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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将身子埋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他眯缝着双眼，看起来是悠闲地闭目养神，其实是在想他的心事。 近半年来，高岗处于管制之中。他原来的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全撤换了，中央要他反省、交代自己反党的问题，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写检查交代，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在院子里散散步。要不就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工作人员端来晚餐，放到桌子上，说：“用餐吧。” 高岗没有理睬。工作人员再次提醒他用餐，他微微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胃口。我头痛得厉害，夜里睡不着，你去医生那里，给我取几片安眠药来。” 工作人员望了他一眼，点点头，转身出去了。高岗在身后又叮嘱说：“多取几片，少了不管用！” 高岗感到四肢无力，头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他在沙发里动动身子，变换了个姿势，不多时，他慢慢感到舒服多了，脑袋也不怎么痛了。 恍惚中，过去几十年的往事杂乱无章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说不上是做梦，也说不上是回忆，他的思维处于一种迷离状态，他的精神已近崩溃。 突然，他的脑海里倏忽现出了刘志丹的影子，他一惊：“你，你怎么来了？” 刘志丹嘲笑道：“高岗哪，想不到你做到这么大的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不得了啊！” 高岗慌忙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全靠刘总指挥栽培。” 刘志丹变了脸色：“我栽培什么？你当年临阵脱逃，我悔不该毙了你！” 高岗又慌忙辩解说：“我没有……我是被绑架的。再说，我今天这番处境，跟死了也差不多了。” 高岗和刘志丹所说的，是1932年陕甘游击队时的一桩往事。当年，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是刘志丹，游击队的领导组织是中共队委会。游击队下辖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是刘志丹兼任，五支队队长是阎红彦，高岗是三支队二大队政委。在攻打临真镇的战斗中，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二大队也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当敌人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 刘志丹冷笑一声：“高岗，既然你狡辩，你和阎红彦对质去吧！” 此时，高岗又神差鬼使地回忆起和阎红彦的关系。似乎阎红彦听刘志丹这么一说，就出现在高岗面前了。 阎红彦出言不逊：“高岗，高大麻子，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我早就料定你小子有今天！” 高岗知道自己早已失了往日的威风，于是赔笑道：“红彦，都是自己兄弟，何必看笑话，落井下石呢。” 阎红彦怒目相对：“说得好听！还记得延安整风时的事吗？那时你不是要把我往井里推吗？” 高岗当然记得当年那一幕。 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上，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正在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 阎红彦毫不客气地当即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两人争吵了一夜，高岗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说阎红彦有野心，要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 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时。陕北一些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该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肖劲光反映过，这是完全正常的，也符合组织原则，但并没有组织陕北师。高岗以此诬陷阎红彦，并未得逞。 召开“七大”时，阎红彦被选为代表，想不到高岗竟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会后，阎红彦还是把高岗的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作了反映，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接着，他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更加怀恨在心，在1945年7月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阎红彦指着高岗怒斥：“你有野心，分裂党。你陷害同志，作恶多端，你不得好死！” 高岗闻言，浑身一颤。他烦躁地在沙发上扭了一下身子，又再度陷于恍惚之中。 一个熟悉的湖北口音从背后传来：“老高啊，高岗同志，还好么？” 高岗忙一回头，林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他身边。他想站起来迎接，但腿说啥也不听使唤。林彪倒也随和，摆摆手：“莫动，莫动。礼越多，情越疏。自己人嘛，哪来那么多的礼节。” “林总，多日不见了，还好吗？” “马马虎虎。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高岗突然流出泪来：“林总啊，快救救我吧！” 林彪故意不解地惊问：“老高，你这是怎么啦？” 高岗带着哭腔道：“林总啊，他们说我分裂党，搞阴谋活动，说我有野心，和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软禁起来了。” 林彪“哦”了一声，漫不经心地教训高岗：“分裂党，有野心，当然是不允许的啦。你也是老党员了，怎么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呢？” 高岗有点吃惊：“林总，你怎么也这样说？去年我到杭州看你，同你谈过的，你不是都赞成的吗？你不是说，你是全力支持我的吗？” 林彪顿时变了颜色：“高岗，我警告你，可不能信口开河，疯狗一样乱咬！这两年我身体不好，一直在养病，党内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去年你去我那里，我还批评过你。怎么，你倒忘记了？” 高岗一下子明白了，林彪是在洗刷自己。他恨恨地想，你林彪倒泥鳅一样滑，但你跑不了！你从杭州写给我的信就攥在我手中，那是你知情、支持我的铁证。 “林总，你可以说自己不知情，但你给我的信……”高岗慢条斯理地欲言又止。 “我正是为此而来。”林彪一听，声音放柔和了，“把信退给我吧。” “林总的墨宝，我得留个纪念哪！”高岗狡猾地说。 “你……”林彪被噎了一下。 “林总，我们互相帮助一下吧。你到主席那里去给我说句话，我不把信扩散出去。”高岗开出了价码。 林彪沉吟半晌，正色道： “别白日做梦了！我要遵守党的决议，和你划清界限，绝不搞政治交易！信嘛，我不怕你扩散。你高岗也不想想，凭那封信，就能把我林彪打倒？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若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相信你是不会把信扩散出去的。你要是扩散出去，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也就告吹了，彻底地告吹了！” “林总，难道你就不计后果吗？”高岗气急败坏。 “哈哈哈哈……”林彪的笑声十分吓人，“你好糊涂哇！该计后果的是你高岗，而不是我林彪！” 高岗神经质地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随即，他咬了咬牙，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想不到连林彪都如此。真是仕途多艰，人心难测啊！” 被斥骂、被羞辱、被抛弃的感觉，强烈地袭上心头。高岗觉得额头发湿，一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工作人员出现在他面前，手中拿着他要的安眠药。 高岗接过药，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神情。 从台上到台下，从天上明星到跌落谷底，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从被人前呼后拥到被人耻笑管制，如此巨大的反差，是高岗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感到人生已经没有了意义，与其让人耻笑地活着，不如痛痛快快地死去。“一了百了”，他第一次自杀时的念头，又出现了。 高岗的思想，一直处在一种跳荡起伏之中，很不稳定。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经过组织上的批评帮助，他对问题有所认识，曾一度打消了自毁的念头。他想，自己眼下虽然栽了大跟头，但政治前途总不至于一团漆黑，一点出路也没有吧？他的估计是，保住原有的地位可能有些难了，但总会给个位子，总要有所安排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那时公布政府的组成，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就明朗了。因此，最近一些日子，他十分注意看报。他虽然被管制，但《人民日报》还是有的看的。 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1954年6月14日，中央政府举行第30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宪法草案。 从8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各地选出人大代表的消息。有时一天登一地的消息，有时一天登数地的消息。高岗双目如鹰，贪婪地咀嚼着这些消息，希图从中发现什么，嗅出什么。 8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部队选出徐向前、傅钟、王震等5人为人大代表的消息。 8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东北军区选出罗荣桓、肖华、周桓、周士第等6人为人大代表的消息。 8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沈阳、抚顺选出林枫、万毅、黄欧东、焦若愚等25人为人大代表的消息。 高岗看报，最留心的是上述与他有关的地区的消息。因为他还拿不准中央把他放在哪里选代表。他作了多种揣测：有可能把他放在东北，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都可以理解，因为他是东北党政军的一把手。放在军队嘛，当然也可以，他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而放在中央、国家机关或北京市呢，也都顺理成章，因为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高岗拿着报纸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说，他连个人大代表都不是了！堂堂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竟然连个代表都当不上，这不说明自己彻底完了吗？！到这个时候，高岗最终完全地绝望了。各地人大代表一旦选举完毕，接下去就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了。与其到时候接受羞辱，不如干脆逃避的好，现在就逃避。眼不见，心不烦。他再一次想到了死，并下定了死的决心。他感到自己搞了一辈子政治，当政治彻底抛弃他的时候，活着已没有什么意思，他也该告别这个肮脏的政治舞台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世界了。他是个性格刚烈、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咽不下被整倒，被抛弃这口气。他还想以死来向世上表明，他高岗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子，宁肯选择死，也不躺下装熊，不向刘少奇、周恩来屈服。 心情郁闷、神情恍惚的高岗，像往常一样，熄灯的时候，把门锁死，把窗帘拉严。他特意看了看日历，8月17日。这是一个他精心选择的日子，他第一次自杀，就是半年前的今天。多有纪念意义啊！他阴森地笑了。他从容地到洗漱间洗了脸，梳了头，拉开衣柜，从中取出一套干净衣服，穿戴得整整齐齐。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大把安眠药，一口气吞下肚去。服药之后，他平静地躺到了床上，连皮鞋都没有脱。 安眠药是他攒了许多日子的，足足一把。他估计能够解决问题。他早就有心走这条路了。 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准备休息，叶子龙风风火火地进来报告：“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 “哦？”毛泽东一怔。 “刚才总理来电话，说他和彭德怀先去看现场，详细情况等一会儿再报告。” “人死了么？”毛泽东问。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杀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药，正在检查。” 毛泽东不再提问，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么？”叶子龙问。 “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黯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唉，最终还是怪他。”叶子龙叹息道。 毛泽东轻轻摇了摇头，沉思片刻，交代说：“检查结果一出来，迅速告我。另外，告诉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 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就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发去了通报。通报是这样说的：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这样，高岗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肉体上，终于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高岗自杀后不到一个月，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13人为副委员长。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名，通过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0人为副总理。 人大开过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和全国党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首先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他在讲到高饶问题时说：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发生。” 会议的第一天，继陈云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之后，邓小平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做关于高岗、饶 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一） 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彻底粉碎了高 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 个新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在一九二七年，党进 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并在以后清除了这些分子，从而能够在 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胜利地展开了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的斗 争。在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从而 能够胜利地完成伟大的长征，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 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 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分子和张国焘在党内进行的破坏活动反映了当 时在党外的阶级敌人对党的凶恶的进攻。历史经验证明，党如果不能同这 些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清除出去，党和革命就会一败涂地。 我们的党能够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叛徒和投降分子，所以我们的党就能够 通过那样险恶的环境而胜利前进。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的两个时候有根本的区别。革 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 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大家知道，随 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 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 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 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 党。 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地包围着我们，时刻企 图颠覆我们的国家。美帝国主义不但占领着日本和南朝鲜，不但纠合了所 谓东南亚集团，不但破坏着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且还同他的走狗蒋介石卖 国集团盘踞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积极准备向我国大陆直接发动侵略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所指挥的反革命特务活动随着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一天天加紧。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 们虽然还可能并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 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削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 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 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 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 实力，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一种不能忽视的武器，那 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 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 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 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 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 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 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 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 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 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 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 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 然的。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 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 标志和纲领。究竟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 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 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所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 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 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 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 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 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毫无原则 的阴谋集切。很明显，我们党决不能容许任何人进行这种阴谋活动，因为 只要容许这种阴谋活动，就等于取消了党的一切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就 等于党的灭亡。 试问，企图用阴谋的方法来夺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和党的 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爱国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丝毫相同之处呢？这不是 适应着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需要又是适应着什么人的需要 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远不是一时地和在个别问题 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 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 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战斗司 令部。如果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阴谋家和叛徒的手里，如果这个战斗司令部 从内部瓦解和腐烂，其结果当然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只能是资 本主义的胜利，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 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 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旬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这以 前，即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到十二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 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中央书记处认定这种活动不简单是个别共 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中阶级斗争尖锐化在我 们党内的反映。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建议起 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 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 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 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 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 底的击破。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 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用统一和 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 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 围，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健全和统一，战斗力更强，而这正是我 国人民能够战胜内外敌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最根本 的保证。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 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今后 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个 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二）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呢？党中央对他们的 阴谋活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 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 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这时，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 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 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 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这两个会 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按照中央 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 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的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次会议实现了这些 任务。但高岗却利用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 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 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 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 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投机分子饶漱石也就在这时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 中央。当然，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最终目的，中央当时还不完全了 解，但是中央已经注意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态度不正常的地方，及时地 纠正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次会议得到 了良好的结果。 但是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 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 有系统的造谣和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他 在这次“周游”中大量地散布他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 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 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 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 计划。 在同一个时期，高岗的合作者饶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为中心进行新的阴谋活动。饶漱石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向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发动蛮横无理的所谓“斗争”，然后又在九十月间 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展开了直接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反对党 中央的斗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在发 言中向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后来查明， 张秀山的这个发言，是高岗反党宗派久已准备好了的。他在这个煽惑性的 发言中夸大过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错误，诬蔑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敌我 不分”、“右倾思想”，并且用了极其恶劣的指桑骂槐的手段把攻击的锋 芒指向刘少奇同志。原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赖可可同志在山东分局代理书记 向明授意下的发言，也在整党问题上向中央攻击。饶漱石因为这些发言起 了反对中央的作用，表示极为满意和兴奋。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刘少 奇同志和反对党中央。 中央为了制止饶漱石、张秀山等人的分裂活动，同时为了尽可能使他 们认识到党的团结的重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全体 代表特别强调了全党团结的意义，并要求他们负责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 传达中央的这一指示。当时中央虽然还没有了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 全部阴谋，但是中央的措施却打破了这些反党分子利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反对中央的计划。事后，高岗的追随者张秀山向人表示：“组织会议没有 解决问题，时机尚不成熟，需要等待。” 这些可耻的阴谋家在这个时候仍旧丝毫不知悔悟，仍旧以为他们在从 财经工作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卑鄙活动能使他们不久以后得 到他们所想得到的果实。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以后，自以为他的反中 央宣传能够收效，更积极地更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活动，以至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 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 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 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 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书记处 在高岗、饶漱石以外的全体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致支持之下坚决地制止了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一九五四 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选举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 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 实。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三同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报告， 这个发言和这个报告都已经为中央政治局所审查和批准。在无可抵赖的事 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会还在开始 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遂，但是 他仍末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再一 次自杀结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饶漱石在座谈会上做了初步的检讨，但对 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企图避重就轻，实现 抵赖，在座谈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间，饶漱石虽然作出了书面检讨， 承认了一些别人已经揭露的事实，但还有许多重要的关键避而未提，并且 还不断地企图抵赖，向党反攻。 在四中全会以后，全党讨论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央政治局并把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首先向全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又向全体 党员、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 各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团员在研究了四中全会决议，听了中央政治局关 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传达以后，都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并且大大提高了对国内外敌 人阴谋破坏的警惕性，大大加深了对增强党的团结的认识。在中央政治局 领导下，一九五四年四月由中央东北局召集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进一步揭露了高岗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反党活动，同月召集的中央华东局扩 大会议、五月召集的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六月召集的上海市党代表会 议和八月召集的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揭露了饶漱石和他的追随者前山 东分局代书记向明的反党活动。在向全党公布高岗、饶漱石的罪行以后继 续揭发出来的材料，特别是在上述几个会议中揭发的材料，充分地暴露了 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丑恶本质。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有系 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 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 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 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 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 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 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 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 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 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 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 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 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 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对于像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这样的全党公认的领导者，高岗有什 么理由可以反对呢？除了造谣诬蔑以外，当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高岗捏 造材料，歪曲事实，硬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犯 过这样那样的所谓错误，在暗中向许多同志传播。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损害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威信。但是只要把这些流言蜚语拿 到太阳光底下一看，恰恰证实了高岗本人的反党、分裂党的罪恶和企图篡 党的阴谋。 高岗蓄意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并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 要夺取领导权力，他要铲除在他夺取权力的道路上的障碍。为达到这种卑 鄙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任何人，不管姓张姓李，只要足以妨害他实现 他的野心，就会成为他造谣诬蔑和攻击的对象。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理的，所以他从来不在 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 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 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 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所有这一套正是阴谋家的惯技 和特征。 特别显著地表明高岗反党活动的反党性质的，就是高岗所散布的“军 党论”的荒谬思想。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 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 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 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说党中央和 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他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彻 底改组，由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很明显地，这 完全是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的领导地位而捏造出来的海外奇谈。谁都知道， 我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所创造和组织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完全新型的军队。在这 一点上，在我们党内和军队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疑问的。我们的党是统一 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当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据地和军队的 党”和“白区的党”的区分，而整个人民解放军和军队中的党组织，从来 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高岗的这一套反党的荒谬理论表明，他的 活动已经不限于对中央若干负责同志的诬蔑，而是公然地诬蔑我们的党， 诬蔑我们党的历史，诬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而是妄想在军队中散播反对 中央的影响，妄想按照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 党。 为了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 心，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 他要把某某提成中央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 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 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 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 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九五二年高岗被调到中央 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在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 他不能实际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 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 殊”、“东北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 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指示和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 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像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 区，倒是他们在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 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高岗对于 中央各机关对东北地区工作的检查和批评，一贯采取仇视和对抗的态度， 并且禁止东北的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高岗在中央决定他到 北京来工作的时候，竟向人说这是“调虎离山”。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 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 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阁”。 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 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 高岗的这种反党的反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是有历史根源的。根据揭 发出来的事实，高岗在陕甘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他在那个时 期的活动已经开始表现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高岗在遇到困难、 危险和个人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曾多次表现对革命消极怠工和动摇。很长 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就是腐化的，而在进入城市以后，他更采用各种卑 鄙方法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高岗在道德 上的极端堕落正是他在政治上完全蜕化的表现。 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也不是偶然的。根据揭发出 来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到，饶漱石多年来就是一个阴谋家和骗子手。可以说， 虚伪是饶漱石的特长。他满脑子都是卑鄙解放的个人主义打算，但他竭力 伪装成“很有原则性”。他经常装着是小心谨慎地实行中央指示，实际上 却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歪曲中央的方针政策而贩运资产阶级私货；他经常装 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实际上完全是靠说谎吹牛，投机取巧过日子。 饶漱石在党内经常用剥削阶级的权术进行打击和拉拢以达到他的个人 主义目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饶漱石就为了争夺新四军中 的领导权力而用欺骗手段发动反对陈毅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斗争。他常说他 对待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的手段是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谓“先 小人”就是找个机会给对方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对方；所谓“后 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一九五三年，他在 中央组织部内毫无理由地打击安子文同志也正是想推行这种手段。这是一 种什么手段？如果不是阴谋家而是诚诚恳恳地为党工作，当然绝对不会使 用这种通行在剥削阶级政治活动中的卑鄙手段。 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对中央的监督采取抵抗态度。他常常用上海 情况“特殊”、华东情况“特殊”、“中央的某一些工作部门不就是中央” 等等理由来对抗中央各工作部门对华东工作的领导与批评。他在华东党组 织内破坏集体领导，竭力树立他个人的威信。为了便于独揽华东地区的大 权，他在一九四九年用欺上蒙下的手段为自己博得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的职位。他直接指挥着若干在上海市工作的已经为他“制服”了的人，以 控制上海市的许多重要工作，这样就使上海市委实际上几乎失去了一级党 委的作用。饶漱石就是这样地来造成在华东和上海市由他个人独断专行的 状况。 正因为饶漱石是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而把持了华东和上海的工作，并 在工作中贩运资产阶级私货，所以在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因他有病决定他到 北京养病的时候，他就表现了严重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并且害怕他的错误 会被发现，他曾故意装疯而向毛泽东同志吵闹，试探中央是否还对他信任。 同高岗一样，他把中央调他到北京工作看作“调虎离山”，因而怨恨中央。 由于他同高岗一样都是野心家，所以当他按照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观点估 计高岗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阴谋将要成功的时候，他就赶快挺身而出，担 负起为高岗打先锋的任务，以免在他们的反党联盟瓜分“斗争果实”的时 候陷于落后和不利的地位。这样，他就把他伪君子的面具完全揭破，暴露 出他的阴谋家和投机家的本来面目了。 饶漱石对上实行割据、抗拒批评监督，对下实行家长统治、破坏集体 领导的作法，在饶漱石的追随者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身上也有同样的 表现。向明曾用种种方法公开打击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到 山东的工作组，并且在山东分局建立了家长式的个人统治，借口反分散主 义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在饶漱石和高岗结成了反党联 盟并向中央发动进攻以后，向明积极支持了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内和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动的旨在反对中央的斗争，甚至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 全会以后，向明仍旧掩护和支持饶漱石的错误。物以类聚，为了反对党，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就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站在一起。 （三）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 党内使用了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而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 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中央的领导。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 制组织起来的，任何党员对于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经过党 的组织提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并不公开提出自己的路线政策 来反对中央，而只是背着党的组织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 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 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他们在这个人面前主张拥护这个反 对那个，而在那个人面前又主张拥护那个反对这个。说到末了，他们所追 求的就是自己取得权力，只要有利于取得权力，他们的面貌是可以任意变 化的。 党和人民决不能够信任阴谋家，因为阴谋家是毫无原则的。他们的行 为只决定于他们夺取权力的利害打算。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 把自己装成为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 有朝一日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了，认为反对共产主义是对他们有利的了， 他们就可以站在共产主义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高岗和饶漱石的 行为就是这样的。 当然，阴谋家总会替自己吹嘘，说他们怎样正确，怎样有本领，怎样 有功劳。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这样，这对党和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 个暂时在表面上说得正确做得正确的阴谋家，不过是更善于掩护自己，因 而对党和人民更加危险罢了。 其次，阴谋家这样的吹嘘照例都是说谎的。如果不说谎，不装出一副 易于骗人的面孔，这算什么阴谋家呢？ 让我们看看高岗和饶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们在工作中，虽然力 求掩饰自己的面貌，还不敢公开地有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来 代替党的路线和纲领，但是他们的反党的资产阶级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一九四 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 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 错误十分严重突出。 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 “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一九四七年 十二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 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 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 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都用“左”的 借口来加以抵抗。 但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了他 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生产合 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 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高岗最初本是反对出兵援朝的，而且当敌人在一 九五○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北犯的时候，他简直仓皇失措起来，立即不顾 一切地动员疏散。朝鲜战争发展中他的多次发言记录表明，他对战争实际 上毫无定见。在朝中方面取得胜利战果的时候，他冲昏头脑，吹嘘“立即 解放全朝鲜”；而在战局僵持时，他又强调困难，作出悲观估计。这种情 形正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突出表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 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 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 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 整党建党问题的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 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 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 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 一长制的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 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 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的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 上的错误的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的这种错误，在城市工作、农 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一九 五二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 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他经 常强调上海工人复杂，借口“怕乱”，不敢从斗争中发动和组织工人，不 敢放手让群众起来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 很大的损失。 而在另一方面， 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权力让步，甚至在 “五反” 运动初期， 他仍然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 “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 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并且不认真执行党的 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方针，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 捕和所谓“以特制特”。他曾经主张所谓“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 部”。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后，饶漱石虽经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在 上海主持了一次对反革命的大逮捕，但又借口“人心恐慌”、“妨碍生产”， 很快停止了群众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饶漱石在农村工作中也是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 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 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 冷淡。他认为土改后党在农村中，不应再依靠贫雇农，以免影响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使大家不敢向富农方向发展。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 石右倾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的谬论，在许多方面 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 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 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 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他在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反对互助合作的方针，而认为应当依靠富农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 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向明的投降主义 路线在整党和统购粮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严重，并招致了显著的恶果。 他用“反对孤立整党”的名义抵抗中央的整党方针，拒绝向党员进行系统 的共产主义教育，听任农村党组织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发展，这在实际 上就是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我们的党。他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所采取的 方针，是对富农强调教育协商，而用强制办法来迫使农村基本群众卖粮。 这很明显地保护富农利益而打击基本群众的政策，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农 村秩序，损坏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当然，应当指出，在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 高度的威信，由于中央的指示直接下达到省市，由于广大干部基本上执行 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一切工作总的说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针前进的，还 是有很大成绩的。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错误或迟或早地都受到了 中央的纠正。他们用走私方式进行的反党活动，虽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 恶劣影响，但终究不能抵消掉绝大多数对党忠诚的同志的努力。但是高岗、 饶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正确，而且贪天之功，企图 把这些地区的全部工作成绩都归于自己，要别人相信他们是“一贯正确的”， “能力很强”的。这就是漫天大谎了。 必须认识，任何共产党员都不应当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区或某一 部门的工作成绩看作他们个人的劳动，因为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如果不 依靠党中央和党的上级的领导，不依靠党组织的集体智慧，不依靠其他地 区和其他部门的工作的配合，不依靠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 就必然会一事无成。因此，把个人作用摆在集体之上的这种错误观点，是 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岗、 饶漱石还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用表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用阴 谋家的惯技故意制造他们本领高强的神话，尽力掩盖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 拿东北的工作来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 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 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一九四五年到一 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 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同志 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 骤以保证东北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 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在 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 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 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 那么东北地区的成绩还应当比现在更大些。但是高岗却把东北地区的工作 成绩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劳和资本。同样，饶漱石也善于自我吹嘘，冒充本 领高强。例如一九四七年在山东的反对黎玉同志的错误是当时在山东的许 多负责同志一起领导进行的斗争，但在问题解决以后，饶漱石向中央作报 告的时候，却把功劳全部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 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冒充有学问，有本领，冒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的 功劳——这就是阴谋家高岗、饶漱石所吹嘘的“能力强”的真相！ （四） 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党所需要的党员和干部是“懂得马克思列宁 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 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 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 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 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应当说， 我们党内的一切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就是这样的。党正是依靠他们取得了我 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 国而奋斗。 但是正当我们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 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 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严重危险的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 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 动，不惜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一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作 赌博，能够是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 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而进行讨论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已深刻地认识到这 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比较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 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 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 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 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 本主义因素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 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 那一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 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 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 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 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 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 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也有一些党员曾经这样想，我们党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党，所以在我们 的党内不应当发生反党的野心家。这种想法也会妨害他们对高岗、饶漱石 反党联盟的正确认识。要知道，就一方面说来，我们的党既然还处于复杂 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同党外的各种社会力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认 为党内不会产生任何叛徒或蜕化分子，那是不合乎实际的。就另一方面说 来，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 领导之下，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反党分子才不敢公开提出自 己的反党的纲领，而只能进行无原则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也由于同样的原 因，任何反党分子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也不能从根 本上伤害我们的党，相反的，我们的党能够顺利地彻底地揭发和战胜他们 的阴谋。这正表明我们的党是能够在任何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面前取得胜 利的，这正是我们的党的伟大和光荣的证明。 还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 误，还不能看做是反党的活动。当然，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 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 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 质上比较不重要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 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 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 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 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 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 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前一种情况，还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呢？ 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 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 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 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 （五） 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 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消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 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议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 撤消了他们的原有职务。 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党应当从这一次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 争中取得深刻的教训。 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就是我们从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中 所应该取得的基本教训。全党必须充分认识，无论就国际条件还是就国内 条件看，我们现在正处于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四中全会决议 中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 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全党特别是党的 高级干部必须严格地遵守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各项规定，为不断增强党 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 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 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 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 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 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 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直接违反党的纪律、 危害党的统一的，因此必然是反党的。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 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 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必然有害于 党的团结，而有利于反党分子的活动。 四中全会决议中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 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 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 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 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 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 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的现象 就会为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 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些野心家不可能 进行隐藏的反党活动。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看到骄傲和自满情绪和个人崇 拜思想的危害性。高岗、饶漱石之流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 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 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他们又努力把自己装成神圣的偶像，制造对他们的 盲目崇拜。凡是骄傲自满和提倡个人崇拜的人都必然否认群众的力量和智 慧，否认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必然把个人放在群众. 之上和组织之上， 而这样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和失败。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 拜习气的地方，党的原则性就会薄弱起来，以至完全消失。全党同志，特 别是全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鼓励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 但同时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最负责的党 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自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 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 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 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各级党委还不都是认真地执行着集体 领导的制度，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各个组织特别是高级组 织的监督还不是经常和严格的，这些就成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可 以利用的空隙，以至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能明了真 相。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 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一定的党的工 作部门监督一定的国家工作部门的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 部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制度，以保证任何党员都在党的监督下面做工作。同 时，必须迅速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查和处理 党员中的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同一切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 分子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这一类严重危害 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 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 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 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而正确 地鉴别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以便发扬共产主 义的东西，而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 思想的影响。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 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 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 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 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 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由于排除了自己身体内 部的腐朽的因素而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将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团结，并且更有力地团结全 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把我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事业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会议对邓小平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除分组讨论外，全体会议的讨论进行了8天，100人作了大会发言。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在会议上作了重点发言。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他就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和八大会议，讲了意见。 在讲到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时，毛泽东说：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 立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 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 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 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 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 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 高岗的心腹郭峰去做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 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 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 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 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 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 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 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 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 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 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 人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 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 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 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 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 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 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 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 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 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 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 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 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 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 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 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 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 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 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 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 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 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 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当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 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 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 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 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 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 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 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 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 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 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 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 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 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 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 人，认为无足轻重，观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 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 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 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 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 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 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 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 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 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 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 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 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 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 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 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 以为关系大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 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 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 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 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 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 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 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 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 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 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 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 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 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 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 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 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 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 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 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 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 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 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 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 这些都是坏人。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 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 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 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 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 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 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 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 逊。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 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多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 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 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 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 以不必。俗话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 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 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 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 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 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 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 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 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 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 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 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毛泽东作过结论性讲话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决议》指出，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4天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和七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无论是从实际上，还是从组织形式上，高岗、饶漱石都彻底地被清除出党。他们是完完全全地灭亡了。 现在，该介绍一下高饶事件中主要当事人后来的情况和命运了。 毛泽东——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高饶事件中最终最权威的决策者和裁判者。高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没有流露过对毛泽东的不满，他们也从没有敢把矛头对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直到去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打倒高饶的必要性。只是，他没有料到高岗会自杀身亡。为此他感到可惜和遗憾。 查档案资料，毛泽东在1953年12月10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还有高岗的名字，到22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高岗的名字就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以后的20余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过高饶事件。 1956年11月158，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讲到“里通外国”问题时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斗争，二帮助，使他有一条出路。“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 1959年庐山会议上，8月16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回顾历史讲团结，多次讲到高饶。他谈了王明的狭隘，随即谈到高、饶：“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有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及高烧事件。16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南巡，部署解决林彪问题。在南巡讲话中，他把党内大的路线斗争归结为十次，把反对高饶反党联盟归结为第七次路线斗争。“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一直肯定他所领导的反对高饶的斗争。尽管当年高岗、饶漱石所要打倒的刘少奇最终也被他所打倒了。 刘少奇—— 作为高岗、饶漱石所极力反对的人物，刘少奇的威信曾一度受损。但是，随着高饶的倒台，刘少奇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后来，刘少奇果然如高岗所说搞起了“议会”。在1954年9月高岗自杀身亡一个月后，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之后，刘少奇的地位和受毛泽东信任的程度不断上升。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毋庸置疑的二号人物。虽然“七大”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当时他还排名第三，他前面还有朱德。“八大”后，党内的排名成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19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这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他的委员长一职由朱德接任。这样，刘少奇就和毛泽东并驾齐驱地做起了“主席”。之后，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 这样，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在回答蒙哥马利的提问时明确指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不过是把党内人所共知的事实公诸世界罢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当年高岗、饶漱石攻击刘少奇的罪名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竟又成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炮弹。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11月12日，以加强战备为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的刘少奇在冰冷凄惨的气氛中溘然去世。直到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才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的决议。那已经是1980年2月的事了。 周恩来—— 同刘少奇一样，周恩来也是高岗、饶漱石极力要打倒的人物。然而与刘少奇不同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被打倒。 高岗想取代周恩来任部长会议主席，亦即总理，不但没有得逞，在以后的23年里，周恩来始终没有离开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在世界范围内，就任政府首脑前后凡26年，时间之长，地位相对之稳，周恩来是第一人。 周恩来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比任何人都坚决。这不但是因为周恩来曾被高饶视为仇敌，更因为高、饶的所作所为令周恩来所深恶痛绝。1960年7月，周恩来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的做法，特别赏识高岗，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看成是一个整体来做工作，而是把高岗特殊化。”周恩来这话当然有其确凿的根据。比如，1949年7月，高岗跟随刘少奇访苏，苏方全部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甚至斯大林还向刘少奇建议苏联接华的3亿美元贷款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斯大林的理由是：“由于你们访苏是秘密的，可以公开高岗，不要公开刘少奇。”与此同时，高岗则极力靠拢斯大林，向斯大林献媚邀宠。有一次，斯大林问刘少奇：“我们的海军可否去青岛访问？”没等刘少奇作出反应，高岗就急忙回答：“苏军不仅可去访问，而且整个山东半岛也可驻兵。”斯大林对高岗的满意，可想而知。 大约高饶破坏党内团结的教训给周恩来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毕生都在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有时甚至到了忍辱负重，不得不违心地说话办事的地步。高饶事件之后，在党内接二连三发生意见分歧、冲突和斗争的情况下，有几次周恩来也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甚至一度岌岌可危，然而他最终都能安全过关。个中原因，除了他的才能、处世艺术之外，就是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了。他是真正的拥戴毛泽东，真正的没有个人野心，只想当第二小提琴手的有威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云—— 陈云在高饶事件中起了证人和揭发人的作用。由于陈云和高岗一样，都是政治局委员，又由于两人在解放战争中是黑土地上的战友，彼此熟悉。感情不错，因而高岗才敢于在陈云面前直言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并说出“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的话来。但是，高岗低估了陈云的原则性，高估了他和陈云的交情。结果，陈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陈云的原则性和斗争性，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露高岗之后，又派陈云到杭州，向林彪传达中央精神，做林彪的工作。毛泽东让陈云转告林彪：“不要再支持高岗了，否则，我们就和你决裂！”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听了陈云的意见，至少，再没有公开支持高岗。 揭露高岗、饶漱石后，陈云在党内的地位上升了。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评价甚高。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确增设了4名副主席，陈云排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党中央副主席。 在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上，陈云均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以善理财、善管经济而著称。但是，在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陈云和毛泽东几次意见相左，被毛泽东视为“右”。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错误批判，虽未彻底打倒，但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等于靠边站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邓小平—— 完全可以说，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邓小平的政治敏锐性和党内斗争才干，是他调到中央工作后的首次重要显现。邓小平将高岗和他正式谈判，要他和高岗联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正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问题。在解决高饶的过程中，尽管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毛泽东还是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参与了解决高饶的许多重大活动，如同高饶谈话，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等。 高饶倒台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了两个重要职务，一个是填补任弼时逝世后留下的空缺，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另一个是取代饶漱石，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宣布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1955年党代表会议之后即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同林彪一道，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成为一颗新的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当年高岗是竭力反对刘少奇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恐怕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两年后担任总书记的，竟然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罪名仅次于刘少奇，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毛泽东始终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又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发生尖锐斗争，经毛泽东批准，再次被打倒。直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领导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才于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领导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陈毅—— 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对于陈毅个人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它决定了陈毅后半生的命运。 陈毅长期和饶漱石对立，由此引起刘少奇对陈毅有误会，又由于陈毅历史上确实与毛泽东有过冲突、矛盾，加上饶漱石的挑拨，陈毅和毛泽东之间总有那么一点不和谐。揭露了饶漱石后，压抑、纠缠陈毅十年之久的公案，终于大白于全党了。陈毅放下了一个大包袱。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陈毅表现得十分成熟。他一方面坚决地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又不忘作自我批评，防止给人以自己“一贯正确”的印象和感觉。他的几次发言，包括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屡屡表扬。1954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又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叙谈。毛泽东拿出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记录稿，称赞此文言之有理，概括正确，有理论味，同时也指点几处欠妥帖。毛泽东说全文他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陈毅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多年有志于此，当勉力去做。陈毅琢磨毛泽东的话，试探着要求最好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毛泽东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听了陈毅的要求，摇了摇头，说不要去搞学院工作，希望今冬与谭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1954年9月，陈毅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仍兼任上海市长。 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陈毅特地把自己的发言稿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指正。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三十多年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毛泽东收到陈毅的发言稿和信后，认真审阅了发言稿，第二天即复信陈毅：“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二十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此后，陈毅的党内外职位不断上升。 1956年党的“八大”后，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兼任外交部长，成为著名的“元帅外交家”。 以陈毅的历史和性格，他躲不过“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他不畏权势，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一度被打倒。1969年党的“九大”上，仅为中央委员，成了靠边站的人物。陈毅于1972年1月6日病逝，可堪告慰的是，他目睹了林彪的垮台，对林彪进行了揭发，并在临终前听到了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指示，他曾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对陈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也是毛泽东对同陈毅的关系最后的评价。 彭德怀—— 在高饶事件中，彭德怀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地。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抗美援朝中高岗的配合较好，彭德怀赏识高岗的工作才干和泼辣作风。因此，当彭德怀1951年10月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彭德怀还曾到毛泽东那里举荐高岗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对刘少奇、周恩来又确实有些意见，在高岗、饶漱石暗中策划反刘、反周的时候，彭德怀也到毛泽东那里谈了对刘、周的意见，客观上和高岗有了共同之处。这就使得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一度处于被动。1954年1月下旬，邓小平向彭德怀谈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活动，引起了彭德怀的反思。在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彭德怀就高饶反党问题发言，检查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受高岗迷惑的错误。 但另一方面，彭德怀又确实不了解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而且彭德怀也是从根本上反对分裂党、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这就使得彭德怀从本质上不可能和高、饶同流合污。正直无私、襟怀坦荡的彭德怀，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错误。1955年2月，为准备自己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办公室先后两次同身边工作人员谈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第一次，他首先谈了对高岗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党和国家变质的认识，接着回忆厂从1932年打赣州开始，直到抗美援朝各个时期中的不正确思想和认识。第二次，他谈了主要是从抗美援朝开始，直到回国以后与高岗接触和交谈的情形，并对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所作的增强党性和党的团结的决议，作了自我检查。在3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说：“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接着作自我批评说：“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播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我是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的。”“高岗的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由于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自己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西北局书记马明方依照中央指示，领导召集西北地区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就高岗问题进行座谈。会议共开了8次，到会的47人，对高岗在西北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清算。 尽管彭德怀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的阴谋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并且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多次作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但在毛泽东和有些人的心目中，仍是个“把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反“左”而给毛泽东写信，被毛泽东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猖狂进攻”之后，彭德怀和高饶关系问题的历史旧账又被翻了出来。在小组会议上，康生、贺龙、李井泉等要求彭德怀讲清和高饶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再次诚恳地检讨了在高饶事件中的问题，但并未获得通过，因而在8月12日，他痛苦地对人说：“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在批判彭德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要看环境形势。”并说当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时对彭德怀是“保护过关”。刘少奇也批判彭德怀说：“高饶事件前，你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插话：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实是两个会议的合称。先是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本意是反“左”，但彭德怀于7月14日给他写了反“左”的信，16日毛泽东批示将信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了彭德怀的信，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了反右。8月2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议程有两个：一是检查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二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说：“八届八中全会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决议”的上述判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 八届八中全会决定解除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彭德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然保留。 彭德怀被罢官一个多月后，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开始了赋闲。然而两年多后，彭德怀相对平静的生活中却又起了波澜。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报告和讲话一方面说，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另一方面又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并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这时毛泽东插了一句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彭德怀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后，气愤地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转报主席和刘少奇，申明我没有此事。”随后写出《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说刘少奇新加给自己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从2月底，彭德怀开始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申诉信，6月中旬写完，这就是著名的“八万言书”。 这封信共分5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彭德怀回忆了自己从1936年西征认识高岗，到抗美援朝前后同高岗几次来往的情况。承认自己“由于感觉迟钝和政治上的落后”，对高岗认识不清，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但“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对党忠实的态度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有点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 彭德怀的信起了作用，中共中央于1962年9月22日成立了审查委员会，主要是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彭德怀的政治待遇问题又出现了曲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中央文件照送。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什么文件也没有了。彭德怀自己说：“我现在就像是个脱党分子，组织生活也没过。但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我这个人不会开小差。”原来，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全会揭发、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形势又变得对彭德怀十分不利。但是，后来审查的结果，表明彭德怀根本没有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在高饶问题上也未发现什么新的问题。 1965年9月11日，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宣布中央决定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希望中央重新考虑任命，他想到农村搞调查，而不去三线工作，因为没有经验。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到中南海谈话，在座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毛泽东希望彭德怀到三线去，并说他诚心诚意地支持彭德怀出来工作。毛泽东还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然而，毛泽东在送别彭德怀时忽然问道：“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毛泽东的问话令彭德怀迷惑不解——为何又来了这样一个大转弯？况且并无此事。彭德怀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11月28日，彭德怀踏上了前往成都的列车。 然而，此时已经是“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6年1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私自决定，让红卫兵将“海瑞”彭德怀抓回北京。12月23日凌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6人，冲入成都永兴巷7号，劫走睡梦中的彭德怀，随即押回北京。从此，彭德怀失去了人身自由，多次被揪斗，甚至惨遭殴打。在关押中的彭德怀，多次被逼交代他和高岗的关系，他不屈服淫威，实事求是地承认他在高岗问题上的错误，有一次甚至主动向专案组谈了高岗的成绩，被斥为“为高岗翻案”。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终于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林彪—— 林彪本来是支持高岗的，和高岗来往密切。1953年10月，高岗借休假为名到杭州，和林彪多次密谈，商量中央人选名单、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林彪怕自己出面太显眼，几次派叶群代表他到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林彪和高岗两个互相吹捧，林彪吹嘘高岗政治上很强，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高岗吹嘘林彪是常胜将军，在军内外、党内外有崇高威望，可以担当重任。然而，高饶反党事件被揭发后，林彪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相反，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上升了。 如果要分析原因的话，林彪的善于伪装是重要原因。比如，1953年11月末，林彪在杭州交给高岗妻子李力群一封信，要她亲自交给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被揭露后，到1962年叶群又对高岗妻子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不让别人知道是想让高岗偷偷改了。说当年在杭州给林彪看中央人选名单，林当时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实际上，林彪、叶群的用意是害怕中央进一步追查高岗和林彪的关系，授意高岗妻子统一口径，编造情况欺骗中央。 毛泽东对林彪参与高岗的某些活动也是有所察觉的，曾派陈云到杭州专门做林彪的工作。林彪隐瞒了他和高岗共谋的许多重要情节，高岗自杀后又死无对证，加之林彪是毛泽东的一员爱将，于是中央未予深究，这样林彪便滑了过去。 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治局委员，标志着林彪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一颗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 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选为中央副主席。 1959年开庐山会议时，林彪本来有病，一开始并未参加。毛泽东下定批判彭德怀的决心后，特意请林彪上山。林彪是毛泽东搬来的“救兵”。林彪果然不负重托，批判彭德怀调子极高，不遗余力。这样，在彭德怀被打下去之后，林彪便合乎逻辑地取而代之了。 林彪上台后，大搞突出政治，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欣赏。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林彪成了毛泽东所倚重的最主要的人物。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给了林彪大显身手的机会。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即不再提及。林彪排名第二，取代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加上他原来就是副主席，不久被称为“林副主席”。这样，党的主席就成了一正一副，是为“毛林体制”。 林彪上升到顶点是在中共“九大”上。1969年4月召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林彪为惟一的副主席。林彪的名字还被写入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仅仅两年多一点，毛泽东即和林彪发生了尖锐矛盾。为设国家主席问题两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三叉戟飞机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对林彪的揭发批判中，林彪和高岗的关系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1972年6月6日专案组提审彭德怀，审讯关于高岗与林彪的关系问题，并要彭德怀写揭发材料。专案组走后，彭德怀对人说：“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彭德怀不清楚，但总有人清楚。于是，林彪被批判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薄一波—— 薄一波是高饶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而且是第一个受害者。全国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免除了财政部长的职务，由邓小平兼任，但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毛泽东并没有对薄一波完全失望。1953年12月24日揭露高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接到通知参加了。次年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通知薄一波说，在会上大家都要作自我批评。会议开始揭发高岗、饶漱石的篡党夺权阴谋，刘少奇出于保护薄一波，不使问题复杂化的考虑，建议薄一波不参加为好，薄一波就没有参加后来的会议。 七届四中全会后，毛泽东意识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批评过了头，曾经示意一些同志找薄一波谈谈心，帮助薄一波轻装上阵。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和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薄一波一进门，还没有坐下，毛泽东就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没有解除。”薄一波表示自己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毛泽东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薄一波从毛泽东的语气中已经感到，他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此后，薄一波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职务不断上升。1956年“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因“六十一个叛徒”案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六十一个叛徒”案被彻底翻了过来。薄一波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安子文—— 安子文同薄一波一样，也是高饶事件中的受害者。所不同的是，安子文没有被免除职务。在1956年党的“人大”上，安子文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他就任中组部部长。此时邓小平成为党的总书记，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职务了。 “文化大革命”中，安子文同样因“六十一个叛徒”案受到残酷迫害。被平反后，安子文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同薄一波一样，也是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陶铸—— 以刚正、直言著称的陶铸，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工作中颇负盛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一下子成了一颗仅次于林彪的政治明星，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了第四号人物。然而，仅仅半年，他就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了。 关于陶铸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大帽子的政治沉浮，他的女儿陶斯亮有这么一段回忆： “这事得从父亲调中央说起。父亲由广州调中央，还是邓小平向毛主席推荐的。前几年，我听邓毛毛说过：‘文革将要发动时，邓小平觉得，‘中央文革’那帮人干不了好事，有陶铸这样一个实干的人来中央，可以抵消一些他们的影响，多做些实事。便向主席推荐了陶铸。’而那时，江青与中央文革认为，陶铸与邓小平是解放后才认识的，渊源不深；过去曾受高岗影响，与刘少奇意见不合；历史上又曾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副主任，完全是个可以利用的人。所以，父亲刚到中央时，‘中央文革’着意拉拢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父亲即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江青亲自出马，找我父亲密谈，要我父亲在全会上打头阵，放炮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父亲却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断然拒绝了江青。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后，在批判刘、邓的‘政治局生活会’上，父亲仍然一言不发。那几次‘生活会’，始终不发言的，只有我父亲和周总理。” 陶铸的悲惨命运是对那个内乱年代最有力的揭露。他的被打倒同他的跃升一样，极为突然，令人连惶恐都来不及。他仅凭江青的一句话就被打翻在地，并于1969年11月在囚禁中含恨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陶铸的追悼会是同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两位在解放后最重要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却蒙受巨大冤屈的忠贞战士，一起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隆重悼念，当时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饶漱石—— 饶漱石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各种职务后，不久，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照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革”中的1967年被重新收监。 饶漱石的余生是在狱中和管制中度过的，他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目睹了刘少奇的遭遇和林彪的结局。1975年3月2日他死于中毒性肺炎，终生无子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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