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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必须承担责任，克服困难，才能好好生活。 亦舒《人生路》 每个人一生下来，他或她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际遇，他们便成为各式各样的人。 每个人都会有故事，这便成为了苦苦众生，造就了世界的繁复精彩。 不管是“中心人”抑或是“边缘人”——激情生活的创造者和人生边上的看客，都会渴望知道别人的故事。人类也许是最有好奇心，最关心同类思想与生活的动物。 道听途说已远远不够，文字的发明，自然让人类雀跃不已。 因为从此之后，无论何时，都可以在书籍当中转来转去。在嗅闻那书卷中透出的种种现代的或古典的气息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愉悦。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时代，书籍当得是一座重要的桥梁，延伸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与向往。 而在灯红酒绿不夜天的工业社会，书籍当得上是一服清凉剂，纯粹的阅读会让人感到安详与宁静。 即便也有厮杀，即便是黯淡的结局，“书中日月长”，似乎那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总隔了一层。 看书的日子是可以无所担待的日子，是可以感觉到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却仍然能纵酒谈笑的日子。 所以，尽管有了无线电，尽管有了电视，自15世纪印刷术诞生之后一直处于无可替代经典位置的文字，依然风光无限。 是，文字不再独统天下，影像变为新文字，新语言，是生活必需品。如交谈可用电话，消闲着电视电影，通讯用FAX，联络用电子邮件，提款按提款机（甚至连签名也免了），写文章用电脑，获得信息可通过“高速公路”，音乐也从“听”变为“看”——看M·T·V，看演唱会，回忆童年往事只须翻看录像带，梦系青春也可用新技术展示，交朋结友可通过Internet，媒人也变成了“电子红娘”…… 媒介就是信息，形式就是内容，语言就是现实。甚至，已没有不经形式承载的内容，没有未经语言建构的现实。 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字的细致、缓慢、迂回、委婉、深远与完整，就轻而易举地被影像的直接反应，快速生死，粗略片面所代替。 每当匆匆在路上，看见身旁的人手携着一本书，便无来由地感到；人在旅途，能有书相伴，谁说不是一种幸福？ 这是读书人的书缘，那么，写书人的呢？ 写书人一开始也是读书人，坐拥书城的时候，一卷在握的时候，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化万千；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又岂能无所感触？ 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一下笔，即使不能写尽前尘往事，沧海月明，也足够我们剪烛把盏，夜话西窗。 所以，写书人应该更惜缘。 亦舒就是一个惜缘的作家。 我们平常所说的缘分，好像是一个很玄的概念，来无踪，去无影。充满憧憬之情的时候，我们会满怀希望地说：“看缘分吧”；而当事不如愿的时候，我们也会无可奈何地说：“这就是缘分”。还有什么有缘无分，有分无线等等，直搅得人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到头来，一样不了了之。 而对于亦舒来说，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写作伊始，她是有话要说，顺其自然地用笔“说”了出来罢了。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有小说创作的才能，又有机会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亦舒的创作道路一点都不艰辛曲折，写小说对她来说，像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从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只要她写，就一直有报刊争着要登。 但是，她一直努力地写了三十多年，就不仅仅是任性而为了，这里面我们能感到坚持与执着的分量。 迄今为止，亦舒出版了近二百部作品，以小说居多，散文也不少。由于具有艺术勉力，她的作品不胜而走，在英国，她被人拦路问“你是写小说的亦舒吧”；在香港，连银行职员都会互相转告：“亦舒回来了”；在大陆，也有很多拥戴。 不断地创作，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毫无疑问，亦舒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极成功的作家。 这是她自己与写作的一份缘，也是她与读者的一份线。 回想起来，亦舒自己也感到遥远吧？套用她最喜欢的一句诗：呵，惆怅旧欢如梦。 那一年，她才十四岁，第一篇作品《暑假过去了》，由哥哥倪匡送到了《西点》上刊登。之后，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甜呓》，可算是处女作。 那时候，她是家里的“小妹头”，有四个兄弟，她承受了兄弟们的许多温情。二哥倪匡更有意思，小时候叫她作小咪，长大了则戏称为“大文豪”。 当然，那个时候倪匡还不叫倪匡，也不叫卫斯理，他叫倪亦明，亦舒也叫倪亦舒，虽然差点被母亲改成了倪亦容。 看来少年时的亦舒新潮反叛得很，以至母亲也为她的“敏感，情绪化，容易激动”担心，希望她凡事能容忍，冷静。 但她的才气横溢，意气飞扬，也很早就令人为之瞩目。 据说亦舒很早就在《中国学生国报》写稿，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她写得勤而快，早就在同学之中鹤立鸡群，更是编辑们眼中的不可多得的才女。他们追稿，打电话上她的学校，冒充是家长，诸多麻烦，他们也乐此不疲，务必要求得她的稿子到手。 亦舒也对那段穿着中学校服去交稿的奇特经历记忆犹新。那时，一千字稿费才六块钱，写了一万字，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件衬衣，花了三十七块半。 有位老编更好笑，警告他的属下：“你们不要得罪亦小姐，她未够年龄，杀人不用偿命的。” 瞧瞧，小小年纪，便成为了编辑们不敢得罪的“美丽而豪爽的才女。” 这也许是形成她的敏锐、麻利、泼辣、执着的性格最早的温床吧P 但亦舒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实在是源自于她的阅读爱好。 十二岁，她就开始读鲁迅的《野草》，后来还在一家文学杂志社里，将整套《鲁迅全集》全部读完。师承甚殷，以至不惜把鲁迅笔下的主人公的名字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虚构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涓生”与“子君”的香港传奇。更不用说行文中的一针见血，爽快犀利的风格，亦源于此了。 同时，还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更是至爱，至今仍爱不忍释。因为（红楼梦》中的对白：“真是精彩异常，学到一两分即终身享用不尽……” 仅仅是一句“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就让她以此作底子，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凄艳的爱情故事，诸如《玫瑰的故事》、（香雪海）、《风信子》、（寂寞鸽子》、《蔓陀罗》等等，等等。 亦舒还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又认为张爱玲已过时了。殊不知，她在张爱玲那里也甚有私淑之谊，明眼的读者一览无余。 她却曾明明白白地说过看不懂萧红。也许，萧红骨子里的那份冷清，那种无处可托的忧怨是她不能身同感受的。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她是一只勇敢而美丽的飞娥扑向光明和爱情，她的殒落是中国女性很凄美也很悲烈的一段萧声。现在知道萧红的人不会太多了，能在明月流光之际低徊；于浅水湾的，竟或有谁？ 亦舒出生在上海，五岁多的时候到了香港，二十七岁那年，赴英国曼切斯特上大学，读的是酒店学。这自然跟从白山黑水一个小村庄里走出来，或者说是挣扎出来，流落他乡，有着亡国之恨的萧红有着很大的不同。 性格就是命运。从古希腊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名言能历久弥新，当然有它的道理在。 亦舒还喜欢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柯南道尔的侦探，以及勃朗蒂、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而且是一如既往。 她就是凭着文学青年的姿态，跑到香港《明报》去当记者的。其时她才十八岁不到，中学刚毕业，并没有立即升读大学。梳个妹妹头，将有色眼镜架在头上，左手抓记事簿，右手抓钢笔，风尘仆仆地活跃于人生舞台上，白天写新闻。专访，晚上写杂文、小说。 她时常出入于影视圈，兼写名流专访，这对她后来写言情小说很有帮助。那时的亦舒用过“玫瑰”、“梅肝”、“络绎”、“陆国”“叽哩抓啦”等笔名，月薪才三百八十元。 大学梦是十年后才圆的。从英国回来，酒店管理学毕业的亦舒，先到台湾圆山饭店任女待应总管，继而返港在富丽华酒店任公关。 工商界的奋斗可以说是极富色彩的，但亦舒毕竟是亦舒，那种长时间的仕途经济，对一位浑身长满了浪漫文艺细胞的女子来说毕竟是很闷的，不久她又重蹈覆辙，跑到“佳视”当编剧，之后又在港府新闻处任高级新闻官。直到近年才“退役”，移民加拿大当全职作家兼家庭主妇。 一番辗转下来，已较世故成熟，任性已不再是专利，但依然有个性得很。 我们且来看看亦舒当年在记者笔下是怎么一副模样： 无可否认，亦舒是漂亮的。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黑漆漆的眼珠透着灵气和慧黠。 笑起来，整齐洁白的牙齿，衬着嘴角边两个小酒窝，很甜很甜。 谁说作家没有美女？ 第一次看到她向我迎面走来，我脑海中胡乱地涌上她小说中一个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主人公： 玫瑰、子君、燕呢、蝎子号…… 不过，没有喜宝。 喜宝美得世俗，亦舒有点清纯，这使我没法把她俩联系起来。 但亦舒一开口，你瞧！她不再清纯，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妇人。如果光听她说话，不看她的脸，你会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因她说得又急又快又＃又豪爽。遇着这时候，你可别开口，她不会让你插嘴，在她面前，你最好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忠实的听众。 但是，也许有那么一天，她会托着下颔，静静地听你高谈阔论。只是，你还没有说完上句，她已完全明白你的下句。而且觉得本小姐太幼稚和可笑，完全不够成熟。她丝毫不客气，眯起眼睛，咬着下唇，然而，终于忍俊不禁，“噗味”一声笑起来。 亦舒是舒明的。 她也是矛盾的。 她会用整月的稿费，去买一套连何莉莉也嫌太贵的连卡佛名牌套装。也会穿着蓝色的牛仔短裤，套一件褪了色的T恤，到大饭店坐下来吃饭，左右顾盼，旁若无人。 不是人人都受得了她的挪揄的。如果作为蓝本，被她写进小说中，那么除了是当美丽的女主人公外，你会很不幸。因为不知为什么，她的脑子竟会装满那么多刻薄古怪的名堂。好好一句唐诗宋词元曲，竟被她倾手拈来，嵌进她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挖苦话中，配合得那样天衣无缝，令人不能不佩服她才思敏捷。 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虽然有时也满嘴的愁，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要向大众做做情绪表演。转眼间，她又嬉笑怒骂，嘻嘻哈哈，忘记刚刚还在自艾自叹，说这个社会无情无义，“血肉横飞”了…… 矛盾是她不快乐的根源，而且照她的苛求，天下不会有合她心意的男子。柴娃娃怀疑她最成功的小说，便是她自己一生的影子，对这点，我举双手赞成。另外，我也同意这样一句话：“亦舒有追求理想的翅膀，却有爱慕虚荣的泥足。 然而，这才是人生。 亦舒明白这点，也是幸运的。 冯湘湘《亦舒》 因此，她才写了《玫瑰的故事》这样有着理想爱情的作品，也才写了《喜宝》这样惹人争议的作品吧， 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够深度，只属意笔，因为不是人人能做曹雪芹，也不是个个可写《红与黑》。 亦舒经常自嘲——由来生活逼人。 这种逼人的生活，并不是指三餐不继的那一种，而是想过好一点生活的那一种。香港地，居大不易，又百物腾贵，能维持小康生活，亦舒于愿已足。 写书对于她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过是个找零用的方式。 她对人说：“看，直到现在，也不过买了几件衣服，与女朋友喝喝茶。”很奇怪自己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这也许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注定她不能端坐写字楼，也没有机会做太太师奶，非得写、写、写不可。 但并不表示她就要交“行货”，她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地连载，却没有诲淫诲盗之作。只不过在写每一篇小说之前，总还会考虑到市场，问一问：有没有人要看这种题材，够不够趣味，可还能引人入胜？ 她自认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有艺术倾向的人，卖文为生。写是因为喜欢写，从不考虑什么值得写或是不值得写。写作不能斤斤计较。 所以，她称赞自己：“我是我惟一认识的，写流行小说写得如此开心，兴奋、满足，以及一本正经的人。” 亦舒从来不觉得这个作家行业无聊、肤浅、幼稚，也绝不谦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骗稿费的人。而且，谁要是略加挪揄，立刻反面，绝交。 因为“我写得不够好是一回事，批评我已足够，一概与这个行业无关。” 这种透明的个性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正如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采访记中所披露：她大多时间在英校受教育，生活也比较西化。十二岁那年，父亲还给她起了“依莎贝”这个英文名。 她二哥倪匡对她的作风自然看不惯，曾叫她作“假洋鬼子”，并讥讽她“只配喝可乐”。不知道是否基于这个原因，亦舒才和假洋鬼子决裂？ 还曾发生过这么一件逸事：她从英国留学回来见工，招聘人想试试她的英语流利不流利，可她就是不讲，理由是对方也是中国人，为何一定要讲英语？在她看来，工可以不做，做人的原则不能无！搞得对方很没趣。 但在一些方面，她又随意得很，诸如许多女性都对自己的年龄守口如瓶，生怕张扬出去会影响前程。她则非常的坦然地说：“别人或许可以瞒年龄，因半途出家，读者不知底蕴；而像自己自小太行者，往回算不难查明，总不能同读者说：八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从来没有企图假装比真实年纪年轻。管谁叫姑姑，甚至叫婆婆也不在乎。”差点就没把自己是四六年生人凿在额头上了。 人生道路上免不了风风雨雨，亦舒也经历过爱的波折，但幸好，她生命中已过去的那几个男性，并没有令她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输家。 她现在有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先生曾是港大教师，虽然没有“拜伦的才，梵高的艺，王子的风度，油王的钞票”，却是一位真正的知己。她很欣赏“老伴”，曾经说过：“各人有各人的成绩，互相尊重对方的工作。他不懂《红楼梦》，我不懂建筑学，但在那一嫩稚心灵相通。” 她生命中还有另一个男子，是一个叫卫斯理的人，有时也叫倪匡。 那是她的二哥。她的大哥曾是鞍山钢铁二厂厂长，三哥是飞机工程师，弟弟供职于教育界，只有她和二哥，算得上是“同文”。 倪匡写科幻，亦舒写言情，如今在港台，甚至在华人圈子里，提起科幻小说或言情小说，大约没有人会漏掉他们两兄妹的名字，他们确实打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天地。 “作家是天生的”，这是倪匡的名言。按他的意思，作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写作细胞，而这正是他卓然成家的主要条件。一般人经过学习，当然也能写出文从字顺的文章，但充其量也是写作人而已，成不了金庸、琼瑶，当然也包括他和亦舒等“天纵英才”的作家。 他就曾这样去描述亦舒的创作状况：未经历险的写作道路。 是什么驱使她去写一篇小说的，真的不知道，曾经问过她，她自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一个天赋有写小说才能的人，不论她年龄是多么小，拿起笔，铺好纸，写下了一生之中第一篇小说，实在是不能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我看亦舒小说》，特别向读者提及：何以在她的排列组合之下，这七八千个汉字可以如此生动而吸引人？很多人看了就去买亦舒服的书。 老兄欣赏小妹，还曾写下趣事一桩。话说八十年代初，倪匡每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文化界朋友相聚，都有人要求他：“请代向亦舒说，我们想刊登她的小说，条件无妨，只管提出。”一次两次还不觉得怎样，三次四次倪匡不免有点光火，五次六次他已忍无可忍，作“狮子吼”大叫：“怎么一回事，我也是写小说的，怎么不向我约稿，老是要我代约亦舒的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亦舒笔下也常提到哥哥，打趣说别看他是‘天才”，工作勤奋得不是常人可比。傍晚在书房赶完稿出来，往往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倒在椅子上，大叫“力保健”。对他的崇敬之情一直不减，并极其衷心感谢父母给她这样好的兄长。 其实亦舒也不退多让，她自己也是很努力工作的人，有时连吃一顿午饭的时间，她也会埋怨“又少写了四千字”。 过去，她运笔如风，日写万言，还可从容去赴朋友的饭局。但后来，每天只写三几千字，而且常常要涂改，她自嘲“简直成了‘白油皇后’”。早几年，她还干脆辞去了公职，专心写作，可见她要求自己之严格，认真了。 亦舒尊重自己的工作，珍惜她和读者的缘分。她很会自处，调子一向不高。 偶然的回眸，她会得说： “天资比较差的人如我，头十年写作，根本连最基本的技巧都掌握不到，往回看，可作白写论，浪费时间精力。 总要操练到十三四年，好像才有点开窍，觉得有故事要讲，有话要说，而主角性格亦发展得较为完整。幸亏野心不大，尽写些身边事，勉强及格。 至今写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仍然摸索，约略知道自己已在一所大厦里，往前走，有一道道的门，打开，每一室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厦里恐怕有百多间房间，我，我大概正在试图开第三间房门……这开门的玩艺儿其味无穷，可惜极之耗时费神，有时想得稍远，能力又有所不逮，十分气馁。不知不觉，甘多三十年过去了，多写十年可掌握窍巧，是最乐观的说法了。” 《十年啦》 为此，她不惜得罪传媒，保持自我，不喜别人打扰，一贯不愿接受访问。在她的心底里，认为名气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来自读者的“火眼金睛”，终归是以实力取胜的。 这便给了她很自由的言论天地，她的言词的尖酸刻薄让她的同文在抱怨她“一贯喜欢骂人”的同时又舍不得不跟她做朋友。正如她的小说，写得多了，颇有点雷同，但不管怎样，她总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尽量不让你失望。 近年来，她定居在温哥华，处事越形低调，甚至谦称自己是家庭主妇。连《中国文学家辞典》等问她要小传，她也“抵死不从”，反而将话题扯到其他同文身上，包括她的二哥倪匡和主编“星辰”版的何锦玲。说“香港作家多的是，轮也轮不到我这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 呵，已从绚烂趋向平淡。 但亦舒还是亦舒，有话她还是清心直说，在她的一部又一部源源不断的小说散文中，她完完全全地“出卖”了自己：“要表达什么，大可在私家传栏中大方地说明，何劳别人一支笔。” 于是，我们在她近期的《随意》，《随想》等等结集中，依然看到她对流行小说的看法，对作品传世条件的阐述，对自己性格的剖析，对世事的洞明，对爱情婚姻的迷们，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高见。 你可以不同意她的看法，但拿在手上，你不会不看。一看，也可能会“咦然”一声：这不还是那个叫“玫瑰”，又叫“叽哩抓啦”还叫“依莎贝”的亦舒吗？ 可见她的作品中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简洁明快，一针见血，甚至尖刻，很有个人风格，甚至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标记，让她一直拥有相当稳定的读者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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