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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叛国，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由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后方，加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诱降、劝降和逼降活动。国民党右派的投降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他们迫不急待地加紧对进步力量的进攻。 当时，我24岁，正在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工作。这是个以印刷国民党政府钞票为主的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大多来自上海，抗日进步力量活跃。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进步力量，竟然不顾工人的生计，把来自上海的1400多名工人全部解雇。这种罕见的迫害，激起了全厂职工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 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自1939年8月至次年2月，工人们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解雇斗争，历经7个月。它震撼了香港，震动了全国和东南亚。毛主席、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电报，给予坚决的支持和高度评价。 我当时是中共香港中华印刷厂党总支组织部长，也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斗争结束以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在港势力，开始对我们这些“活跃分子”进行搜捕迫害。党组织根据抗日斗争的新形势，要求被解雇的党员骨干，转移到新的战场。有的同志提出到延安去，但组织上告诉我们，去延安路程太远，而且我们这么多人，要通过西安封锁线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我们考虑去东江打游击。张蔚之等同志当时就按照这一安排去了，但大多数同志认为，我们是上海一带人，语言不通，工作不易开展，去东江不太合适。 正当我们研究今后去向的时候，上级党组织的杨康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去九龙的一个高级酒家，廖承志同志要接见我。 1940年2月的一个傍晚，我按约定时间，来到了这个酒家的一个客房。廖承志同志已在客房里等候了。他抬眼看了我一下，问：“你是中华厂的朱复同志吗？”我说：“是的，廖先生。”我是第一次见到廖承志同志，他当时的身份是八路军驻港代表，也是党的华南局领导人之一。他中等的身材和犀利的目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套陈设豪华的客房，有好几间房间。我们在一个小房间的圆桌边坐下。他反坐在靠椅上，双手和胸脯压在靠背上，先向我介绍了抗日形势。大意说，1940年后国内外时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反共气焰会更嚣张，日本准备扩大海外侵略战争。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唯一办法是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他特别郑重地强调：“要告诉工友，港厂斗争不是失败，是有计划地撤退。要把一批骨干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党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服务团’，决定由你任团长，对外讲是被资本家解雇回上海找工作的。”廖嘱咐我：“你一定要负责带好这批同志安全抵达上海，到了上海后，一切听从上海党组织的安排。” 廖承志同志找我这次谈话，主要是要我负责把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的一部分党员和罢工骨干，安全转移到上海接受新任务。 我离开酒家已是深夜了。香港这个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城市，除几条喧闹繁华街道以外，周围还是荒芜一片。我走出酒家，穿过几条马路，稍有凉意的海风拂面而来，我的心情顿感舒坦和轻松。 回厂后，我向党总支汇报了上级党要求组织服务团回大陆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经我们发动，响应参加“抗日服务团”的成员，共有20多人，都是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中的骨干。为了适应斗争的新形势，我们专门请在港的学者钱俊瑞同志给我们讲了一次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我们还组织“抗日服务团”的同志，学习了党在香港公开发行的《解放》、《群众》以及《世界知识》杂志上有关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文章。大家斗志昂扬，同仇敌忾。 为了安全转移，党组织先派了我厂的副书记，也是我的师兄弟沈彬森同志，离开香港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关系。 我作好了捐躯疆场、报效祖国的思想准备。我是个长工，在香港已有个小家庭。我把住的房子和一切有用的家具杂物，全部让给和送给留在香港的工友。我与爱人潘兰珍同志，原有个不满4周岁的儿子，在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中，由于工作繁忙，我无暇顾及家庭与孩子，以致这孩子竟因病而过早夭折了。这对我俩自然是件悲痛的事。现在，她刚怀孕一个多月，又不得不离开我独自回常州老家去。常州戚墅堰老家的房子，已被日本鬼子全部烧光，我实在为她今后的生活忧虑。但因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不得不暂时分离。我托回常熟的两位女工，一路上相互照顾。我对兰珍说：“你先回家，等我到上海后再与你联系，我没有信给你，你就不要来找我。” 她不知道我是去抗日第一线战斗的。谁知，这句“临别赠言”，让她苦苦等了五年。直到1945年初，我才把她接到青浦。当初还在母腹中的孩子建华这时已满5岁了。 1940年的早春二月，我提了一只不满七八斤的小提包踏上了返回上海的征途。其他20多位同志，也分别登上了香港太古公司的一艘客货轮。我检查安排好工友，返回甲板舷窗时，船已驶向茫茫大海。南国疆海，春风融融，白浪滚滚，海天一色。回想我自1936年9月抵香港，到1940年2月离开，已是3年多。这3年多，我由一名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又接受党的重托率领战友回上海，奔赴抗日战场的第一线去战斗。民族的危亡，党的事业，呼唤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去战斗，光荣感、责任感如大海汹涌的波涛在我心中激荡。 轮船经过两天两夜的波涛颠簸，到第三天中午，终于驶进了阔别三年多的黄浦江。昔日的万国商船港口，显得冷冷清清，几只扯着膏药旗的日军武装铁壳船，在横行穿梭。十六铺码头，难民遍地，乞丐成群，市场萧条，满目凄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使我们义愤填膺。 “抗日服务团”的同志安全抵达孤岛上海后，我安排他们有家的暂时回家等候消息，不能回家的由我带领临时住下来。按香港的约定，我一下船，就找到了沈彬森同志。先回上海的党员蒋建忠同志，按党组织指示，在大自鸣钟（今长寿路西康路口处）洪寿坊已给我们租借了一间统楼，可以住10多个人。我与余东明、鲁善山等党员同志就住在那里。为了避免上海警方注意，白天我们不出门，每天派人去买大饼油条来充饥。 过了几天，沈彬森同志带了一位穿长衫，个子矮小，像小商人模样的人来见我。他就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我们的联系人马纯古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印刷业工委的地下党负责人。我把“抗日服务团”的成员和返沪途中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告诉我，上海党组织已决定，其他同志到新四军去，但要我留在上海工作。我说：“我是带头回来去抗日根据地的，自己反而不去，我怎么向其他同志交代？”马说：“这是上海党组织的决定，不要你自己负责，你的任务完成了。”上海党组织要我立即离开洪寿坊，去英租界的慈愿难民收容所隐蔽下来。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郊区江湾、大场、宝山、杨行、罗店、浦东等地，约有100多万难民拥进租界。他们大多露宿街头，无家可归。上海租界上一批慈善会、同乡会、爱国志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这些难胞，来自战区，家园被毁，生路断绝，亲人被杀害，饱尝日军摧残之苦，有强烈的国仇家恨。大革命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组织，当时刚刚恢复，党员不多，但仍抓住时机，把大部分的力量投入难民收容所工作。一些难民所成了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大学校。一批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也从这里走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第一线。 我去的是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北的慈愿难民收容所一区。这个地方原来是外国人的“坟山”，现在临时搭起了一排排芦席棚，一间棚子住几十个人，大家睡统铺，吃大锅饭，生活很艰苦。但这个难民收容所，却是上海党组织重要的活动据点，它公开的负责人是党的可靠朋友赵朴初先生，实际工作是由周克、朱启銮等共产党员具体负责管理的。马纯古同志把我安排到这里，见我吃住基本解决，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以免引起人家注意。 后来我才知道，上海党组织原来确实准备把香港撤回来的同志，全部送往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去的。但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在浙江、江苏、安徽交界的广德一带，对新四军封锁严密，路上风险很大。为保证安全，只好等待时机。但时间一长，我们这些同志焦急了，上级党也感到老等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让一部分同志去新四军“江抗”部队。余东明等一批同志就去了“江抗”，在无锡、苏州、常熟、太仓一带打游击。沈彬森同志也去了江阴。我和钦家俊留在上海，因为我们是搞工人运动的，上海党的工作很缺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几名地下党员的活动，他们在一个国际电台工作，地址在法租界陆家观音堂附近。我的任务是领导和培养他们成为骨干，通过他们秘密发展和积蓄力量，以扩大党的队伍，为今后发展做准备。我的联系人还是马纯古同志，他与我单线接头。那时，我没有公开职业，吃住都在英租界的慈愿难民收容所，而工作在法租界，隐蔽得相当巧妙。钦家俊同志被安排在法商电车公司领导工运。 有一次，难民收容所组织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按组织规定我是不准发言的。因为那时年纪轻，沉不住气，听到有些言语不大像样，我就开了一炮。我讲的与外面公开宣传的调子不一样，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收容所的党组织一听就明白我的身份。所里领导就把我的言行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说我的发言不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上级党组织马上找我谈话，指出我不谨慎，以后只是吃饭、睡觉，不准发言。我深深感谢组织对我的爱护，以后讲话格外小心留意了。不多久，“抗日服务团”里几个去“江抗”新四军的工友，开小差回上海来了。一天在马路上，我正巧碰上开小差回来的一位姓俞的工友。他对我说，部队苦，吃不消。又问我在啥地方。我只好吱吱唔唔地应付一阵。我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党作了汇报。上级党考虑我工作的安全，决定让我立即转移。 一天，上海党组织派马纯古同志找我。他对我说：“你必须立即离开上海，党组织决定派你去浦东带部队，为了‘灰色隐蔽’，不暴露我党的领导面目，你‘朱复’的名字在香港已经红了，必须改名换姓。” 我听了眼睛一亮，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就是准备上战场去打日本鬼子的，既然新四军去不了，只要上战场打鬼子，去浦东也一样。我也第一次听到浦东有我党的武装力量，感到我们党了不起，竟然在敌人的统治中心——上海的郊区打起游击来了。 当时我对党要我改名换姓一时想不通。我说：“请党放心，我朱复为消灭日本鬼子，杀头牺牲全不怕，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正大光明，名字不必改。” 马纯古同志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为了有利于党开展工作，党组织已研究决定了，你的名字必须改。” 马纯古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坚持要我改名换姓，我想上级党组织总比我站得高看得远吧。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诸”字与“朱”同音，为了保住一个姓的音，我说：“那么就姓‘诸’吧。”名字呢？我想自己是个无产者，在旧社会是被人看不起的，那么就叫“亚民”吧，亚者次也，亚民者即“次民”也，这个名字与我的地位相吻合。 从此，我这个“诸亚民”名字，就在浦东、部队和老百姓中慢慢地传开了，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后来我们部队张贴文告的具名，都用这个名字。敌人曾用10万元军票买“诸亚民”首级，但他们都没见到我是个什么模样的人，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原来是干什么的。 组织上向我交代了与浦东党组织联系的方法。我深感这次下浦东与我以往所经历的斗争不一样，责任十分重大。 在我去浦东之前，我党在浦东的武装力量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十分重视浦东的工作，发动过浦东农民暴动，支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留下了革命的种子。1937年12月，根据抗日斗争的要求，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灰色隐蔽的面目出现，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第一支武装力量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周大根（又名周秋萍）组织起来的。他是南汇县大团镇周家宅人，1938年初受党指派回浦东，在泥城建立了“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周大根任中队长，共产党员姜文奎、姜文光和进步青年姚镜人、陈文祥（陈伯亮）等都参加了这支部队，泥城可说是浦东的革命圣地。一年多时间部队就发展到200余人，对日军震动很大。1938年12月16日，日军从周浦、祝家桥、南桥据点出动1000多兵力，大举“扫荡”，合击泥城“保卫二中”。周大根带领战士，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周大根等28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支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挫折。 另一支是由连柏生组织的“南汇县抗卫四中队”。部队负责人是连柏生和王才林。连当时是南汇县二区区长，但他爱国，与党有联系。王才林是党员。抗日战争开始，连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通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团副孙运达关系，取得“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的番号，自己从商团借了两支枪，又与南汇四团仓周毛纪协商，把周毛纪的一支队伍约20余人拉了过来。中共上海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动员一批难民充实部队，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来部队做政治工作。这样，这支队伍形式上是国民党二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1939年夏，部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因为大队以行政区为名，他们是南汇二区，所以称“二大队”。由于周大根同志牺牲，他组织的“保卫二中”损失惨重，连柏生领导的这支部队，就成为党在浦东的主要武装力量。党组织派我到浦东带部队，就是到连柏生这支部队里去。 上海党组织为什么要紧急派我去工作呢？当时浦东党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属于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党组织为此专门建立了中共上海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东工委”或“浦委”。据上级领导讲，主要是因为浦委的主要领导人与连柏生等当地干部关系不好，对这支队伍的发展影响很大。浦委书记陈静是个大学生，陕西人，抗战开始后江苏省委派他到浦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陈静到浦东后做了不少工作。但省委领导从浦东抗日力量的几次受挫中，认为陈静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使部队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陈静同志也较骄傲，看不起当地人，在人事关系上与当地干部搞得很僵，由于有些事处理不当，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上海党组织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决定派金子明同志接替陈静同志，同时把陈静同志调去常熟“江抗”工作。金子明同志感到浦东工作委员中缺少军事领导干部，要求上海党组织派干部下去，上海党组织一时派不出合适的军事领导干部，就派了我这样一个工人干部下去。 大约是1940年5月初，即回上海3个月后的一天，我按照马纯古同志交代的联络办法，与新浦委书记金子明同志接头。接头地址在新闸路上海明星大戏院附近的一爿书店门口。金子明同志的爱人吴培文同志就在这爿书店工作。我带了事先约定的联络记号——一张报纸，准时到达。金子明也带了一张同样同日的报纸，与我见面。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新浦委书记，满脸胡子拉茬，架了副深度眼镜，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就像一个走街穿巷的“江湖郎中”。他点头示意要我跟他走。一路上大家不说话，一直跟他走到13号码头（今江边码头）。金已事先购好了船票和车票。 我俩上了船，渡过黄浦江，上了岸又改乘小火车，到浦东重镇周浦。到了周浦换乘小轮船驶往南汇大团镇。我们在离大团镇七八里的西边的中心桥上了岸。大团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我们的队伍在大团镇西边一带活动，中心桥是浦东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这个地区的地下党员负责人洪锋同志就在该地中心小学当校长。 我们沿田埂小路，走进了一个宅子，这个宅子叫张朱家宅。这是我们部队的驻地，在宅边我们与洪锋同志碰头。洪锋同志告诉我们，部队到浦东北部一带活动去了，要等到部队回来才能与我们见面。金子明同志就把我领到张朱家宅东面的顾家宅，说先在顾家的一所大房子里歇息。这所大房子，周围竹园、树木相映，房子的主人避战乱去上海了。灰黑大门紧闭着。实际上这是中共浦东工委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我们敲开门，走进去，浦委张晓初同志已在里面等候；另外还有一个小鬼，是烧饭看门的勤务员。金子明介绍后，张晓初同志先向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不久，连柏生同志也来了。 金子明同志把我介绍给连柏生，说：“这就是上级调来部队工作的诸亚民同志。”连柏生同志举止儒雅，文质彬彬，看上去像个乡村教师。经介绍他原来确是上海新陆师范毕业的一个小学教师，有正义感又开明，为人诚恳正派，在乡里颇有声望，抗战开始后，成了南汇的一位地方领袖。他很欢迎我去工作，说部队大概明后天回来，先在这里休息。 有意思的是，离我们这所房子不远的北面，就是吴梦舟的大宅基。那是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二营的驻地。该营营长叫储贵彬，副营长叫吴建功。吴是大革命时期的“CY”（共青团员）。伪十三师原是国民党“忠救军”第八支队，日本人在浦东大“扫荡”时，该部投降了日本鬼子，改编为伪军。储贵彬与南汇的吴建功亲如弟兄，储就请吴建功帮他带部队。而吴建功是共产党员，“浦委”利用这层关系，控制了这支部队。这样“抗卫二大队”就能在距离日伪重要据点大团镇七八里的伪军防区内宿营和活动。我和金子明来顾家大宅，连柏生事先告知他们。所以，没有一个“闲人”来打扰。我进了这所房子，见到这番情景，深感浦东开展武装斗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我到浦东之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专门在上海租界书店里买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小册子，藏在小包里带到了浦东。到了顾家大宅我就拿了出来。金子明一看大吃一惊。问：“你带这些来干什么？”我说：“给部队上课有用。”金说：“好危险，万一路上被搜出来，不是暴露了？”由于我没有经验，后悔没有事先请示，庆幸的是没有出事。正是吃一堑长一智。但这些书后来还是派了大用场的。 过了几天，部队回来了。连柏生就带金子明和我，到张朱家宅部队驻地，与带部队的张席珍同志见面。张席珍同志，河北人，耿直机敏，原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华籍巡捕，在上海入党并成为巡捕房党支部成员，因看不惯外国人横行，不服气，一次与外国人吵了架，不能再在上海巡捕房呆下去了。由于他受过军事训练，上海党组织在1938年就派他到浦东。另一位领导人王才林，没有见到。金子明向连、张宣布：“诸亚民同志来部队公开身份是抗卫二大队政治指导员，是上级党织织派他来部队工作的。”同时，我与部队的几位区队长见了面。 我到浦东后，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5月下旬，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开会重新分工。新浦委的组成是：书记金子明；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诸亚民；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周强，直接领导地方党，后由陈文祥接替；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委员张晓初。军事工作委员会，有2名委员，一位是张席珍同志，另一位是周萍同志。周萍同志当时的身份是区队长，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我们部队的重大行动，都首先由军事工作委员会商定后，向浦委报告。它的活动是秘密的。我在“浦委”的真实身份，对部队也是保密的。 金子明同志，原籍浙江绍兴，工人世家出身，祖父和父亲都是上海的工人。看他那身打扮，好像是位学者，其实他小学毕业后只读了一年初中，年龄还比我小一岁。1933年他在世界书局当店员，加入世界语协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36年入党，在去浦东之前，主要领导上海印刷业工人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他活动能力强，善于接近群众，十分刻苦好学，不仅自学英语，还兼学法语、俄语、德语，知识面广，会说能写，思想敏捷，作风踏实，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领导，而且还是位大知识分子。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是浦东以及路南特委和凇沪地委主要领导人（解放后，他任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对外文委交际司长，对外友协副秘书长）。金子明同志眼睛高度近视，不宜跟随部队活动，开完会，他就离开了部队。我留在部队，开始了军事斗争的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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