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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 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 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 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 史痕迹。 1949年10月1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月零十八天，脚前脚后，天津市一户姓解人家呱呱堕地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的出生可谓恰逢其时，暗结珠胎于旧中国，十月怀胎之时，势不可当的解放大军还在与蒋家王朝争夺大好河山，一朝分娩，却已经出生于清风化雨的新中国。三座有形的大山没有压着他，离乱之时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淋着他，可谓幸甚。只是这个虎头虎脑男婴的出生，一方面十分讨父母喜欢，一方面却也让父母忧心忡忡。因为那时中国尚且崇尚多子多福，解家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男婴的出世，在解家子女已经排行老八，给原本生活已经十分捉襟见肘拮据困难的解家，多添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少不了要与众多子女分一杯羹了。 虽然如此困难，父母却没有二话，照旧敞开丰腴的怀抱，悉心养起，挺起压弯的脊梁，再努力地负重一个孩子，再苦再累也只苦累父母，尽量不让自己的儿女们受什么委屈，这不仅是东方式为人父母的仁爱，也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天性。 父母见这个排行老八的婴儿生得虎头虎脑，又恰逢新中国成立，中华有望振兴富强，百姓有望丰衣足食，儿女有望成龙变凤，不免欢欣鼓舞，便寄予厚望，起个大名叫解振华，意谓振兴中华之意。 解振华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史痕迹。 随着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实施，很快就迎来了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的解振华刚刚九岁，正在天津市一所小学读书，小小年纪，便耳闻目睹了当时一切狂热而盲目的跃进现象，发着高热的人们，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去吃土豆烧牛肉，是如何义无反顾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砸了自己家的小锅，吃起了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人们是如何战天斗地，如何毁林开荒，如何围湖造田，如何建起无数个土法炼铁炉，让钢铁元帅升帐，炉火熊熊，大炼钢铁，几乎砍光了附近山上地里的所有的树木做炼钢铁的柴薪，结果炼出了无数个似铁非铁似钢非钢的黑疙瘩，永远地废弃在荒郊野外，生锈腐烂，成了没用的东西。 遗憾的是盲目乐观，狂热蛮干，是不可以当饭吃的。 很快，那些发高热的人们便尝到了自然规律的报复，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最终结果是迎来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些善良的人们，岂但没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天天去吃土豆烧牛肉，却很快便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三年自然灾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然生态对盲目大跃进，对自然生态放纵破坏的一次大报复和总清算，大跃进造成的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是水旱灾害频仍的根源。所谓的天怒人怨，是自然清算驴打滚一般叠加起来的社会利息，这些负增长的利息是新中国永远的一笔欠账。 加上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人为的虚报冒进，隐瞒真实的经济状况，使得毛泽东他老人家要赌一口气，不向修正主义低头，以至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给已经被定性为修正主义的苏联还债，这样一来，便使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大萧条的苦难岁月。 那时的解振华，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挨饿的滋味自然是饱尝过的，虽然我没有问起过他的这一段经历，但以我自己的经验，那时不挨饿的人几乎没有，比我大六岁的解振华，对饥饿的滋味，不用多说，至今一定记忆犹新。 1962年至1965年是中国实行战略调整的几年，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增收节支，力争财政平衡、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恢复农业生产、关停部分厂矿等等。调整以后，中国的经济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理论学家们还没有认真的加以总结研究，引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然而，时日实在无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与1958年大跃进一脉相承，似乎无非一种思想模式的花样翻新，或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激进愿望的继续，不同的是由一种物质的跃进，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跃进，内在的核心理论和路线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全新的包装和一种更加荒唐更加狂热的表现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经历过那一段日子的人，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不嫌过分，事实上任何一种评价，都无法抹煞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历史只是一种事实的凝聚物。 往往历史学家们从这些历史的凝聚物中寻取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挑挑捡捡的最终是遗漏了许多不为人注意的小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构成了那些历史的大东西，小东西往往才是历史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这样一个小东西，有许多个名字，钟表匠认为它们该叫油丝或是发条，没有油丝和发条的手表和钟表便不会走动；工程师以为它们该叫镙丝，再庞然大物的机器部件，也得靠小小的镙丝来拧紧固定；小说家管它们叫细节，因为没有细节就无法构成情节，而没有情节就等于没有故事，没有故事也就没有了历史。 至于确切的它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存在永远都是正确的，而对抽象的那个存在却往往是不正确的，所以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评价，都无法是精确的或是正确无误的，因为主观的永远是人，而客观的只能是物，历史就是物化的时空延续，时空只有在物化的历史中，才能找到淹没的痕迹。 本届政府最年轻的部长 原本是一张国字脸，可是营养不良却像一个 蹩脚的书法家，将这个国字书写得又窄又长。虽 然如此，笔力看起来却还遒劲，铁钩银画的脸部 轮廓和一个线条很硬的宽下巴，显示了主人公内 心世界鲜为人知的力透纸背的顽强和坚毅。 作为老三届的解振华，他在“文革”的那一段历史，已经物化为过去，如何评价过去那个自己，是解振华自己的事情，姑且抛开不谈。 我只专注于细节的寻找，细节是解振华个子长得很高，像一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山毛榉，足有一米八零，身体看上去有些单薄和瘦削。原本是一张国字脸，可是营养不良却像一个蹩脚的书法家，将这个国字书写得又窄又长。虽然如此，笔力看起来却还遒劲，铁钩银画的脸部轮廓和一个线条很硬的宽下巴，显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鲜为人知的力透纸背的顽强和坚毅。 他戴着一顶已经洗得看不清本色的软塌塌的单军帽，两条长长的腿上套着一条皱巴巴的肥厚的黄色的棉裤，上身着一件有点显小的同样颜色的棉袄，右腿微微的罗圈着，身子右侧扭动，双手背在身后，目视前方。在他的身体两旁各有一个穿黑色棉袄的年轻男子，取肃立的站姿，其乐无穷地专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照相。 背景有几株亭亭玉立的白桦，很白很美很笔直的，像一支白色的大铅笔，还有一顶很大的开着小窗户的军用帐篷，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半堵墙壁那么高的黑色的山林的轮廓线，远处和近处的地上似乎都积满了白雪，乱扔着一些黑色的烧焦了的树木的骨殖。天空是灰白色的，看不出是晴天还是阴天，自然也没有日本民歌中那种“亭亭白烨，悠悠碧空”的罗曼蒂克的艺术效果。 以上所述根本不是一支歌曲中的画面，而是解振华在北大荒五度春秋的知青生活中一段实实在在的照片写真，遗憾的是那张照片不是彩色的，而是黑白的，从尺幅方寸上看，好像还是用当时流行的国产120海鸥牌照相机拍摄的。 这样的照片，被时下称之为老照片，有的成为珍品，已经不多见了。 1968年，年仅19岁的解振华，告别天津市的亲人和朋友，响应老人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地区德州县二龙山农场一师六团插队落户，以上的那幅照片，是在1970年早春，摄于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 那是一段让解振华永难忘怀的日子。 翻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的《知青老照片》，中间收录了解振华的一篇对那段日子的怀念文章并佐以两幅黑白照片，一幅是已经描写过的，还有一幅是与知青战友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团部的照片，照片上的景色已经是夏日的样子，解振华比两个战友高出半头，穿着一身单军衣，仍然像冬天那样背抄着双手，眯缝着两只眼睛，抿着坚毅的嘴巴，目视前方，那副自信的神情和坦然的样子，似乎已经很可以让人想见一些现在的什么了。 然而当时的解振华，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多想，那时他的心里，就像小兴安岭一样，空旷着一片萧森，萧森着一片空旷。白天不是抢着大锤劈山、取石、砌墙，就是拉着大锯伐树、锯木头。截木拌子。填不饱肚子，吃不上蔬菜，一天干下来，个个都累得贼死，晚上扎堆儿听一个半导体，扎堆儿在一起比赛打呼噜。 在那样一段日子，体力的较量已经压倒了知识的竞赛，希望像一只黑夜里的萤火虫，远远地怯生生地不敢飞近美丽的憧憬，青春的火焰在静静地寂寞无望地燃烧，一日复一日，天天一个样，相信那时无论是谁，男性或是女性，都可能只注视着今天，对明天则不抱任何幻想，谁也无法为自己设计一个不重样的明天。 那是一段连幻想和希望都被专了政，被缝上耻辱的“红字”的日子。 在那段日子里，解振华和四十多个知青，天天每每在小兴安岭，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备战备荒的神圣说法，合理合法地砍树毁林劈山造屋，在冰天雪地之中盖马架子房。没有哪一个人学过盖房子，好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一间马架子房盖起来，顷刻之间，却又倒了。倒了再盖，盖了再倒。大家不灰心，唱着语录歌，念叨着失败是成功之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最终，硬是摸索着盖起了一排马架子房。 那时的大个子解振华，经常用一双冻裂的大手，拿斧头将冻得梆梆硬的馒头砍碎，和大家一起围着火堆烤着吃，用斧头剁碎的冻馒头块，外边已经烤糊了，可里边却还是冰茬子，可是大家硬是嚼巴嚼巴吞下肚去。 不这样不行，因为休息一会儿，下边还有一堆重活累活在等着他们去干，没有食物补充热量和体能，那种强度的劳作，任是钢人铁马也万难应付过去。 解振华和战友们过着那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战争岁月才有的艰苦的生活，没有蔬菜吃，更谈不上有水果吃，人人都患了夜盲眼，一次去团部开会，解振华像个盲人似的拿一根棍子让另一个患夜盲眼轻微些的战友拉着，在没有路的山林里摸索着走了半天一夜，才好容易走出了山林。 可最奇怪的是，那时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累。 在冰天雪地中背靠着他的马架子房神情显得很严峻的解振华，在当时绝没有想到，他会在五年之后考上清华大学，而在十几年之后，他还会成为继曲格平局长之后的国家环保局的第二任局长，舒展开威风凛凛的高大躯体，顶着一脑门子不说空话多做实事的决心和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去同一切破坏森林、毁坏植被、污染河流、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环境的社会不良现象做最坚决的最顽强的也是最长期的不屈不挠永不疲倦的斗争。 这是一场“积德”与“缺德”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斗争的胜与负将会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未来，将决定整个人类遭遇到的生死存亡。 正因为中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斗争的重要性、严峻性和长期性，所以1998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新一届政府在精简繁冗的政府机构，大力削减政府机关人员的同时，却英明果断地破例将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使年仅48岁的解振华荣幸地成为新一届政府中最年轻的一位正部级领导。 如今，身为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注视着中国的生态环境世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因为他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以及身边每一株树木与每一条河流，都在时时刻刻监督着他，祈使着他。 解振华明白自己所担任的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不起眼而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政府职务，诚如一位外国官员发出的惊呼：解振华作为一个中国第一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这简直是一个太富挑战性的职务——他将会做些什么呢？ 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局长，如同一个捍卫真、善、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命定的大守护天使，这样一个大守护天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和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必然会时刻面临社会上最富有挑战性的污染问题，这似乎是势所难免的。 有了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知青生活的垫底，相信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和困境，这位大个子的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都可以游刃有余地从容应付了。 与解振华局长一席谈 可是当时那位饱经风霜，满脸烟火色的白发 苍苍的渔村老人，却睁着一双充满企盼的老眼， 哆嗦着一把白胡子，颤抖着一双青筋暴突的手， 紧紧拉住解振华的手巴巴地说了一句：哎呀，你 们可来了，你们可别让他们再污染我们啦！ 解振华在谈到淮河行动时这样回顾道：当时黑河曝光以后，宋健受国务院的委托，前去解决问题。到下游一看，水就是黑的臭的，跟酱油一样。宋健在河边老百姓家里，用手轧的轧水井轧了一碗黑水，宋健问老百姓这水能不能喝，老百姓说不能喝，喝了以后嗓子疼，还拉肚子，宋健就喝了一口。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对宋健说：你这么大的官，我们本来想给你煮碗开水，沏个茶给你喝，可是这水不行，不能喝。她讲了以后宋健眼圈都红了。宋健说：我们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得治！ 往下游走，到了沈丘的淮店闸，原来问是关着的，当地县政府做了决定，说是打开，一打开就把臭味给翻起来，恶臭扑鼻，真是不像话。这时有人说，老百姓要递万民折，我看了看，上边写着：官清水清，官不清水不清，宋健不见不看不是清官。我请宋健看，宋健看了以后说：淮河必须治，因为老百姓都喝这个水！再往下走到了蚌埠开会，宋健在会上明确提出，排放污水就是图财害命！而且还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为什么非得排放污水，干这个伤天害理的事。当时在会上宋健发表了一番动感情的话，让大家都觉得非治不行了。 回来以后就定规划和方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重大污染事故。 那是1994年5月份，是枯水季节，淮河的水都在闸堤里憋着，当时驻马店还是别的什么地区下了一场大雨，当地的植被也不好，一下雨就形成地面径流，全灌到河床里，上游库容量满了，就得放水，所有闸坝里的污水全放下来，最后汇到淮河干流两亿立方米污水，从阜阳开始一直往下走，从上游一直往下，七八十公里长，全部是污水，一直灌入洪泽湖。沿河和人湖口所有网箱养的鱼全死了，全泡汤了。蚌埠市将近100万人口没水喝。淮阴地区的盱眙县，30万人没水喝。当时我正在家里，国务院副秘书长刘继民代表国务院给我打电话，要我带队去处理这次事故！我说好吧，马上就去！ 解振华说：我是和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带队下去的。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所有的河床里全是污水，黑臭熏天。到了盱眙县，发现盱眙县所有的人都在马路上站着，干什么呢？老百姓都在等着打水。这个县的饮水全部污染，无法饮用。淮阴市就动员全市所有的局以上机关，每家出一辆车给盱眙县送水，并向当地驻军求援，当地驻军也派车给盱眙送水。当地老百姓都拎着水桶站在马路牙子上等水。 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见解振华他们来了，都伤心得掉泪了，说：污染事故出来，老百姓遭罪，我们挨骂，说你们政府是干什么吃的，让它污染！ 解振华很动感情地说：县城居民遭罪，渔民颗粒无收，有好多人年初贷款八九万买鱼苗养了鱼，到了收获的季节一污染，全泡了汤。大街上全是部队派出的医疗队，在那儿给人们看病，全是喝了水拉肚子的，用自来水洗了澡身上长了红癍的。可是没有别的水，配给的水还不够喝的。没有水还能干什么？工厂停工，单位不上班，一个县城几乎全部瘫痪，什么也干不了啦！ 再往下走到了洪泽湖，到了渔村里一看，老百姓怨声载道，最严重的是发现好多户渔民已经把房子拿木板封起来，逃难去了。当时这一块是比较富裕的，因为水污染颗粒无收，活不下去，已经出了环境生态难民，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当时江苏省的江永如副省长就动了感情，毅然对县委书记说：你也别做什么工作了，我现在就代表省委，答应给你150万，你好好给我治污，恢复生产，稳定人心，让老百姓别走！ 解振华带队在一个渔村视察时，当时村里呼啦就围上了一群老百姓，为首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冲着解振华，扑嗵一声，双膝一弯，就跪了下来。 解振华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把老人扶起来，说：老人家，您千万别这样，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呀？说出来我们一定会帮您解决的！ 解振华说：我们当时考虑，这位老人家一定是告状或是说什么事的，搞不好还是来要求赔偿的，还不知该怎么应付呢！ 可是当时那位饱经风霜、满脸烟火色的白发苍苍的渔村老人，却睁着一双充满企盼的老眼，哆嗦着一把白胡子，颤抖着一双青筋暴突的手，紧紧拉住解振华的手巴巴地说了一句：哎呀，你们可来了，你们可别让他们再污染我们啦！ 这位深受污染之害的老爷子，既没有告状，也没有提什么赔偿要求，甚至都没有诉说自己遭受污染的不幸和困难，没有责骂那些污染了他们的人，更没有责难政府。却说了这么一句超越了过去、现在的话，希望以后如何如何，真是让人感动。 当时解振华和所有在场的人，听了老人的话以后，心里都特别难受，好多人都感动得眼泪花花的，解振华湿润着眼睛对老人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大家遭了这么大的罪！ 解振华深受感动地对我说：这位老人家没有提出赔偿，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说你别让他们再污染了！我们的老百姓真好，真是通情达理！ 笔者听了也为之感动，这种事情要是放在西方那些国家，老百姓受这么大的害，还不给你闹翻了天，不知要怎么的示威游行，不知要怎么的向政府索赔呢！ 解振华接着往下说：这时来了一批当地的年轻人，就问，听说你们来了几个省长，有河南的和安徽的省长，你们谁是？他们说是你们给我们弄污染的！我们就解释说这回来都是国务院派来的调查组。当时那几个省长特别受感动，河南省的张洪华，安徽省的王秀芝，江苏省的江省长都说：由于我们省的污染造成了下游受害，老百姓没吃没喝的，再不治对不起下游的老百姓！大家都觉得，当时我们刚开完治理淮河污染的现场会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怎么向国务院交代呀？ 回去以后就写报告，研究怎么治理。 当时在京西宾馆开了一次领导小组会，宋健主持的，研究怎么治理的问题。 会上提出对19家大企业限排限产，不达标就关停。 当时宋健请示了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和邹家华副总理，他们都说，行，下决心治吧，都污染到这种程度了，再不下决心不行了！ 解振华局长如是说 李鹏总理当时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温 饱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有能力解决一些突出的 环境问题，全国我们不能这么干，在一条流域上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你们别怕，这是我们国 务院的决心，我们承受得了，你们大胆地干吧！ 解振华也谈到：当时李鹏总理觉得淮河污染太严重了，心情很急迫，就提出1997年变清，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后来就定成1997年达标排放，2000年变清。这个目标绝不能再退了，一定要完成。第二天宋健再次向国务院几个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定下来要彻底治理淮河，1997年达标排放，2000年变清。宋健当时为了不让淮河的老百姓喝脏水臭水，还从总理的预备金拿出了5000万，总理的预备金是应付紧急情况的，轻易不能动，但是为了解决淮河流域人民的吃水问题，用来打深井，也动用了。 解振华说：在实施关停过程中，四省情况都比较好，只有河南在关停时发生了一点反复，地方有些领导有侥幸心理。为此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特地下去在第一线视察了一圈关停的情况，回去在报上一登，说省委书记对关停如何如何的重视，等于表了个态，地方的侥幸心理都被打消，知道不关是不行了，所以一下子势如破竹地关了一大批。在中国只要是中央和政府下决心，省委政府下决心，有些事还是能办下去的。过去我们都担心，都在发展经济，企业都是各省的命根子，咱们这么关，行吗？我曾就此担心向宋健同志作汇报：这么关，行吗？ 宋健当时就说：怎么不行？我已经向总理汇报过了，总理、镕基、家华他们都赞成，说没关系，有什么不能关的？ 解振华说：还有一次，我和宋健陪李鹏总理会见日本首相，在会见之前，在贵宾室里休息，李鹏总理就问淮河的事情，我当时就说，现在正在关，这么关也不知道行不行？李鹏总理当时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有能力解决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全国我们不能这么干，在一条流域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你们别怕，这是我们国务院的决心，我们承受得了，你们大胆地干吧！ 解振华激奋地说道：宋健多次传达过总理的这番话，现在当面又和我讲，那还有什么说的。回去以后我向局里传达李鹏总理的话，大家一听也打消了顾虑，一下势如破竹地把这事给办了。污染负荷一下子减少了15％。接着关停十五小，不仅如此，还以淮河关停十五小做为典型，在全国实施，把全国污染最重的十五小也关掉了。一下子关了65000家。影响震动非常大，都说中央动真格的啦，环保不是软法，是硬法。到了1996年，1997年达标排放提到议事日程上。宋健代表国务院又去督战，在现场会上说：1997年的任务必须完成，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克服！ 解振华很有条理地做了一个小结说：首先是中央的决心，国务院的决心，宋健同志亲自抓，国务院为此开过几次常务会，宋健三次下去开现场会，三次在北京开领导小组会，两次让省里的领导来国务院汇报，发动了各部委包括开发银行等有关部门参加淮河行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加上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传媒的大力支持配合，大家群策群力，才把1997年达标排放这个事硬给干下来了！ 解振华兴犹未尽地说：这件事全国关注，中国各个部门都在行动，四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下边的地。市、区、县、乡镇、村都在行动，老百姓也在行动。从来没有过一次政府行动有这么多老百姓主动参与的。他们主动出来监督企业排污，给有关单位通风报信，利用写信、标语以及种种手法参与淮河行动。从上到下都这样，江苏的省长提出：要心慈手不软。有的厂子在关的时候厂长都给跪着，不让关，省长就说，你别求我，我要是对你手软了，我就对不起下边的老百姓！山东的省长自己有糖尿病，一天自己给自己打三针，天天在第一线待着。河南的省长微服私访。安徽的省长带人下去一个厂一个厂的落实关停。多亏这几个省长在第一线指挥，这四个省长可真是出了大力啦！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个副局长王耀祖，这件事实实在在是他在第一线指挥，都是他在具体做，你要写，一定要写他！ 笔者原定要采访四省长，可惜因某些万不得已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 可是这期间听到的和从资料上看到的一些事例，已经足以为他们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包括地、市、县各级政府，无不如此。地方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生产的增长和发展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在治污上思想和感情上的矛盾是最大的，他们不能不因此感到心疼，感到不能接受，感到勉为其难，因为每关停一个企业，就等于扔掉一笔地方财政收入，剜掉他们身上的一块肉，都是肉，都是在忍痛割爱啊！ 这种切肤的疼痛，这种壮士断腕的悲壮，这种刮骨疗毒的英雄本色，这种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伟大精神，都是震古烁今的，都是感人至深的，都是有目共睹的。 解振华说：在治淮过程中体现的是一个这样的格局，党委重视，政府负责，人大监督，环保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各部门分工负责，企业治理，新闻舆论支持，老百姓参与监督。几乎是全社会总动员，都在办这件事。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可是当时不行，当时连外国人也说，你们三两年就想削减污染的40％，这怎么可能呢？都觉得不可能，连曲格平主任也觉得不可能。1997年底他跟我们下去，好好看了一圈，然后很兴奋地说：过去我不太相信，现在一看，觉得真能干成点事，你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环保局为淮河问题至今已经下去了多少次？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几乎是无数次了。现在还有一个副局长带人在下边查，如果保持这样的劲头继续不松劲，各省各市的污水处理厂一经建成投产，我估计2000年淮河变清没什么问题，再用十年的时间来恢复生态，恢复环境，最终恢复原样。 笔者感觉到：从觉得不可能到可能，从信心不足到信心百倍，这是一个何等艰难何等巨大何等华彩何等让人感奋的充满着希望的生命和思想的飞跃啊！ 淮河流域的企业将治污工程当成企业的生命工程，因为不治污要关停；淮河人民视治理淮河污染为百姓的生命工程，因为继续污染下去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遭到严重的危害；中国政府和全社会都把淮河治污看作是中国人未来生存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工程，它直接关系到今后长江、黄河以及所有河流、地下水、山川、大地、海洋、大气、森林、地下资源、生态的治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淮河治污的成败将决定中国环保的未来，关系到中国人的生存未来，也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中国环境改善曙光之所在，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未来希望之象征，是关乎国计民生未来子孙的生命工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会在危险来临时，不去正视它，不会像鸵鸟一样胆小地将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以此来眼不见为净，逃避现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虽然现实是严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同是一扇通向万劫不复的地狱的大门，这扇大门不小心被我们打开，可是我们不怕，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部下定决心，要为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关上这扇地狱之门！ 不怕困难，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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