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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缓步走进会议室，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耀邦、胡乔木打过招呼，然后坐在中间给他预留的座位上。 “小平同志，人都到齐了，开会吧。”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转过头来轻声说。 邓小平转身问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秀才们都齐了吧？” 胡乔木点点头：“齐了。”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吐出一口烟雾，然后环顾全场，一字一句地说起来：“大家知道，中央决定起草一个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我们应该下最大决心，尽最大努力，把文件写好。” 邓小平又吸了一口烟，把剩余的香烟随手架到烟灰缸上，翻开一份材料：“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讨论，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稍作停顿，看了胡乔木一眼，继续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胡乔木点点头，迅速记在本子上。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耀邦同志，你说是不是呀？” 胡耀邦点点头：“完全正确。小平同志这三条，是起草的指导思想。”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会议室里一片肃静，只有记录的沙沙声。 邓小平又点燃一支香烟，他慢悠悠地吸着，慢悠悠地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邓小平转身对胡乔木说：“乔木同志，你们再斟酌一下吧。” 胡乔木是文件起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在邓小平讲话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埋头记录。这时，他停下笔，面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同志确定了基本框架，具体的提法就好办了。说高饶是路线斗争，确实有点勉强。我们起草小组再斟酌一下吧，看怎么表述更准确，更科学一些。” 邓小平赞许地“哦”了一声，又说：“起草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出来。我有什么考虑，也随时同你们交换意见。” 邓小平这次谈高饶事件，一言九鼎，使高饶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成了铁案。 当时，全党思想空前解放和活跃，整个中国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前，巨星陨落，中国政局剧变。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举粉碎“四人帮”。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12月，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这样，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就有可能拨乱反正，重新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了。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9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样，历时一年多，征求了几千人的意见，反复修改之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谈到高饶问题时高度概括了这么一句：“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邓小平对这个《决议》是满意的。在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高饶问题。他说：“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错误、路线斗争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 就这样，在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中，高饶事件以维持当年的基本结论，不再提是路线斗争而载入了历史。 在高岗自杀37年后，国外又有人记起了他。这就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C·冈察罗夫和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H·科瓦廖夫。 1991年，冈察罗夫对科瓦廖夫进行了采访，两人有如下一番对话： 冈察罗夫：下一个问题与重大政策无关，而与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波折有关。这里指的是高岗的命运。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据点。高岗在领导东北根据地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朝鲜战争期间高岗的作用也相当大。当时他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在中央政府和党内还担任了一系列最重要的职务。在1954年，即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有消息说高岗被软禁在家，随后得到情报说，高岗已自杀身亡，这使许多人感到震动。官方指责高岗搞“反党分裂活动”，但一直传说真正的原因是高岗同苏联关系太密切、太秘密，高岗想借此巩固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您是否了解一些实情，能够说明这位活动家为何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科瓦廖夫：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友谊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不久高岗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我交谈时常强调说，他一向支持高岗，前中共中央书记博古企图把他除掉，是高岗救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岗头上的全部乌云已经散去。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 与此同时香港人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见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使召集高岗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惟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应当承认，香港资本家讲的是实情，在东北全部机关、企业、房屋的正面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而几乎见不到毛的肖像。斯大林的肖像在多数情况下画得根本不像斯大林，他的脸形被画成东方人，中国人的样子，当然大家都知道画的是谁。 这个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48年底，苏联记录片工作者小组先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随后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后，在沈阳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该小组为此表示很失望。高岗在这种意见影响下，嘱咐画斯大林的肖像，并挂在沈阳等城市的建筑物上。也许他同时以此表示对毛的不满，现在也很难说。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4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视为至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提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把人，还莫如说把仆人看作一群蚂蚁，而不是具有个性的人。对他来说，人只是政治赌博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对忠于他的高岗没有给予丝毫帮助。当时他认为同毛搞好关系对自己更为重要。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谁怎么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责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这份报告以及其它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这还不算什么，他还把一夹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 谈到高岗的苏联人不止一个科瓦廖夫，在他之前，还有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我们的这位代表（引者注：指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开始向我们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拿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内容。 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我们那位代表报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了冷宫。后来，我们得知毛把他软禁起来了，再后来，听说他服毒自杀了…… 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丁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以上赫鲁晓夫和科瓦廖夫所谈，自有其立场和观点，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这毕竟是外国人眼中的高岗，多少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或许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高饶事件。 根据近年来各种渠道所披露出来的材料综合分析，赫鲁晓夫和科瓦廖夫所说绝非空穴来风，然而也有不实之处。高岗向斯大林告状、提供情报的事是有的，这在《汪东兴日记》中有所记载。汪东兴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3月4日随毛泽东访问苏联，在12月28日这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深夜，毛主席对我说：“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毛主席办完公，把我叫来，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告洋状吗？” 我说：“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主席点头同意。 事情是这样的，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派往东北铁道系统专家科瓦廖夫给他的一封信交给毛主席看了。斯大林解释说：“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有所了解，产生了警觉。毛泽东对“里通外国”是深恶痛绝的，后来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高饶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冈察罗夫对科瓦廖夫的“访谈录”发表后，中国有关研究人员看了，特地访问了当时担任中方翻译的师哲。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 问：科瓦廖夫回忆刘少奇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和潜水艇帮助解放台湾。但是，我看到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没有这个内容。 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去苏联，科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们到大连后，由他出面向苏军交涉，派飞机送刘少奇一行经朝鲜上空、远东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时间。刘少奇第一次拜见斯大林时将科瓦廖夫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他没有到谈判的房间，在外面等着。斯大林知道他也来了，派人把他叫进来，问他一路上的情况。他见了斯大林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十分紧张、拘谨。回答完了问题，斯大林示意让他出去，他就赶快退出会场。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 问：我们是否请苏联派潜水艇解放台湾？ 答：根本没有这种事。我们怎么会请外国人帮助我们解放台湾！整个解放战争全是我们自己打的。转战陕北时，阿洛夫坚持要跟着走，毛主席都不同意，说：尽管他是医生，但人家会借口洋人参与中国的内战，传到世界各国去影响不好。请苏联帮助解放台湾，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是科瓦廖夫凭自己主观臆想杜撰出来的。 问：科瓦廖夫谈到高岗，说刘少奇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表示不再请苏军帮助解放台湾。高岗当时很激动地发了言，除了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外，还表示要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和刘少奇发生争吵。因此，高岗提前回国。 答：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 由此可见，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 对于高饶事件中所牵涉到的人物，需要讲几句话。 在当年处理高饶事件中，无论是中央的决议，邓小平的报告，还是毛泽东的讲话，其中点到的人物，他们所犯错误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犯错误的原因也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历史上又都是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工作的，是有一定功劳的。他们在受到党的严肃处理后，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改正。结果，有些人后来又出来担负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并且，当时受到批评、处分的一些干部，后来还因为改正错误突出而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高岗同饶漱石相比，高岗的影响要大得多。因而，东北局方面的干部牵涉到的要多一些。但是尽管如此，搞过火斗争，真正完全打倒的并没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华东局方面虽然牵涉到的人相对要少些，却出了一桩建国后的第一大冤案。这就是“潘、杨案件”。饶漱石被揭露后，由于饶漱石曾分管华东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审查饶漱石便涉及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分管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并认定潘、杨与饶漱石有“反革命”联系。于是，饶漱石和潘、杨都被逮捕并判刑。其中潘汉年因“内奸”罪被判刑15年，“文革”中又被判无期判刑，并迫害致死。直到1982年，蒙冤27年之后的“潘、杨案件”才被平反昭雪。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高、饶的垮台告诉人们，无论是谁，也无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贡献多大，都不能居功自傲；都不能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不受监督，为所欲为；都不能有野心，向党伸手；都不能违反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搞地下活动，搞阴谋诡计；都不能搞分裂活动，危害党的团结，危害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陈毅对高饶事件的出现感触颇深，他在1954年写下了《手莫伸》一诗，意味深长地警戒自己，激励世人。了解了高饶事件的全过程，再读读陈毅的诗，真是别有一番收获在心头。诗曰：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 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 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愧作。 吁嗟呼，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的这些诗句，今天咏来仍如警钟长鸣，令人回味无穷。 高饶事件，就这样永远地定格在历史深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进行的第一场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1998.11.16第一稿 1999.8.23第二次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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