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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底，日军即将对浦东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这次“清乡”来势凶猛，敌人沿钱塘江湾的奉贤县钱桥开始，到川沙县的东海边合庆，再从川沙、张江、北蔡、三林、杜行、金汇、光明回到钱桥镇，围竹篱笆，全长约167公里，把奉、南、川三个县3B4的土地围困在内，企图把抗日力量彻底歼灭。 浙东区党委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新组建的五大队全部撤往浙东。我遵照上级命令，与周振庭带了全部人马100余人和武器弹药，由南汇万祥入海，乘四条大帆船，到慈北古窑浦登陆。这样，我党在浦东的主力全部撤离。 五大队撤到浙东后，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一中队，由吴锡钦、黄玉任指导员和中队长。我等待上级重新安排工作。 约一个星期后，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日军占领诸暨、金华、兰溪、上饶、东阳、义乌、温州等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后，浙赣线已被敌打通。谭政委说：“敌人兵力不足，‘清乡’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进行，我们按中央指示必须继续坚持斗争。但斗争的方式要改变，现在敌人在浦东大规模‘清乡’，大部队进去活动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组织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钻进去，高举抗日旗帜，打击敌伪，保护人民，是完全可能的。” 区党委要我带一支精干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至于人选问题，由我挑选。要我抓紧时间，争取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墙合拢之前插进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浙东区党委给我的新任务。 后来听姜杰同志说，当时组织上还同时委派周奋同志返浦西青昆地区开展敌后武装工作。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人员。考虑到这次回浦东没有大部队作依托，而且回旋余地更小，只能组成一个能进能打能隐蔽的短小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我决定挑选11个人，连我12人，换上清一色的短枪。 这11个人是： 许培元，共产党员，连级干部，是老二大队的，常州人，上海难民儿童中学学生，文武双全。 张宝生，工人出身，共产党员，老“二中”成员，能打仗。 李阿全，区队长，宝山人，木匠出身，机智勇敢，对黄家路一带熟悉。 金文华，16岁，小勤务员，聪明机灵，活动能力强，熟悉全面情况，负责联络工作。 路秋如，很能打仗，技术全面，经验丰富。 董金根，共产党员，泥城一带人，熟悉泥城、蟛蜞庙一带情况，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的烈士，他是遗腹子，与地方党陈文祥书记熟悉，负责党的机要通讯工作。 陶生祥，班级干部，南汇人。 顾才松，又名顾阿二，大个子，熟悉南汇、坦直、沈庄一带情况。 徐宝生，奉贤七仓墩人，与正在奉贤地区活动的黄志英有联系。 王志欣，原地方武装区队长，熟悉四团仓一带情况，也能打仗。 唐生宝，绰号唐麻子，熟悉蔡家桥、周家弄一带情况。 我选择这11个人。有的是党员干部，有的熟悉浦东某一地区的情况，有的能打仗。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应付复杂的局面，以便很快站住脚跟。在选择许培元和张宝生时，我还有这样的考虑：许培元各方面比较好，有领导能力，万一我出事，他可以接替我的工作。张宝生在海防大队蹲过，必要时还可与海大取得联系。 这12个人，后来7位牺牲了，3个叛变了，活着的只有2人。董金根同志下浦东仅一个多月，在打顽军陈龙生后因负重伤不久就光荣牺牲了。1943年新场战斗中，路秋如同志牺牲。同年复，金文华同志被伪军杀害。许培元同志在1943年的玉蟹桥战斗中不幸牺牲。张宝生在1944年储家店战斗中牺牲，他是一员战将，当时已经是中队长了。顾才松是1945年打坦直日军据点时牺牲的。陶生祥的具体情况不详。徐宝生、王志欣、唐生宝三人叛变。徐宝生是1945年秋跟黄志英一起叛变的，后被国民党军队打死。至今活着的有李阿全和我。李阿全后来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任浙江省湖州市交通局局长。 姜杰同志是浦东地委书记，我把名单确定后，与姜杰在古窑浦研究了回浦东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曾设想了准备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方案。姜杰同志向我交代了回浦东的各处联络关系。 在回浦东之前，我还去看了何克希司令员。他叮咛我说：“你这次回去，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斗争环境，要从实际出发，多动脑子，先适应情况，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这次回浦东，我的公开身份是五支队五大队的大队副。 1942年9月初的一天，酷暑未消，天还很热。我们12个人身着单衣单裤，从古窑浦港口选了一条浦东方头“沙飞”海船。计划乘海水涨潮，当晚飘向浦东，在奉贤的七仓墩登陆。但船驶出港口，在接近杭州湾玉盘洋海面时，远远望见有一艘日本小炮艇在洋面巡逻。我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叫舱里的同志作好战斗准备。转而一想，如果真的与敌人开火，我们很可能一个都回不了浦东。灵机一动，我马上叫船老大放慢速度，避开敌炮艇，向奉贤柘林方向驶去。柘林是日军封锁杭州湾的重要据点。敌人看我们船往他们的据点驶去，船小又轻便，没有向我们追击。 我们摆脱敌艇的监视后，驶向了柘林土城，在柘林的东边海岸停靠住。浦东杭州湾北岸的海滩陆地延伸很远，船停了，离陆地还有几里路。我们12人卷起裤腿，赤了脚，跳到海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爬上海岸。从这里到七仓墩有几十里路。为了在天亮前赶到，我们奔跑了整整一个夜晚。快到黎明，才赶到七仓墩。 拂晓，大地一片寂静。我们一身汗水和露水，来到七仓墩盐行乡乔阿五乡长家附近，先在海塘边的草丛里隐蔽下来，我派徐宝生去乔阿五家敲门。 乔阿五又叫乔云楼，原籍苏北，是个苦出身，在盐滩做苦工，后来又给地主做长工，慢慢有了个落脚点。这个人有头脑，讲义气，结交了一些地方上有点势力的人，在这一带有一些社会影响。盐行乡前任伪乡长很反动，被我们镇压了。 乔阿五想当乡长，我们支持他，他上台后比较靠拢我们。 我们敲开乔的门。他见是我们，大为惊讶，说：“怎么你们还没有走，现在风声很紧，日本鬼子到处砍竹子，正在海边打竹篱笆。再不走，走不了啦！”我说：“正是风声紧，我们才趁早赶回来的。”我看他神色慌张的样子，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我们回来你还是当你的乡长，敌人‘清乡’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放心好了。”乔听我这么一说，又见我们态度坚决，感到有了依靠，就打起精神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敢忘抗日。不过大家还得小心点，免得吃亏！” 接着，乔告诉我们敌人在这里设立大小据点和检问所等情况，说敌人经常要派差，十分为难。我告诉他，要巧于应付鬼子，你也可以与敌人军政人员拉关系。我对他说：“要你慰劳，你就去，可以趁机摸摸他们的底，与伪军交交朋友，有情况及时报告我们。” 乔阿五在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下，还有抗日之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害关系面前，也应承了我们给他的任务。我们在他家里隐蔽下来，饱饱地吃了顿早饭，安安心心睡觉。 有个黄志英，部队撤出浦东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他仍留在这里活动。我告诉乔阿五去找黄志英。第二天，黄志英就归队了。队伍变为13个人。 第一个关系接上后，我们就从奉贤往东，经四团、大团以西，向南汇中心桥，再向六灶、盐仓一带活动。一路上，原来没有来得及转移仍留在浦东的，或在地方工作身份已暴露的同志，陆续与我联系，有的归队。在这些人员中，奉贤除了黄志英，还有朱刚（又名朱正才），南汇有张正贤、陈金达、朱亮、卫民等。不到一个月，队伍扩大到近20人。 浦东的形势，与一个半月前相比，已完全不同了。敌人现在重兵压境，凡是沿海港口都设立大小检问所，内地交通要道，大一些的村庄都有驻军。单奉贤东半县的敌伪据点和检问所，就有奉城南门、三团港、分水墩、东新市、香店桥、四团、青村港、苏家码头、泰日桥、钱家桥等十多个。在整个浦东清乡区的四周，都用竹篱笆团团围了起来。主要道路和码头共有大检问所19个，小检问所数十个。大一点的桥梁也都被控制。白天来往行人都要盘问检查，夜间一律禁止通行。岗哨密布，更楼林立，据点间相互呼应，一有动静就四出搜索、“清剿”。在“清乡”区域里，敌伪强行建立保甲制度，加强伪乡政权，清查户口，登记造册，推行“连保连坐”，发放“良民证”。在思想上推行怀柔政策，鼓吹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肆宣扬“清乡清心”、“同种同文”、“共存共荣”，还胡说什么侵华日军是来“帮助”中国老百姓打坏人，建立“皇道乐土”的。日军的“清乡”手段阴险毒辣。 现在看来，“清乡”和“扫荡”有很大的不同。“扫荡”就像扫帚扫地一样，反复地“扫”过来“荡”过去，也叫“篦几”战术。这好比拉大网，鱼还可以从网眼里漏掉。“清乡”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过去我们对付“扫荡”，一般采取分散隐蔽，使敌人“篦几”扫不到，等敌人“扫荡”过后再集中，寻找机会突然袭击，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扫荡”计划。对付“清乡”我们还没有经验。另外，由于我们部队撤走后，“清乡”区敌伪反动气焰嚣张，那些“土忠救”、“洋忠救”也都走了。乌龟王八纷纷出笼，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无恶不作。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我们重返浦东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衷心拥护我们的，但看到我们人少，枪少，力量小，担心吃大亏；一种是既欢迎又害怕，怕我们打了就离开，他们遭残；另外，在一部分中上层统战对象里面，动摇观望的多，不敢与我们联系，甚至敬而远之。 回浦东前，连柏生给我几张条子，要我去找关系，主要是祝家桥一带的，这些条子送过去后，石沉大海。离开浙东时，领导怕我们生活困难，要我多带些钱回来。我说不要，我想回浦东“还怕没有饭吃”。现在吃饭真的有问题了。原来姜杰同志与我商量返回浦东后，设想利用群众掩护，组织群众大会，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等方案，现在看来根本不存在合法斗争的条件。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我们到底怎样坚持斗争，粉碎敌人“清乡”？这是新情况，新问题。 10月的浦东，金秋凉爽，稻田金黄一片，棉田白花花一片。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清乡”，老百姓的收成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浦东，鸡犬不宁，风声鹤泪，一片恐怖。老百姓下海捕鱼，海滩晒盐，上镇买卖，都要检查“良民证”。浦东，日军有代号为矛字三八二四、三八二五等部队，这两个部队的番号是后来我们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的。此外还有什么守备部队、宪兵队、讨伐队等。日军把大批轻重武器交给上海和太湖东南进行“清乡”的伪军使用，伪军的装备大有改进，气焰更嚣张。日伪总兵力约有5000人。 敌人“清乡”的战术是，先在大小镇上建立据点，然后有计划地分块“清剿”。他们采取多路出动、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重点区域反复“搜剿”；对人口密集的大村庄派驻伪军，实施“驻剿”。敌人从点线占领开始，再到面的占领，把我们的活动区变成他们“清乡”基地。为此，他们又在上海集中培训了一批“清乡”骨干，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清乡”政工人员，胸前挂着“清乡委员会”蓝底证章，穿着哔叽的大衣或中山装，有的还骑着自行车，腰里挂着盒子枪，大摇大摆风头十足地下乡查户口，建立乡保甲制，逼迫老百姓在村头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游击队活动必须鸣锣报警。那时，我们部队活动到哪里，那里就有锣声，行动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缩小敌人搜捕目标，我把武装小分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两个组插到奉南和南汇东面的“清乡”边沿地区分散隐蔽，以待时机。这两个组分别由许培元、张宝生带领。我带李阿全等转移到南汇北边祝家桥一带活动。我们用的是化整为零的策略。 当时，我们宿营都不进村庄，专找偏僻地方的小宅基、祠堂和坟山屋居住，有时就蹲在浦东常见的浜边上的蟹棚里。而且每天要换一个地方，吃饭有时由老百姓送来，送一次吃一天。没有接上关系的，就要挨饿。已经是10月寒露霜降时节，可我们穿的还是从浙东回浦东时那身单衣。 这样的活动方式，虽然目标缩小了，敌人不易找到我们，但由于分散活动，纪律松弛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减弱了，加上艰苦的生活和伪乡保长的引诱，少数斗争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离开了革命队伍。像王志欣、唐麻子这些人，就是在化整为零的过程中被“化”掉的。王志欣分散隐蔽在王家袜厂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日子一长，便勾搭上那家的一个女人，不革命了。王志欣离开队伍后，开头倒还没有做坏事，但是他手里有枪，慢慢地就干起敲诈勒索的勾当，而且还冒着我的名义去欺骗老百姓，变成了土匪、地痞。唐麻子曾经当过伪军，后来投奔我们，吃不了苦，胆小怕死，就拖枪叛变了。还有一个情况是，盘踞在南汇周浦的伪军团长刘铁城，虚情假意地又是写信，又是派人来，要与我“谈判”，说：“我（刘铁城）并非是真汉奸，你诸亚民为人不错，是真心抗日的，如果处境有困难，就到我这里来活动好了，只要你靠近我，我负责保障你们的安全。”信是通过一个伪乡长送来的。我意识到敌人已利令智昏，以为抗日游击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以对我们实施劝降活动了。我把送信来的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义正辞严地说：“刘铁城是国民党特务，伪军团长，他的这一举动，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我诸亚民不会上当。如果他真同情抗日，那么就不要当汉奸团长了！”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我感到单纯地分散隐蔽不是个办法。分散隐藏是为了积极地打击敌人，应该迅速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敌人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才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只“躲”不打，是不会把日本鬼子“躲”跑的。 正如毛泽东讲的：“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地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4页） 我根据浦东的新情况，决定把“化整为零”转变为“集零为整”，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1942年9月下旬，在四团仓西北、严家桥以东的大朱家宅，我集中兵力同国民党顽军陈龙生部，打了我们进入“清乡”区之后的第一仗，这也是我们能否在浦东站住脚跟的一仗。 陈龙生是南汇薛家泓一带人，他手下也不过十四五个人。 但武器还可以，不仅有短枪，还有3支长枪。他与“忠救军”的张阿六和伪军黄铁英有关系，接受张阿六的接济。陈龙生原先不在那个地方，在我们部队撤走不久，他才回来拉起这支队伍，在薛家泓、潘家泓一带为非作歹。而这一带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活动基地。 当我们重返浦东后，他一时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就以共同抗日为名，约我们到薛家泓附近会面。我表示同意，但地点要设在我们控制的钦公塘西边，我保证陈龙生安全。 陈龙生不肯来，要我到他那边去。我经过再三考虑，陈部的活动地区是我们原来的活动基地，如果陈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会说我缺乏诚意，去了，即使谈不成也有利于缓和矛盾，谈得好，争取他共同抗日。于是，我就前往薛家泓。为了防备他设“鸿门宴”，我布置了两个战斗小组，每组3—4人，随我隐蔽前进。 还没有走到薛家泓会面地，我发现附近村宅有异样，不见一个老百姓人影，估计陈有埋伏。而陈的哨兵，也发现我后面有人跟着。陈埋伏在一所房子里，见我走近，首先向我开枪射击，并立即翻窗往外撤。我们也被迫还击，陈边撤边打，我们短枪射程够不到他。这次由“谈判”起头，到“兵戎相见”，陈对我怀恨在心。他摸了我们的底，扬言：“诸亚民人不多，枪都是短家伙，不及我”，意要吃掉我们。 事隔不久，一天，我们部队住在严家桥附近。群众向我报告，陈部进入了我们活动区，住在大朱家宅，当晚准备向我们进攻。我当机立断，决定趁陈部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反击。 时间已近傍晚，一队日本鬼子流动到了严家桥。这大朱家宅村落大，民房多，吃不准陈部住在哪几家。我立即派小通讯员金文华，进去摸情况。他机智地进村一打听，知道他们住在村西亲戚的几间房子里。为了不惊动日本人，必须速战速决。我兵分三路，一路由许培元带一个战斗组从南边进攻；另一路由张正贤带一个组从北边进攻；我带张宝生、董金根等在中路，从西边攻击。部队隐蔽地接近陈部驻地。谁知北路的这一组，被陈部瞭望哨看见。我带领的西路刚前进到牛车棚基地，也被陈部发现，从牛车棚到宅基地有四五十米开阔地。我抬头向那所房子看去，只见屋内有人影一闪。我知道不好，赶忙朝旁边一让，一梭子弹扫过来，站在我身后的董金根来不及躲避中弹倒地。我立即避开火力点，利用周围的稻草堆掩护，一个快步冲了上去。敌人打不到我，但又不出来，死守在屋里顽抗。我想这样相持下去不行，必须逼敌出洞，速战速决。于是，我随手拔下草堆的一捆稻草，点燃一堆火，边晃边喊：“你们再不出来，就烧房子了！”这样一烧一喊，听到里边有声音。陈的亲戚怕烧了房子，催陈龙生：“快走吧！”陈龙生急了，就不顾一切冲了出来，正遇上张正贤那个组，双方展开了肉搏。张正贤头部被打开，血流满面，仍死死抱住敌人，我们一拥而上，当场击毙了陈龙生。战斗很快结束，我一检点，共击毙顽军3人，打伤多人，缴获长枪3支，短枪多支。 我们消灭陈龙生部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不及时消灭他，他就要与我们捣乱，威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股顽固势力被消灭后，我们恢复了薛家泓一带的活动基地，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之地，这为我们放开手脚反“清乡”创造了条件。 这次战斗，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两位同志受伤。张正贤被陈龙生打伤脑壳，包扎后问题不大。董金根被子弹打穿胸腹部，流血不止。 战斗一结束，我就派人到大团镇，秘密请有点名气的医生濮光星对董金根同志进行抢救。 当时“清乡”风声很紧，敌人经常下乡“清剿”。我托濮医生用黄金买了许多止血消炎西药，还几次派小船接濮医生到乡下给董医治。董金根同志伤势很重，不能跟我们部队流动。我就委托给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又名方胡子），由方胡子组织基本群众精心护理。我吩咐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小董要吃什么，尽量买给他吃。董金根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炎症很严重，但他非常坚强，再痛也不叫唤。 董金根同志的伤，本地医生不能开刀根治，又无法转移出去，万分危险。我通知他在泥城的母亲来看他。董金根是烈士的后裔，又是独子，他父亲在南汇泥城暴动时牺牲。他母亲得知后连夜赶来，看到受伤流血的儿子禁不住恸哭不止。小董安慰她，说：“我会好起来的，这里像家里一样，诸队长和同志们照顾得很好，放心好了。”我对她说：“董金根是我们部队的好战士，打仗勇敢机智，由于斗争需要，是我把他带回来的，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请妈妈放心！”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早年丈夫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又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养伤，内心十分悲痛，但她深明大义，没有半句埋怨话，反而深情地说：“我儿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很好的，部队又很关心他，我很放心，就是他还年纪轻，伤好了，还要你们多多帮助照顾。”她看到抬小董的老百姓很爱护自己的儿子，非常感激他们。董金根母亲过四五天就来看看儿子，来了三四次，每次来还带些吃的和用的，一再感谢我们部队对小董照顾得好。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秋风细雨，照顾他的群众得知敌情后，迅速把他转移。天又黑，路又滑，两位老乡抬着董金根，在小田埂上不慎跌了一跤，一脱手把抬小董的门板摔出去了，连板带人跌在泥沟里。他们立即过去把小董扶上门板，继续赶路，但小董没有愈合的伤口，受到剧烈震动血管爆裂，流血不止，到目的地还没来得及请医生就光荣牺牲了。 董金根牺牲后，我们请他妈妈来收殓。我们部队全体同志十分悲伤，这是重返浦东反“清乡”牺牲的第一位战士，时间不到2个月。董金根同志的妈妈十分悲伤，但仍很坚强。我们很感动，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平静地说：“你们部队现在很困难，我没有什么要照顾的”。 在当地基本群众的护送下，她默默地带着牺牲的儿子回家了。董金根牺牲了，他妈妈也走了，这样的妈妈是真正革命的妈妈，也是我自己的妈妈。她与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妈妈一样，为抗日献出了一颗心。 董金根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小分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自从我们进入“清乡”区后，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已与浙江区党委失去了联系。董金根是我们与地方党领导陈文祥的唯一联系人，董金根同志的牺牲，使我们与地方党失去了联系。我们这支小分队，如断线风筝，完全处于独立作战的处境中，而这时敌人的大规模“清乡”，已进入了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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