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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以前，就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你已在电视台工作那么久了，在播送新闻的长期工作中，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应当把这些宝贵经历记录下来。其中广播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原来的同事，对我说得更具体，“你近期可以出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播音业务的著作，偏重于理论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另一本，写写你个人的经历。” 有关理论的书，我准备待到主持人节目更臻成熟时，试着做一些总结和探讨。至于写写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接触过的人物，很想动笔，但难度也很大。其中有一个困难，即以往的经历记不大清了。我的确没成为有心人，等闲对待了经历过的那不寻常的人和事当想到要写下那过去的事情，就觉得似有苦无般的亦真亦幻，无从下笔。恰似儿时看过的万花筒，只记得它形形色色，斑斑驳驳，瑰丽迷目，变化无穷，但都是什么色调，以及那些图案是怎样变幻组合的，实难描述。对多年来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情，也是如此难于尽述。往事在我记忆中，也许是挂一漏万。唯一的补偿办法，就是趁还有些印象，哪怕已然变形的印象，及早地作一番追忆与补录。 我确实不应当忽略了在我这样一个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人与事，哪怕仅是浮光掠影。同时，也不应忘怀这些人与事给我的独特的感受。有些人与事如果不提那就失去了我本人的一段历史。我至今深感欣慰的正是，我有幸见过，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和无数与我一样的普通人。不仅在屏幕上，而且在现实经历中。但是，从哪儿说起呢？从谁开始呢？ 以接触先后为序，就像以出场先后为序一样，是个好办法，可是我根本就记不清哪位在先，哪位在后？而以姓氏笔划为序，也做不到，因为，在本文中，休说我不能提及那么多见过的人，即使想提也说不全，如果以尊卑长幼为序，只能从一个人说起，当然先从毛泽东说起。 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用各种语文形容、描绘过毛泽东，还用得着我再描述吗？何况，我只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不多的几次。在毛泽东生前，我见到他本人时，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但在屏幕上，我几乎总不离左右地侍候他，在他生前，也在他身后，因此，我有我的视角。 记得上中学时，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主席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路经东单的时候，从我面前掠过，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本人，不过，我只是站在如汪洋大海般的欢呼人群中的一粒草芥而已。 后来，我18岁就参加了工作，当了播音员，主要工作是播报新闻，在播新闻的日子里，毛主席这个称呼，从我口中播出过千万次，毛主席接见外宾，毛主席在党代会、人代会的讲话，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晚年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毛主席与世长辞，瞻仰毛主席遗容……一直到1993年毛主席百年诞辰，我还解说了大型电视片《毛泽东》，并飞往湖南，主持了在韶山他的故居前现场直播的文艺晚会。 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记者出发后，我们等着他们把片子录制完毕，再一丝不苟地配上庄重的解说词。在几个小时内，送审，修改，再录音，直到播出。 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的电视片，包括他逝世之后各地追悼活动的电视片，几乎是我一个人解说与播送的。他不会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怀着无限敬仰，在十多年中一直为他的各种活动播音，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这个已不再年轻的人怀着巨大的悲痛以自己的声音为他送终；也不可能再知道，直到前年，这个已年过半百的人为《毛泽东》一片解说时，他眼中的泪花和内心的震动。只要提到毛主席、我就会想起我消逝在屏幕前的青春时光。 在毛主席生前，曾有过那么多的人成为各级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但轮不到我，我怎敢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泽东选集》我通读过几遍，我由衷地赞佩与景仰他那无与伦比的文采，在中国，我至今还没有看过能与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并驾齐驱的文章。我能背诵他的已发表的全部诗词，我熟悉与播讲过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 如今，学好毛著已不成为时尚，人们也不会因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脸有愧色。但我对他的感情依旧，我崇拜他，我也以能成为他的小学生自慰。今日我表白对他的敬慕，既无意争宠，也没地方去邀功。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因为这多年积蓄的拳拳忠心，绝不会有半点虚假。 于是，我只要听说有低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然而，我个人又无能为力，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荣誉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我只能在心中咒骂那些敢在佛头乱飞的苍蝇。毛泽东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家庭，从远离京城的湖南的一处山丛中，走出家园，走向人生大舞台，历尽艰难，力挽狂澜，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岂是几个舞文弄墨的丑类能掩其光辉的。 我不知当年那么多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们如今都在干什么？反而轮到我这样一个当年立场并不坚定的人说这样一番话。其实，当年用不着我多说什么，如今我也用不着多说什么，毛泽东并不因我说其伟大才伟大。他是一座大山，他过去是，今后也是。 提起毛泽东，人们都会记忆起一个时代，同时也必然会想到另外一位受到尊崇的伟人周恩来。他如今早已不在，然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来到电视台，这其中是他有过的安排。先是一位老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说，周总理生前对电视事业非常关怀，新中国的电视事业崛起于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建立伊始，除了毛主席，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先后来过，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在视察电视台时，关心地询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一系列的汇报中，谈到了电视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就有需要电视播音员这一内容，周总理指示说，你们可以到北京所有的中学里去挑选。于是一份报告呈送上去，在北京市196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电视播音员的唯一的一次批示。就在这次历时半年的挑选中，我成为唯一的人选。但我并不知道，是如何有了那个开端，也不知道，我会和周总理有过什么渊源。 我不知道，如果命运没选定与安排我做电视播音员，如今我会在哪里，会在做什么工作，是比现在更精彩，还是比现在更无奈。 当年，我的前辈是比我走上播音岗位更年轻的一代。因为，播音界在那时认为，培养一个称职的人手，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声音才会有可塑性。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的观念已然改变，一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或节目主持人，起码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因为文化功底，更决定主持人的水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1960年那份报告写的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播音员，那么即使以后机缘凑巧，我也起码会晚到这个岗位上五年。 30年后，再提这段往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曾经有过的，谁是谁选拔与栽培的荣誉早已与我无缘。困此，当一位专司干部调配的老同事要写一篇回忆文章时，找我来核实年份，她说，此事当年由她经手，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切，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来电视台后，我多次见过周恩来。在距离他很近的地方，曾几次与他擦肩而过。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动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记得一个夏日，周总理从我办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广播剧场，当时，我刚好走出办公室，只见他迎面走来，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后面跟着一位工作人员，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礼，他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也没人教我，应该亲切问候一声“总理好”。为什么那时候我那么傻。我相信一点，由于那时黑白电视机屏幕形象的变形，即使周恩来看过我在屏幕上的镜头，也不会想到他身边这个小伙子，就是播音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又是由于他曾批示过文件，才来到电视台的。总之，我认识他，他完全不认识我。这几次的擦肩而过，除了深留在我记忆中之外，在当时，乃至以后，我并没觉得是否还会有什么别的机遇。几次提到命运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迷信，我算得上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任何装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里。我借用命运这一中介词，不想把它融人天命论。然而我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决不会是你的，从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从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发端来测度以后，或许一步的偏离，将会产生另外的结局。军事学家仍在纷纷议论当年滑铁卢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仑的命运将会怎样，欧洲的局势又将怎样？还好，我不过只失去了在记忆当中，与举世闻名的伟人打一声无关大局的招呼，给日后留下温馨的回忆的机遇罢了。 在荧屏上，我已无法记清为周恩来的国务活动所进行的解说，我太熟悉他那矫健的身姿与神彩奕奕的目光。他身着中山装的一举一动，都会光彩照人，我甚至觉得中山装是专为周恩来设计的，只有周恩来穿着中山装，才显得那么得体、文雅、潇洒、和谐；只有他穿上中山装，才显示出这中山装的魁力。但是，我在每次见到他本人之后，都会感觉到，任何影像、照片与画报所记录的他的形象，都远远没有他本人的那么一种完美，也没能传达出周恩来所独具的神韵和磁石般的魁力。 无论在工作的场景中，或是有群众参加的联欢和机关内部举办的舞会，只要周总理一出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目光不被他紧紧吸住。这是一位政界伟人与典雅的平易相融合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吸引人的效应。他的举手、投足、注目的瞬间，雍容大度，具有一种雕塑般的艺术情调，他的音容笑貌让你觉得温和与高贵。我几乎总会怀着一种年轻人仰慕的心情注视着他，同时也会隐隐觉得自渐形秽。 我至今仍觉得早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夏青等人开创的凛凛有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播音，是受周恩来的气质与情调的影响形成的。记得在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会议时，当周思来拧紧两道浓眉，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当时的赫鲁晓夫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时，那不怒自威的声势，极具震撼人心的磅礴正气。我为这些电视新闻片配解说时，不断仔细地看着画面上的周恩来，调动起我所感应到的一种声势。 周恩来是一位充满无穷生命力的国务活动家，日理万机。但是在任何场合，他从来没有一丝倦容；在任何时间，他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在任何一次的录像与胶片上的形象，仪表都无懈可击。他为此付出的艰辛代价，一般人难于理解，每当想到他，在任何一次疲惫的播出中，我都不敢言苦。 我无法相信，岁月会夺去他的生命。他的逝世，使我对一种相对的、安定的永恒产生了动摇。心理天平倾斜，失去了平衡。我们中国人是很重感情的，很多人可能为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晚年政治风云中他所承受的压力而抱屈。但是，夺去他生命的毕竟是无情的岁月。当然，政治丑类的倒行逆施，给周总理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平凡人、伟人、好人或坏人，都会离开尘世归于岑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就是苦短的人生。造化弄人，我们痛感一个千百年来出现的一位充满魅力与美感的形象，仙逝了。 周恩来的身后，掀起了一场政治大潮。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场悼念他的活动形成了政治的波澜。在事态发生的最后阶段，我在一个夜晚，独自走进天安门广场。那天夜里，我觉得异常的冷寂，没有什么人，白纸做成的花环，与黑色的幛布，在夜风中微微抖动。到处是标语，到处贴满了小条幅，纪念碑前悬挂着一幅周恩来的画像。我为人民群众这样爱戴他而感到难以抑制的冲动，但我只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那时心中充满了一种苦涩，在播送周恩来逝世的电视片时，泪水总不由得滴落在酸辛的心怀里。仿佛打开了泪水的闸门，我从一月份以来，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在这寂静的寒夜中，在这并无秩序的广泛的民间自发的悼念仪式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来为周恩来的活动配音的情景，脑际闪现出一幅幅他在各种场景中活动的画面。然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永远离开了人世，他已不知道人们是多么爱他。我既为他的离去悲伤，也为他所获得的如海洋般的深沉的爱戴所感动，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我临回去的时候，在他的一幅画像前肃立多时。我不知道，在一个没有他管理的世界上，今后将如何工作，但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今后还要继续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三位伟人是邓小平，我见到他的次数甚至要比见到毛泽东的次数少。最为密集的一次是1979年，我随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和电视台报道小组的几位同事，先期到美国准备转播事宜，先去白宫采访了卡特。卡特当时问我，“你要随邓小平副总理到几个地方。”我仿佛觉得卡特把我当成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在那以前，我没有亲眼见邓小平的机会。 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机场的那一天，我和同事们去迎接，那只是远距离的迎接，和许多中外记者站在离跑道很远的地方。飞机从天而降，我远远地看到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走下舷梯，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当时，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庄严的自豪感，后来在亚特兰大，我们和他同住在一家宾馆，我曾几次比较远地看到他出进宾馆的情景。 全世界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生涯曾几次大起大落的伟人，而他的几乎每一次的沉浮，在电视里都有我参与宣布。 在25年的新闻广播中，我记得，“文革”前，他不经常出现在屏幕上，出现时我称他为总书记。“文革”开始，我的播音稿中，称他为“中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或“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多年，我的播音稿件中，“打倒刘、邓、陶”几乎成了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1975年前后，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他一系列的国务活动和那时提出的口号，如“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不久，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了“批判右倾翻案风”，和又一次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复出，他老人家又成了副总理。还是我这同一个人，又奇迹般地跟他去了美国，为他的辛勤奔忙而报道，后来，1985年以后，我不再播报新闻。 我是一名播音员，我的任务或说我的职责，就是要如实地播报党中央、新华社发来的稿件。然而，对一位伟人，一会儿歌颂，一会儿谴责，使我也产生了一种迷离梦幻般的感觉。 他的政治命运的每一次转折，几乎都由我的口中宣布。但我却觉得，我的命运是由他赋予了无可言述的转机，没有他的复出，没有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蓝图，我想，我家至今不会有彩色电视机，我也不会有这么多良好的工作机遇。 前年，1993年9月，我们节目主持人组成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时，在CBS，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有过一次长时间座谈。其间，丹·拉瑟问我，“你们主持人在改革开放后，有什么感受。”我说：“我们主持人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只举个例子，我18岁参加电视播音工作，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认识我，或向我打个招呼，但遗憾的是，没有。”（美方的几位人员都笑了）我说：“我的外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很难向她讲清，她的孙子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电视机很难进人平民百姓家中，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像梦一样，中国彩电已发展到两亿多台……”对方都默默地点着头，认真地听着。 是的，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新中国的成立可能要推迟很久。我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与改革开放，我和我的同代人，今天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很难想象。面包会有的，但让我们等到哪一天呢？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使我们都得了实惠，因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长寿。 毛泽东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周恩来教给我做人的道理；邓小平切切实实给了我做人的条件。总之，伟人的人格魅力，始终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进，永不停步。 我仅能用内心的感受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不能，也不敢于拿出审视历史与人类命运的派头来信口雌黄，因为我从没一刻忘记自身的渺小。 人从呱呱坠地，懵懵懂懂，长大成家，做点事情，到寿终正寝，转眼百年，身名俱杳。能给当代与后代留下点财富的，无论是伟人的精神思想，还是泽被一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如李冰父子倡建的都江堰工程，都在历史长河中闪光耀目，这是些必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 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或平庸的人，也在努力，也在做事，也在度过自己的一生。有的人，虽没有伟人的影响，但却有超出一般人的作为。或许，他们与大多数人相比更出色一些；或许，还有与他们不相上下或更出色的普通人，因没有机遇让我们知晓。总之，这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我们可以学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他们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摊上的事情，只知自己的心安理得，安分守己。在别人向他们鼓掌之前，其实他们并不曾指望别人的鼓掌。 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三位有口皆碑的劳动模范，按照我与他们有幸接触的顺序，这三位汉子就是大寨的陈永贵、北京的清洁工人时传祥和大庆铁人王进喜。前两位多少与我有点过从，后一位，我见过他，但没有过任何交往。 王铁人是中国人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60年代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精英。为了摘掉贫油的帽子，他在荒无人烟、极其艰难的东北地区，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他是这石油大军千万个无名英雄中的一员，只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举世瞩目的焦点，在焦点中的突出业绩成为了令人赞叹的闪光点。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是那个时代为国为民拚上性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一种中国人志气的象征。 我见到他时，不是在大庆，因为，我70年代才有机会去大庆采访。那时，铁人已不在人间。人非草木，人非钢铁，他也是肉体凡胎，也会被病魔夺去躯体，但我在大庆钻井队与采油队的工作场所，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个王进喜，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仍随处可见。因为那时我所见到的每一位大庆人都以他为荣，都以他为榜样。 三北平原，冬季的严寒和一路狂风掀起的滚滚风尘，连机器也受不了。可是大庆人就是在这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业绩。我看到十几辆拖拉机在荒原上拖动高楼般的井架，移换钻井点。这是王进喜发明的整体钻台移动法。那气势，那声威，离得远是无法体会的。我只从电视与电影中见过王进喜那拚命苦干的身影，我亲眼见到他本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 那时，我20岁出头，他大约40岁左右。我为他主持报告会，我发现他并不是顶天立地、力可拔山的壮士，个子并不高，但仅仅是在作报告时，就能看出他那充满力量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多分钟的报告里，我一直站在离他最近的一台摄像机旁，现在虽已难于记述他讲话的内容，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他那浑身洋溢着无穷力量的姿态，那西北口音，那朴实的穿着，那胡须未刮尽的脸颊，那炯炯有神的双目，他赫赫有名，但他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普通人，却又做出了我们一般普通人难于承受的劳作，人是能吃苦、能受累的，但是他们已然做到了极限。如果单从受苦、受累、受罪的角度讲，我们可能无法分清新旧社会，古今中外，一切在艰苦环境中的人在干活儿时，有什么两样？当你登上八达岭，望长城内外的时刻，你可曾想到古代的工匠在怎样地劳作。但是，人要有点精神，只人有了当家作主人的精神，那苦和累确实是心甘情愿，就大多数人来说，在那60年代的困难时期，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愤与愁苦，而是一种希望和坚忍，而这希望与乐观的信念，又是由毛泽东为人们点燃的。二战时，前苏联红军向法西斯侵略者冲锋厮杀时，红军战士高呼“为了斯大林”，他们血卧疆场，而至死不屈。王进喜们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虽没有高呼“为了毛泽东”，但他们却是以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而奉献的。这就是时代的风云录。我仅见过一次王进喜，但是，我从屏幕上多次说起过王进喜，中国人为什么能在60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中，举国步调一致，能够克服艰难险阻，凭的就是王进喜的这样一种赤诚之心。 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英雄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平凡的人则默默劳作，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咱们只是分工不同。”这是已故前主席刘少奇对一位掏粪工人说的话。 刘少奇这么说，无疑是真诚的。他是领袖人物，但他具有平民心理。领袖由平民产生，他必然在见到一位与众不同的普通劳动者时产生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所构成的平民意识是感人至深的。我看过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从杜撰的情节中，听到剧中人总统接见阿甘时说的那句话：“孩子，国家亏你很多。”我没有把这当成玩笑，而当成一种群体的思考。当国家主席亲切地握住掏粪工人曾拿过粪勺的手，对他说：“我是主席，你是掏粪工人，咱们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时，感动了所有的人，也使得这位识字不多的汉子，热泪盈眶。时传祥是一位在最基层干着一般人不可能愿意去干的活儿的普通劳动者，他不懂得治国方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但他认准了一个理，一位瞧得起掏粪工人的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决不会是人民的敌人。因此，在“文革”中，他采取了本能的行动，企图保护这位共和国的领导人。然而，他又有什么力量呢？ 我与时传祥最后的一次见面，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那是1965年，我们请他介绍北京清洁工人的事迹，我与他坐在一个圆桌旁，一人一把椅子。我那时仍不能脱离稿子采访，稿纸就铺在桌子上。他亲切地叫我小赵，我也自认为的他的朋友，在这以前，在共青团组织有活动中，我曾跟他一块背过粪简，掏过粪便。他带着我，在一条胡同里挨着院子去干这我难于想象的脏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与我聊天，我好像只是跟着他走，帮不上什么忙。他走街串巷，轻车熟路，不断与老大爷、老大娘打着招呼。那时，他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已有与和刘少奇握过手，并有过大幅照片刊登报纸的殊荣。然而，这一切又像与他毫不相干，他仍然干着他从小儿就干的活，并没想到从此他不再去干这一般人饿死也不去干的活儿，而且一路上他与我说说笑笑，中国人多少年来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世代繁衍，吃喝拉撒，不能一日偏废，于是在抽水马桶还远未普及的6O年代，时传祥他们就一直干着为大家清理粪便的体力活儿。在与我的交谈中，他没有那奇妙的想象，他没有讲过，今后城市环卫应如何如何，他只是一门心思地干活儿，也许他注定要在这个轨道中走完他生命的旅程。 他是这样一个人，你不评他为劳模，他这么干，你评他为劳模，他也这么于。我猜想，他那时除了感到应该更努力、更出色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同时教育年轻人包括自己的子女，要不怕苦、累、脏、臭、搞好本职工作以外，他没有想过当了劳模之后，能脱离苦海，另觅一方净士，敢说，决不会。如果没有他后来的惨死，他不知干到哪一天。刘少奇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与满足，他曾在自己那黑乎乎的办公地点，如果那也叫办公室的话，他指着墙上那幅照片，只对我说：“就是那一次，就是这张照片。”没有铺垫的话，没有注释的话，只有这掐头去尾的一句话。但我能明白他的心，他以此为荣，深受感动。他将继续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干完一生，直到他干不动为止，他决不可能辜负这分工之说，既然已经分了工，他就会沿着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到终点，这对他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他没能在这条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路上走完。 我想说，老时啊，当年和你仅背过一天粪筒的人，惦念着你。我和你也是分工不同。当我在干校光着脚站在满是泥水猪粪的猪圈中起圈时，我就想到了你。如果我没有那次经历，我不可能忍受这夏天的猪圈的恶臭。你已不在人间，但我面前仍然会出现你那壮实的身影，因为我与你最后一面，是在灯光耀目的播送室，笑谈你的工作和你的奉献，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只过了一年，你为了维护曾获得过的尊严，为了与你有知遇之恩的这位主席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一定是怀着委屈、不平、愤怒和一连串的不理解离开人世的。事平见节义，千古论人心。像时传祥这样的汉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可惜的是我不可能再与你交往。无论从人格和奉献来说，时传祥是应该立碑塑像而当之无愧的人。 时传祥走了，向马克思报到去了。我想，他临终前一定会想到刘少奇，想到与刘少奇今世不见，来世再见吧！而共和国主席也在内乱中含冤而去，刘少奇在临终前，不可能只想着时传祥，他的思考与苦恼是时传祥无法想象的。但无论如何，提起刘少奇，我就会想到时传祥；提起时传祥，心然会想到刘少奇。 在刘少奇逝世多年，已然昭雪冤屈，恢复名誉之后，我有机会走进了他身后的家，一个他已不在，但仿佛犹在的家。 经历了大悲大乱的冲击，如今这个家已不在中南海，是一套公寓楼中的单元房。刘少奇从没来过这里，但你一进门就会准确无误地感知他在这里。朴素的民居，一间客厅简单的陈设中，明显位置摆放着他的一幅用镜框装满潢起来的半身照片。面容是熟悉的，神态是熟悉的。身着深色中山装的他，平静地看着前方，照片大约拍摄于60年代，那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张照片拍摄之后，以至这幅照片摆放到他从未来过的这套住房的二十余年间，发生过怎样光明与黑暗的电闪雷鸣的变幻，一个人即使身为高位之尊，但和宇宙的时空相比，也充其量不过是天地之一粟而已。但人是宇宙中最灿烂的灵光。在这微乎其微的灵性中，有包容宇宙、气吞山河的精神世界，弥漫于无限广阔的天地之间，生前如此，死后也如是。当我看到这幅照片，仍觉得他就在眼前,那黑白影像的实实在在又虚虚茫茫，使我感到世事无常的悲凉。 王光美平和安详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五人，我在各种场合多次见到过她，但走进她的家中与她相见，却另有一番更真切更温馨更接近的感觉，我们恭敬地称好她美阿姨，她笑笑说，还是称我光美吧，啊呀，罪过，怎敢，我们都笑了。 王光美身着淡雅套服，平静而庄重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她端坐在沙发上，谈自己近年来如何战胜疾病，谈住宅周围这几年的变化，谈电视节目，并闲话家常，但对过去那不堪忍受的经历没提一个字，就像她一直住在这套住房，如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一样。 我被她的雍容大度所折服。我难以想象，一个人是如何修炼到这样一种程度，世纪的波澜就装在她心中，怎么可能毫不外露？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有过辉煌经历，也遭遇过屈辱摧残的海内外闻名的人物。然而，在这间住宅里，她只是一位慈样长者，无论人生的喜怒哀乐，或是对今后的思虑筹谋，都深藏在她和蔼而深邃的目光中，脸色与已生的白发和她仍然年轻的目光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她的内心仍涌动着昔日的辉煌，她的言谈举止处处流露出典雅华贵与平民意识的和谐共存，那尊严就融人于平静的返朴归真之中。 我们采访完毕，告辞出门，她请曾与她相懦以沫、至今仍不离左右照顾她的赵阿姨，拿一条烟给剧组小伙子们。他说，知道大家不好意思在她屋里抽烟，带回去吧。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感到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应该达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我意识到，时到至今日，王光美处世的周到，并非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也不是一种毫无思考的平和自然，她想到的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言谈举止不仅代表她自己，也代表她的丈夫、已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同是劳模，同是壮汉，同是不曾想过脱离生他养他的热土的另一个人，却不曾料到会另有天地，最后走上高位，当了国家的副总理，他就是陈永贵。 我见到陈大叔时，他只是太行山区穷乡僻壤的一位农民，我来到这昔阳太行山区是头一次出远门，为的是采访大寨，采访名声刚起的陈永贵。 没出过方圆几百里的年轻人，看什么都新鲜。头一次睡火车卧铺，都不知毯子该怎么铺。在一夜蒙胧兴奋中，到了太原，看到那宽敞的迎泽路，步人那巴掌大小的迎泽公园。看过的小说《晋阳秋》的情节、画面迭现。我生在北方，第一次出远门还在北方，于是感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氛围。 从太原我一个人赶去大寨。我忘了为什么没买到长途汽车票。反正，闯闯再说，和粮食局一位司机说好，搭他运粮卡车直奔昔阳。长途行车，司机还要带一位副手，只能坐两人的驾驶室不可能有我的座位。于是，我跳上车厢，坐在敞篷的堆满麻袋的车厢里。 如今要是再这么出门，我一定会受不了。可是那时候这么坐车，不仅感到已是幸运了，更有一种得意的滋味。因为我可以有一种有趣的经历，填补我生活当中的空白，也因为沿途有看不够的迷人风光。那起伏的山势，那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那一片片壮实的庄稼，那丰厚深绿的叶片与吐着红穗的玉米，那一串串长成狗尾形的小米穗穗，在一片蓝天白云下，显得那样的美。车在逶迤的山路上前行，少不得扬起一股黄尘。我不怕车颠，不怕风吹，不怕眯眼，不怕弄脏衣裳，只一个劲地贪婪地盯着我从未看过的山区中梯田的景致，那时郭兰英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有这样描述：“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社员睡梦里也笑声甜。”那个时代人们的欢乐是那般的容易。我怀着极为激动与喜悦之情，在车上摇来晃去，在拐弯处揪住麻袋以防被甩出车去。记得车上放了一只空铁桶，就属它闹得欢，一路上蹦来蹦去，发出吵人的声响。 一会儿司机副手打开车门，回头向车上望望，我就笑着示意：“很好。”可是他望过几次之后，我才感到，他根本没用眼睛看我，而是望望麻袋有没有颠掉。 我在车厢上一路欣赏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色，却在心中翻腾着初离家门，独闯江湖的那种亢奋。 到了昔阳，已近黄昏，太行山的层层黄土，与条条沟壑，在夕阳下，苍茫神奇，那莽莽苍苍的壮丽景色，是我从未领略过的。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万年来，由于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所形成的景象，它是黄土高原的累累伤痕，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靠天吃饭，又经常受天灾的惩罚。 大寨大队就坐落在这一片黄土高原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虎头山下。当时，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向黄土地要粮，已经三战狼窝掌，整治水平梯田、顶住自然灾害，创造出亩产一千斤粮食的这一当年的奇迹。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报道就从我们摄制组到达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的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或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 该出工了，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型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眼他。 当年，大寨村刚成立互助组时，有农具以及精壮劳动力的，门当户对，组合一块儿，剩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没入收容的几户人家。这时，陈永贵还是一个小伙子，他拒绝了别的组的邀请，挺身而出，把没人要的这几家“包袱户”召集起来，他说：“我愿和你们一起干，只要有我陈永贵吃的，就饿不着你们。”这样，老少队就成立了，后来组并队，成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陈永贵就是他们的带头人，陈永贵以他的人品和活计一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这样一个穷山沟里，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这些大寨人是不屈不挠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志，无论在过去或是今天都应该成为人类的光辉典范。那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埋头苦干，他们别无选择。不成为昂首挺立的汉子，就成为美萎缩缩、愁眉苦脸、伸手要饭的可怜虫。他们选择了前者，战天斗地，气盖山河，然而只不过图一个温饱。他们这么干下去，子子孙孙这样干下去，从亩产800斤增加到1000斤再增加到1500斤，又怎么样，还只是仅能温饱而已。但他们能在这外人看来无法生存的地点，硬是响当当地活了下来，不但不再吃国家救济粮，还向国家交了公粮。为此，多年来，他们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少艰辛，无法计算。然而，当年不这么干，他们又将如何办呢？ 看看陈永贵的那几位哥们吧：贾承让、梁便良，他们为了造水平梯田，把黄土拦住，筑造石坝，在开山凿石的终日劳作中，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几乎不是扁扁的手掌，伸开五指仍像一个拳头，那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我看过梁便良的手，那是一双已经变形的铁掌，具有开山劈地的力量。这位有两支铁样臂膀的汉子，却是笑起来有些羞涩，不善言谈的人，我看到他在自家窑洞门口吃晚饭，手捧一只如小盆子一样的深碗，稠糊糊的满满一碗玉米粥，怕有一斤以上的玉米面，在粥上只撒了几粒切得细碎得犹如芝麻一样的咸菜末。他一天劳动拼搏下来，只吃这样的晚饭。但能吃上这样的晚饭，他已很知足了，全村人都知足了，因为，过去他们连这个也吃不上，遇到灾牢还得逃荒要饭。他们战天斗地仅仅为了眼前能吃上这样的饭，不然又怎么办呢？让这些农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最先理解的大寨，大寨人，大寨精神。 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饴饴，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我们在劳动中，还结识了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那时她刚18岁，领着姐妹们干活儿，晚上在窑洞中还和大家打扑克牌，有说有笑，十分活泼。有一天中午，陈永贵在地头儿上发牢骚，他低着头儿干活，仿佛自言自话：“来那么多记者，尽照我们的姑娘，我这个老头儿没人照。”基实他并不老，我只记得他面对面和我们说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 以后，大寨的名字日益响亮，但从1963年我去大寨采访后，一直只能在电视中看到陈永贵，在屏幕上，我看到他像一颗明星从深山中升起，看到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并称他为陈永贵副总理。 他没能辉煌多久，他不再是副总理了，但也不是原来虎头山下的那个陈永贵了。他还住在北京，我曾又一次看到他，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来，不曾再有的接触，使我无法贸然向他靠拢，与他招呼，我们曾相识在大寨，我曾在他身旁干体力活。二十多年来，他的沉浮，又经常由我在电视中为他解说，应当说，我隔不多久，就会在电视屏幕上与他相见。我越来越熟悉他，他已不再认识我，他是那样一位不太会与人交往的人。当年，我跟他一块劳动时，并不像与时传祥一起有说有笑，陈永贵干活时，注意力完全盯着自己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他当年对来大寨的记者，不可能—一结识。我知道这样的人的性格，他会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既定的他熟悉的工作，却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很难想象，他后来的一路迁升都做了些什么，他从小会干农活，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所擅长的劳作，他又会做别的什么工作，我不清楚。 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漫步北京街头时，又有什么感想，我更无从知晓。据说，他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并没能再回家乡，他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据说，大寨全体乡亲，为他戴孝，哭声震天，把这位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永贵接回了虎头山，接回了他生前洒遍了汗水的这方黄土地。据说，有的乡亲哭着呼喊：“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呀。” 这都是往事了，陈永贵离开人间也很多年了。常言说：“人移活，村移死。”人在一生中，是可能也应该到处走走看看，或离开家去处外面营生。但一大部分人又很难离开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们很像一株根深叶茂适应了当地生存环境的大树。陈永贵就像一株虎头山上的大树，把他连根拨起，移到再美好的环境中，都不能使他适应，他生在虎头山下，长在虎头山下，最后，又回到了虎头山下。 不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风云，不论陈永贵曾居何高位，人们记住的，都是当年挺身而出带领乡亲们求生存、求温饱的那个陈永贵。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仍归于耕耘过的故土，他身上发生的一世，都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的戏剧般的变化。 如今的昔阳，已不复昔日模样，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看，看看陈永贵的坟，看着郭沫若的一半遗骨所安葬的虎头山。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去回顾过去，那会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年只在山沟沟里刨黄土块，费那么大力气，收那么点玉米，竟能使陈永贵、使他所在的大寨成了全国的一面红旗？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现象，我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我习惯于简单的思考。当年就是当年。陈永贵就生在当年，他只能那样奋斗，而那奋斗的情神不包含他后来的上升。什么时代，什么生活场所，什么物质文明，都应该深深地向他当年的精神鞠躬致敬。 陈永贵是农民，后来当了副总理，我没有任何贬低他的出身，认为农民不可以当家做主，不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只是我个人认为，陈永贵是个出色的了不起的农民，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人才。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都是农民出身，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也曾务农。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在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这奇迹之一就是“土地越来越少，而粮食却仍能连年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人均耕地一亩七分以上，虽然低于世界水平，但总比现在的人均一亩半耕地多，但那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至今使我们这一代人不寒而栗。自从那时以后，我从没敢忘了挨饿的滋味，我总在担心有朝一天，再出现那不幸的局面，我想，这种危机感不仅在中国，在全球人口爆炸般的增长过程中，一直是笼罩人类心头的阴影，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中国农民在土地上创造出的奇迹，就是使我们年轻的一代不知饥饿为何物。我遇到的年轻人也会说，我怎么没挨过饿，某月某天，中午饭就没吃，他们哪里知道，一顿饭没吃，和三年吃不饱肚子不是一个滋味。因此，我感谢农民们连续十多年让我们吃饱肚子。 中国农民还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长期以来，农村以集贸市场为中心，上街赶集，或以货币交换物品，或以货易货，用鸡蛋换灯油，这是多少代传下来的做生意的传统本能。因而，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农民做起生意来比城里人精明，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农民几乎从小就有着交换流通的意识。第一批生意人，我妄测以农民为多，或以接近农民的阶层为多。 我在10年前采访过石家庄的张丑娃，我当时听了他的情况介绍，几平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张丑娃农民出身，在部队干了十来年汽车兵，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除了自己名宇之外，不认识字。 他从部队下来以后，在家门口和人一块儿起了一个牌照，补自行车轮胎，有时候也可以补汽车轮胎。不久，合伙人不想干了，丑娃自己独挑了这一摊小生意。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一阵街上忽然出现了从罗马尼亚进门的汽车叫罗吉普。张丑姓看着看着动了心思。他说，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这一批车，价钱不贵，但质量也不高，而且还缺少配件，一旦坏了，就很难修理。于是，他萌生了主意，他当过汽车兵，会捣鼓汽车。一天，一位司机车子抢了锚，张丑娃挺身而出，答应帮他修理，并自掏腰包，让司机住进小店，他说，这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修好的，背地里，他把这辆车子全都拆了，大小几百个件儿，边螺钉在内，他请人套了模子，然后再原封不动装好车子，告诉司机修好了，还送给司机一条烟。 罗吉普开走了。张五娃机缘凑巧，集了点钱，分赴二十多个厂家，请对方帮他按套下的模子出产品。这二十多个厂家分布在好几个省，彼此不可能横向联系，机件凑齐，张丑娃可以自己装好一整辆罗吉普。但他不搞装车卖车的生意，他请人写了专门修理罗吉普的招牌，到路口、码头，凡有罗吉普进口、上岸、奔跑，而他本人又有可能抵达之处，打起招牌，做起了原始的广告。 这一招真灵，由于罗吉普质量不高，爱出毛病，又由于各地均无配件，谁会眼睁睁把一辆车子扔掉，于是就找到张丑娃，而他有活儿必应，不论哪儿出了毛病，换什么件，他都有。一传十，十传百，张卫娃垄断了十多个省的罗吉普修理业务，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生意越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资金滚滚而来。从补车胎摆摊儿开始，没几年功夫办了个修理罗吉普专业厂，我到他那里时，他已被当年报界称为中国罗马皇帝。但他仍不识字，他告诉我，他天天看电视新闻，研究风向与政策。 他招了十余位残疾工人，给他们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同时也享受了残疾人福利事业免税的政策。他盖起了宿舍楼，给本厂工人分配了住房，还配备彩电、电冰箱。但谁不好好干，就请走人，退了住房，他有了钱，就进行各种义举，捐资赞助经常不断，连字儿也不认识，不知怎么竟成了某音乐组织的副会长。还听他自己说，赞助给当地电视台一辆车，让他们搞好宣传，捐给当地公安部门一辆车，好让他们追捕坏蛋。 他和石家庄原市委第一书记贾然是“文革”中的难友，贾然当年的“走资派”，张丑娃大约是牛鬼蛇神，两人同住牛棚，有了情谊。以后，贾书记当然会在各方面给丑娃提携与爱护，丑娃有什么事也会主动请示贾书记，贾然同志和我是好朋友，我问起丑娃的事，他说，别看他目不识丁，但人精明，而且心肠厚道。 张卫娃还有什么壮举我不清楚了，但我认为他的确了不起，据说他也不像其他暴发户挥霍钱财，他本人仍过着温饱知足的生活。不知哪位高人指点了他，他不承认自己是个体企业主，他说牌子就不是，因为一开始补自行车胎，他就以合作形式与人家联营，现在牌子并没变。他说，财产他个人将来不想要，那是大伙的，最后他自称他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在他憨憨地对我笑说之中，我让他给懵住了，会么叫南斯拉夫道路，我去过南斯拉夫，根本没弄明白。当时也真是不好意思追问丑娃，一来显得我知识太贫乏，二来也有个面子问题，彼此都有个面子，万一他不能解释，这不很有点挤兑人嘛。 十来年前，张丑娃大约已拥有千万元的家底，那当然都在流动与不断扩大再生产之中。他自己是决不承认这钱是他的，他说将来都归大家，不想贼不信他的话，于是有一天，张丑娃接到了敲诈他的恐吓信，扬言如不带多少现金，按信中指定地点与方法交钱，要对他全家如何如何，张丑娃报了案。公安部门当然会很重视，你们用的车其中的一辆就是张丑娃捐赠的，现在人家出了事能不尽力破案吗？于是商议好，叫丑娃自己提着个袋子，到指定地点交钱，公安人员埋伏四周，张丑娃真的去了。诈财的人大概觉出点儿不对，就写了个条子，叫一个小孩子，把条子传给张丑娃，要丑娃换个地方接头，可是这个字条儿，对张丑娃如同天书，他认识自己名字，除了确知是写给他的以外，底下的字认识他，但他不认识它们，公安人员当时远远地看他在发呆。张丑娃只好回来把条子交公安局，结果贻误了战机，钱没交成，案子也没破，不了了之。 我当时很有感触，张丑娃一个农民，不识字，可是他懂得经营之道，条件成熟，政策允许，他竟然在短短几年之内创下一片产业。这究竟怎么回事？难道知识分子真的不如他？我想是的，不是都不如他，起码，我就不如他。 十来年不见了，也没再听过他的消息，生意如何，后来出没出点儿问题，我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知道。我愿意在我心目中装一些没有终结的故事，至于如今南斯拉夫已然解体，波黑战火不断，丑娃还提什么南斯拉夫道路，也不清楚了。 按照古典戏剧的界定，只有悲剧才算正剧《奥赛罗》、《李尔王》、《汉姆莱特》、《麦克自》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红楼梦》的最大特色是高鹗按照曹雪芹的原意，一反中国古典小说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套子，写成了一个悲剧结局，令读者下泪。 那么生活中的悲剧是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希望的破灭。但我不希望生活中的悲剧出现，我不希望听到类似丑娃这样的人后来出点什么不测。 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可是在如今高科技突飞猛进，现代通讯与现代化交通缩小了人们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加之人口增加过度，地球真的变得小了，许多原来觉得神秘的事现在变得平淡了。我何尝不希望真的有鬼，真的有神，或真的有UFO，真的有过像一些杂志上写的百慕大的神秘传说，甚至我多么希望一些装神弄鬼的气功师真的有那大的如他们自己所吹嘘的本事。但是，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未见者不敢相信。于是，我失去了小时候晚上乘凉时听大人讲鬼故事时的那样一种又怕听、又爱听的乐趣。加之当时仰观天幕的深邃，流星的明灭，草虫的鸣叫，流萤的飞动，使我感到真正的诗意是略有恐怖的神秘。而今，我失望的就是那一片神秘已逐渐衰减，原来以为有的，无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并不存在。尽管现代娱乐方式比我小时候多了好多倍，可是我却日益觉得情思的枯燥。加之，看到人世间原来以为美好的东西，后来就那么无情地幻灭、扭曲，我仿佛也受到了打击。 于是，我又抱着眼不见心净，耳不听不烦的消极心理，去维护或维持我原有的对人对事的一种美好赞叹。 张丑娃算不上当代英雄，代替张丑娃出现而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批人，毕竟会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企业家。我期待着张丑娃和经过现代科学知识熏陶的张丑娃们，创造出更加激动人心的奇迹来给我们看。 过去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的是出身于农民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羞于承认自己的农民的儿子。我也遇到过一些人，在谈话中如果说到他们的出身，都不承认自己来自农村，直到如今，比较文雅的一句挖苦人的话，就是：“你真农民。”其实，我们都来自农民，至今，保证我们能生存下去的基础还是农业，还是土地，还是农村，还是农民。 我记述了几位与我有过交道的人是农民，这是在中国，美国也一样。卡特就是农民出身，当然他不是从南部的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的。在美国近代的几位总统中，从我这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对卡特最有好感，因为我曾采访过他两次，一次在白宫，一次在中国的钓鱼台。 1979年伊始，我和同事们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的电视报道小组成员，先期来到美国，第一项工作内容就是采访卡特。此事我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已有过记述，这采访的过程以及我估访中的问题和卡特的回答，都只能从当年的《人民日报》去查看了，年深日久，录像带已经掉去了磁粉，这次采访的录像带我想看一遍也不可能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电视提供了最快、最便捷的记录方式，然而却不能长期保存，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当时在白宫见到卡特时的第一印象。 由于我们很晚才把问题提交白宫，白宫方面宣布原定上午9点总统的接见推迟1小时。这使按时到场的我们中方记者和美国一批记者挤在一起，等在白宫的一间大厅里，人多椅子少，当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也怪。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独家采访，只有美方一家厂广播公司的几位摄像和编导和我们一起采访，帮我们工作。其余近百位记者挤在那里干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进不去，也就拍摄不上，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采访，他们才闻风而来，问我什么，我都不说，就那么三个问题，说出来对他们又有什么新闻价值呢？这是问他们总统的，又不是问他们的，于是他们乱轰轰地站在那里凑热闹，倒使我颇不寂寞。 当我最终走进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时，只见一张椭圆形会议桌放在大厅正中。我站在一进门处，忽然间在办公桌与墙壁的夹道中，走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戴着一副眼镜，年轻而干练，他向我打了个招呼，他一闪身，我发现卡特已走到了我面前。在电视上我经常见到他，于是我就觉得这位总统算是老熟人了，他憨厚地笑着与我握手问好。在这间引世人注目的办公室里，一位身着合体西服的美国总统，脸上绽开的是我似曾相识的微笑，这笑容像极了中国农村地头农民大叔的朴实的微笑，是毫无装腔作势、自然而然不加雕琢的笑。我浮现在心头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很农民，很平民化，很亲切。因而，顿时使我觉得外面的冰天雪地曾给我带来的寒意，此刻都被驱散了。这椭圆形办公室仿佛是我在北方隆冬中多次拜访过的温室菜田。 工作人员请我人座，我和卡特离得很近，紧挨在这长长的办公桌的一端。卡特仍然温和的憨憨的笑着，问我来美国几天了，是不是头一回来，对美国有什么印象，在国内时听到的与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学过多久英语，这次跟你们副总理（指邓小平同志）要去几个地方，我与他交谈对，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对着我们的三台摄像机，一台16毫米摄影机，几支话筒，七八位记者，和坐在一旁的三位白宫的女工作人员都消失了，仿佛我与卡特坐在阳光下（摄像机、摄影机灯光照射下有这一感觉）的地头促膝闲谈，有一搭设一搭，谈的什么或为什么而谈并不重要，而那谈话的感觉是温和的，亲切的，愉快的。人就是这样，他坐在白宫是总统，如果画面幻化成他坐在田间地头，就是农民。当然农民只管那一块庄稼，而卡特要管整个美国包括农田，而且超越农田，他们还爱管天下的事儿，我何尝不如此。就当我坐在白宫面对美国总统之前的几年，我还不是正在没漆的水田中平整稻田，挨蚂蟥咬。那时，在田头与老农的交谈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交谈什么，说明什么都不重要，只觉得人生总要有和人的交往与交流来填充，这才是真真实实的活着。 “请正式开始。”这一声指令，使我重新回到我的工作状态。于是，我正襟危坐，换成不单不亢的微笑，庄严地说出第一句话，第一句在电视中的活；“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于是，我从沉浸在田头和老农促膝闲聊的感觉中，回到了世界级的政治舞台上，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应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卡特也收敛了刚才那随意的形态，而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的嗓音也实在应该列人田园风味的范畴，在声带的闭合上是有问题的，因此那声音的发出并不圆润，尽管说不上是沙哑，但也有一点磨擦声。 在外国政治家里，我从录音中听到希特勒那野狼嚎的语调，也听过发出金属光泽的男中音，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演讲声。但基本上没有装饰味的还是卡特，采访结束后，结束在1979年，凝固在1979年。如今隔了16年的岁月，当我再回想起白宫的一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我感觉到在塑料大棚与农民大叔亲切交谈的那一幕。 我是中国人，我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多投卡特的票，使他连任。当我从电视中看到大洋彼岸的卡特败于对手里根，看到在决定卡特政治前途的一刹那，看到他竞选连任告吹的时候，使我动情的是，卡特哭了，他妻子也哭了，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哭了。我好同情他，我不知道他全部政绩如何，也不知美国人对他感觉如何，我只觉得他很伤心。从此，他又回到南部，回到那一大片花生田，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他下台后又来中国访问，住在北京时，还在大街上骑了半天自行车，这使我想起他穿着裤衩背心，在美国大街上和上千人一起跑马拉松，好像没跑完坚持不下来了。他很瘦，没什么肌肉，这么展示风姿有伤大雅，但我很佩服他的平民意识，然而美国这个大国能否推崇一种平民意识，就要再考虑了。 当时和今天遗憾的是，我和卡特的一段非正式的亲切对话，CBS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肯编上，气死我也。我们提什么问题，用得着你们管吗？我的采访编什么内容，你CBS帮我干的，有什么资格干预，但没辙，录像带在人家手里，当时我们又靠人家帮忙，这个哑巴亏吃得真冤枉。 1984年4月，里根来访华，我受命在钓鱼台采访。这次访华是里根遇刺康复后的出访，美方的安全措施使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惊弓之鸟。 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座楼房门口，有中国守卫，也有美国警卫人员，每一位进人这幢房子的工作人员，都要让他们检查，连机器也翻一下。我提了一个手包，也许我的神色不好，反正他们没查我，我走进了客厅，我和同事们还有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采访现场布置了一下，两个沙发夹一个茶几，放在有一巨幅国画《松树》的正前方，机器对好，灯光布好，话筒也通路试过。这幅松是岭南派绘画大师黎雄才的作品，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所以我感到很亲切。 里根的保卫人员，几个壮汉，站在厅内，手背在后面，面向四处。我心想，犯得上吗？这是我采访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没有过的事情。 一会儿来了四五位美方工作人员，在一位女士的指挥下，把我们布置好的座位迅速搬向一个墙角。我心中明白，这就封住了后面，有安全感，但也有点像成语“负隅顽抗”的意境，我们冷眼看着。等他们布置得差不多了，我就招招手，请一位美国使馆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过来，“哈罗”我手一招，他走过来，我问他，你们在做什么？他说，布置采访现场。找说，你们跟谁商量了，就把我们布置的环境给拆了，请你们立刻按原样恢复，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这个人倒是温和善良，他面有难色，指指那个女上，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对他说，你只管转达我们的意思，跟你没关系，他只好去转达。我说，我们中国人对待尊贵的客人一向要坐在正面，你把你们总统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会被中国人民认为我们有失待客的规矩，贻笑大方，只见他们嘀嘀咕咕，老大不情愿。那位面部瘦削的女士，连脸都涨红了，有很大的气似地把沙发狠狠推回原处，我笑笑对她说：“对不起，女士，这里是中国。” 我清楚记得，1979年，当我们在美国一个会议厅，布放我们的机位时，一位美国警卫走来示意把机位放远一点儿。我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是邓小平副总理的随行人员。他对着天说了一句：“这里是美国。”我想，这回我说的话，是向他们学的，只是语气和笑容加上了东方的人温和。 采访开始了，我离里根很近，但我觉得没有和卡特坐在一起时的感觉。我们之间说不上疏远，也谈不上亲近，我问问题，他回答问题。我已忘记了都问过他什么，当时就没仔细听他都说了些什么，但我看到里根回答问题用了两台提示器，即他是照着屏幕上闪现的字幕来念出他的回答。他不明白，为什么把一位中国记者礼仪式的采访，弄得如此紧张？世界发生任何风云变幻，几乎与这次采访毫无关连。现在，一切犹如过眼烟云，观众不可能再记住那次播出的采访，里根也可能不会记得那次采访，而我记住的也只是在我的采访生涯中又添了一个内容。 当我后来向采访我的记者讲了这些往事后，广州一位记者发表了一篇叫《忘记了总统，记住了动物》的文章。意思是说，他们对赵忠祥采访过多少要人和采访过哪位总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动物世界》，因为只有十分具有知识性、欣赏性的节目，才给广大观众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才会引起百姓回味无穷的记忆，果真如此吗？我自己也是难于说清的。 这次采访的唯一收获是，我请人把我和里根坐在沙发上的全景拍下来，主要突出了那幅苍苍郁郁的松树图。我把这张照片寄到广州黎雄才先生处。我想，当人世已轮回几遍之后，那幅苍劲的松树图，还一定保存得完好，而且它有可能记住有多少要人曾坐在它面前，说了多少话。 在电视台的长期工作。使我有条件目睹了几乎所在艺术界的大师、明星和后起之秀的演出风采。 我刚参加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每天晚上，不论值班与否，我都会在电视播出过程，看电视，或到播送室观看各类人员的演播。新闻、专题、文艺这三类节目构成了电视节目的整体，过去如此，现今也大体如此。其中文艺节目是需要全国的演艺人员直接参与的，电视台早期没有录像手段，所以不论任何形式的表演，小到一位演员说评书，大到一台几百人参加的晚会，复杂到电视剧那种多场景、多景别、多角度的切换，都无一例外，只能直播。因此，无论哪位声名赫赫的大明星也只能亲临电视演播现场，在规定的时间与限定的演区内现场表演。咫尺荧屏，群星荟萃。我每天晚间，只要播送室有文节目的现场直播，我都会搬一把折椅，坐在离演区最近的摄像机旁，看演出，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票的位置，我从一个高中学生买话剧票和电影票都要算计的人，忽然来到电视台演播厅，尽情观看各位艺术家现场表演，这好像做梦一样，能看到那么多名流风采，心里的激动难以形容。那时还没有“追星”一词，也没有出现“追星”一族，但我的心情点“追星”味道。我为目睹过这么多明星而骄傲。据说罗斯福外孙女一天问起母亲，“妈妈。同学们说我外公是总统，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妈妈说：“孩子，这也值得你骄傲吗？能当总统的人很多呀。”连有个总统外公都不值一提，我只不过见到过那么多明星就值得骄傲吗？是的，在我心目中，一位艺术大师的精湛造诣不亚于一位总统的政绩。 我是在这样多年的观摩中，懂得了京剧的一板一眼，懂得了各地方剧的花色品种，懂得了许多剧目的精妙之处和许多流派唱腔的曲尽人微之点。知道了什么叫手眼身法步，什么叫生旦净，末丑，什么是高品位，什么是一般般，什么叫绝活，以及这一身惊人绝技是由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而来之非易。从演员吐字发声、表演的投人和形体的优美到位，到演员在剧中的人物塑造和在演出中的非凡气度，各行各类，点点滴滴，形形人目，声声人耳，那群体的鬼力已溶入我长久的记忆。 各个门类的艺术神韵原本是互相渗透互相沟涌的，唐朝书圣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然后草书大进，就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做一件事情，成功的前提就是刻苦，在我接触的演艺界的朋友中，凡有些成绩，能站住脚在舞台上演出的人，没有一位不是刻苦学艺，认真做戏的，更不要说艺术大师们的一生是何等投人自己的事业了。在多年的现场观摩中，我受益很深，很难说清是那一点启示了我，又很难说那一点不曾启示我。 他们都曾是我的老师，无形之师，来行拜师之礼、免收学费的老师。只是我并非是一个勤奋好学，一点即通，有记性与悟性的像样的学生。常言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年轻时仰观声名赫赫的艺术大师，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俞振飞、言慧珠、红线女、常香玉、李万春、吴素秋、赵丹、白杨、谢添、孙道临、王昆、郭兰英、楼乾贵、侯宝林、郭启儒、白凤鸣、孙书筠、新凤霞、魏荣元、马泰……数也无法数清的各个行当的精英国宝的艺术风范，只是以一个不懂天高地厚，看不到门道的眼光去恭而敬之地瞧个热闹。 后来，年纪大了，有了一定的资历，又有那么多机会与我年纪相仿的演员平辈交往，观摩欣赏他们的演出。这些位艺术家大多仍活跃在自己的舞台上，有的已登堂入室成为艺术大师，按文艺界较为亲近的称呼，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师弟、师妹。 再后来，前辈大师不少已然仙逝，健在者也大都告别舞台，后起之秀—一涌现，像毛阿敏、刘欢、韦唯、那英和不幸身亡的洛桑等。我托个大，把他们当成晚辈，他们也在与我亲切交往中，称我为老师或叫一声大叔，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一种压力，这就是小将的挑战。 我主持过12次春节晚会，每一次都与数百位老、中、青演艺人员共度除夕，在十多年中能结交往来密切者不下百位。 这是我引以为荣和无人能比的艺术观赏上的收益。在我的同龄人中，我在领略中国艺术名家风范的广博上，别人不可能再有我这样的经历。 从他们的对艺术的执著认真，从他们在表演时的气度和功力，从他们的吐字发声，从他们在舞台上散发的艺术气息上，我千百遍地暗自仿效，并有机会直接请教，这只是浅显的门道，更宝贵的是我一开始人门学习我的播音技巧，就领悟了“苦练”二字的含义。我接触的任何一位能在电视上表演的演员，都会告诉我他们练基本功时的刻苦和做戏时的投人。我于是在刚开始从事我的业务训练时，就有了一种自觉的练功意识。“要想人前显贵，心在人后受罪”。这句老话虽带有不合时宜的色彩，但这内涵、这合理的内核，是不能否定的。 于是在全面掌握播音业务基本功，诸如学习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关心时事，收听新闻。阅读书籍，增长见闻的同时，我对练声和练习基本功也下了一番苦力。 我的练声分成三个方面，因为我不是专职歌唱演员和戏曲演员，他们必须循着他们独特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必须按照师承传统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本门艺术特点去专一的训练。我是播音员，我一开始就为自己订下一个学习汁划，多方面学习，利用我当时的优越条件，投师访友，拜师学艺，博采众长。第一方面，我曾向我经常能见面的广播乐团的几位歌唱家学习发声基本功。视听视唱，循着钢琴音阶练唱，同时也开始识谱，简谱与五线谱，并在演播行的钢琴上开始了钢琴课程。上中学时，我已在业余时间学过一点歌唱发声和弹钢琴基本手法，到了工作岗位，这一个业余爱好就转成了必修的课程，这方面主要练习的是西洋发声法，同时学习与掌握了林俊卿大夫的咽音发声，主要是掌握气泡音。科学发音使我一开始播音就能掌握规律，沿着正确发声道路走完一生的播音路程。第二方面，我又拜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唱家王嘉祥为师，他是一位民族唱法的歌唱演员，他自己勤奋好学，摸索出鼻弹音与京剧念白相结合的吐字发声基本功。我跟他学了整整三年。第三方面，是学习民间演唱的说唱艺术，我学了京韵大鼓和单弦、贫曲等段子，有的练了几十年。如京韵大鼓《八爱》是我启蒙是练习的唱段。这是向一个比我还小四岁的说唱团的小演奏员学的。当年他拉二胡，学习伴奏，《八爱》这唱段，他也刚学会，我请他一句一句教。因为他年纪比我小，我学习时就很放松。如果去请教老艺术家，可能我会知难而退。想不到30年后，1993年我把它搬上荧屏演唱过，还得到不少好评，石富宽第二天见我，他说他昨天看了我的演唱，他流泪了，为什么？他说在曲艺不景气的情况下，你这么投人这么热爱的一种表演，感动了我。但这种爱好，已不单是一般喜爱，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了我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因子，时时记起少年时的风花雪月，带有怀旧的浓情。“花明柳媚爱春光，月朗风清爱秋凉……”。每一句唱腔就是一幅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不独石富宽感动，还有一些位朋友也来信表示了类似的情感。传统文化的延续，传递给我们的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每一点每一滴都沉甸甸、扎扎实实地带给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感觉，品尝这点点滴滴的文化片段，勾起我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骄傲与尊崇之情。这就是我至今在文化品位上带有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背景，少年时的练声，少年时的读书，给我的是灵魂深处的依托与自豪感。 练声就是熬时间，这就叫功夫，铁林磨成针的功夫，跟王嘉祥老师练声最大的、也是当时未曾觉察、后来逐渐领悟的收获，就是对艺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踏踏实实做艺的一种观念的树立。 当时王老师的宿舍在北海后门，我们相约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附近练声，我的同学们风雨无阻地从北海前门人园。这一段练声时光我写入了《昨夜星辰昨夜风》之中。 在练声过程中，最大的附带的收获是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一心学艺的朋友，有的成了长远的至交。当时我们和老师的关系，也是半师半友。都在新型的艺术团体，不是旧时代的师徒形式，但也不是现在课堂的师生形式。因为除了练声，我们还成了生活中密切来往的、相互关心的朋友，我们这个练声团体在北海游客心目中一定十分特殊，因为今年（1995年）在福州参加（元宵晚会）过程中，福州市委书记习敬平与我们聚会时，对我说起当年他曾经常看到我们练声，我对彭丽媛说：“我比你先认识敬平的” 习仲勋同志曾有一段在庐山会议之后受牵连的岁月，那时老人家还正当盛年，他每天也在北海散步，带着几个孩子，习总与王嘉祥老师相熟，每当路过我们这里，大家都会围上去，亲切地打招呼，有时闲话几句。习仲勋同志那时是国务院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交谈平易近人，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十多年以后，80年代我有机会见到习总，他也亲切地提起这段往事，想不到敬平同志，当年还是个小男孩，竟也会记得那段北海相会的时光，我对他说起，王老师已然不在了。1993年，死在家中，他身边无人，死后几天邻居才发现。我和一位朋友魏鑫一同出席了追悼会，想不到魏鑫也是王老师的学生，如今改行当了经理，我们也有点自责，由于忙，很久顾不上看望老师，此时未免在难过中留下遗憾。王嘉样不该这么早逝，谁也没想到，文艺界去了不少人，大家都赞扬他为民族歌唱艺术一生的辛勤，他并不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但他锲而不舍创建一套科学发声体系，并且桃李满天下。很多人，包括许多大艺术家，都曾与他研讨，向他请教。他诲人不倦，平日少言寡语，可对人热心，所以他的追悼会上来自各方的朋友很多很多。 我回想当年，一个小名小辈，20岁不到，能承蒙许多前辈艺术家厚爱与提携，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裘盛戎先生与我交往不少，主要是我陪他举办京剧讲座，一同在电视里出现。那时还有一位昆曲大家白云生先生，我也是在电视讲座中陪同出现。他们讲述自己多年积累的艺术实践经验，谈戏曲的基本功与基本知识。我陪他们出镜，有时间有机会就去剧场看他们表演，裘先生在舞台上的峙若山岳的做派，那总领群英的唱腔，给我树立了至今难忘的有益榜样，我从那时起就下决心，只要我干一天播音，我一定创出一种与众不同，然而又受大家喜爱的播音风格。和前辈艺术家的接触，由于我年轻、没身份，不可能直接交流，建立平辈来往的友谊，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于我有益的为人与做艺的品质。裘先生面容瘦削，身材不高，可是在台上的压倒一切的气势，给我的鼓舞着实不小。你没在台下与艺术家交往，不可能单从台上全面领略一个人的功力。我领悟到一个人调动一切手段扬长避短，所能达到的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这给我的启示是，只要肯吃苦，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我最后见到裘先生是“文革”前夕，在天津火车站。出站时，我们在人流中巧遇。他对我很亲热，说：“我在一宫演出，忠样，晚上后台找我。”我没去成，因为工作无法离开，但那竟是最后一面，裘先生死于“文革”之中。唉！ 通过白云生先生对昆曲的讲解，我带着开眼界的心情，经常晚上独自一人到长安剧场看昆曲。我发现昆曲十分优美，唱念做都很迷人、我看过多次侯永奎、侯少奎父子分别演出《林冲夜奔》，也看过侯永奎和李淑君的《千里送京娘》，表演的精湛，唱腔的婉转动人，给我十分巨大的冲击。丛光桓和李淑君珠联壁合的演唱，如《李慧娘》，使我感到那吐字发声的优美，不是人间所有。我最近见到丛珊，对她说，我年轻时经常看你爸爸的演出。在我投入地看丛光桓在台上演出时，丛珊要么还没出生，要么只有几岁。那时有一出或叫《下山》，韩建成演和尚，记得是洪雪飞演小尼姑。这是做功戏，我记得他们的演出也十分精彩，那是我在台下看近的洪雪飞的早期演出。后来，我见她时，几次想对她讲出当年看她的戏的感受并核实她的角色，总没机会提起，谁知她也撒手人寰，再也没机会一提往事了。 我感觉观摩演出只能学到皮毛，不了解艺术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台形象，以及他们的追求，就不可能对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时的年龄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机遇，唯一能令我稍稍亲近的，是侯宝林先生。 我参加工作时，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怀着仰望的心情与他交往的。当然不可能与大师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为亲近，好在我们都同属于广播局领导。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由于他的存在和由于他的努力，使一两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那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次开怀大笑，并且那笑不是暂时的，而是回味无穷的笑意。众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从艺艰辛不易，等到我见到他时，已成喜剧大师。 大师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着头，不苟言笑，手提一个热水瓶，匆匆走来。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惊人绝艺就藏在身上，到了台上，那神采四溢，伴随着笑声四起，给人的艺术享受难于形容。 我早年只是当他出现时，我就尽量找机会听他与能有资格和他对话的人谈话。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说过什么，议论过什么，似乎难以讲清。他对我颇有好感。在干校时，我挑秧，他拉车，相视一笑。回来后，在一次《演讲与口才》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我说：“你刚才发言很好，很有生动感，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这么讲呢？”这是对我后来主持《正大综艺》的方式方法的启迪。艺术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还原生活中那牛动的、随意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艺术品位，这是侯先生对我的教诲。老爷子给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应外出，但只要我登门请求，他从未拒绝。 很多晚辈怕与他同桌吃饭，我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候先生讲起做人的道理有时不太留情面，我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敬陪一旁，引发一些侯先生喜爱的话题，听他侃侃而谈。 侯先生原来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并知道如何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绝顶聪明之人。听他相声精品，你会感到他已是一位学者型的喜剧大师，是他把相声从地摊上提升为正宗文化，使相声洗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样，把相声推到一个前所未所的顶峰。晚年他多次对我谈了他的忧虑，他担心相声会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摊去，当然，不无理由。 侯宝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规律。他走了，为我们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开的艺术作品。 他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他是艺术的巨匠，又是寻常百姓，作为生活于中国新旧社会两个时代的人，感受过艺人的新生，也饱尝过各种辛酸，他其实完全不去理会外部的声望，而怀着弱者的心态。不愿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集体宿舍和吃集体食堂，这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我从很年轻时起，就不曾有过一味的单纯的玩耍，我玩任何种类的游戏，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锻炼我的思维与智力；第二，将来我的业务能不能用上。我接触人，从年轻时起，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对方能不能在某个方面对我有所帮助。我结交文学修养高的人，就时不时讨教古文；结识会唱歌的人，就跟他们起码学会一首歌；结识一些受锻炼的人，就让他们带着我或吸引我去锻炼身体。人以群分，真是半点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帮我，哪怕是帮我唤起对各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人，我是不可能与他们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着买好的饭莱，总要找一个能挨近我需要与他（她）有一番谈话的人旁的边，就在餐桌上，我学会与掌握了十三辙，什么人辰辙、发花辙、江阳辙、姑苏辙等等。说唱团演唱单弦的赵玉明在饭桌上给我抄了一个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她告诉我，你举一反三，按这13个字去套吧。赵玉明还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台上站立，怎么才能挺拔、精神。她说，只要把身体重心移到靠前的一只脚的前脚掌就可以了。这两项对我一生有用的知识，前后只用了五分钟就掌握了，但找到这样能坦诚相告的老师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钟，那要“众里寻她千百度”了。 对我有过启迪、有过帮助和指点的人，我不可能—一回忆，这使我想起，1994年在上海与刘欢的一次对话。 在后台，刘吹和我谈起了我们曾说过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同学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以回忆度过平淡时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刘欢是年轻演员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歌声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们相处不多，但交情不错。 记得那是在沈阳的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谁要和刘欢聊天，一定会惊呼上当，因为刘欢生活规律与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间学习、工作、作曲，白天睡觉，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别人不好走，这等于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还不到睡觉时候，他邀我进他屋里小坐。进去之后，只有我们俩，我就说，刘欢，你怎么那么傻，不听我劝告。在1991年赈灾义演中，刘欢参加排练后独自回家，剧组宣布除个别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场地集合，不派车接。而据刘欢讲，他没得到通知，以为他的节目取消了。晚上看电视，当董浩报到下一个节目刘欢演唱，而演员未到，他吓坏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载了一辆的士赶到会场，还是我们帮他尽快上场，大致算是圆了场。可是，我对他说，对于今晚的事，如果没人找你了解，你不必自己去四处解释。他当时点头。可是过了没几天，不知谁给他出馊主意，他去了电视台，要求与领导对话，并闯人电视台的一个会场。当时，一百多位处以上干部正在开会，刘欢一闯进来，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激起领导层公愤。大家纷纷指责文艺部，都是你们惯坏了歌星，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是的，你就是进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售货厅，找人家对话，也要打个招呼，何况闯进堂堂国家电视台呢！于是刘欢很久没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这倒没有所谓封杀他的指示，只是没有人会想法用他，他听了我的指责，没作什么解释。我们就聊起了别的事，谈诗，谈文学，谈钱钟书，谈林语堂，谈鲁迅，谈歌曲、音乐、谈法国的浪漫情调，谈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氛围，总之，谈得津津有味。我对他说起一个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学，他已在这个山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见到我谈起许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学往事，并郑重地递给我一份我同班同学名单。他说这是后来回忆写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学名单，只缺两位，他说记不起来了，拿到这份名单，我深有感慨，我和刘欢在谈到这一点时，都很激动。 当一个人对前景不复拥有进取的奋进之心，当一个人到了一个他难于适应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会一味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用青年时代无限美好的时光来填补眼前的平淡得难于忍受的时光。这时，时光不再前进了，凝固了，岁月的新的变化已对他没有了意义。真是这样吗？我的同学，我少年时的伙伴。这种在交谈中的猜测，震动了我们俩，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与刘欢分手小睡一会，赶加北京。过后，我忘了那次谈话，还是刘欢在上海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并很感慨。 还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心情很难平静。那是在196O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头，哦！是一年前与我同去电视台应试，最后剩下的四位中的一个伙伴。我见到她很高兴，她也很高兴。但是她问我一个问题，我却无法叫答，她说；“电视台为什么至今也不通知咱们，到底结果如问？”我那时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为她看不到电视，因为1960年老百姓家没有电视机，她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等待电视台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里很慌，也很难过。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诉她，你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选者。不能，即使再婉转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来想与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后来她在期待中过了多久，当她日后在电视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后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应试的那个17岁的”男孩，但愿她不要生活在那记忆与不可能实现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忆往昔，在旧话重提，在追忆那么多的人和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是一种怀旧。一是不是我也会陷人对往事无尽的追怀？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还要做那么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断涌上心头。我不会停步，这是我的内心的驱使，也是那么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们曾做出的辉煌成绩的感召。 路是没有尽头的，人生还会有巨大的风云变幻…… 写于1995年10月北京、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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