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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绘画，记得家中来的客人还曾经拿走过我的“作品”。我今天回想，大概人家决不会拿去珍藏，极大的可能倒是给自己的孩子看上一眼，告诉他们要加点油，也做点值得让家长高兴的什么事。 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坐在桌前，用铅笔在随便什么纸上，津津有味地勾勒出一只蚂蚱，我太喜欢蚂蚱了，从有记忆开始最早的情景就是姐姐给我逮住一只青头蚂蚱，用一根白线捆在它的胸部，让它爬在一根竹筷子上。我至今一旦看到那雄健异常的蚂蚱，仍会激动。也许因为小时候，常常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向爬在草地上的蚂蚱掩进，离得越近，心儿越怦怦跳，然后突地用手扑向它，十有九空。蚂炸身体的各个部位长和矫健优美，两条大腿无论绷紧亦或舒展都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因为一年中只有盛夏与初秋才看得到它们，所以就想用画画儿的方式以慰想念之情，那时候哪懂得蝗灾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呀！ 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过美术教授的指点，幸何如之。 那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光，下了学我经常到一位姓文的同学家里做功课，他家住在美院宿舍，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美院教授。文家有三个孩子，我和他们一道做完功课并玩耍过后，常常会静静地在他们家的一间大屋子里画画儿，文伯伯、文伯母有时就指点指点我们，从那时起，我就很认真地开始画人像了。 一天，我回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谢大爷问我最近放学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就十分自豪地告诉他，我在学画画儿。老人家很高兴地问画什么内容，我说，我正在练习画人物，并引用一句新听到的我以为他绝对听不懂的名词对他说：“我们画模特，我们的模特儿是同学的小妹妹。”谢大爷立刻皱起浓浓的眉毛“咦，怎么能让同学的妹妹做模特儿？” 我那时根本不懂模特到底应该如何注释，也不知道西画在画人体时的模特是裸体的。在我向谢大爷解释的过程中，以及从他的讲话中，我才弄明白了，在美院的宿舍中听了那么久的模特儿这个词的多种含义，我们那么小，怎么会去画人体呢？只不过有时求小妹妹安静地坐一会儿，我们画她的头像。 我大概天生不能对画人物人门儿，我怎么也拿不出画昆虫的劲头来学好这段业余课程。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再后来干脆就搁笔不学画画儿了，我的同学以及还有几位常去他们家的小朋友，以后真的成了专业画家，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懂得，学一样东西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否则会一事无成，还瞎耽误功夫。我在他们家“人乡随俗”，很快学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们全家都讲四川话，我不知不觉也跟着讲起来了。学得快，忘得也快，四川口音早就一点儿也捡不起来了，要是在他们家学一口流利的外语，以后省多大事，有多大用呵。可惜不是外语，只不过是我国方言的一种，倒是半途而废的绘画技法，诸如透视焦点等等，终身受益，老大之后重握画笔，还算有点童子功。 从小学四年级以后一直到参加工作很久，我有过各类文、体爱好，但唯独把绘画这项儿时的爱好冷落了几十年。重新点起我对画的爱好之火，并又重拿画笔已是70年代末的事儿了。与其说重燃旧时的热情是出于对艺术的向往，倒不如说是“文革”之后，在文化界首先被珍贵起来的是画家，人们开始以价值观，或干脆说以谁的画标价高而看重谁的作品，社会上不少人以求得名家的作品为荣，有的真会欣赏，有的干脆就是附庸回风雅。 只要我早一天重燃往昔的热情，我都会更早地结识许多位画家。因为，“文革”后，电视台曾多次组织画家、书法家进行笔会，为他们录像、播放他们的专题节目。可惜我重人此道太晚，记得80年代初。全国近百位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聚会北京，聚会中央电视台，我因工作和他们有不少次接触，但根本就没有开口求过哪位一幅墨宝。其实，有时不开口还算有些失礼，开口相求，人家不一定给你，或虽放诺给你，不过是一句托词。但我相信如果谁都不向某位画家求画，他未必高兴，别看他口头上多么烦别人要画，如果真的谁也不去开口，他也会很恼火的，这跟我们在台上演出完了谁都不鼓掌差不多。反正你求画儿人家烦，你不求他，他也未见得高兴。 “秀才人情低半张”很多人都在背后说范曾如何如何，但第一位主动送我画的就是范曾。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很有点名气了，而我那时的知名度，不能跟他相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们相遇、交谈，还很投机。后来他给我来过一封信，邀我去他家做客，那时候通电话都很难，我们家有电话那已是后话了。在接到范曾来信以后，我犹豫了很久，我很少到人家家里做客，再说他的住处离我们家又很远。实在不方便，那时候北京没几辆出租车。 拖了很久，又一次见到他，他又一次相邀，我就去登门拜访了。 一进门，他笑容满面，立即在画案上铺好纸。四尺对开，提笔就画，边画边聊天，勾线、设色、题款、盖章、画好了，又替我卷好。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于是告辞。他出门送客，返程路上一我觉得这不像串门做客，倒好像我上人家订做什么东西似的，而且立等可取。 以后，一来二往我们就很熟悉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再以后，我也开始技痒，也铺纸弄墨，不过那绝不是受他启发，也不可能受他启发，因为我自幼就与人物画无缘，不是不喜欢，而是学不来。 再以后，我和范曾合作画过多次，大约有十多张作品，算是友谊结晶吧。 以后，他出走巴黎，消息传来，我很吃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感到难过，失去一个朋友。 当然，据他说是真的特别寂寞，他又回来了。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我对他的文才十分饮佩，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惊人的记忆力，我根据自身的情况估计，他早年下的功夫是很苦的。 记得1982年在密云水库，我们一起做一个电视节目。他对我说过一段话，他说，画分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四品，已成大帅，凤毛欧伯；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人看到。负一品，不知企为何物；负二品，看之愈久，离其意远；负三品，与美不共戴天，在艺术的审判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属于这九品当中的哪一品呢？”他颇为自得地笑着说：“哈，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 当我开始弄墨时，有一次我画了两头驴，黄胄先生补了一头，范曾又添了个小孩，最后黄胄落的款：“俯首甘为孺子驴，忠祥老兄醉笔画驴，范曾补孺子，黄胄戏题。”那天，大家难得相聚，又很开心，我设了个小局，那就是用淡墨画了两头驴，这样他们好给我修改，给我添枝加叶，那两头驴上也有黄胄的笔墨。我至今珍藏着这幅画。 有一天，在大庭广众，范曾又神采飞扬，高谈阔论，“忠祥还真有人缘，我们两位大家给他补画，他画了两条小丑驴，黄胃补了一条驴，我添了一个小人。” 可见，他认为我连正一品都不够格。不过，我当时真是刚人门儿，不如现今水准。今年我的一张泼墨四尺整纸骆驼，参加了广电部电视界画展，还得了优秀奖，今日之笔墨当不可与早期同日而语了。 我早已仰慕黄胄的画风，他用墨的神韵依我之见，当代还没人能与之相比。 我第一次与黄胄相识，是在“邓拓藏画展”上。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按照邓拓生前遗愿，把家中藏画捐赠给国家。丁一岚是播音界前辈，她在延安播音时，我才出生不久。这次藏画展我当然要去参加。那天，黄胃、周怀民等著名画家也都出席了画展开幕式。黄胃手持一根竹杖，头戴一顶墨色羔皮帽，与两道浓眉配得极有派头。他进人大厅在签到簿上，饱蘸浓墨，潇洒遒劲地签了名，我于是不好意思再签名了，因为我的字太寒碜了。 展览后，丁一岚大姐设便宴答谢几位邓拓生前的画界朋友，黄胃、周怀民都出席了，我作为了大姐晚辈也在其中。席间，黄胃谈兴颇浓，高席评价丁一岚捐画义举，我当时真的并不能理解邓拓这一批藏画的无可估量的价值。几位大家谈笑风生，我敬陪末座，洗耳恭听，不时插问上几句自认算得体的话题。 在席间黄胄给我讲了这么一段往事。他法当年挨斗去了干校，那时叫他“驴贩子”，“你不是画驴吗？就叫你喂驴。”整人的人太傻瓜了，这在他们心目中带侮辱性的惩处，践踏知识分子尊严的招术，哪知道对画家来说，适得其反，这是派来了一批“模特儿”，给黄胄一个绝妙机会，朝夕观察驴动作的千姿百态，以及摸透了驴的犟脾气与吃苦耐劳时表现得低眉顺目的性情。驴的眼睛其实是漂亮极了，食草动物大都有一种柔顺的目光。 一天，黄胄赶着驴车进了前门大街，记得他自己说是路过全聚德。他把驴车一拴，进了饭店，饭店领班的认出来了，“哟，怎么着，出来啦！”黄胄告诉他这是进城办事，马上还得回农场。服务员给他找了一个单间，黄胄掏出钱来，“就这些，您看着安排。”不一会，端上一只烤鸭，半斤饼，外带一瓶老白干。在农场受累的身子，受苦的肚子，难得改善，来了个风卷残云，酒足饭饱，告别朋友们，出了门，一抬头，糟了，驴车不见了，准是没拴牢。 黄胄一想，坏了，驴车要是出了事，或撞了人，这罪过就大了。一路小跑。这跑是有学问的，马路通南北，倒是往哪儿追呢？黄胄心想肯定往出城方向走了，老马识途，驴是马的亲戚，估计没错。跑了一段路，唉呀，谢天谢地，在一个警察岗亭外拴着呢。黄胄赶忙向警察又道谢，又解释，又承认错误：“我是一名犯错误的干部！跟不认识你的人说这个干嘛！刚才肚子饿了吃点东西，不小心驴跑了，太谢谢您了！”警察把驴车还给了他，他赶上驴车一路轻松松回了农场。 说起当年黄胄“解放”，还亏了周总理。当黄胄被关在农场改造时，他几经折磨，已看不出今后还有什么前途。这时，周恩来总理提起了他，问：“黄胄在什么地方？”当听说黄胄在农场劳动，周总理说：“让他画画儿，在农场干什么？画画儿还可以为国家创汇嘛！”有人把这如春风送暖的喜讯捎给黄胄，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兴高采烈，长出一口气。这时，管他的人也握着他手说：“其实，你早就没事儿了。”当初，黄胄写多少份“交待”材料，也过不了关。这时，他不写了，可是总要有个形式，大家好下台呀，干脆，由管他的人起草，黄胄签个名，就算恶梦已醒。提起这段事，黄胄绝无怨恨之情，只不过一笑了之。 我非常佩服黄胄的刻苦，他笔下人物、动物、花鸟，千姿百态，而且无论什么主题，那画面上首先扑出来的是火热的激情，对生活的向往。尽管黄胄由于当年挨斗脊柱有伤，至今不得不手柱拐杖，但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热情。疾病折磨着他，他以病痛之躯挥毫讴歌生之快乐，这是何等崇高的人格。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但他的内心充满了一个强者的朝气，昂扬、不屈与奋发。唯其如此，他的画卷给人的不是梵高的生与死交炽的激奋，也不是石鲁晚年的狂放，更不是八大的孤傲与无奈，我总感觉黄胄人物画与鲁本斯的物画有哪一点相像，中西画派不同，但那饱满的构图，与大气的回荡如此沟通，黄胃的画面，墨色是那样奔放多彩，彩色是那般浓淡相宜，几乎你闭着眼都会感到画面上生命冲激。“生命即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是有黄胄作品为例当更能丰富他的理论。 看黄胄的作画，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他落笔犹如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挥毫那力挟千钧的气势，勾线那稳如泰山的感觉，使我悟得了一个主持人在台上应有的气度。黄胄作画的过程、你会感到那围绕着他的气场是旺盛。他的画儿漂亮，画画儿的神态动作也漂亮、帅。 我就是多次看他作画以后，才萌起画中国画的极大兴趣。 因此，我把我的这位朋友，称为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我并不是拜师学艺，只是耳濡目染，自己操练起来。我绘画，没有基础，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再从ABC学起，从素描开始，既来不及也没必要。我只算个票友，从不想成画家。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样样都能学好，我的主要精力已献给了主持人工作，其他的就算是修养吧，我画的不行，可看的不少，懂的也不少。经画家们一点一滴给我指点与讲解的可比一般人多多了，因此，我可以很投人，很内行的主持中国绘画节目。 黄胄予我半师半友之友情，我也就经常为他的事业尽点心，绝不推倭，而且又不容辞。他晚年心血，扑在炎黄艺术馆上，我和倪萍是他的公关代表。 1994年元宵晚会，倪萍主持一段节目，剧组去拍摄炎黄艺术馆和创始者黄胄先生，倪萍打电话给我，说黄老师希望我去。我二话没说就赶了去，我记得在电视机前，我们开个玩笑，我说倪萍是我学生，黄胄是我老师，倪萍你管黄老叫什么？叫师爷，可不是鲁迅先生讲的，人家称他为绍兴师爷，那是刀笔之吏，咱们这是艺术的继承关系。当然，管黄胃夫人郑闻慧叫师奶奶了。 我铺了个六尺对裁，故技重演画了六头迎面跑来的小毛驴，黄胄高兴得除了帮我修整之外，又添了两头，末了题了个与赵忠样合作的款送倪萍。 黄胄原姓梁，《红旗谱》作者梁斌是他堂兄。梁斌也开始画画儿子，并在前几年与黄胄在民族宫举行了兄弟联展。可见黄胄绘画还有传染，凡经常观其作画者，心有所得。 周怀民老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我几天不去看他，他一定想我。有一回听说他病了，我赶忙去中日友谊医院看他，他见了我，盯着我说不出话来，旁边的人都说他太激动了。我承蒙他厚爱与关心，他也逢人说忠祥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其实我虽没拜过老师，但心底一直认为他是我可尊重的师长，我敬重的尤其是他的为人。 周老待人的诚恳，诲人的不倦和宽厚的心肠，实在让我觉得他是一位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大好人，老实透了的人，是我的楷模。 周怀民先生早年曾在南京美专做教务长，张大千先生都算他的下属。二十多岁时，怀民先生的作品就享誉大江南北，早年他的展览一开，孙科必来，倒不是私交，而是周老的水荡芦苇画得非常线腻优美、恬淡。我看过他早年作品，那真是展卷伊始就让你举得天风徐来，湖水微波，芦苇摇曳，那笔触亦工亦写，布局错落，若无天人合一忘我之境，断无此作。 惜哉，周老今年年届九十，大病初愈，否则我必请老人家做《人与自然》的嘉宾。 早年周老雅号周芦荡，晚年他画的更色葡萄与彩色葡萄更是粒粒传神。他给我讲解他对葡萄的枝叶布局以山，水画手法处理，苍劲老道的枝、藤、叶、蔓和串串欲滴的晶晶硕果，湿润与干枯，飞白与晖染相映相衬，笔触凝而不滞，枯而不涩，清而不薄，使画面饱满而生动，既极富传统功法，又糅合西洋技法。老人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故晚年又获周葡萄美誉。 周老常对我讲起与张大千的一段交往，大千先生我无缘得见了。大千先生生前是极为豁达之人，他临八大、石涛可以乱真，而他自身的功力，人物、山水、花鸟都雄冠一时，想来什么时候也不会为生计发愁的。周老是个不善交游的本份之人，在北京时的一段生活清贫。旧社会的画家有几个有钱的？穷和画家结了许久的缘，穷画家就这么叫出来的。梵高临去世时，究途潦倒，而现如今谁能得到他一幅画，价可千万美元，这人世有什么天理！黄宾虹生前，虽与白石老人并称，北齐南黄，可是据老人们讲，当年谁若看望他，向他要画，他高兴极了，绝不认为人家向他要钱，如今在他身后一幅作品十几万，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信奉唯物主义，也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之说，但生不逢时的感怀有时既使我激愤，又使我悲哀。 周老大概也看透了这一点，1982年老人将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我买来的许多古画，包括宋、元、明、清诸多大家作品，捐了。我就在周老家看过八大册页和赵孟俯行书长卷等稀世珍品。可是周老来个一锅端，全捐给了家乡无锡市，如今假如老人家拿出当年捐的几十件中任何一件作品，换个别墅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仍住在西海边上的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进屋，要是同时来三个客人，真是没地方坐。一个画案已把一间屋子填满，周老如果不是一位画家，而作为一个画商，有几个能有他的鉴别艺术品的眼力，加之他已有过一生几十年辛勤、精心的艺术收藏，毫无疑问，他可以在海内外称富。 历史不可以假设，人生也不可以再回首重新走过，保况，老人至今毫无后悔之一丝一毫的表示。 唉！可怜的老人，可爱的老人，也多少有点呆气的老人。 话茬接着说，当年周怀民先生蜗居北京，张大千登门造访，一看周先生正在燕窝窝头，“唉，”大千先生长叹一声后说，你就吃这个呀！走吧，上我家，周老念念不忘大千先生的这段情份。他还说，张大千亲自烧莱，大千先生说：“我第一是会做莱，第二才是画画儿。”周老说：“张大千做莱，起锅，油开了，先放盐，说这样香。” 我后来也这么做过莱，算是得了大千先生传的一招吧，惜哉，画是永远没机会亲自跟他学了。 最近一次我去看望周老，他一定要我与他合作一幅葡萄。长者先，老人家开笔。他九十高龄眼不花，手不抖，仍坐在画案前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画得忘了时间。计燕荪伯母说：“老伴儿，你与人家合作，怎么自己画个不停呀！”周老仿佛没听见，仍一笔一笔兴趣盎然地落墨画下去。 我看得惊呆了，老人已然进人了物我两忘之境。 那神情犹如一位我激耕耘的世纪老人，真的，今后请不要截用默默耕耘这个形容字眼，这个句子是专给周老这样的人用的。 我感到在这小小的仅能插足的院落，在这陋室之中，生存着一位悟得人生真谛的老者，这位老者的胸膛里平静地跳动的是“专心作画，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心。 我家壁上挂着的一间立轴，是周老给我的一幅四尺三裁青绿芦荡。周老送我这幅画时才七十多岁，一恍就廿年了，当时他说：“忠样，这是我芦荡的封笔之作，以后，我想画也画不了芦苇了。” 我望着这幅画总在悟点道理，周老四句自题诗“罢钧归来不系船，江村日落正培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意思是人生固然有自己的规矩方圆，只要老老实实地去操劳，就不会有风险浪恶这灾，那就会永远保持一个宠辱不惊，水波不兴的境地。一位朋友说，我命属土，当以水滋养。我生性也极懦弱，生怕在这风口浪尖上的行当中出个三长两短，每当看着这幅画，吟味这诗句，我就似乎踏实多了。 人生极像画面上傍着丛丛芦苇的岸边的一叶小舟，我已没有了到中流击水的豪情，只想在不在的方圆中任我浮游，在无外界纷扰的环境里，做“江海寄浮生，天地一轻舟”的梦。 知识分子大约有三个类型，一类是恃才傲物，嘻笑怒骂，这样的人往往容易招来非议甚至惹下事端，弥衡大约算得此种类型，他骂曹，即使斩首也青史名标，还是为了出名。一类是谨小慎微，生怕有点风吹草动，常言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可是胆小老实的知识分子即使从没做过专心事，以后也不准备、不可能、也做不出亏心事，他仍然半夜怕叫门，老实人的特征就是一辈子准备挨欺负，即使你再讲一千遍别欺侮老实人，但你看吧，那些地痞、流氓、无赖、小偷专捡老实的下手。神鬼怕恶人，为什么盗跖长寿，颜洲早夭，这谁也说不清。还有一类，也是我最欣赏的、但我自己却学不会的一种类型，即达观和乐观心态，笑口常开，千忧万愁对他无奈，这才是天生的乐观派。 古来文人有谁能当此典型，罕见的一位就是苏东坡。苏轼是一位伟人的文学家，伟人的诗人，他的词当然好得无可挑剔，唯一对他有点微词的是指摘他用典太多，有吊书袋之嫌，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了。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苏东坡，半夜说梦话也是经典，何况填呢。至于诗作，毛主席说的对，宋诗味同嚼腊，因为宋朝出了个朱熹，理学盛行，诗情收敛，但任何事情不可能没有例外。苏东坡的诗就是不让唐人意境的作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意境、美感可与杜牧比肩。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并不得意，屡遭贬谪，但苏东坡具有的是一种气死活人不偿命的乐观的天性。他的乐观真的不是故作姿态做给政敌看，要那样就不是他了。一个人明明被整得死去活来，心中诸般冤屈，种种疼痛，万般无奈，偏生要装个笑脸，那就不必了。装出一种穷欢乐，更让人看笑话。而苏东坡，根本就没把势利小人当成什么东西。他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相貂裘、千骑卷平冈”，他也真的如《超然台记》中所述“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揖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面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吃得那么槽，生活得那么苦，受了那以多的委屈，可是近年来，脸上胖了，头发原来白的现在也转而变黑。这不气死人也么哥？疑是他吃了什么仙丹妙药，这仙舟实际是他方儿，那就是神仙般的胸怀。不知老之将至，不知人生苦短，不知忧患与生俱来，但也绝对不是白痴心态，他是文化天才，他从不怨天，从不尤人，只要活着就不知什么叫优愁。苏东坡是千古豁达第一人，本文论及的是画家，怎么请这么一位大文豪呢？ 且听我说，文亦对题，苏学士，不但才恋古今，他的书法已成一派，他还是一位画家。我看过他的一幅兰石图，那是在邓拓捐画展上，是一长轴手卷，后面二十余上各代题跋与印章。当然这场笔墨官司至今也未打完，一些鉴定家否定其真，直说其假，而邓拓等人包括周怀民、黄胄认为是真的。当年邓拓藏画还是周老、黄胄帮他收集的，周老与黄胄难道就不是一流鉴定家呜？再说，说其假者只望其画一眼就定案。当然，古人有只要展开一寸之幅立辨真伪之谈，可那真假一定是天渊之别了。对这么一幅古画，说真的几位，天天看，天天守着画琢磨；说假的这边，只看了一会儿，那我作为局外人未免觉得，说真的未必确凿但证据丰富，而说其假者，太过武断。在真伪难分情况下，我个人持一种权且当真的心态。何必一定说它是假的呢，只要年头够，笔墨好，艺术十足够品位，你原来又没看过苏东坡任何一幅画，凭什么非说它不是呢？ 就在这样的争论中，与兰石图同时出现的一幅竹石图流落到了日本。 能说，苏学士与我的这些位画家朋友无关吗？ 我说苏东坡千古第一乐观人，并不意味着其他古人、今人都如李陵在番邦的那种悲苦心心，“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晨生听之，不觉泪下。” 有些画家也具有乐天个性，但我不可能展现得太过于细密，因为我不是凭长年的仔细观察与科学的鉴定来断言的，乐观与否至今用什么仪器也是检验不出来的，也量化不了，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了解来判断。 我以上介绍的几位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乐观心态，但我以为乐观心态的标志，应该像天女散花一样，把欢乐不要秘臧心头，要在灿烂的天际中散发出耀眼的闪光。 那么谁敢自己说，我是这样的人呢，还是我来评价别人为好，海粟老人首当无愧。 海粟老人在画界是元老级人物，我与他只见过几次，曾请老人家吃过一顿便饭，那年刘老已九十岁了，身体真是硬朗，据说他要十上黄山，大夫给他检查血压80。”120，真是奇哉怪也！海粟老人一派乐天的童心。他的生平就没必要由我来介绍了，但他正是第一位创导画人体模特的中国画家，当年爆发一场极大的争议，可见刘老敢于人先的开明态度。 海粟老为什么如此寿比南山，据他自己说他是乐观旷达，心中放得下事,而且一年到头酷爱活动。 海粟老人还有一个厚道之处，就是他从不在背后说任何人的坏话，这是许多人的感觉。即使对揪住他不放的人，他也绝无微词。 老人一生爱去名山游。首选佳境就是黄山，刘海粟以90之高龄十上黄山，文化史上必留佳话。他爱黄山的奇石、怪松、云海，他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美的苍穹。黄山未曾蕴成诗文佳作，却成全了石涛之后的一批画界大家。而刘海粟大师所感受的黄山之奇绝秀丽，不独落纸于形，而且体现在胸中的色彩观念，他的画卷，必有赭色偏红的松干，和宝石蓝的山巅。 蓝与红形成鲜明伟烈的光彩效果，跳动着爱美之心的美的再现。 因此，在千百幅作品中，只要有刘老的，那是凭感觉也能辨出的。 据海粟老人的学生说，海粟老人晚年曾对一位弟子讲：“人生即使百岁，到头来不过仍觉得一瞬间就过去了。人生是短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不过要记住，第一要体现人生创造价值，出生到世间谈何容易，那么一生要做些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第二要体现一种欢乐价值，人生也要享受生的欢乐，要尽量开心。不要愁眉苦脸过一生！” 当我听到这段话时，正是传来海粟老人在上海仙逝之际，有很多年不见老人了，我特地打电话给上海台叶惠贤，请他代我送一个花圈致哀。 老人享尽天年，恰值百岁，一生苦乐唯有自己心知肚明，但百年身已过，留给后人的是无数艺术珍品。还有一位健在的老人许临庐先生，这也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早几年我家距他家，骑我那辆破车顶多七人分钟就到，他住西便门，我住真武庙头条。我无论哪天，有空就去看看他，看他作画与写字，跟他天南海北的扯。 他的性格特别开朗，见我面反复说过多少遍：“忠祥，他要常来，人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朋友！”这个道理听着有理，实则我并不全苟同。有时没钱也就没朋友了。人情冷落世态炎凉，怎么既有钱，也有朋友就两全了，但这不是许老做人的原则。 许老还常念叨，人没有一辈子倒霉的，也没有一辈子都顺利的！这当然是合乎辩证法的。 但依我看许老是没有哪一天我见他时，他不笑的。 许老当年拜白石老人为师，是大师的人室弟子，据说，连老人家生活起居也都参与照顾。过去拜师，并不像现今的老师在墨板前讲授，学生在课堂上做笔记。许老是为白石老人铺纸研墨，观看大师作画。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不令人羡慕，何谓真传？此其一端也。 学艺术的主要是全身心的观察，全身心的投人，全身心的感悟。否则，只是听别人讲讲，自己做点笔记，学多少年也未必有进步。我辈无缘观看白石大师作画了，只能观其作品。但据我体会，观其作品一年，不如看其作画一会儿。落笔、蘸墨、布局、设色，手上的功力，全身的运作，以及面部的情绪变幻和目光的神采，再加上纸上的画意成形，那才是全方位领悟艺术是如何体现的，那才会明白大师一级的人物的与众不同。 我看不到大师作画，就看。师的作画，从弟子身上必然能寻觅和感知到师传的渊源。但毕竟有所不同，许先生生性乐观，而白石老人严谨一生，或许，挥毫落墨带有自己的个性。可是落笔成篇，必有遗风，这遗风就是浓墨重彩，或者说，这色彩就是白石老人画面的灵魂，一般人自诩高雅，都不会大红、大紫、大绿的用色，视如此用包者俗。但是大俗之中蕴含大雅。白石画派，不仅造型灵动，而且用色艳丽，使艺术生命的朝气与活力，跃然纸上。发出生命的欢呼。 许临庐的画风是得白石大师亲传，加之自身领悟，表现得生动、鲜活与艳丽，而独具一格。他浓墨重彩、笔墨淋漓，但不是外行人用墨过饱，水份过多，而使画面虚浮无根的淋漓。这其中的奥秘，只有时间才能揭穿，只有多看才能明白，不是看作品。而是看作画过程。 一次，张君秋先生和我恰巧一同拜望许老，张先生也是我的前辈画友，他自谓张大胆，这是敢于实践的别名。张先生蘸墨后，许老一再叮嘱，水大了，墨多了。我想惜墨如金就是这么来的吧。“还多”。许老说，张先生就一次一次把墨汁在盛墨的碗边挤掉。“可以了。”许老赞许地说，我想起，在黄胄先生那里作画，他也是教我多次本要蘸墨太多，笔不要太湿。 我们门外汉，总会把艺术的效果、纸上的温润，想象成枯笔时笔像柴草，翁染时如同用洒水车一样。不是的，效果的出现，是很讲究的策划与运营的结局，从效果去推断手段往往南辕北辙。 这就像我解说《动物世界》，声音效果是松弛、是气息为主，以情带声，凡是学我的人，他们不知道，我这种低、缓、松的发声，是在呼吸控制，以及声带闭合部位，加大力度的情况下达到的，正如用手拿捏一块嫩豆腐，既要拿住，又不能捏碎，需要有关肌肉群一致协调动作才成。学我的人，夸张了松弛，以为只用气音就成了。有的人故意念慢，以为慢是我的风格，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这篇稿子按他的速度是要念出画面以外的。因此，我体会到，感觉有时其实是错觉。而艺术的效果并不负责你产生什么感觉，哪怕是错觉。 许临庐的画风亦如他的人品，豪爽而通达。他的画掺在其他人作品中，隔上十米我也可以～眼认出，而如果有十几位画家聚在一起作画，隔着门，我准知道有许先生在。因为他爱开玩笑，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有他不会寂寞。许先生还爱唱几口京剧，有时高兴了，再喝点酒，唱两声，满室生春。 很多朋友背后提起他，都会加上一句：“那可是个大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许先生最大长处是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甚至在很多人说某某不是时，许先生往往会对这位被人议论者充满同情、理解并真诚地指出他还有不少优点。那态度是与人为善的。“来说是非者，正是是非人”。我积半生之体会，认为的确是这样。有人煞有介事地对你说，某某在背后骂你，某某扬言要如何，你一定记住，骂你的不是某某某，而是你面前这个人。第一，他借刀“杀人”；第二，他不是东西。你既然似乎向着我，那某某背后骂我时，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为我力辩？背后骂我，我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耳不听，心不烦，你非要让我烦，这难道不是不是东西的人干的事嘛。 而许老这样的大好人，既不会在背后说人不是，也绝不在公众中传人不是，所以我没听到过谁说他不是。 有几年，我几乎是他家常客，甚至某一天，我忽然觉得，我的口音与用语，也受了他一点传染。画没学成，把对方说话毛病学来了，这可不好。我所说的毛病并不是许老缺陷，他是老画家，有什么口音碍什么事，可我是播音员，要求工作用语的纯正。后来，我有一个原则，不论与谁在一起，我行我素，决不入乡随俗，跟人家学口音。 可惜的是，我们常来常往的日子结束了。他搬到崇文门，我搬到彩电中心，来往不便，特别是抽工作之空去看望他，已不可能，真是觉得少了点乐趣。 许老近年来也少参加笔会，有时见不到他会提起他，朋友们会说：“那是好人哪！”让人背后这么评价一声，一辈子值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当我翻阅刊印的画册，看到李可染先生的水墨写意山水画，心中总会有这种感想。当然，事实上前有古人的优秀传统，后面也一定会有更伟大的人才出现。这才是宇宙与人间无尽发展的规律。不过，今人要超越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谈何容易。何况，也许很多人，至今并未值得可染先生的艺术造诣与可染先生的“深于思，精于勤”的造化神功。 “天道同勤”，每当我稍有懈情，就会想起这句话。这四个字被可染先生刻成印章，作为座右铭。那给人以巨大震撼力的美丽画卷的产生，是经过何等艰难磨折才产生的呀。勤奋耕耘，这是可染先生的做人准则，据他自己讲，他在四川居住期间，农村的水牛被他观察得仔仔细细，他那时起就画起了牛。画牛时，又引发了学习牛的不怕吃苦、不俗气力的劳作与奉献。于是“师牛堂”成了李可染先生画室的题匾。 我与可染先生坐在面对这匾额的沙发上交谈，算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染先生离开我们也快六年了，但那幕情景历历在目。 我拜访过几次先生的家，而唯一的一次长谈是采访。先生不擅面对镜头言谈，我就示意摄像师“偷拍”。我与先生交谈并对他说：“您先别管他们，他们还在准备，调试机器。”于是老人家放松了，我又向老人提些小问题，引发先生谈兴，山南海北、古今中外，以及为人和作画，谈兴很浓，老人家也很幽默，他对我说：“你要交学费，因为你看过我作画。”我说：“我再看十年也学不像一笔，您要是收费，那就包教到底，我每月工资全给您。”说笑间，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当可染先生问：“该录音了吧。”我说：“李老，我们已大功告成，非常精彩，学生们告退。”那次访谈录，我敢保证是最佳之作。可染先生那善良、朴实的个性，与艺术大师滔滔不尽的见解，都被记录下来了。 可染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匠，不仅是他吃苦，用心，有灵性。下笔如有神，还在于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没有理论的画家，最多是一位画匠，而李可染先生的绘画理论，是博大而精深的。 老先生倾其一生刻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无人能出其右他说过，他七十多岁到香山，对着一棵树临摹，这时有一个小伙子过来，说：“您都一头白发了，还从头学呀”。老人说：“对，我就是在补课。”名扬海内外，一家千金的绘画大师，这样专注地写生，世上有几位？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可染先生人到中年，以石破天惊之力，扫荡种种保守画论，创出自己的水墨写意山水画，谈何容易。扫荡保守不是最难，难的是你要有辉煌的成就。否则，那扫荡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乱来。传统而保守的习惯势力比比皆是，当年我在走一条新路，不用朗读，而用生活中的交谈音量，用说的口吻解说《动物世界》时，有很多人，甚至许多朋友，都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人指责我，乱断句，带坏了播音风气。说这话的人其实自己基本功未见得扎实，我插过25年新闻，难道我不但断句和逻辑重音吗？更可笑的是说我乱断句的人，有的一辈子还没播过一条新闻。所以维护传统者，在各罗都会即有内行，也有外行。内外行一齐墨守着成规。我不明白，我播我的，你播你的，我碍着你什么啦！可染先生画自己的，你们别人画你们自己的，他又没上你画室用你的纸墨，你管得着吗？可是说说容易，干起来难。面对压力，大无畏地探索，走自己的路。 从我与可染先生的接触看来，这样一位温和长辈，何以有这样一种大无畏勇气，发人深省。 否定之否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自然万物与人间万象的运行规律。但一般书画名家，差不多都是由稚拙到成熟，然后再从成熟返朴归真形成稚拙的童体风格。好多名家晚年那笔触让人疑是雅子所为，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可染先生晚年书面进人的却是更为瑰丽神妙之境，那是从“草”到“楷”再到“草”的更高层次的浪漫笔触。从中期“积，合法”为主，到晚年“积墨”与“泼墨”兼用。 望高山而仰止，在飓尺画幅上，把大月然造山运动的天崩地裂，水落石出，以及亿万年的生生不息的自然魂灵。用中国特有的笔墨，用心灵的感受去创造，去再现，使其巍然而立，这些画卷只好用神来之笔去形容与比喻。 我还是不能领悟可染先生的严谨刻苦与浪漫风格是如何结合的。一般观念上讲，浪漫就必然与随心所欲或“天马行空”成为一个家族，而可染老的瑰丽浪漫的画风却是以极严谨、极刻苦、极认真、极细腻的手法完成的。哪怕只画一株树，必是从干、枝、叶一件件逐一完成，而最后以泼墨盖住所有的细心点出来的叶片，这在“聪明”者，绝不为也。既然最后浓墨一泼，叶于已然“全军覆没”，那开始还画叶子干什么？观赏者仔细琢磨就懂了，可染先生的这棵树与别人一蹴而就的一棵树，天壤之别，那厚重、那浓荫，让你觉得越看越有味道。 最近读了可染先生《论艺术》一书，我才明白，他的技法，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他对新的艺术语言，新的表现方法，新的创造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他说：艺术家对客观现实应是忠实的，但却不是愚忠。可染先生对一株树的表现，与对大布局的山水画是一样的认真，只有从具体、从局部、从个别出发，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艺术追求，才能在宏观上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天底下，大学问家都是先搞通一个问题，了解了一个事物的规律性，再研究另一事物，对把握客观事物的共性，也就有了借鉴，这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关于大山水的风格形成，可染先生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万县，暮色苍茫之中，看到山城房舍，层层叠叠，丰富而含蓄。他认为，如果完全画清楚了，就没有那种迷蒙的感觉了。经过仔细琢磨，他先把房舍与树木都画上，以纸本身的颜色为“零、度，使之与树木、房屋色阶比例为“零”与“五”之比，这时房屋，树林都很清楚。然后，把最亮的部分—一加上墨色，直到原来的零比五变为四比五，这样迷蒙与含蓄就呈现画幅，达到了画家自己的观察与感受的美的意境。 从无到有，有无之间本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全凭启己的毅力获得。我接触的是大师们的画论，但何尝不可以指导我的工作实践呢？ 可染先生教给我们的其实是适宜于各个门类的通则。一个人有坚强的毅力，这个核力就要带强制性。人多少带有惰性、随意性。要强制，要吃苦，要锻炼自己的毅力。你不能说想做什么，而必须说应该做什么，强制久了，就形成了习惯。然后就能体味到苦中有乐。 事实上，世人在接受与欣赏任何门类的艺术之美时，往往把心理甚至生理上感受到的美，感觉到的那种逸兴、飘然、陶醉，当成创造这些美的人的本身的轻快愉悦。人们往往忽略了创造这些美的过程是何等的艰辛。 可染先生音容笑貌宛若犹在，他毕生的我们了解到的艰韧的辛劳与我们并不知道的他的苦心与苦功，都已溶入了他给世界留下的卷卷画幅之中。 人们将越来越会认识到他的艺术作品的价值与永恒的魁力。 我也许很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画家，但我已步上了一个自己献出多半生精力的职业。与画界朋友的交往，也许源于我小时候曾产生过的绘画梦，我与许多位画家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如果—一列举，那将成为一个长篇，但列举了几位，又不足以盖全我的笔墨之友和我所敬重的大师们的风采。 这时，那么多的形象而上脑际，他们的外貌、性格，他们的作画神情，他们作品的美妙动人，他们与我的交往，令人难忘。 其中对我有教诲，有指点，有帮助的师友还有董老，董寿平先生。他握双管写松针的神态，令人感到那优雅大家的风范、寿平竹已成了他的风格的代表。我和董老接触时，谈画少，谈语言与文字居多。董老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厚，无论人品、字画都有新时代文人字画的书卷之气，待人又是很宽厚的。有一天，在寒风中，我从农展馆采访回来，买了几头水仙，归途中顺路到董老处拜望，没料想董老正在作画。看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并因董老喜欢水仙，就顺便送给老人，刚要转身，董老却说：“忠祥留步，你送我水仙，我也送你一幅水仙。”董老画了一幅水仙图送给了我，仿佛还说了一句，他从不画水仙，还是久已未画水仙了。在寒风中，我手中的水仙头，已成为花开叶绿的画卷，心中洋溢着春天的喜气。 提起花卉，就想起福州老画家郑乃珧。他的双钧白描百花图谱，那仙姿玉容、百花争艳的春天，永驻这位和善宽厚老人的心中。那线描的功力，左近无双，我还与广东岭南派画家关山月、黎雄才二位都有过接触，尤其黎先生与我过从甚密。80年代中期，他经常来京作画，是黄胄先生的好友。他的墨松堪称一绝，有一次，美国前总统里根来华，我在钓鱼台采访他。 记得录完相，我一看，我身后是黎雄才先生的一幅松林图。正好又有采访里根时的照片，我印了一张寄给黎先生，我想这也算是我和黎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南京亚明、兰州王天一、北京陈大章。甚至包括许多业余书画师友，如谢添、凌子风、戏曲界的张君秋先生、吴素秋魏喜奎，我可以想到那么多位爱好书画，爱好这门祖国传统艺术的人们，半师半友慰我心。 与画家的接触交往，可以说是学习传统的一个机会。可染先生曾说过，学习传统，贵在直接传授，即所谓“传真”。间接传授比直接传授差得远。大凡技艺上的事，往往文字不足以表达，你用20万字，不能教会打太极拳。文章写得再俏，也不能说透艺术技法的微妙，有机会见一些有成就的大师，看他们画画儿，亲聆指教，其收获不是读几十万字的文章所能代替的。 我每当在难得空闲之时，静室一人，铺纸挥墨时，眼前就涌现出我画界的这些位前辈师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精湛画风，以及他们作画时的那雍容大度。挥洒自如的神情，这是我的人生以及学画的法帖，尽管我画得很丑陋，但我心中涌艺的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感和激情。 天赐我乐，幸何如之！ 写于1995年7月赴莫斯科飞行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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