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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奉贤、川沙三县，位于上海东南部，它夹在长江和钱塘江口之间，东南的尖端下垂在东海里，南北长达65公里，东西约40公里，这个地区习惯上称浦东地区，有时也称浦东半岛。黄浦江这条大上海的母亲河，把浦东和浦西一分为二，由于交通阻隔，相对于浦西的繁华都市，浦东当时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荒僻农村。 从地理上看，浦东三面环水，海岸线长达158公里。西北是宽阔的黄浦江，东临浩瀚的东海，南依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只有西南经金山卫方向有一条通向浦西和杭嘉湖地区的陆路。这里的金山嘴、柘林等地，历来是抗倭御敌的海防要地。1937年“八一三”，日本法西斯就是从金山卫登陆，使国民党几十万守军处于被动地位。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浦东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战略防地。国民党政府军败退上海后，又以“别动队”和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在浦东。各种政治背景的，打着各种旗号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团伙，也粉墨登场，出现了群雄割据、邪恶忠良、犬牙交错的混乱局面。 日军方面，驻在上海地区的是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军团第十三师团，即小林师团。在上海外围和浦东地区的日军主要是守备队，有近千人。他们扼守据点，不轻易出动，重点布防在沿黄浦江的川沙、高桥、高圩、洋泾、三林一线和南汇、奉贤县城周围。另外，还有讨伐队和宪兵队，担负主动出击抗日武装力量的任务，比较机动灵活，破坏性突击性大。 伪军方面，是汪伪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反共和平救国军，简称和平军。标志是国民党旗帜上面加一条黄色标记。在上海郊区是以丁锡山为师长的伪暂编第二军第十三师。丁锡山部原为“忠义救国军”八支队，日军在浦东大扫荡后，丁投降日军当了伪军。丁部下辖2个旅，驻浦东的是二十五旅五十团，团长顾立峰。因内讧顾在上海被刺身亡。“浦委”朱人俊同志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关系拉拢该团特务营营长胡汉雄，并让胡当了团长。这样我党的力量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五十团。丁锡山在浦东实际上不能完全控制五十团，真正听丁指挥的只有奉贤的伪团长韩惠山和伪二十五旅旅长李启蒙。抗战胜利前夕，丁锡山走投无路，在我党的教育帮助下起义投诚我军。 伪军系统除丁部外，还有属于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系统的熊剑东的税警队；属于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武装警察大队。此外，还有日伪地方保安团，如南汇的刘铁城，奉贤的张英杰、张思功等杂牌部队。皇协保安团，由日军直接掌握，但编入伪军序列。 中间势力最为复杂，都是些脚踏两头船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由于背景不同，各成体系，独霸一方，基本宗旨是谋取私利。主要有：大团以东是大地主徐家杰的势力，家有岗楼，与帮会、黑社会有密切关系，日本人一来，他为了“保家”，拉起了一支队伍，后被伪军收编，徐被委任为伪二十五旅副旅长。六灶一带是奚庚辛的地盘，奚是当地地痞，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投奔丁锡山部，任五十团三营营长，活动地盘还是六灶一带。三灶是“老黑鱼”金镜明的势力范围。王家路一带是江锦松的老窠，他脚踏日、伪、我三只船，他儿子江亚囡，当过伪军分队长和皇协保卫团长。老港是重要的出海通道，由蒋树楼把持。他为了把持码头，结交了各路势力，包括共产党武装力量。我党张大鹏领导的海防大队也在老港建立联络点。祝家桥是杨春发的势力，杨是生意人，交往很广。王阿弟是张阿六的学生，也把持一方。泥城、蟛蜞庙一带，是“老熊包”控制的。这个“老熊包”姓李，大革命时期革过几天命，大革命失败后，摇身一变，成为土匪地头蛇。沈庄、鹤沙（即下沙）一带还有沈阿大。周浦以南到邵家楼有马伯生部的王伯祥一大队。大团附近还有汉奸韩鸿生的女婿伪保安三团二大队长胡劲用等等。这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实力派，与日军、伪军、国民党反动势力既有联系又有矛盾，有的为我们做了不少事，如蒋树楼、杨春发、王阿弟等，有的坚决反共卖国，如韩鸿生等。 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是“忠义救国军”。上海地区的“忠救军”，基地设在安徽广德、郎溪境内。“忠救军”的反共态度比一般顽军坚决，基本成员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在浦东还分“洋忠救”和“土忠救”两类。“洋忠救”属戴笠的嫡系，都是外地人，如鲍步超、马超凡、张熙明等等；“土忠救”有马伯生、王八妹、张阿六（即张惠芳）等等，都是本地人。马伯生是军统特务，手下有二三百人，奉贤的齐贤桥是他的老窠。张阿六基地在川沙白龙港。王八妹在金丝娘桥一带。王八妹的男人是太湖老土匪，男人死了，一些徒子徒孙聚集在她周围，都喊她师娘。谷守信有二三百人，在奉贤到南汇的沿海一线，日军大“扫荡”后逃回广德。还有艾庆璋，又称艾胡子，有近千人，活动于马伯生地盘。这些所谓“抗日队伍”，其真实目的是抢地盘，对付共产党。“洋忠救”、“土忠救”一般都反共，但反共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我党在浦东面临的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环境是极为严峻和复杂的。 中共江苏省委对浦东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无论浦东斗争形势多么复杂艰巨，必须把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长期坚持到底，从战略上，对上海这个政治经济中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浦东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是严峻的。在军事上我党力量弱小，政治上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能否在这里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明确告诉了我们：“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0～421页。）毛泽东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可能性的分析，指出了在苏南平原，在江河湖港汊之中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对浦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充满信心。 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看，浦东平原5000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又没有崇山峻岭的掩护；但浦东地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盛产大米、棉花、花生、山芋、食盐、水产，不少农民连上海都未到过，村庄分散而稠密，港汊河湾密布，不熟悉路的人如入迷魂阵，看得见叫得应，却走不通，道路和河港沿岸，自然繁茂生长着一人多高的秆棵、芦竹、灌木，到了秋冬才有人去收拾。这种自然地理环境，虽不适合大部队活动，却还能适合小部队机动灵活的作战。 浦东在江海之滨，三面环水，背靠汪洋大海。敌人兵力不足，驻防分散。只要我们能控制可靠的运输工具和进出口岸，建立秘密的运输通道，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变死路为活路。敌人无法堵死我们，我们却可自由出入，四海为家。 另外，从敌情、顽固派和中间势力看，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日军是外来侵略者，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日伪之间也有矛盾；另外，敌人派系很多，多线领导，这对我们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十分有利。顽固派有“土”“洋”之分，“亲”“疏”之别，我们就可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只要我们政策运用得好，也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主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时时处处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浦东人民深受日军烧杀掳掠的苦难，只要我们真正是抗日的，一定会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所以，浦东这块地方，有人比作围棋盘上的一只死角。落子得法，可以全盘皆活；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全靠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巧妙灵活地组织斗争了。 我到部队不久，即1940年七八月份，江苏省委决定，上海地下党今后专门负责上海市区的地下斗争，不再领导郊区的武装斗争，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归新四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领导。 所谓“东路”，是指无锡到江阴的锡澄公路以东的广大游击区，谭震林同志任“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浦东同东路的联系必须经过秘密交通。我们划归谭震林领导后，连柏生去见了谭震林。谭与连谈话，使他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谭要连柏生坚持“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不要亮新四军的牌子。 连柏生同志回浦东后，就积极活动，设法改用部队的新番号。 我们部队原来的番号叫“抗卫二大”，属地方保安部队一类的，只能限于二区一带活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必须利用合法手段，争取部队更大编制的番号。一方面，可以发展和扩充部队；另一方面，又可以灰色隐蔽。 正在这个时候，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消灭。我们决定设法争取这个番号。连柏生同志便去找国民党川沙县长唐有余，请他帮助。唐与浦东国民党当权人物王艮仲有矛盾，其兄唐有嘉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当时，唐有余闲居上海租界家中。连柏生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了他，同他攀认了远亲，向他讲了“抗卫二大”发展的情况，要求扩编为支队，请他在顾祝同处活动。唐手下没有部队，也想乘机拉拢我们，以此向上邀功。唐有余就以他名义，写了介绍信给兄长唐有嘉。我们派浦委委员张晓初同志，以我部副官名义，去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找唐有嘉，并按唐有余意，买了好多支派克金笔，分赠司令部各主管，以促成其事。同时，唐有余还介绍连柏生去见顾祝同派系的国民党松江县长阮开基，也请阮从旁向顾说项。这样，于1940年10月，张晓初终于拿回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关防。从此，我们就用“五支队”的番号，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1941年冬，我们又通过唐有余等的关系，在上海租界与第三战区淞沪专员王文虎取得联系，由鲍季良代表部队与王文虎接触，进一步争取“纵队”番号。因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商谈就中止了。 有了“五支队”这个番号后，我们就把原来的“抗卫二大”改为“五支队”第一大队。支队长连柏生，副支队长王才林，我任政治指导员。张席珍任大队长。但实际上还是这些人和枪。 日军占领了浦东的大集镇，伪顽以及地方势力则割据了所有中小集镇和农村。我们的部队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活动，在敌、伪、顽、友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经常出现前村驻的是伪军，后村驻的是我们。离敌人最近时只有1至2华里，远的也只是7至8华里。一有动静或走漏消息，敌人就会进攻。 我们这支部队，开始得以隐蔽地发展，还与朱人俊同志等成功地做伪军工作有一定关系。 在我下浦东之前，朱人俊同志就开始注意做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他是大同大学毕业生，“一二·九”运动的上海学联代表，1938年10月入党。抗日战争爆发，他放弃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机会，毅然返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党派他到浦东工作。新浦委成立后，他根据金子明从“东路”带来的《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指示》，重点做伪十三师五十团的工作，从1940年五六月至1941年春，仅半年多时间，浦委以朱人俊领导的伪军工作委员会在五十团内掌握了六个连的武装，在五个连队建立党组织，共有57名党员，掌握13挺轻机枪，机枪手都是共产党员。上面讲的吴建功掌握的储贵彬二营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另外是三营和特务营。 我和朱人俊同志很少见面，但相互配合默契。他们控制的伪军“防区”，我们队伍有时也去活动。有时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敌人活动的一些情报，必要时也支援我们一些给养。朱人俊同志有内线关系的伪军撤离某地方，有时就把被子、毯子、药物等留下。当我们的枪支坏了，经过修理后需试射，这在当时环境，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也全赖人俊同志控制的部队帮助解决。但这种关系只维持到1941年春。因为，这时伪十三师要调防浙西，朱人俊与路南特委研究，决定把我党控制的部队转移到浙东地区继续隐蔽发展。 我下去的时候，“抗卫二大”或以后的“五支队一大队”，四五十人。枪是好的，子弹也有，就是短枪少。部队没有专门制服，放下枪与老百姓没有两样。但部队是集中活动的，分六个班，正式按军队编制集训操练。支队长连柏生一般不随部队活动。支队副王才林是共产党员，也是连柏生在上海新陆师范的同学，他也是“保卫四中”、“抗卫二大”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身患肺病，也不随部队活动，不久，就调新四军东路指挥部工作。老百姓习惯上称这支部队是“连柏生部队”。真正跟随部队活动的是张席珍与我。 我是个工人，过去是搞工人运动的，对于武装斗争不熟悉。初到部队见到这支革命武装，又要我来领导它，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怎么办呢？决心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头学起。正像毛泽东说的，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向熟悉军事工作的张席珍和战士请教，熟悉枪械构造，向战士学习打枪。那时，我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身体强壮，在印刷厂当工人时，学了些拳脚，力气比较大，吃得了苦，与战士一起出操、瞄准、刺杀、投手榴弹，不多久也就像个军人的样子了。 但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还要学会指挥打仗。我就通过关系，从上海搞来各种军事书籍。我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重要的军事论著之外，还读了《孙子兵法》，以及一本日本人注释的《孙子兵法》，此外，还有德国战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等等。 我们的部队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工作队、战斗队和宣传队。为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部队一住下来，就安排上政治课和学文化。政治课的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日本鬼子汪伪汉奸的罪行，激发战士爱国热情。还讲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天天要教育的内容。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灰色”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公开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但我们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战士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抗战必胜的思想。这些对我来说都比较熟悉。在香港时，我学过社会主义理论，也专门学习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但当时是抗日，党的政治路线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只能结合抗日来讲。 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张席珍同志是受过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具有军人气质和风范，平时着装比较端正，行为比较规范，腰里常束根皮带，对战士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非常热情，为人直爽，但脾气有时急躁。我是工人出身，说话爽快，直话直说，不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儿，我不懂的就向他请教，他总是非常诚恳地向我解释，我的意见他也仔细考虑，我们俩合作得十分融洽。 “一大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两个班。三个区队长是周萍、翁振邦、孙振华。周萍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苏北人，上海英商怡和纱厂童工出身。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从上海经印度转到苏联东方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他返回上海，被派到浦东搞武装。他在反击丁锡山第一次大“扫荡”时，脖子上受了伤并被捕，后由地方党营救，才未被杀害。翁振邦是南汇人，后调到地方担任常备中队的中队长，属地方武装力量。孙振华，山东人，党员，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下来的，1942年调到东路受训后，没有再回来，由王铁删继任区队长，王也是共产党员。浦委还有一位交通员，叫张明，他到过莫斯科。我们这支革命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走到一起来抗日，我们团结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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