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 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 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 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 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 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 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决议将极大地提高全党的觉悟、警惕性和战 斗力，这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完全 符合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可以 有效地增强团结，并且可以使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受到全党的鄙弃、抵 制和制裁。 为着增强党的团结，政治局认为应当指出，在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中 有一种说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即他们认为：只要他的意见自以为是对的， 就可以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就可以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这些同志应当认识违反党的民主 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破坏 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因此，这些同志必须深刻认识他们这种说 法和做法的错误，并且立即改正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至于对那些坚持 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而不愿改正的人，我们党就应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 争，以便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不致遭到破坏，以便使党的团结不 致受到损害。 毫无疑义，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 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只要我们的同志真 能按照党的章程办事，只要我们同志切实遵守决议草案中的各项规定，党 是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党是保证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 论的。为了增强党的团结，我们党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缩小党内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 和自我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每个同志如果有了缺点，犯 了错误，就都是党的损失，大家就都有责任来帮助他克服缺点，改正错误。 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使每个同志都能在我们 这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里得到共同的进步，共同把党的工作做好，共同把 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 但是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因为它 危害着我们党的进步，危害着我们党与群众的联系，也危害着我们党的团 结。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示的关于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轨道上前进，从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出发，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原则，以克服工作中的错 误和缺点，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提高党性，增强党的 团结。毫无疑义，这样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就能够大大地 增强我们全党的战斗力量，改进我们的工作，以达到新的胜利。 当然，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 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 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 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进步，而是想假 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 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们需要正确地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同时应该使那些 有上述这类错误想法和错误态度的人能够及时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政治局认为：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必须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 志历来所指出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方针，这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因此，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 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 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 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 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 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 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 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 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 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 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 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 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 利益。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 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党的团结的各种阴谋，为了反对混进党内来的各种 敌对活动和敌对思想，为了正确地区别党内斗争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 方针，都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 毛泽东同志在 《整顿党的作风》 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 “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 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同志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 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 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 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 的团结而斗争。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一致的，协同动作的，我们就一定能 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内外敌人的任 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所作的报告，就是这样。 刘少奇作完报告后，全会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饶漱石迫于形势，作了一般性的检讨。 高岗嘴上表示要在全会上作检讨，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刘备摔孩子——做样子的。他根本就没有下功夫准备检讨稿，而是简单嘱咐了几句，让秘书给他弄了个稿子在会上念了念。饶漱石却不同，会前刘少奇正式通知他要在全会上作检讨。据饶漱石后来说，他闻言吃了一惊。但他还是勉强表示要认真检讨自己在不利于党的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准备，饶漱石在全会上念了下面这份《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作的报告，衷心拥 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草案）。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 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 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 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 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 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 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 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 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 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 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 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 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 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 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 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 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 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 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 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间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 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十 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处 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 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作下面三点补充： 一、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 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 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 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 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 行为。 二、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因此，我对安子 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三、在争吵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 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 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 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 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 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 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 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 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 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 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 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 种很不老实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 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 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本人谈过，却曾 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 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 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 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 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 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 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 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 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 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 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 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 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 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 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 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 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 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 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 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 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 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 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 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 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 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 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是被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 相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 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主要的责任。当时 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项英及若干 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 和处理同志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了谦虚、谨慎和遵 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 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来掩盖 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 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 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 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我一贯以来严谨、克己的外表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变成了掩盖我的缺点和 错误的伪装，使我的缺点和错误得以滋长和发展起来，而不易被同志们及 早发觉。加之后来一个时期我由于骄傲自满而作风不民主，日常生活又拘 谨到严重地脱离群众，结果“言路”闭塞，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就 无所警觉。这就是我的错误发展的过程和所以发展到目前严重阶段的原因。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认为我最大的、主要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时时 刻刻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党的生命，及把破坏党的团结看作是帮助敌人来危 害党的生命，也没有牢牢记住“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要维 护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 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 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一向为全党 同志所爱戴和尊重；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 刘少奇同志表示了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 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和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 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我的这种错误，如果不是由于 中央政治局及时敲了警钟，使我有所警觉，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对 党权为不利。对我个人也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 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 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 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按照毛泽东从杭州给他的信中的要求，对许多高岗攻击他的问题都作了诚恳又不失分寸的检讨和说明。 刘少奇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 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 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 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 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 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 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 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 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 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 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 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 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 系的两回事。 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 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 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 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 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 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 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 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 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 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 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 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 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 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 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 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 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 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 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 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 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 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 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 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 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 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个方 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 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 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 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 应当纠正。 （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 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 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 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列宁说： “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 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 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 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 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 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 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 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 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 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团结，党领导着全国 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 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行社会主 义工业化，逐步实行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小私有 者），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 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 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 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 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 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 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 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 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 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 着我们；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 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 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 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 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 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 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 中央认为，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权大的必要来 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都 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 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 命。列宁和斯大林曾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 一样”，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 二、为着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 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 工作。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遵守下列各项规定： （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 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 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 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 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 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 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 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 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 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 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 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 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 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 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 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三、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 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 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 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 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 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 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 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 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 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 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 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 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 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 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 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但是对于那种与党 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 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 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 益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 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本决议也以这些负责同志 为主要对象。对于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应由各级党组织根据本决议的精 神负责进行关于增强全党团结的教育，保证本决议在全党的贯彻。全党干 部都应当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 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六届七中 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 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 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七届四中全会对于高岗、饶漱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高岗精神恍惚地将身子埋在沙发里，一个人望着墙上的字画发呆。秘书再次悄悄进来，轻手轻脚地走到他面前，刚想报告什么，只见他烦躁地一挥手，秘书吓得大气不敢喘，又悄悄退了出去。 秘书刚迟到门口，就听高岗大吼一声：“给我回来！” “高主席，有什么吩咐……”秘书嗫嚅着。 “拿酒来！” “好的。” 不一会儿，一瓶茅台和几样下酒菜端了上来。高岗自斟自饮，借酒消愁。 七届四中全会后期，高岗的情绪就消沉得厉害，经常一个人关起门来酗酒。 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高岗想到杭州见毛泽东，被毛泽东拒绝后，他就感到有点不妙。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党内征求意见，他逐字逐句看完后，突出的感觉是冲着他来的。全会上，他作了个不痛不痒的检讨，本以为可以应付过去，想不到讨论时不少人对他提出了批评，说他没有诚意，不认识错误，继续和党对抗，继续危害党的团结，甚至上纲上到搞阴谋活动，分裂党中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妈的，全是些墙头草，随风倒！”高岗从心里恶狠狠地骂道。 高岗、饶漱石的对抗态度，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极大不满，他们及时报告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传回话来：“公开揭露！” 七届四中全会是2月10日结束的。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了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对高岗予以“公开揭露”。 座谈会召开的当天，周恩来安排高岗第二次作检讨，高岗的态度没有多少改变。与会者纷纷对他提出批评，并且开始揭发一些他搞地下活动的事实。 对召开这个座谈会，高岗本身就是抵触的。他想，既然已经召开了全会，既然自己已经在全会上作了检讨，为什么还要召开什么座谈会呢？这不分明是揪着不放吗？这不分明是要使自己威信扫地，要把自己往死里整吗？为此，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恨之入骨。 林彪的态度，也使他深感失望。本来，他对林彪寄予了厚望。他知道林彪是同意和支持自己的，他原指望林彪到毛泽东面前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状，向毛泽东力荐他当党的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但根据他掌握的情报，林彪没有这样做。当七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批评，这次又开他的座谈会时，他又指望林彪出来为他说话，林彪和毛泽东都在杭州，他们见面很方便嘛。可林彪又没有这样做。“林彪不够朋友，他是见死不救！”高岗对林彪的不满也达到了极点。 “人嘛，就这么回事，实用主义，有奶就是娘，弱肉强食，你争我夺，胜者王侯败者寇！”想到这里，高岗竟然纵声冷笑起来。 秘书闻声进来，见高岗满脸通红，一瓶酒已经见底，就上前劝道：“高主席，先休息一下吧，下午还要开会。” 高岗瞪起双眼：“开他妈的什么鸟会，还不是受围攻，挨批斗！” 秘书小心再劝：“大丈夫能屈能伸，先顶过去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 “不怕……不怕没柴烧！”高岗接过去说，“对，大丈夫……” 秘书听出高岗的舌头有点发硬，心想，看来喝多了。过去他的酒量很大，怎么今天一瓶就不行了？看来喝酒真是凭心情，就怕喝闷酒。 高岗并没有喝醉，他心里清楚得很。只是，他感到心里堵得慌，这几天的座谈会着实令他恼羞成怒。上午开会的情况，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当听到有人说他反党，他口气强硬地反驳说：“我没有反党，我就是对少奇同志有意见。反对少奇本人就是反党？我不这么看。我还是认为，少奇并不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代表党：” 有人马上指出：“你这是顽固坚持反党立场，继续分裂党中央！” 高岗继续争辩：“我承认我有自由主义，我承认我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不好，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但这个后果是客观上的，不是我主观故意的，也不是现在就有了的！” 有人立即揭露高岗：“你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的问题。不要避重就轻嘛！” 高岗竖起眉毛大声质问：“你们对我这么搞就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决议说要团结，要治病救人，不要夸大人的缺点、错误，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抓住不放，一棍子打死吗？” 有人随即接上去批判说：“决议是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决议说得很清楚，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斗争，给以严厉制裁，直至清除出党！” 此时的高岗，已经陷入了完全的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替他说话，更没有人为他辩护。他说出一句，就被顶回一句。他说出一个观点，就会引来一阵批判。和过去听惯了奉承，看惯了笑脸，训惯了别人的境况相比，今天这个境况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样唇枪舌剑地较量到后来，高岗突然一反常态，完全沉默下来了。他故作镇静而虚心地听着大家对他的批评揭露，那姿态，反而显得分外反常，分外可怕！…… 高岗起身在室内来来回回地踏步，面色铁青，两眼喷火。走了一会儿，他又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两眼发起呆来。 他的脑海里在翻腾着政治斗争的风云。七届四中全会上几个重磅发言，又在狠狠敲击着他的心鼓。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首先应该依靠党，相信党；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第三，应该努力反省；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高岗记得，这是周恩来的发言。 “……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不可能出张国焘一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打游击时代来，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了。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以前出过张国焘，今后会不会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 高岗记得，这是陈云的发言。 最使高岗恼火的是那个四川小个子的发言，他公开为刘少奇作了辩护。他发言历来如此，话不那么长，但是直截了当，都冲着要害。高岗皱皱眉头，邓小平的话又断断续续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四中全会的回忆使得高岗变得激动起来，“又是骄傲自满，又是野心家，又是张国焘、李国焘、王国焘，还有分裂党中央。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把我往死里整！开始说不搞对任何同志的批判，会后又紧接着开座谈会，发动人们揭我批我，使斗争升级，看来，政治上是不给我活路了……这么个整我法，今后我还怎么见人，我这个高主席还怎么干！” 想到这里，高岗的脸色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他的嘴唇、双手在微微颤抖，眼中喷射出敌视的怒火，胸膛中翻滚着吓人的惊雷。他像一头关在笼中被用鞭子狠狠拍打的狮子，想吃人，但又不能；不能吃人，又要发泄。他一下子想到了死！ 死，怎么个死法？高岗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他一眼盯上了警卫员腰部的手枪。 打定主意后，他向警卫员和家人投去了一丝平时难以见到的微笑。他不想一开始就制造紧张空气，他要麻痹一下受命一直警惕地保护着他的人身安全的警卫员。警卫员不明高岗就里，对高岗送来的微笑也立刻报以微笑。 高岗缓缓地伸了伸手脚，从宽大的沙发上慢慢起身，背着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他靠近警卫员的一刹那，他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以惊人的迅速动作，准确地从年轻战士的腰间一下子掏出了手枪。警卫员还未反应过来，抓到了手枪的高岗已往后退了一步，麻利地打开保险，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并狠命扣动了扳机。 “叭！”枪声响了。 然而，高岗并没有倒在血泊中，而是被按倒在了沙发上。 原来，就在高岗扣动扳机的千钧一发之际，一直保持警觉的高岗的一位亲人，朝高岗的右肘打了一下，子弹打飞了。 房间里几个年轻人一齐扑向高岗，高岗顿时被缴了械。 “别管我，让我死！……让我死！”脸色涨红，喘着粗气的高岗大声叫喊着，挣扎着。然而，他的双手被几只老虎钳一样的大手死死地擒住，怎么也动弹不得了。 高岗午后自杀未遂的消息，立即惊动了中央。 这一天是2月17日。 一周之后，高岗作了一次检查。他在检查中承认，他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他说，他已经认识到，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他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关于高岗的未遂自杀，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高岗是在座谈会上严重不服，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恼羞成怒，掏出手枪当众开的枪。是候补中央委员陈赓和宋任穷最先冲了上来，迅速夺下手枪，一左一右夹住了他。此时，陈赓和宋任穷身上也带着“家伙”。这是周恩来为预防万一，事先布置好的。周恩来知道高岗手中有枪，怕他闹事，预先让陈赓和宋任穷作了准备。陈赓和宋任穷深得周恩来信任。他俩接受任务后在灵境胡同陈赓的家中商议：“手枪可是好长时间没用过了，不知能不能打响。城里又没有靶场，到哪里去验枪？”陈赓想了个主意，把枪伸到壁炉里，对着烟道开了一枪。枪声响了，管用，两人很高兴。虽然“保密”，却惊动了院子里的儿子，以为爸爸要去打猎。此说相当精彩，然而不实。 高岗自杀未遂的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高岗开枪的情况和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停止其一切职务的紧急处置措施。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高岗问题座谈会继续召开，直到2月25日结束。 在25日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有一个发言提纲，系统地揭露和分析了高岗的问题。周恩来说： 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 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 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 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 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关于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 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 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 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 一、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二、企 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 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 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 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 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 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 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刀。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 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 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 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 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 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 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 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 派别，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后补中委， 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 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 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 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 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 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 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 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力， 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 功，以为己功。高岗在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 别人的发言文稿，竟窃为己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 发言提纲，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 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 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 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 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 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 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 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 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 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 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 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 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 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 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 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看来，高岗是 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党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根据毛泽东同 志的提议，召开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出他的错误的严 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 党。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 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 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 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 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 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 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 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 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 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 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 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 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 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 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利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 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 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 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高岗至今仍企图蒙混过关，在他的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 妄想以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及错误发 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的说法，来掩盖他的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全 部阴谋活动，并避重就轻地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 阴谋活动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因此，对高岗 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如高岗 现在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没有 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 行为。 高岗的事件的发展证明中央及时召开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 结的决议，直至高岗自杀前一直耐心地说服教育他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中央决定把他的罪恶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将 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全党公布，并将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 在报纸上公布，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分别地了解所 需要了解的情况，以便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以便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 加强自己的斗争。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自满情绪、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 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 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 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 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 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送交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让胡乔木、陈伯达作了修改，里面这段话是他自己亲笔加上去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随后，毛泽东写了下面一封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 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高岗问题的依据。 3月4日，毛泽东在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电讯稿中作了批示。这篇合众社1954年2月26日发自东京的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谈到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毛泽东把电讯稿批给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传阅，并批道：“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无疑，毛泽东对高岗的憎恶，又增添了一分。 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是华东的干部，这些当年在新四军、华中局、华东局工作过的人，已经记不清在一起开过多少会了。然而，当年是饶漱石唱主角，这次，饶漱石却成了被告。 座谈会由邓小平作第一主持人。他不是华东出身，对许多历史问题不清楚，他在宣布了开会之后，就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旁听。 陈毅因为历史上长期和饶漱石对立，此时不便过早地讲话。但他打定主意，到时候一定痛加揭露饶漱石这个长期以来陷害自己，和自己为敌的野心家、阴谋家。 谭震林脾气急，以主持人的身份动员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发言不要有顾虑。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评饶漱石同志的问题。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少讲多少，老账新账一起算！……谁呀，谁开头一炮？” 曾山首先打破了沉默：“饶漱石同志和高岗同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是有历史根源的。据我了解，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党内，在领导班子内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上。” 曾山一开口，饶漱石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曾山是华东老资格的领导人，皖南事变后任华中局组织部长，“七大”中央委员，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掌握不少饶漱石的情况。 曾山继续说着：“关于陈毅饶漱石团结问题，我过去根本不知道。饶漱石到淮南下乡后才开始接触到。我从七师回来，饶已下乡。陈军长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才察觉这问题。我觉得赖传珠同志有意见，对陈毅饶漱石都有意见。饶回来后，我把会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我向他建议：我们离中央这样远，环境又这样困难，应该团结。当时饶漱石告诉我：你参加会议，不要讲什么，陈毅同志讲什么就让他讲……后来中央来电报，陈毅要走。我即向饶漱石讲：陈走了怎么办呢？饶漱石讲：中央要调，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蒙在鼓里，最近才知道，原来是饶漱石向中央发了电报，‘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明明要挟中央，挤走陈毅同志，却说是中央要调。这不分明是欺骗，搞两面派嘛！” 曾山话音刚落，赖传珠就接上了： “曾山同志说他感觉到我有意见，不错，我对陈毅、饶漱石两同志都有意见。大敌当前，为什么不搞好团结？为什么互相指责，都想赢得同情和支持？当然，对陈毅同志，有一些具体的意见，现在看来，纯属工作中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倒是对饶漱石同志，我的意见更大些，对他的看法也很不好。” 赖传珠是新四军参谋长，对许多问题相当知情。 “饶陈的矛盾，实质是饶漱石以小人之心对待陈毅同志，争夺个人权力。刘少奇同志临走时，曾向陈毅、饶漱石、我和黄克诚同志当面交代：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饶漱石却就是不宣布由少奇同志传达的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饶漱石这是心怀鬼胎，利用我党书记、政治委员是领导中心的一般习惯，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中心。饶牧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厉害得很哟！” 赖传珠“饶牧师”的叫法，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活跃。原来，饶漱石刚到新四军时，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活像基督教的牧师。因而在领导层中，就给他起了个“牧师”的绰号。 张云逸咳嗽了两声，人们知道他要发言了，会场顿时肃静下来。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担任过新四军代军长，德高望重，颇受人们尊重。 “饶漱石同志反对陈毅同志，手段是很卑劣的。我曾不只一次听到他煽动干部反陈毅。他还散布了许多有损陈毅同志威信的流言蜚语，说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毛主席，现在又反少奇同志。说陈毅专权，争当书记。我记得是一天晚上，在陈毅住的那间茅屋里面开始听到所谓陈毅的种种问题的。当时，我听了半天不了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对陈毅同志在江西就认识，我很佩服他。对饶漱石过去不认识，来二师解决问题，我担保绝对服从党的组织。……我当时并没有感觉陈毅有野心，一向是对陈毅有好感的。当时二师的干部和其他干部都害怕和我来往。以后，找感到陈毅处也无人来往，连同他下棋的人也没有了。那时我同陈有同感！” 说到这里，张云逸似乎有点伤感。他那时是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一师之长居然也受到孤立，回想起来确实不那么愉快。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 “饶漱石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后，挤走陈毅已成定局。关于陈毅要调走，那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大部队，我怕担负不了。记得那时饶漱石曾经打电报要我用代军长的名义。我说不要，我的名字没有陈毅同志的名字好。饶漱石轻蔑地说，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怕什么，我支持你！很明显，他是拉人打击陈毅同志。” “饶漱石同志说他是个人主义，我看这顶帽子小了点。”随后发言的是邓子恢。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 “当时我有一个印象，饶漱石对陈毅很厉害，彭雪枫、黄克诚、谭震林同志都觉得他手段很辣。”说到这里，邓子恢转向谭震林高声问道：“是不是呀，谭老板？” “没错！我们几个都感到饶漱石心狠手辣。”谭震林大声回答。 邓子恢又说： “‘黄花塘事件’后，饶漱石确实树起了他的威信，也在高级干部中造成了戒心。我在毛主席、少奇面前也敢扯乱谈的，但在饶面前就不敢随便讲话，觉得他很严肃。今天看来，他善于耍权术，手段很毒辣，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陈毅虽然没有被一棍子打死，却被打伤了。” 刘晓，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这时忍不住开了口： “我两次到黄花塘，饶漱石对我说过‘黄花塘事件’。一次是事件刚发生以后，一次是我从五师回去以后，陈毅同志已经去延安了。两次谈话中几个主要问题前后不同。第一个问题：第一次饶同我讲，主要是讲潘汉年的自由主义，说潘汉年糊涂、挑拨，这些事情主要是潘汉年的自由主义搞出来的。饶漱石讲：他对陈毅的作风问题，本来没有什么，都是潘汉年那里挑拨起来的。第二次，他同我讲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却说：主要不是对潘汉年，主要是对陈毅，因为那时对陈毅有顾虑、不能不以对潘为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解释他到乡下去的问题。第一次他讲，这个事情我不了解，我到乡下去了。军部打电话来，曾山同志和华中局其他同志要我马上赶回去。回去后，发现大家对陈毅意见很多。他这样说，好像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他说当时我到乡下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便他们这些自由主义、不正派活动能够暴露出来。前次他不晓得，后面又这样说，怎么理解呢？这只能说明他不老实，有意识地用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党内斗争的手段。第三个问题：第一次谈话，饶主要讲陈毅同志的作风问题。第二次谈话却强调不是作风问题，有很高的原则问题，这是牵扯到毛主席、中央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中央去解决，在新四军、华中局很难解决。讲到陈毅同志回不回来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主要是陈毅同志到中央去怎样解决。我摆出这些事实，是想请同志们看一看，饶漱石的人品如何，政治品质如何。” 刘晓一口气讲了这些，低头翻看了一下手中的笔记本，补充说： “还有一桩与我有关的事，顺便提一提，也可以看出饶漱石的权术。饶与我第一次谈话时，也谈到了我本人。他说，中央对你也有些误会。第二次谈话时，在前后他也讲到中央对我的误会问题，说他已经解释清楚了。” 刘晓气愤起来，质问呆坐在一边的饶漱石：“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什么？做的一些什么？” 饶漱石欠欠身子，声音低沉地回答：“我个人主义严重，思想作风不正派。” “我接着刘晓同志的发言谈一点看法。”是粟裕的声音。粟裕任过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华中野战军司令员，长期和陈毅、饶漱石共事。“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看到的很多，也有亲身经历过的。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职务的事，是中央决定的嘛，你饶漱石说了就算数？你饶漱石凭什么封官许愿？这完全是拉拢我的一种手段。而且讲过好几次，那就是要拉拢我把陈毅赶走！这种做法是不正派的，虚伪的，可耻的。” 发言的同志一个接一个，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饶漱石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不时掏出小手帕，抹去额头的汗珠。 一直闷头吸烟和记录的陈毅、此时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掐灭手中的烟蒂，放开嗓门大声说道：“苍天有眼，今天总算看到事实真相了！” 或许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陈毅端起水杯呷了口茶，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变得缓慢而低沉： “同志们就‘黄花塘事件’揭发了很多情况，为我陈毅说了不少好话、公道话，我很感动。但是，我要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倒不是想争一个官做，而是关于井冈山时代的那个斗争我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老干部包袱重，归根结底，这是我的党性不纯！我到延安以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对我是信任的。对一个干部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过什么争执就改变了看法。我这个政治家，二十年的老党员，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完全不对。所以今天看来，应该感谢黄花塘那一次斗争，对我很有好处，使我以后讲话比较慎重了一点。这就是我的教训。今天我们揭发饶漱石同志，我要先作自我批评，先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饶出了问题就放过了自己的错误。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都不能赖。” 陈毅的目光扫遍全场，最后停留在饶漱石身上：“但是，有些话，我今天还是要说明白。有些事实真相，今天也要彻底澄清。黑锅，总不能背一辈子！” 陈毅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抄件，扬了扬，声音激动起来：“就是这份电报，我到延安后，毛主席对我说，饶漱石他们发来电报告你的状，你看不看？要看就给你看，但你最好不看。我说，那我就不看。这次揭发饶漱石，中央办公厅把这份电报公开出来，我才第一次看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听陈毅这么一说，会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陈毅开始念饶漱石的电报：“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陈毅念完这段，稍作停顿，还没说什么，饶漱石就抢先承认了：“陈毅同志，对你不起，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饶漱石说“不完全”符合事实，言外之意是有一部分是事实。陈毅听了出来，但没有和他纠缠遣词造句，而是继续念道：“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要我唱红脸而自己唱白脸。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希圣、张云逸同志等）。” 当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大声插话：“这是捏造！”张云逸也提高了声音说：“这不符合事实！” 陈毅白了饶漱石一眼，继续念电报：“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待我俘韩请求他回来讨论，才回到军部。不久他又赴四师。”念到这里，陈毅恼怒得拍案而起：“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在医院还是很担心的。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饶漱石，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饶漱石被迫点点头，从喉咙里嘀咕一声：“是这个样子。” 陈毅缓缓地坐下，拿着电报念下去：“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秘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并限期警告潘的活动连起来了（原电文如此），请他设法制止。” 念完这一段，陈毅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批驳开来： “饶的下乡，是他说的为了调查么？饶下乡回来后，和我谈话的态度，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声色俱厉，深深得意。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这是饶的诡计。现在有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诱人上钩。十年来我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陈毅抓起电报继续念道，“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分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全是正确的。” 饶漱石电报中所说的潘汉年，当时正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开座谈会时，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 陈毅念完这段，气愤地看了饶漱石一眼，说： “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我今天还要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苏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和他讲反毛反刘的问题呢？相反，你们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我做红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作白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说话随便。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的头上。表面上打潘，但是暗地里打在我的头上。” 陈毅习惯地抹了抹下巴，冲着饶漱石责问：“电报说在医院里跟潘汉年密谈。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难道密谈还要找一个记录？” 饶漱石红着脸，一声不吭。 陈毅停下不说了，他目光炯炯地盯着饶漱石，等饶回答。 半晌，饶漱石结结巴巴地答复：“……我还是认为陈毅同志对潘汉年没有严格制止。至于支持潘汉年嘛……不能那么说。陈潘在医院里密谈，是我的推测。……我下乡调查，是有意让事态扩大，以便发动对陈毅的斗争。” 陈毅盯着电报看了一眼，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好一个无愧！饶漱石同志，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大言不惭地说德方面无愧，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么样？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陈毅说完，饶漱石倒吸了一口凉气。 座谈会自始至终开得气氛紧张、严肃，但又是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中间有插话，有提问，有对质，饶漱石也有辩解甚至反驳。 2月23日，座谈会安排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手里拿一份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头也不抬地一口气念了下来。中间，他几次停下来掏出手帕，揩去额头冒出的细密的汗珠。 他的检讨是这样的： 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 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 够彻底的，现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 中地进行检讨： 第一，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 所犯的错误：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深 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 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 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 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 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 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从党的利益 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 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 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 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 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 （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 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 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 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清楚，则陈 毅同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可是当时我却 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陈对党史上某些问题的误会，夸大为原则性的错误， 而对之进行斗争。因此，一方面使得一些坚决拥护中央路线、拥护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的干部，对陈发生错觉，逐渐与陈疏远而靠到我这一边；另一 方面，个别了解党内历史的同志（例如潘汉年同志），则同情陈的处境， 而对我校为不满，并进行了小广播。这时，如果我能根据党内斗争的正确 原则行事，召集各方面有意见的同志，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冷静分析， 找出不团结的根源和弄清责任所在，然后以同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进行批 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原来对陈毅同志有误会的同志，也可能消除了误会； 原来散布小广播的人也可能停止了广播；我同陈毅同志不协调的问题，也 可能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使事态扩大了。因此， 如果当时有些同志由于受到我的错误的影响，而多少犯了一点错误的话， 其责任完全在我，今天不能责备他们，我更不能藉口当时他们帮过我的腔， 而把一部分错误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三）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采用了某些党外斗争的方 法到党内来。当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协调之后，我却离开机关， 下乡作调查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我是避开这个斗争，实际上变成有意听 任由于我和陈毅同志的不协调而产生的混乱状态发展和扩大。然后我才从 乡下回来，并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打击的方法来对付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 志，使他们两人陷于孤立。 （四）在斗争陈毅同志的过程中，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不 老实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主要表现在：我为此事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上，有 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电报中有一句所谓“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 地方玩三个月”，我怀疑电文有误，现在还正在查核发报原文中）；在给 中央的电报里我不仅对自己没有只字的自我批评，而且把事件的责任全部 推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身上；同时，在电报中又向中央暗示，陈毅 同志有调离华东之必要。我对中央不老实的态度又表现在：当着华中局、 军分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由于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电报给中央控告陈毅同志 的时候，我本来对他们这些电报是同意他们照原文发出的。但我又在另外 一份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赖等电文有些过火的地方，我也不便禁阻和修改 他。”我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就是增加了中央当 时对陈毅同志的误会；第二是由于我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使得一些当时受 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五）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 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作了 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 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 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 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 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 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 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 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 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 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 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这 说明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已发展到如何严重 的地步！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 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 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 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 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 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 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 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 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 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 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 损失。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我 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 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 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 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 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 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 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 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一 错误还毫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 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第二，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一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 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 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 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局商量后再作决定。 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 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 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 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 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作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 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 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 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 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 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 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 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 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 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 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 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 我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 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 度。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 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 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 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 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 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 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 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 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 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 “五反”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 感华东特别是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 华东对“三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 知道中央拟派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 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作了种 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 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否 因为我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 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 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 安；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 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 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 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 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已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 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 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 的情况。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主席隔壁。 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 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 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 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 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 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 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 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 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 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 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 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的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 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 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 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 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 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 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 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 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 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 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 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 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 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 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 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 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 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 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 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 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 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 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 的主观，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 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 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 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 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 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 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 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 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 讨如下：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 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 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 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 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 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 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 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 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 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 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 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 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 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 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 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 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权为不满，并 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 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 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 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 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 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 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 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 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 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 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 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 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 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 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 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 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 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 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 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 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 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 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 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 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 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 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 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 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 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 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 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 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 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 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 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 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 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 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 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 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 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 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 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 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作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 作会议开的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 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 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 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 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 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 权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 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 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 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 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 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 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 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 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 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 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 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 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 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 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 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 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 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 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 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 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 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 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 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 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 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 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 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 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 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 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 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 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 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 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 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 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 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 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 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 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 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 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 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 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 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 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 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 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 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 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 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 复检讨。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 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 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 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 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 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 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 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 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 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 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一 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受 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 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 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 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 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 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苦的白 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 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 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 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一 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我自 己感觉多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由于我自 以为多年来工作有了成绩，更由于我自以为一向未犯过大错误，从未受过 党的处分，因此在我到根据地工作的后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的这几年 当中，我就冲昏了头脑，逐渐滋长起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严重地自 以为是，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 人作用，忽视集体领导；强调个人威信，计较个人得失；终至堕落到资产 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知醒悟。 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起草《增强党 内团结的决议》的建议，并对当前进行危害党的团结的同志提出批评和警 告，而这些批评和警告又主要是针对高岗同志和我而发出的。当时我听了 毛主席的这番批评和警告，竟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四中全会开会前数 日，少奇同志正式通知，要我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并说明中央关于增 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有所指，其中所指之一即是我。这时我才大吃一 惊，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警觉，而转入沉痛的反省，并在反省过程中和 同志们耐心帮助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错误感觉如此 迟钝，觉悟如此迟缓，其原因除了我在四中全会检讨中已提到的对自己错 误缺乏自觉性之外，还由于我错误地认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关 于我在组织部闹不团结的事件，我已作过检讨并经中央审查解决，而没有 体会中央当时对我那么宽容，主要是为了等待我自己觉悟。这是特别值得 我在今后警惕和猛省的。 我现在痛心地发现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它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 我深切地了解，如果我对自己的错误不立即“悬崖勒马”而放任其继续发 展下去的话，其危险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这些天来，对自己的错误愈是深入挖掘一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 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 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 产党员的称号。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 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 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 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 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 消我现在一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 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作更多有益的工作。 饶漱石冗长的检讨念完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没精打采地坐下来，等待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发落。 邓小平同陈毅、谭震林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宣布陈毅发言。陈毅清了清嗓子，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起来： 关于饶漱石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已把主要问题讲了。因为在高岗 问题的座谈会上，我没有发言，我想一并在这里发表以下的意见。 饶漱石同志在党内是很负责任的高级干部，近十二年来在党内外声望 很高。检查他到解放区十二年来的工作，就看出他原来是一个在党内制造 矛盾、进行挑拨离间、谋取权位、便利私图、两面三刀的彻头彻尾的伪君 子。今天戳穿了这个伪君子，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胜利。如果不把这个伪 君子戳穿，让他继续作阴谋活动，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饶漱石同志不是 老老实实、诚心诚意地为党工作的。近十二年来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是 正常的，但他这个正常，只是为了达到他向上爬的目的。饶漱石同志采取 了彻头彻尾的伪装方法，迷惑了一部分人，企图使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向党来一个突然袭击。这种伪装的危险性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必须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饶漱石同志是一面进行教育、一面 进行考察的。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有关工作关系的争 论问题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上，毛主席对饶漱石同志这个人 就看出他的做法有破绽。有人说：“高岗、饶漱石这样大的干部，这么大 的问题竟事先毫无察觉。”我认为这个话是不对的。昨天在高岗问题的座 谈会上，就有许多同志回忆起毛主席在几年前就问过：“难道高岗这个同 志没有缺点？”这就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高岗早就一面进行教育、一面 进行考察的。大家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风格，历来对犯错误的同 志均常常耐心地等待同志的觉悟。毛主席常常讲戒骄戒躁，反对骄傲自满、 功臣自居。前年“三反”之后，去年又来一个新“三反”，这证明在政治 上是很有预见的，也就是向他们敲警钟。我认为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图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手上翻筋斗，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 图对党进行突然袭击，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就是像饶漱石这样善于伪装、 阴险叵测的伪君子，不管他伪装得如何精巧，今天也终于被党识破了！ 关于黄花塘问题，这是饶漱石同志到解放区以后的第一次大显身手。 他的计谋是要把我赶走，满足他争夺权位的个人欲望。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但同时也把他的本质暴露了。党中央、毛主席和许多干部都看到他把党外 手段用在党内很不妥当，大家当时不讲，是为了考察他让他自觉改正。这 就是教训所有野心家，党当时不解决你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发觉，而是给 你一个回头反省的机会。当然，在黄花塘争论前，我是有缺点的，其本质 就是当时我在处理党与个人的关系上，要求党按照我的标准办事，因而对 中央派饶漱石来华中充当领导表示不满，这完全是错误的。我到延安参加 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件事是谅解的。我自己也取 得了教训，十多年来比较小心谨慎。所以，饶漱石今天反党、反中央扯不 到我身上；我和高岗也很熟，他的反党活动也扯不到我身上。但饶漱石却 毫无悔悟，在黄花塘用党外手段进行党内斗争，满足其个人争夺权位的欲 望，以为党中央和广大干部不知道，以后，变本加厉继续使用这一套，到 今天的总暴露有其必然性，是毫不足怪的！ 关于在山东反黎玉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暴露了饶漱石抹煞历史、 吹嘘自己的丑恶本质。反黎玉斗争，是先从罗荣桓等同志开始的，他们首 先发现了黎玉的山头主义，并和他进行了斗争。以后我到山东，罗即与我 谈过黎玉问题，我继续协同舒同、张云逸等同志和黎玉进行了斗争，并且 请示中央。当时在中央批示下为了等待黎玉的觉悟，故对黎玉的问题未公 开揭露。我们应指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前后对黎玉问题的处理是正确 的。但问题是，饶漱石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报告反黎玉斗争时，完全抹煞 了前两段的历史，而说是他个人如何发现、如何组织斗争、如何处理，完 全说成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大谈其成功经验。这完全暴露了他有意抹 煞历史、吹嘘自己、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 对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命的问题，饶漱石的检讨是不够的。据我 看，他不仅是有意在窃取大权，而且是有意提高自己的地位，要把自己的 权力和威望超过各大区党的负责同志，显示饶漱石比他们高一点，因为其 它中央局的书记没有兼军政委员会的主席，而他要兼，且非兼不可。这就 是说，他已感到华东局面太小，华东局面已无用武之地，把文章做到中央 去。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毫不推辞，志在必得？这一点不承认，就不能 自圆其说，仍就是想蒙混过关。 当然，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的大暴露，还是从全国 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一段。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各同志 亲自处理的，是各大区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在一起揭露的。在党的四中全会 之前， 我到饶漱石同志的家里和他谈了7个多钟头，那一次他还能够比较 诚恳地揭露自己。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 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同志的威望降低了，少奇同志跟主席关系不好，他要 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少奇同志； 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 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他是把我们的党看成派别林立，“五霸强， 七雄出”，他在中间进行投机。当时我还问他，是不是的确如此，他并不 否认。（自然这是就当时我和他谈话的主要意思是如此，并不是每一句话、 每一字均完全符合，我保证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如果饶能这样检讨， 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家安在一 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七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 竭力辩护。漱石同志，我希望你坦白承认，你不仅反对刘少奇同志，你曾 经反对过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你在西柏坡与恩来同志争吵完全 是你不对，而且态度蛮横。你平素词气之间，对朱总司令也是不尊重的。 你敢于到毛主席那里去胡闹，提出质问，这是你目无中央的胆大妄为。所 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少奇同志时你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 事实。我希望你继续作个共产党员，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检讨不接 触本质，怕触痛处，就无改正希望！ 高岗造谣来中伤少奇同志，说他对党的性质缺乏正确了解。这是完全 不对的。少奇同志对党的性质是完全了解的，而且了解很正确，可以拿他 的名著《论党》来作证明。他不仅理论上正确，主张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行动上 也是经得起检查的。少奇同志是没有宗派的，他从来不搞宗派。少奇同志 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少奇同志历来在重大关键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所 有这些，从少奇同志的言论和行动完全可以证明、而且是尽人皆知的，决 不是野心家们的造谣歪曲所能改变分毫的。恰恰只有高岗和饶漱石才是对 党的性质不了解，把党看成宗派林立，把我党看成与国民党一样，蒋、桂、 冯、阎派别分歧，只有争权夺利、投机取巧，毫无别的。如果说高岗与饶 漱石尚有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仅在于：高岗是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 饶漱石则是“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唾涎羡慕进行投机，一旦得手，下一 步再“取而代之”。高、饶两人均是大奸大恶党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人物。 只有在共产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活动才被揭露，反之，他们的阴谋会 得逞的。至于高、饶两人其活动范围，其活动方式，其破坏的程度，当然 应该进行分析，不是完全相等的，各有其特点。应该说饶较高为次，但就 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较高更为隐蔽奸巧。 饶漱石同志近十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生活刻苦，办事谨慎，工作做 得也不少，我从来不否认这些，但这必须进行分析。我认为就在这样一个 基本问题上，把党看成是自己谋取权位的工具，在党内进行政治投机，这 个基本问题一错，就什么严肃、谦逊、生活刻苦、办事谨慎、原则性强等 等，都变成了骗人的、变为谋取最高权位的可耻伪装。这一点，漱石同志 如不痛切反省，能否做一个共产党员，那要由你自己考虑了。今天我听了 漱石同志的检讨，对于黄花塘一关、军政委员会主席一关和北京休养一关， 都比较愿意承认错误。但还是不够彻底，作了很大的保留。而最抵赖的， 是从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反对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党中央 威信这一关，恰恰这是最重要的一关。破坏中央威信，也就是破坏毛主席 的威信，不是仅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党中央。你 们的战略是将党中央采取分别肢解政策，这是你们阴谋的顶峰。其性质是 从党内来一个发动，与帝国主义配合来反对党与中国人民。你们不承认这 一点，仍旧是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 最后，对于高岗、饶漱石联盟反党反中央的事件，我自己取得以下四 点教训： 第一，不要伸手。高岗、饶漱石对于最高权位很热心，经之营之，而 且要伸手，真伸了手。我对这个问题的教训是不要伸手。权位是可爱的， 最高权位尤其可爱。需不需要权位呢？反革命的权位要粉碎，而革命的权 位是需要的。党给我们以一定的工作岗位，给我们一定的事权，依靠它我 们才能为党工作。问题是接受一定工作岗位和事权要服从党的利益，不要 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而要把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处在党给 的权位上，要遵守纪律，善于控制自己，不要伸手（不在于有手无手，手 是人人皆有），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干部与人民的监督，不许可你伸手， 你伸手就注定要失败的。要善于管制自己，才不会被管制。不管制自己， 肆无忌惮，终于有被管制的那一天。你伸手，总有一天会被抓住的！党中 央是有准备的！毛主席是有准备的！结论是要伸正确之手，伸为人民服务 之手，不要伸野心家之手，不要伸投机家之手，不要作反党活动！ 第二，不要欠账。欠了账就要早还，快还，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再 来还。今天饶漱石还是不想把账还完，我很可惜。欠账要还清，还清账才 能由反党的立场转到拥护党的立场。不要怕说自己曾反对过毛主席，毛主 席不怕人家反对，他就是在各派机会主义的反对中站起来的。他也不一定 喜欢人家拥护，他曾常说万岁声中可能夹杂着不满的成分，要加警惕。饶 漱石同志应该老实承认，曾反对谁，就说是反对谁，没有反对谁，就说没 有反对谁。不要再欠这个账，欠下去，十年二十年还是要还的，“盖棺” 还有不能“论定”的例子，历史是最无情的，党领导的几万万人的眼睛看 着你，这个账怎么能赖得了呢？所以，我认为“不欠账”这句话有很大教 育意义。我希望饶漱石同志这次把账还清。 第三，历史是要对证的，做了坏事，是赖不了的。这一点，我希望饶 漱石同志一定要懂得。在延安，有一天毛主席给我讲，做一个政治家，一 定要忍耐，人家讲什么，你不要管，注意锻炼自己，纠正自己，是好是坏， 一切误会总有一天会对证清楚的。毛主席十多年前讲的话，今天想起来有 很大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十多年前神气十足、胡 乱整人的时候，你会想到十年后还要对证，历史要翻案吗？因此我更得出 深一层的教训，就是在党与人民面前，不要虚伪，要老老实实，历史终于 要出来作证的。 第四，不要有宗派情绪。不仅不要搞宗派，而且不要有宗派情绪。凡 是带宗派情绪的，就把眼睛蒙住了，就要发生错觉，就要根据错觉、根据 唯心主义来分析问题，就要犯错误。有了宗派情绪，宗派成见，就会障碍 自己认识真理，自己的错误就会发展，就会发展到最危险的方面去。 以上就是我参加这两个座谈会，听了很多负责同志的讲话，听了对证 材料之后，所得到的一点教训。我以此勉励自己，也以此奉劝高、饶两人。 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作出了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兹将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如下： 会议开了七次，第一、二、三、四次着重对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 实；第五次和第六次到会同志们发言，对饶的错误继续有许多揭发；第七 次由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两同志发言，座谈会结 束。 到会者计华东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二 十六人，第七天结束会议时，来听饶发言者计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 六人。 座谈会认真地对证与揭露了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饶对所 犯错误，常常采取抵赖态度，故事实对证十分必要。在对证事实中，饶漱 石同志采取一部承认，一部抵赖的态度。第五天和第六天在各同志发言时， 饶仍在重要关节问题上进行狡辩。 座谈会对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得有下列几项结论： 一、根据座谈会所对证的事实，说明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 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 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甲、座谈会研究了一九五三年饶漱石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 会议期间中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 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 形成反党的联盟。 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地取得更高 权位的卑鄙目的，就根据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争夺权位的丑恶思想，去歪曲 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估量某某等同志不行了，某某人行了，并根据这 种荒谬的想法，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同志 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并大事宣扬某某等同志 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而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 中的支持者。他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谁，而在 财经会议后又将斗争这个“圈圈”中的另一个谁。这些话证明了他和高岗 在一起企图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接着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就不 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捏造各种籍口，在中央组织部 内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因为他认为安子文同志就是他们所谓“圈 圈”中的一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一切横蛮办法以图达到 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利用发动这 个斗争，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并参加高岗的分裂党和夺取党 与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饶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不但事先未报告中央， 未取得中央同意，就在后经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 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 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 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 说，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 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 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 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 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 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 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乙、座谈会研究了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 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 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 明这一点。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 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 的揭露以及饶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 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 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 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 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 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 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 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 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 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 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 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 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 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 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 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 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 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 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 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毫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 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 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 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 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 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 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 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 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 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 “五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 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 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 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 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 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 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 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 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 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 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 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 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 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 确定调京工作，饶之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饶在座谈会上曾说出由于自己的怀疑，曾向中央进行试探，以后在事 实上证实中央对他确是一番好意，才放了心。座谈会又证实以后饶虽然口 称解除了对中央的怀疑，但并非有所觉悟，并未检讨自己，而是采取多种 多样的弥缝办法，来掩饰自己曾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其他大小事件，座谈会揭露很多，这里不多叙 说。 二、座谈会一致指出：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 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多年来 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 即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且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 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奇的理论，但他的基本思 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 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 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 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对中央各部门，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经常 采取抵抗和攻击的态度。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 到中央工作后，就根据自己投机取巧的思想，同阴谋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 力的高岗一道，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这就是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 家的政治本质。 三、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 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饶漱石同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各条：一、造谣挑拨，对 上欺骗，对下蒙蔽；二、对待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个人的笼络，或者加 以打击以后又加以笼络；三、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 空子；四、处心积虑，随处安放“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整人， 使人莫知所措；五、担任新职位时，即预先准备一套压服人的下马威，以 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六、对于他所不满意的人，常常制造借口加以打击， 自称为这是“接题发挥”；七、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八、伪装 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 从前述饶在一九五三年与高岗共同进行反党活动，以及一九四三年在 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一九四九年热衷于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到京休养的事件，这些关节问题来看，饶所采取的办 法，都是他一整套恶劣作风的例证。饶之种种恶劣行为不经对证，便不宜 发现，而且有时使人误认其为正人君子，在经过材料对证以后就完全暴露 了出来。座谈会一部分同志在其发言中说，他们对饶是由尊敬转到怀疑， 最后不得不引起义愤。这正是伪君子被揭露前后的自然反映。 总之，饶漱石同志确实学会了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那些最坏的争夺权 力的本领，而且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的东西搬到党内施展起来，这是座 谈会所得出的共同认识。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 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 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 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从 上述自承看来，饶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 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对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问题 虽承认较多，但有保留。对调京休养问题除了承认一部外，仍多方辩解， 不愿彻底挖根。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 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节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 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座谈会中有同志提出高岗和饶漱石为何在同时进行这样重大的反党活 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饶自己承认是“不 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 饶漱石同志犯如此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座谈会亦要求他作深 刻的反省并向中央交代。饶是否能彻底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于饶自己。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一般是采用正常的方 式来进行的，他的争取权位的活动，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饶个人过 去工作虽有其成绩，但他十年多来每到重要关节，就犯严重错误，就暴露 出他的最本质最丑恶的一面，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他的好的一面否定了。饶 如果真想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 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 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 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 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 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只有如此，才使党能够不断进步，保证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过渡时期的伟 大历史任务。 邓小平 陈毅 谭震林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仔细看了，于3月12日作了批示：“此件送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 饶漱石和高岗一样，也被停止一切职务，隔离审查了。 早春江南的清晨，别有一番诗情画意。空气清新，大地翠绿，薄薄的晨雾如同美女西施身上所披的一层轻纱，清脆的鸟叫声带来缕缕欢乐。加上这里是太湖之滨，平静的湖面明镜一般，更显得温柔、妩媚。 毛泽东从下榻的太湖疗养院的房间里走出来，一眼就看到陈毅已经在门外等候了。毛泽东大声说：“陈毅同志，早哇！” 陈毅大步迎上来，爽朗地说：“主席，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哪！” 陈毅引用的是毛泽东一首诗中的两句，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 “太湖观日出，好看么？”毛泽东问。 “非常壮观。据有人评论，不亚于岱顶观日出呢。”陈毅回答。 “那好，今天就开开眼界喽。”毛泽东轻松地说。 晨曦中，陈毅陪伴毛泽东漫步向湖边的一座小山峦走去。 毛泽东是头天在南巡中到达无锡的。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他闻讯立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并建议毛泽东次日清晨早起到湖边观看日出。 毛泽东和陈毅爬上小山峦，立在一块大石头上，极目向东望去。但见东海方向先是一片乳白，慢慢地亮丽起来，随后出现了一抹朝霞。朝霞的变化很快，愈变愈浓，愈变愈灿烂，染红了半边天，整个东方呈现一派橘红色。在橘红色的天幕和碧海相连之处，天色逐渐明快起来。 “主席，太阳快要升起了。”陈毅说。 “噢，真是望眼欲穿哪！”毛泽东兴致勃勃。 这时，只见东方似乎燃烧起来，随即一轮火红的太阳，猛地从地平线上一跃而起。刚刚诞生的太阳带着新鲜感和亲切感，上升得很快。整个大地一片光辉灿烂，整个世界顿时生机盎然。 “壮观，好壮观！”陈毅拍手赞叹。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行终古不休息，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毛泽东随口念道。 陈毅听出毛泽东念的是李白的诗《日出行》，就说道：“李白的诗有气势。”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喜欢李白。” 稍顷，毛泽东又吟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陈毅笑盈盈地听着毛泽东的吟诵，待毛泽东吟完上阙，他来了情绪，忍不住接着吟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陈毅吟完，冲着毛泽东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朗声大笑。 毛泽东和陈毅共同吟诵的，是白居易的《望江南》。两人都好诗，又都是诗人，此刻触景生情，日下论诗，自然十分悦意。 毛泽东用手向东南方向一指，说：“是啊，最忆是杭州。我在杭州休息了两个半月，住出感情来了。” 陈毅说：“哪里是休息哟，您在杭州搞了一部宪法，指导开展了反对高饶的斗争，休息怕是徒有其名。我建议主席在无锡多住些日子，来个名副其实的休息。我好好陪一陪主席。” 毛泽东一面掉头往回走，一面说：“怕是不行喽。宪法的事，回京后政治局要研究。高饶的事，少奇也数次来电要同我当面谈。你的地主之谊，我心领就是了。” 陈毅面露遗憾之色：“主席难得来华东一次，我也好久没有陪同主席了。” 毛泽东大手一挥：“这次不行了，下一次吧！早餐后，我们两个再好好谈一谈。” 早餐后毛泽东和陈毅的谈话，是在十分融洽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毛泽东的谈话听起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实际上主线分明，始终围绕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哲学上的现象和本质来展开。 毛泽东说：“老陈啊，好久没有聊聊了，很想念啊。去年12月你到京开会，我们聊过几次，至今也3个月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隔了90个‘三秋’，还不把人想死了？” 陈毅哈哈地笑着说：“主席太忙了。” 毛泽东说：“这就是矛盾。忙与闲是一对矛盾，想聊的主观愿望和能聊的客观现实是一对矛盾。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中，也充满着矛盾。像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工人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但这些矛盾，又不是均衡的。” 陈毅插话说：“不是半斤八两。” 毛泽东点点头：“对，不是等量齐观的。矛盾有主次之分，有对抗性非对抗性之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并没有因共产党夺得政权而消失。你说是不是呀？” 陈毅说：“是这样。当前限制与反限制，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点，我记得主席去年说过。” 毛泽东继续说：“不仅如此。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看来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高岗、饶漱石的出现就是证明。七届四中全会开得很好，解决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也开得很好，座谈会的文件我都批过了。中央的精神正在传达，你听到的反映怎么样啊？” 陈毅汇报说：“四中全会和两个座谈会后，10天前，也就是3月4日，我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2000余名高、中级干部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我讲了7个小时，揭发了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哈哈大笑：“一口气讲7个小时，大学教授的水平。” 陈毅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汇报： “华东局的安排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四中全会结束后即将会议内容分头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简要传达。这一步已经搞完。第二步，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作传达报告。这一步正在进行。第三步转入联系实际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个传达教育，准备到4月底5月初结束。从目前听到的反映是，高岗、饶漱石是党内的蛀虫。是两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他们的分裂活动和阴谋活动，对党危害极大。不揭露他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不过，也有人感到震惊、说想不到。” 毛泽东静静地听罢，说：“你们的安排很好。人们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从哲学上讲，叫做螺旋式上升。震惊，说明思想准备不足，应震而不惊才是。出了高饶，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嘛，正常的事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看这个——” 毛泽东说着，从案头取过一份文件，递给陈毅。陈毅接过来一看，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会公报，宣布把进行分裂活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新德意志报》总编辑海恩斯塔特和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蔡塞尔二人开除出党，并对在反对海恩斯塔特——蔡塞尔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犯了原则错误的其他三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给予严重警告和警告的处分。陈毅默默地看完，望着毛泽东，听毛泽东发表评论。 毛泽东指指文件，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内并不太平啊！说不定，将来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要转到共产党内部来哩。” 陈毅眉头紧蹙，聚精会神地听着。 “我们党内出了高饶，一点小乱子。我们不孤立啊，至少，有德国党同我们做伴嘛。依我看，不只我们两家，其他党也会出这种事，包括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正视着陈毅。 陈毅使劲点点头：“我信。” “出了分裂分子，党就不团结了，就分裂了？恐怕不能那样看。那是现象，不反映本质。像饶漱石，给人的印象是谨小慎微，但这个现象没有反映他的本质。现象和本质也是一对矛盾。一般来说，现象是反映本质的，但有时候，现象不能反映本质。假象就不能反映本质，或者说，假象是本质的一种歪曲的反映。所以，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一种本领，进行党内斗争，必须学会这种本领。” 说到这里，毛泽东严肃起来：“陈毅同志，我告诉你，暴露了的，被抓住狐狸尾巴的，是高饶。他们有野心，向党伸手。但你认为高饶是孤立的吗？伸手岂止高饶，岂止高饶哟！” 陈毅不由得一惊。 毛泽东随即放缓和了口气：“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党内的团结和稳定，什么时候都是要注意的。” 陈毅若有所思，他有点走神。此时，他的脑海里闪过几个诗的句子，他来了灵感，想作一首诗。 “主席，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陈毅猛地想起一件事。 “哦？”毛泽东一听很感兴趣。 “在京时，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去招待所看了我。少奇同志说：‘陈毅同志，过去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我犯了糊涂，看错了饶漱石。人家把机关枪都架到我脖子上了，我还不知道。’” 毛泽东露出满意的笑容：“少奇负荆请罪呢。” 陈毅激动地说：“多年的误会终于消除了，这比什么都宝贵啊！” 毛泽东抓过香烟，递给陈毅一支，自己点燃一支。在喷云吐雾之中，两人的谈笑声显得更加无拘无束、融洽投机了。 全党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和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精神是由各个中央局分头进行的。东北和华东自然是重点。华东有陈毅在，饶漱石控制得不那么严，相比之下，东北就让高岗把持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了。为此，中央派周恩来和罗瑞卿到东北，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会议精神。 周恩来和罗瑞卿是3月25日到达沈阳的。他们在沈阳呆了两天。周恩来作了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经走上了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教育，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大大提高了觉悟，坚 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 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决议和报 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对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尤其 是给了特别沉重的教训。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 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 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 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此次会议在中央的密切指导和关怀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罪恶。会议表现了在对高岗及其同盟者 饶漱石的反党罪行的斗争上的一致性和团结性，并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表现了高度的信任与拥护。会议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 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 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 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会议并严肃地、尖锐地揭发 和批判了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提高了 大家的政治警惕。与会同志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 一切恶劣影响，并将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 事业的重大损失，建立和健全党的正常生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巩 固和提高中央威信，当作我们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会议认为东北地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于 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努力，基本上执 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由于地区解放较早、原来的工农业基础较好、 中央派来的干部较多、中央对于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给了许多的便利，并 动员了全国力量首先在东北进行巨大的建设工作、以及苏联的大量援助— —这一系列的优越的条件，因而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在许多工作和具体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和错误，特别是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东北局对 于高岗的罪恶活动的发展是有重大的责任的。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高岗的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 和阴谋，蓄意已久。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 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障碍，便 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同志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 央的领导，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他在担任东北局书记期间，即有计划 地散布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采取两面派的手法， 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造谣挑拨，破坏 党的团结，利用东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当 成他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的政治资本。他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 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把东北局摆在和党中央相对立的地位。他 在实际上否认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用所谓“东北特殊 论”与“东北先进论”来和中央竞争领导的地位，有意地不着重宣传东北 工作的成绩是由于执行中央路线的结果，同时还利用某些“左”的词句迷 惑一些党的干部，以求掩饰他的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实质。高岗制造 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所谓“军党论”的荒谬言论，企图藉此来分裂全党干 部的团结从而实现他分裂党的阴谋。高岗并在中苏及中朝的关系上，播弄 是非，进行不利于中苏及中朝团结的阴谋活动。至于高岗私生活的极端堕 落腐化，则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会议认为高岗这一切阴谋分裂 党、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高岗 这种罪恶活动是党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对于高岗 问题加以严肃的处置。 会议认为东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非法活动，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 同志的言论，对于他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失掉了 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报告。在高岗的影响下， 东北局的不少同志往往错误地强调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往往夸大东北地区 在支援抗美援朝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功绩，往往在工作中缺乏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中央报喜不报忧，甚至以各种藉口抵制中央的检查和批评，对中 央的某些政策采取不忠实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干部与群众中，不注意 宣传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中央的威 信，不注意宣传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提倡个人崇拜，替高岗个人捧场吹 嘘，捏造高岗个人的功劳，包庇高岗的错误，对于高岗那种腐化生活的大 量事实熟视无睹。东北局有些同志或者对于高岗有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但也没有在实际上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或报告中央。会议认为东北局没有 负起中央代表机关的责任，有负中央的委托。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 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诬蔑 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制造党内不和，实 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接受 高岗的策动，接受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这些反党的 观念，在实际上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时，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 岗吹嘘装潢，包庇他的错误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 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 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 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的不可容许的错误。会议指出， 这些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和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必须继续进行深刻检讨，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动，脱离原来宗派的立场， 把宗派活动的情况向党彻底交代，以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会 犯更大的错误。 会议同时指出：东北局及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中还有一些在高岗问题上 犯有个别错误或部分错误的同志也必须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次会议 上，有的同志已开始认识并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值得欢迎的。 （三）会议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及广大的 干部、党员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因此，能够保证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基本 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但是，高岗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 风，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有着相当广泛的 影响。当然，他们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受影响是部分的， 有的受影响则有较多的方面。受高岗的直接影响与一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东北地区有不少干部对于高岗的恶劣的思 想作风和腐化行为，内心是有抵抗和厌恶的，但是没有积极采取严肃的态 度去加以揭发和进行必要的斗争，这却是错误的。 高岗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所造成的影 响，主要的表现，例如：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骄傲情绪，忽视东北地区 工作的成绩是因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和有了如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优越的条 件，受了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蒙蔽，自以为先进， 自以为正确，自以为一切工作都比其他地区好，忽视中央的领导，既不虚 心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也不认真去研究、总结和不断提高本地区、本部 门各种工作的经验，不愿意正视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喜欢人家奉 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错误地夸大个人作用，忽视党的工作和党的 集体领导，不强调党在各种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和监督的作用；无组织无纪 律的现象颇为严重；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很不开展；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相当普遍的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党内生活 很不正常，有浓厚的不问政治的倾向，原则空气稀薄，以及铺张浪费现象， 均没有受到党组织严格的批评和斗争；更严重的是有的高级干部竟然抄袭 高岗在东北局所使用的那一套而用在他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实行按 照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去从事改造那里的党的组织。这一切的 倾向和现象都是很危险的。会议对于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进行了初步 的检讨和批判，认为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证明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在东北是有它的市场的，必须引起东北地区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充 分的警惕，并必须认真地及时地克服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 （四）会议认为全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本着 此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揭发高岗的罪恶，粉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 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全区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从高岗的事件中吸 取教训：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军党论”的荒谬论点必须肃清。派 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一切骄傲情绪、自由 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以及崇拜个人的思想和宣传都应受到严格的批 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及其腐化生活对党的侵蚀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 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贯彻，党 纪国法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发展， 压制批评及对批评人实行打击报复者必须严厉制裁。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 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党性的 锻炼必须加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 会议坚信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坚决贯彻七 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组织的战斗性， 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勇前进。 会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多年来受高岗的把持，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曾经 积极地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因此请求中央考虑改组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以整顿和严肃党的纪律，维护 党的统一和团结，并从而改进党的工作。 继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之后，华东地区也召开会议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所不同的是，华东最后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并主席： 四中全会结束后，谭震林同志即将会议内容及高岗、饶漱石问题分头 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及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了简要传达。稍 后，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又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 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报 告（现已传达到一般县级及部分区级党员干部）。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 南京召开了江苏、安徽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对两个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领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查。军区会议上并 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 导的严重错误，帮助了王集成、张震东、聂凤智等同志进一步认识自己的 错误。为了更好地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华东局于四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 了扩大会议（出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 部六十人），除了认真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 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着重检查了华东局的领导。会议开始时， 陈毅、谭震林、舒同三同志均作了自我检讨，并要求大会给以严格批评。 后因多数委员建议，改为先开委员会进行批评（出席委员十七人，另吸收 九个非委员同志参加，共开了五天，到会同志全部发了言）。接着又开大 会，继续开展批评。会议是成功的，对于肃清高、饶的影响，增进华东党 内团结和改进华东局的领导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兹将此次会议情况报告如 下： 一、对四中全会精神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认识及教训 （一）到会同志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一致拥护，对高、饶反党联盟，企 图夺取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表示无限愤慨；认为党能及时 地、果决地对高、饶罪恶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再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领导的英明和党的坚强有力；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揭露，不但不是党的 削弱，而且是党进一步加强的表现。会议认为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的决议，是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党 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党赖以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 靠保证。 （二）会议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本身情 况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高、饶反党活动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也决没 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符合于阶 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高、饶反党活动不发生在过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的 年代里，而发生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表 明今天的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阶级敌人所用以进行斗争的 手段也日趋阴险和毒辣。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系，从 饶的历史材料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彻底查清的必要。 但会议认为：不论实际上有无联系，就接受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说，这 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一切反党分子，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但在其作为 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党，执行其反动任务这一基本点上，均殊途 同归，毫无二致。抓住这一政治本质来组织对反党集团的反击，才能予以 致命打击，保卫党的利益。如果把高、饶问题仅仅看成是党外问题，反会 把问题简单化，妨碍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使我们不 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三）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 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很多干部开始听到饶漱 石搞反党阴谋，权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传达了中央批转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同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和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后，认识即 迅速转变；再回忆过去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后，就进一步认清了 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质，表示极端愤慨和鄙视。这 完全说明任何欺骗与伪装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表明党中 央和毛主席具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广大干部无限的热爱和信任。会议认为： 不估计到饶漱石在华东影响，不去认真地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是 不对的；但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高、饶反党活动揭 露后，少数同志怀疑为什么过去那样提拔他们、信任他们？现在又这样揭 露，是否斗争过火，不教而诛？其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揭露事实 未加详叙，就是因为听报告未完全领会，或由于思想固定化，不经酝酿转 不过来。因此会议指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才能使全党真 正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会议认为：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 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做 不仅有利于肃清饶漱石在华东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加提高干部的政治嗅觉 和政治观察力。会议在这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阴 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 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 弄了许多阴谋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待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 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 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 硬装有经验，为了藏拙，不惜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在很 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 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 办，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 则，使干部的积极性长期不能发挥；对中央和主席在表面上是尊重的，但 在实质上他不仅不认真地研究与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与抗拒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中央各部门极不 尊重甚至公开诋毁；常在干部面前贬低其他大区的经验，反过来又剽窃其 他大区的经验来标榜自己。所有这些都表明饶漱石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 阴谋家，不仅在重大关节问题上“伸手”，即便在日常工作中也暴露了他 不少的“马脚”。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 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 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有：（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 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 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 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 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 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 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 影响的， 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2）从上述错误 思想出发，他在城市工作方面，违背了党的二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这一点以上海表现得最明显。在上海接管初期， 强调稳重，采取暂时维持原状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饶片面地夸大了上 海的特殊性，认为上海应该比其他地区落后一步，把中央“稳步前进”的 方针歪曲为“稳步不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 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 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 均无权处理。因而上海接管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作出任何较有成效 的改革工作，一直到中央提出工厂民主改革的方针后，他仍表现动摇犹豫， 最后被迫进行，却极奸滑地以“民主团结”的口号去代替“民主改革”的 口号，企图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得上海的工业改造较其它 地区推迟了一年至二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 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 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 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 约束， 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 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 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 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 的错误做法， 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 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 “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 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 展开不久， 就草率收兵。（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 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 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 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 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5）关于 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 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 没有完成， 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 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 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 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 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 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 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 因。 （四）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 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 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 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 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 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 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 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 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 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 重要原因。会议中不少同志都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会议认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应该从饶漱石问题中检查自己，吸取应得的教 训；但同时也指出：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印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查什 么“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什么“小饶漱石”等，因为 那样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 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漱石 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 市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检查。 （五）华东干部与高岗接触不多，他去年来上海、南京、杭州时，也 曾有过若干活动，但方式较隐蔽。会议批判了“高岗在华东没有影响，我 们只揭露饶漱石就够了”的说法。因为高岗是此次反党联盟的主帅，事后 又“向党开枪”，罪行尤为严重，所以对他的揭发丝毫不能放松。高、饶 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罪行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 有完整地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才能完整地领会四中全会决 议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揭露伪君子、阴谋家的 本领。 二、对华东局领导及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检查和批评 在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加上华东局主要负责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 诚恳态度，高度发挥了到会同志的责任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真正做到了有问题就“和盘托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事先 规定了大家只对华东局领导及三个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因而力量集中， 收效很大。不论是小会或大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坦白、中肯的，批评内容 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批评虽有误解或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之处， 但态度也是诚恳的、善意的。三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些批评表示诚恳接受。 到会同志一致对华东局各领导同志虚心检讨和接受批评的精神表示满意， 认为华东局像这样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各 级党委作了一次极好的示范。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某些由于 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打破和减少了顾虑，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 解和信任，为今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相互帮助，增强团结，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这是会议最大、最宝贵的收获。 会议认为：自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有了显著的改进，主 要表现在四方面： （1）改正了饶在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重 视了放手发动群众； （2） 改变了饶漱石空谈原则， 不解决实际问题和 “马后炮”的投机性的领导作风，能将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给下面以比较适时的、 具体的指导；（3）对各省市和华东各部门的工作 是放手的、支持的，出了毛病华东局能够首先挑担子，因此，各地区和各 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较前有了提高； （4）华东局本身开始纠正了个人包办 倾向，处理问题有讨论有互相批评。但这一段的领导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 个别错误： （一）华东局对中央规定的方针路线是坚决贯彻的，没有任何抗拒现 象，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维护的，但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还不 够高，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曾经在背后有过不恰当的批评。 对中央各部门一般也是尊重的，但有要求过高、帮助不够的缺点，有时还 表现不够虚心；去年反分散主义时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起“闸门”作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中有片面和过分之处，这是我们要负责的。 对各大区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还存在着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忽视学习 其它大区经验的自满情绪。 （二）华东局本身基本上是团结的，华东局的集体领导也比过去有明 显的改进，如增加了委员，扩大了委员会的机构，一般重大问题能够经过 会议决定等。但各同志之间还有若干顾虑；领导同志高价征求批评不够； 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健全，一揽子会开得多而委员会开得少；在这些会议上 有意识地、有准备地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不够，领导同志常常过早地发表 肯定性的意见，使其他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少数人或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重大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处理上，听取各方意见和慎 重研究不够，以至颁发的某些指示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中还有粗而不精之 处。 （三）华东局与分局及各省市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存在 着情况不够了解与上下通气不够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华东局和各省市委 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去解决，但还做得不够。这就使得相互之间不能更好 地展开批评和帮助，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下之间的团结。 会议认为陈毅、谭震林、舒同三个同志的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他 们是能够胜任地领导华东全部工作的，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在改进当中，除 了同意三个同志的自我检讨外， 并着重指出了他们的下列缺点：（1）陈 毅同志：在对饶漱石的斗争中顾虑太多，没有更早向中央揭发；能抓大问 题，但对有关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主动接近干部 和倾听干部的意见不够。 （2）谭震林同志：一定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思 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尚未完全克服；决定问题急躁粗糙；讲话不注意场合、 分寸， 冲口而出，引起不少同志对他的误解。（3）舒同同志：斗争性不 够强；工作上稳重有余，创造不够；作风上有些事务主义。 会议讨论了改进华东局领导，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办法，认为除了切实 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精神，严格遵守六条规定外，必 须健全常委会、委员会等会议制度，改进会议的组织工作；初步确定委员 会每年系统地开展一次到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一月 或两月检查一次，以便经常取得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群众的监督；此次会 议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记录人手一册，作为“座右铭”；并注意健全各 部委工作机构，建立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制度，以求从组织上保证具体领导 的实现。 三、关于各省市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问题 我们认为除应认真学习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揭露高、饶阴谋，肃清 其影响外，基本上应采用华东局此次会议的办法，强调联系实际，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各省市委的领导，以求解决各省市委有关团结 和集体领导中的突出问题。但鉴于各地情况不一，干部水平又参差不齐， 故在贯彻中应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饶问题的传达将会更加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但 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在传达时，一方面要说明这是 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强调党的光荣、伟大、 正确，说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饶的阴谋，乃是我党的又一次伟大的胜 利，只要认真贯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充分接受高、饶事件的教训，就 一定会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减少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的可能，即使再有发生，也一定能更迅速地予以揭发和制止。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民主一定要发扬，特别是领导干 部一定要高价征求批评，任何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偏向必须坚决反对。 但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又必须根据各地历史情况和现存问 题，按照不同对象，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务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 评能够达到加深了解、加深信任、加强团结的目的。华东局及各省市党委 均应有意识地选择若干重点单位，加强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领导和给以具体 帮助，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 （三）对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地进行批评，不要过早解释；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必须加 强思想领导，善于启发引导，使思想斗争保持正常的发展，尤其是在做结 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划清一般性的错误与特殊性的错误的界限；划 清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与高、饶类型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界限；划清按照正 常组织原则进行批评建议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划清一般的自由主义与流言 蜚语、挑拨离间的界限；划清正确的“关闸门”和“过滤”作用与无组织 无纪律、不尊重上级的界限；划清一般的分散倾向和“独立王国”的界限； 划清发扬地方积极性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界限等等，并注意区别各项 表现的程度，掌握批评的分寸，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注意防止因为反 对“迷信”而走到不信任领导；因为强调集体领导而闹成“群龙无首”； 因为发扬民主而使负责人不敢大胆负责地处理问题等倾向。 （四）华东局离开各部门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反 映下面情况，作出具体建议。关于任务分配、工作总结、经费开支、干部 升降或调遣等，一般都是经过各助理部门的第一步考虑，华东局根据这些 考虑再作决定，因此华东局领导的成绩是与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会议 指出：华东各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很多成绩的，但存在着片面 性、急躁性，不深入了解实情，政策性不够强，计划与文件的制定不够精 等项缺点。华东局在今后应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与掌握，不要仓促间决定 问题，在决定问题前应多与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交换意见，这样才不致贸 然决定问题，造成错误或被动。会议认为“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领 导与各部门的关系，各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阶段中极大的政治问题，正确地安排与掌握这些关系，把这些关系处 理得很好，是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艺术，高、饶的阴谋特点之一就 是利用这些关系中的某些空隙来破坏党内团结，进行反党活动。党的回答 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放任、不偏听、互相尊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 达到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为目的。 （五）高岗、饶漱石长期担负领导工作，曾给许多工作、许多干部作 过结论，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完全对的，也有些是完全错误的。现 在揭露了他们的错误，一定会有一些人要求翻案。会议认为对这些问题必 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有人提出来即必须受理，并切实弄清情况，实事求 是地加以处理，但不应一般去发动大家翻案，以免造成混乱，妨碍当前工 作。饶漱石走后华东局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结论，特别是对干部的处分，也 应按此精神处理。 会议全部记录已另行整理上报。 以上妥否，请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华东局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 到5月底，全党普遍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两个显赫一时的人物，一下子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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