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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工作的中宣 部部长丁关根，在明确表态支持“中华环保世纪 行”的同时，也为如何正确地把握新闻导向和舆 论监督这个尺度，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1992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联合国召开的里约热内卢的首脑级环保会议上，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全世界表达了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焦虑，并进一步面对国际社会做出积极的姿态和承诺。时过两年以后，中国政府又以刻不容缓的果敢精神，以铁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针对淮河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做出一个规模宏大的战略性决策。 这是一场不论从重要意义还是行动规模上都可与著名的淮海战役相媲美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战役，国务委员宋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决心治理淮河污染，并且有信心使淮河在2000年变清。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治理河流污染的政府行动，也是一场中国有史以来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最民主的行动，不论是从中国环保史出发，还是从中国新闻史来讲，都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不仅是一座中国环保史上的丰碑，也是一座中国新闻史上的丰碑。 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有必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更有必要弄明白藏在行动背后的行动和新闻背后的新闻——有什么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什么行而未果的棘手事件？有什么闻所未闻的背景消息？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内幕新闻？有什么未曾披露的甘苦秘辛，或是精心设立的波诡云谲的骗局？本着对过去、现在、将来负责的精神，有必要弄个水落石出。 为此，我们首先采访了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教授。 1998年5月6日下午，笔者和“新闻30分”的编辑王厉子先生，一同采访了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现任人大环资委主任的曲格平教授。 1969年，曲格平由燃化部，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至少从那个时候起，周恩来总理便开始不断地提到“公害”问题。 由于周恩来的督导有方和牵线搭桥，从那时候起，年轻的曲格平便心有所属，与刚刚起步的中国环保事业一见钟情，并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上与刚刚起步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事业互订了终身。 次年8月5日由国务院出面召开的首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双方相互再次巩固了感情，到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宣布曲格平为负责人之一。那时的曲格平，便等于吹吹打打地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这位尚且稚嫩的新嫁娘，正式拜了天地，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这位壮心不已的老人似乎早已打定主意，要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和世界的环保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48年如一日，执著近半个世纪，对环保事业不懈追求与一往深情，可谓与环保事业血肉相连，息息相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位我心仪已久的，对中国的环保事业与世界的环保事业，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人，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他就是一本活的中国环保史。 究竞他是中国的环保史？还是中国的环保史是他？是他在环保史的书页里，还是环保史在他的血脉中，二者已经密切得不那么容易分离，不那么容易弄清爽了。 年已68岁的曲格平教授，体态与身材都保持得很好。从那张相貌端庄，表情慈蔼的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风霜雨雪蚀磨出的痕迹，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生命活力，看不出丝毫老态，只是头发微微的花白，微微的有些稀疏解顶。 这是一位十分富有学养、举止安详、谈吐儒雅的老人，谈话时，常伴有丰富的动作不大的手势，每每的就会随着说话而激动起来，这时，老人的两只眯着的眼睛便会睁得很开，神采奕奕地环视着周遭，不时有激情的火花在其间闪烁生辉。 我首先问了老人家一个关于中华环保世纪行的问题。 曲格平教授说：是我提议的，人大批准的、中国的环境保护，一个是立法，一个是司法机构的监督，但是光靠一府两院的监督还是不够的。我总觉得这个舆论的监督对中国来讲特别的重要，我们的很多法律不一定他们不知道，知道了他们也不执行。而且据我所观察到的情况看，我们的那些地方的和工厂的一些领导，对什么通报啦批评啦他们都不在乎，可是对报纸上电视上的舆论监督反而很在乎。我工作多少年啦，几乎每回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所以我就光找厂分管我们的王丙乾，王丙乾赞成。又找了田纪云，田纪云也支持后来我又找了乔石，乔石也支持，都支持！我就讲，我们的监督除了法律的，行政的，还应该有舆论监督，这也是我们整个人大监督的一个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敦促政府开展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完全对的，在理论和各个方面都是站得住脚的。以后到国务院去征求意见，他们也去了，当时李鹏、朱镕基都站出来支持了，都有批示。 说到这里，曲格平找来秘书，让他去找一下批件。我们后来拿到了批示，其中有一些是公开的，有一些是没有公开的，摘要在这里公开一些。 李鹏先后两次为中华环保世纪行题词并多次做过指示。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8月，李鹏会见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负责同志时说的一番话，充分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民主作风，说：贯彻环保基本国策，还要搞好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和企业加大执法力度。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组织的中华世纪环保行活动，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也是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方式，建议中华环保世纪行对一些污染严重的现象予以曝光。同时，也应该表扬一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有成效的典型，使人民群众看到政府的决心，也指出解决的办法和路子，增加群众对污染治理的信心。 继而，在1996年7月15日，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李鹏又再次强调：要注意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继续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 最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5日，李鹏在会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员谈话中，很明确地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党和政府的民主态度： 这几年，中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针对水、气、固体废料、噪声等方面的污染，都制定了法律和法规，水资源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也相继问世。这就是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当然，立法本身不是最终目的，立了法不监督也不行。不知朋友们是否知道？中国有个名叫中华环保世纪行的电视节目，通过电视表彰环保做得好的，同时对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对其中恶劣的典型事例进行曝光，这是一种比罚款和撤职更有效的方式。有些地方政府。企业不怕批评，不怕撤职，就怕在电视上曝光。因此我们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乔石在1993年7月的《关于筹备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的请示》上做了赞成的批示，并在1995年为之题词“保护环境促进发展”。 1997年6月18日，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乔石又指出：各级人大开展的环保世纪行活动，是一种很好的舆论监督方式，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要把人大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切实提高监督工作的水平。 朱镕基在1993年指出：世纪行与质量万里行一样，搞得很好，向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田纪云1993年为中华环保世纪行题名“中华环保世纪行”。 曲格平教授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我又找了丁关根，丁关根也支持，他是宣传部长，管舆论的，他要是不支持，以后也会很麻烦的。 时过许久，曲格平已经记不住当年丁关根所说的原话，但找到了丁关根1995年3月对中华环保世纪行所做的专门指示： 像质量万里行一样，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对表彰先进，鞭策落后，树立新风起到了推动作用。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宣传中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多宣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多报道我国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多介绍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同时要加强舆论监督。对于环保问题的揭露和批评，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环境污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有关方面也想解决，但是环保问题原因复杂，一时难于解决。对于这种情况，可通过内参反映，不宜公开揭露曝光。因为单纯揭露曝光并不能促进处理，反而激起群众更大的不满，不利于安定团结。另一种情况是环境破坏严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拖在那里不去解决，这就是官僚主义，对于这种情况，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时，一定要注意进行很好的调查研究，事实要准确，并尽可能取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促进问题的解决。 显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工作的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在明确表态支持“中华环保世纪行”的同时，也为如何正确地把握新闻导向舆论监督这个尺度，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曲格平教授说：以前提议时叫“中华环保纪行”，后来增添一字为“中华环保世纪行”。这是个大行动，任何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出面都是不好挑头的，只有人大出面才可以把各个部门都统起来。所以组成了由人大环资委、中宣部等16家单位参加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会。1993年第一届中华环保世纪行开始，这次活动中，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的决定，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华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第一次就成功了…… 这时我插话道：那个河南小造纸厂污染的河流，是不是叫小黑河和小洪河？ 我的问话使曲格平教授明显地兴奋起来，一迭声地道：对，对，不错，就是叫个小黑河，他们那个拍新闻的小伙子叫什么来着？叫李、李什么…… 我和王厉子不约而同地提醒他说：叫李风。 曲格平教授连连首肯：对，是那个李风！ 紧接着，曲格平教授坐直身腰，满脸全是笑容，眉飞色舞的，两只大睁着的老眼奕奕闪着神采，做了个幅度很大很有力的手势，像个小伙子那样充满激情地叫了起来：哎呀，真不得了，那河水跟黑醋一样，看得人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想，这个李风，简直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也不由地为之兴奋起来，一方面被曲格平教授一反常态的激情所感染，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巨大收获，因为连李风自己也不知道，他当年所拍的三条新闻报道，至今提起，还会被如此德高望重的一位高层领导赞不绝口。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曲格平教授披露给我的，还有比这些更出乎我意料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这样的内幕消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曲格平教授一再提到的记者李风，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曲格平教授和斯德哥尔摩 像是找到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猛然看 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的 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 却远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中国的环境保护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正在惨烈地进行，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神州大地一片混乱，到处都在打砸抢，大搞红色恐怖。 那时我们的中国是很自负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而实际上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迅速蔓延着，但毫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以为微不足道，认为阴沟里翻不了无产阶级的艨艟大船。 中国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派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的，实在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 这全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看到了环境问题潜在的威胁，让闭目塞听的中国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曲格个教授参加了代表团筹备组和环发会议的全过程，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为政治斗争而去，浩浩荡荡，杀奔斯德哥尔摩。 到了斯德哥尔摩，面对那些金发碧眼黑皮鬈毛的大大小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代表团一行人，一方面，处处觉得资本主义新鲜希罕，却不敢表露，另一方面，满脸悉数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警惕性，浑身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铁蒺藜，大事小事都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子度量一番，越想越觉得身处资本主义国家，真个是凶险莫测，简直处处均是陷阱，事事悉是阴谋，人人都不怀好意。 如此这般地完成任务，胜利归来时，总算松了一口气，怀着总算没有出事的欣慰和后怕，在上报的会议总结中，历数的全是在会议上的政治斗争，而对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讨论的重点——环境和发展，却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那次会议仍然给中国代表团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代表团的成员们和曲格平教授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用曲格平教授的话说，像是找到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的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在一次代表团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上，曲格平教授的这种认识得到了共鸣，而且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认识和觉醒迅速传播开去，使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也都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引起了重视。这样做的结果是为1973年召开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这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连续发生了几起大的污染事件，大连海湾因陆源污染使六处滩涂养殖场关闭，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有类似的情形。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报告说，我国的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造成严重危害，官厅水库遭污染，威胁到北京饮水安全。 为此，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进行调查。曲格平教授也参与了调查，并鉴于环境污染事件的不断发生，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防治办法。 这样一来，又为中国第一届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1973年8月5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人士的代表共300余人出席了会议。由于会前充分做了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大胆暴露问题，所以大会比较充分地揭露了中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积的水质恶化，鱼产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绝迹，大中城市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海湾污染也很严重；大中城市烟雾弥漫，疾病增加，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工业污染、农药污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遭破坏也比较突出。 会议列举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与会者大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人，越开越热烈，以至周恩来总理觉得有必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一举推向社会。 曲格平教授在大会期间负责印发简报，共印发了16期简报，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又加印了6期简报增刊和6期“环境保护情况反映”，送中央领导传阅，并提议将六期“增刊”和6期“情况”印发中央各部门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 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一请求，由国家计委向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这12期简报，虽然印有请注意保密字样，但是实际上却把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通报了全国。 曲格平教授对此感慨很多，认为在“文革”期间竟然能召开环境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全靠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当时“四人帮”正忙于抢班夺权，未出面进行反对和阻挠，他们对环境保护持有的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大会结束后各地方也仿照国家的做法，广为宣传，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治理环境保护环境的热潮。鲜为人知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便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在“文革”的一片混乱和喧嚣之中就这样艰难地上路了。 曲格平教授认为：第一次全国保护环境的会议，最大的功绩在于宣传和认识了环保的重要性，并开始正式的摆上了中国的工作议程。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至少要推迟十年，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久后，建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下设办公室，曲格平教授是负责人之一。 国环办是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机构，但在组织和推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上还是起了不少作用。国环办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督促各地建立工作机构，各地也大都设立了相应的临时性机构。他们对工作抓得都很紧，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等一大批大中城市，进一步做了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和评价，对于加深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环境的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全国城市广泛开展了以消除烟尘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与此同时，国家还主要抓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治理，像官厅水库的污染治理、白洋淀的污染治理，淄博的环境污染治理、沈阳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杭州、苏州和桂林的污染治理等等。其中官厅水库和桂林漓江的污染治理，因为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治理得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并且起到了防微杜渐的效果。 中国的国情，似乎从来就是这样，只要最高决策层下了真正的决心，真正为之重视，真正为之不遗余力，事必躬亲的督办解决，便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淮河行动的首战告捷，便是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发大会， 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 脑出席了会议。以李鹏为团长、曲格平为副团长 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 议与斯德哥尔摩大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6年10月，曲格平教授卸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职务，从内罗毕乘机回到北京。曲格平教授在内罗毕期间，对西方国家环境政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井结合中国的情况有过一些考虑，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必须从立法开始。 当时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经两年起草和广泛征求意见，1979年9月五届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从而结束了中国无环境保护法的历史。 曲格平教授参与了立法，他认为其中有四点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设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并确定其职能。如果不建立完整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体系，环境保护只能停留在原地踏步。经过积极努力争取，建立环境保护机构被写进了环保法。法中规定：国务院设环境保护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环境保护局。市、自治州、县、自治县根据需要设立环境保护机构。 二是明确了环境责任，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从1973年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来，工厂和工业部门一直认为排放污染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治理污染不是他们的责任，而许多地区的环境管理部门又在从事污染治理。各级环保部门都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环境保护局就是治理污染的，有的认为环境保护局主要是管理和监督职能，不是具体治理污染的。环境责任划不清楚，就难以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为此，环保法中明确规定：谁污染谁治理。从而划清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也明确了环境部门的管理职能。根据这条原则还规定了征收超标排污费。 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创举，不仅促进了污染的治理，而且对于强化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和环境机构的能力建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制度。环保法规定，凡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后才能进行设计。 这是从国外学来的，当时这种制度只在有数的几个国家中施行。这项先评价后建设的制度，有助于正本清源，是预防环境污染的积极措施，这项措施写进环境保护法里，奠定了环境保护在我国基本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四是规定了“三同时”制度，为了控制工业污染，从70年代初试行一种“三同时”的做法，即防治环境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实践证明，这是控制工业污染的有效手段。把这项士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保护的经验写进法里，使之成为了一项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1982年秋，有曲格平教授参加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万里提出环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建议。同年底，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会议上，李鹏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中宣布：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环境管理机构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单列进入政府序列，把环保局正式改为国家环保局，但隶属关系不变。 这种隶属关系直到1988年机构改革中才宣告结束。 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正式分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教授继续任局长。在此期间，国家环保局抓紧了环境法规的起草。全国人大陆续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环境立法步伐的明显加快，与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的确立是分不开的，三大环境政策思想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出台，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渐趋成熟。 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治理上，大都只提要求，不管做法，只管两头，就工业企业来说，只管建设前的影响评估和建成投产后是否环境达标。你如果达不到环境标准，那就对不起，你只能停产，只能关门大吉，绝没有别的什么话好说。 中国除在两头管理外，还给予中间引导，如果建成后环境影响不达标，还不会一棒子打死，有限期治污一说，这里便有点中国式的仁义道德了。 在环境投入上，发达国家推行的是高标准，高投入，严要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逐步提高环境标准，不断提高环境投入的方式，期望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达到控制污染的最大的效果。似乎又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过高奢望了。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 以李鹏总理为团长、曲格平教授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与曲格平教授20年前参加的斯德哥尔摩环发大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卓有成效。 1990年曲格平教授年满60岁，提出辞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务，国务院领导要他到1993年政府换届时再下来。 1992年底曲格平教授被山东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曲格平教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接着又被选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6月，曲格平教授正式离开了他任职11年之久的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位，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任职，时年63岁，已经在环保战线工作了40多年。 曲格平教授和中国的环保立法 1993年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 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 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 上做出治理的决定，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 我见到曲格平教授时，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至今仍然坚守在环资委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余热。 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期间，曲格平教授为国际环境事务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间的环境保护事务，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由国际经济和环境知名人士21人组成。 曲格平教授也被聘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每年开两次会议，就秘书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加利秘书长亲自到会听取意见。 第一届期满后，征得曲格平教授的同意，又聘请他延长一期。 除此之外，曲格平教授还是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的高级顾问，为筹款和分配全球环境资金，经常被邀请开会。 这项基金是联合国环发大会后新建的组织，按照环发大会的决定，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DNP0.7％的官方援助资金（ODA）。 这样，每年可以筹集到12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 但是，发达国家没有执行环发大会的决定，全球环境资金只筹集到20多亿美元。钱虽然不多，但由于分配使用得当，使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得到了一点实惠。 曲格平教授真诚地希望全球环境基金能够不断地得以扩大起来，以便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曲格平教授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构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修改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新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使被称为四害的水、气、渣、声污染防治都有了相应的法律，加上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可以说我国控制污染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在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面，修改通过了《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并参与修改了《水法》和《森林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特别是在新刑法中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一改环境保护处罚过轻过软的弊端，增强了环保法律的威慑性和权威性。 二是开展了环境资源保护的执法监督，五年期间，全国人大环资委共组织了33个检查团和检查组，检查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护法》、《草原法》等法律的执行情况，检查时间延续之长、规格之高、声势之浩大、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检查中敢于碰硬，敢于揭露问题，不走过场，督促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京、津、沪三市的执法检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通过检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 三是开展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舆论监督工作，开展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具体情况笔者在前边章节中已经予以披露，几年来共有1000多家新闻单位、5000多名记者参加采访活动，编发各类稿件36000多篇，普及了全民的环保意识，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绿色冲击波，提高了全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笔者在采访曲格平教授时，承蒙曲格平教授赠书，这是一本他写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绿色文库》推出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的新书，只印制发行1000册。 这本书中收入了这些年曲格平教授所写和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对我最有教益的是开头的一篇序，本文大量的资料都来自这篇序言。 序言中写到中华环保世纪行时，曲格平教授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 1993年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淮河污染的决定。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随着，又接连报道了晋陕蒙“黑三角”煤炭乱采滥挖小秦岭金矿乱采滥挖、野生珍稀动物非法买卖等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促使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曲格平教授在文中所说的“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一事，便是本文在前边已经提到的李风，当年制作的三条有关小黑河和小洪河严重污染的新闻报道。 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时过五年之久，曲格平教授对小黑河和小洪河的污染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原来已经写入了他的这本《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的书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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