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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县大团镇是日军“清乡”的大据点，敌人的兵力很强，除日军外，还有顾桂秋的一个伪军大队。后来，刘铁城的那个团一部分也驻到了大团。 大团镇上有个恶霸地主叫韩鸿生。日军入侵浦东后，他是领鬼子进镇的大汉奸。韩鸿生在日军扶持下当上了伪大团维持会会长。日军“清乡”以来，他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我们重返浦东不久，就得到林志杰同志送来的情报，揭发了韩鸿生的种种罪行。 我把部队集中起来，决定首先向韩鸿生开刀，把日军精心设防的“清乡”大据点捅个大洞。 大团镇是南汇县仅次于周浦的重镇，有“金大团，银新场”之称，工商企业云集，交通运输繁忙，居民有近万。为了打好反“清乡”的这一仗，我派许培元、顾才松先秘密进行侦察。许培元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大团镇，实地察看了敌人设防力量和工事配置，探明进出道路和可隐蔽的地方。他们把侦察到的情况，画了张草图。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行动方案。 我决定由许培元带头，张宝生、徐宝生、顾才松，加上在大团镇上的张正贤和林志杰等七八人，组成行动小组。临出发前，我把他们召集起来，作了具体布置和分工，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作了详细交待。我带其他同志隐蔽跟上，密切监视其他敌人，随时准备接应。 1942年11月22日晚上，到大团执行任务的许培元等同志，都穿上马裤呢大衣，戴上大英帽，胸口挂着从伪“清乡”人员那里缴获来的“清乡委员会”的各种证章，正像个“清乡委员会”政工人员的模样。他们三三两两，大模大样地向镇口钉着木栅的伪军岗哨走去。伪军以为“清乡委员会”人员回来了，都敬礼哈腰。许等很顺利地混进大团镇。按事先的约定，他们在晚上八点左右，在林志杰家集中。 林志杰原是南汇抗卫四中的老队员，后到东路教导队受过训，因吃不了苦，家乡观念重，跑回来了。回来后，仍与我们部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次，他主动协助我们行动。张正贤是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大团镇有名的“银匠店小开”，他参加这次行动后，身份要暴露，我准备完成任务后要他撤出大团，回部队行动。 大团镇中间有一条市河。河东称上塘，河西称下塘。上塘是主街，南北走向。日军司令部在下塘南市梢，大团人称“南部队”。刘铁城部驻在镇北，称“北部队”。韩鸿生的家住在上塘中街闹市区。我们的行动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中间突破，两头不能惊动敌人，只能智取，不宜硬攻。 我们的人在林志杰家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头执行任务。林志杰在韩鸿生家斜对面的水果店里警戒，下塘的南北两边也放了流动哨，在韩家大门口留一名队员，其余的由许培元带领径直走进了韩鸿生家。 这天晚上，我们摸准韩鸿生在家。许培元等人闯进去时，迎面出来接待的却是韩的三姨太。我们问她：“韩会长在家吗？”她一看是“清乡委员会”的，就把韩叫了出来。许走上去，用客帮话轻轻对韩说：“北部队刘团长有事请你去，他在‘棉总会’等你（当时大团上层人物的俱乐部）。”韩信以为真，立即传呼他的卫士一起走。许说：“人家睡了，就不要惊动了，我们这么多人，还保不了你的安全！”韩就披上外套毫无顾忌地跟许出来。 黑洞洞的街上，冷冷清清，店铺早已打烊，老百姓也都睡觉了。他们走过紫芳桥，转到了下塘。 这时，在下塘的一个流动队员过来打招呼说：“刘团长到镇公所去了，请韩会长去那里碰头。”这是我事先布置好的，目的是把他骗出大团镇。就这样韩一直跟我们朝南走去。我们没有去镇公所，而是向西往镇外走。韩鸿生一看苗头不对，就大喊大叫起来。我们命令他：“不准大声嚷嚷，否则，毙了你！”但韩不听劝告，死命顽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队员只得连背带拖把他拉到小猪场附近，当场把韩击毙。 本来我们不想当场杀掉韩鸿生的，准备把他抓到浙东去，以后处理。所以派了大个子队员顾才松去。如果韩不肯走，就把他背出来。但他这样一叫喊，我们那个大个子的作用也就不能发挥了。 刚刚枪决韩鸿生没走多少路，迎面赶过来两个伪警。他们听到枪声，又看到我们的人过来，远远就喊：“出了啥事体？” “管你什么事！”我们拔出快慢机就“回敬”一梭子。由于天黑，没有打着，那两个家伙掉头狼狈逃窜了。我们的同志也安全地撤出了大团镇。 处决韩鸿生后，大团据点的日伪汉奸头目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同时，在敌人内部也闹起了矛盾。韩鸿生的三姨太一口咬定是刘铁城干的，大团镇上的那些伪职人员，指责刘铁城为了抢占地盘，刚来就杀韩鸿生，未免太霸道了。后来，敌人知道是我们部队干的，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为了保证林志杰的安全，我给大团镇伪镇长胡锦荣写了封信，大意是要他保证林的安全，不然韩鸿生就是他的下场。 这封信很管用，没有人敢动一动林志杰同志。 智歼韩鸿生，拉开了我们反“清乡”的序幕。 1942年冬的一天，盐行乡的乔阿五给我们在南边活动的小组送来了一个情报，说奉贤苏家码头的“检问所”里，驻着3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警。乔阿五按照我上次教给他的办法，已经与这个检问所的一个伪警拉上了关系。这个伪警是外地人，在鬼子面前吃过亏，一心想报复，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表示。 苏家码头在奉贤西南的海滩上，港口很小，偏僻荒凉。敌人为封锁沿海，这些地方也都设了检问所。我感到这是一个孤立之敌，可以先打掉它。 因此，一得到这个情报，我就叫黄志英代表我们部队前去与这个伪警接头。黄通过考察，认为这个伪警是真心想反正，为了争取他，黄志英拉了乔阿五，约他在乔阿五家，一起喝了“同心酒”，意思是“滴血同心”。这种仪式，在和这些人结交时，还有它一定的可取之处。喝“同心酒”后，这个伪警就送来了情报，说现在敌人很麻痹，要我们确定日期早日动手，我听后，决定立即行动。 1943年2月26日，我把全部人员集中到南汇中心桥，趁黑夜降临，进行长途奔袭。苏家码头在奉贤县盐行乡第六保，今塘外乡墩外村，距离我们驻地有几十里，中间要通过层层封锁线。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过大村庄前，先派人去打招呼，叫站岗的老百姓让我们通过之后再敲锣报警。有鬼子、伪军站岗放哨的桥梁要道，我们抄小路小桥绕道越过。天黑洞洞的，没有一颗星星和月光，我们十多个人，很隐蔽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按时赶到苏家码头。 我们蹲伏在检问所附近的村庄边，等候内线的配合。根据事先掌握的敌我力量等情况，我分了2个战斗小组：一组突击进攻，一组内线策应。凌晨3点，敌人换岗，与我们接头的伪军出来放哨。按事先的约定，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用烟头火光发出信号，我们射出电筒光接应。通过双方三次对答，确认无误。我命令策应内线的小组立即跃进到哨所，与这个伪军会合，在他带领下迅速冲进路西的伪警住处，当场击毙妄图顽抗的伪警与检问员各1名，其余举手投降。与此同时，我带突击组迂回到路东日军住处，以窗台为依托，对准正在鼾睡的日本鬼子一阵猛射，3个日军连哼也没哼出声，全部毙命。20分钟的战斗，击毙日伪军警5人，俘获伪警9人，缴获步枪10余支。我们无一伤亡，伪警经教育全部释放。 在这之前，我们虽也打过日本鬼子，但全歼一个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还是第一次。 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胜利，我们曾作了两手准备。在敌人必经的要道上部署了狙击力量，以防打响后，敌人四面接应，切断我们退路。但由于行动隐蔽周密，枪声不密，附近敌人都没有出动。我们趁周围敌人蒙在鼓里时，迅速撤离战场，连夜急行军，跳出奉贤境内，到了南汇周家弄一带休整。 第二天，敌人出动100多人，包围了苏家码头一带，整整搜索了一个上午，一无所获，只得拉了几个民夫，抬上3具日军尸体回奉城据点去了。 这一仗，打破了日军精心布置的“清乡”封锁线。愚蠢的敌人再也不敢在苏家码头设立检问所了。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苏家码头被袭击后，敌人开始集中力量搜捕我们。我们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寻找机会，偷袭敌人。敌人发现我们在奉贤活动，就把部队往南调；我们转回南汇，他们又赶紧把部队调回来。我们像孙行者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搅得敌人五脏六腑不得安宁。 不久，敌人又把注意力转向奉贤方向。这时我们部队在南汇以北一带活动，发现有一队伪军乘船从三灶港经过，我们立即抓住战机，选择三灶镇附近的一个有利地形，埋伏在河岸的秆棵里。敌人一进埋伏圈，我们集中开火，船上17名伪军一部分被歼灭，其他全部捕获。枪支弹药没收，被捕伪军经教育后释放，我们无一伤亡。 三灶据点里驻有一队伪军和3个鬼子。经我们长期观察，这3个鬼子经常偷偷摸摸从镇上据点溜出来，窜到乡下去抢劫，奸淫妇女。我们决定收拾掉这3个家伙。 一天下午3点多钟，这3个鬼子又出动了。我们按预先侦察好的地形，埋伏在镇口的田沟边。敌人一出镇，我们立即冲上去，又是枪又是刀，3个鬼子当即毙命。这是我们继苏家码头全歼3个鬼子后，在南汇又打了一个歼灭战。打完仗，我们又向东再向南转移。 敌人吃了大亏就疯狂报复，把三灶附近的老百姓数百人赶到天主堂里关押起来，周围一带又严密封锁隔离，逼他们交出游击队。老百姓都说不知道。约关了一个星期，镇上田园荒芜，野草丛生，牲畜无人喂养，鸡、鸭、鹅、猪到处乱窜。怎么办呢？党组织指示打入“清乡委员会”化名王思恒的肖望同志，利用工作之便设法营救群众。肖望以三灶镇代伪镇长的身份，进入隔离区，一面向日伪军和关押群众送食品，一面乘机对日本人说：“游击队打了就走了，老百姓不认识，人也饿了，猪也饿了，还是放了吧！”日本人无奈只好放了老百姓。 这个据点，敌人后来也悻悻地撤走了。 据点里打鬼子，敌人是不能烧房子的，因为他一放火，连自己的据点也一起烧掉了。所以，敌人企图用集体关押老百姓的办法来报复，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奉贤的青村港，地处奉城头桥以西，齐贤以东，四周都是敌伪军密如蛛网的据点，相距都不过四五华里。“清乡委员会”的密探、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我们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行动小分队，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小分队探知日军宪兵队密探周鹤侠，经常在青村港镇的三兴饭店吃饭。我们就派小分队的2名队员化装成老百姓，从小路摸进青村港镇，埋伏在三兴饭店里守候。傍晚时分，周鹤侠从乡下“清乡”回来，下馆子准备吃夜饭，刚刚跨进门，就被我们拦腰抱住，押出饭店就地正法。 青村港驻有一个敌伪警察分驻所，有七八个伪警。警长郑贵卿，敲诈勒索，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小分队派出了3名队员，化装成生意人，去执行任务。他们来到镇外，2名队员守候在镇外，一名队员带了郑贵卿熟识的朋友直闯伪警所。他们与郑见面后，找了个借口，把郑贵卿骗出了分驻所。走到镇边时，我们埋伏在那里的2名队员，一拥而上，把他押到镇西北的韩家塘附近，用铁器将其击毙，为民除了一害。 5月中旬的一天，小分队获知宪兵队密探吉家田在饭店吃晚饭，立即派出2名便衣队员，闯进饭店，把正在大吃大喝的吉家田捕获。当众宣布：“吉家田是真汉奸，罪行严重，我们代表人民，予以镇压。”说完，就拉出饭店在空场上击毙。 7月下旬，驻扎在奉贤钱家桥的伪税警中队21人，雇民船一艘，向北赴青村港，沿途搜索我部。下午，他们返回时，伪中队长带12人步行，其余8人乘原船返回。当他们的船驶抵杨家滩附近的护塘桥境时，我部根据情报，早已埋伏在这里迎候，一个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伪上等兵1名，其余7人丢了武器，跳进河里凫水逃命去了。天快黑了，离敌人又近，我们也迅速转移。 从4月中旬至7月下旬的3个多月中，我们在青村港一带连续出击，频频打击敌伪，使敌人提心吊胆，坐立不安，龟缩在奉城、齐贤、头桥等大据点里，不敢冒然行动。青村港这一带也就成了游击队活动的天下。 在反“清乡”斗争中，日本鬼子收买豢养的大小汉奸，除了公开的，还有隐蔽的。这些家伙，对与我们有联系的乡、保长进行威逼利诱，逼他们下水，把一些倾向于抗日的人敲诈得倾家荡产。 最初我们打击的是外地来的汉奸，如上海下来的“清乡”人员、宪兵队的密探等。当时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策略的，可以使那些当地土汉奸不敢为所欲为。事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些本地汉奸却以为我们游击队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敢向他们动手。他们得寸进尺，活动猖獗。我们决定对这些汉奸予以狠狠打击。 经过分析研究，我们决定先在鹤沙镇下手。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镇离我们活动区较远，平时又有鬼子驻守，这些汉奸的胆子也就特别大，肆意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群众恨得咬牙切齿。从地理上看，鹤沙（下沙）地处交通要道，是奉、南、川西部的中心地带，也是我们向西发展和向南渗透的必经之路。特别是我们设在鹤沙飞云桥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已被鹤沙伪镇长、汉奸察觉，他们准备下毒手。如不先敌行动，可能会带来极大损失。我们原来秘密联络站的联络员冯和弟、康苗连两人，就是由于鹤沙汉奸告密而遇难的。反“清乡”前，我部常备大队一中、五中、三中在坦直乡东南荷花桥附近宿营时，也是鹤沙的日、伪军和汉奸，配合新场日、伪军袭击我部，使我一中队队长张阿虎、五中队队长翁振邦等14位同志壮烈牺牲。 1943年的农历正月初四，我部飞云桥武装小组侦悉，驻鹤沙的日、伪军已出发向东路“扫荡清剿”，镇上只留少数伪军。我决定抓住时机，立即动手。 当晚，我们从祝家桥出发，走小路，经坦直镇边，到飞云桥吴新根同志家隐蔽起来。第二天凌晨，又派人继续侦察，并确定了行动方案。商定分5个小组，每组3—5人。我带一个战斗组；卫民带一个战斗组由吴新根作向导；陈金达带一个战斗组，由顾木生作向导，这三个组具体负责除奸。顾木金带领由施高林等组成的警戒组，监视北面沈庄、周浦和南面航头的援兵；顾才生、潘阿岳带4个渔民积极分子为一组，用“横勾”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切断敌人联络。 农历年初四、初五连续下了两天大雪。天寒地冻，朔风呼啸。初五深夜，我们冒严寒，踏冰雪，直扑鹤沙镇。3个战斗组从东街口拆掉敌人木栅栏进街。我带领战斗组，占领了伪镇公所，控制敌人的首脑机关。卫民冲进东街汪伪特务机关办公室，把伪中队长、中队副等3个汉奸首先除掉。陈金达冲进敌电话总机房，当场把一个伪军上尉和总机房站长打死。然后，卫民、陈金达等分别把鹤沙镇的伪镇长、维持会长、伪警防团团长等铁杆汉奸6人全部活捉，把这些民族败类一个个押到镇公所院子里。我向他们严正宣告：“你们坚决与人民为敌，卖国求荣，罪大恶极，我代表人民对你们执行死刑。”卫民执行完枪决汉奸任务后，用棉絮醮了汉奸盛仁其的血，在大门上写了“铁杆汉奸的下场！”七个大字。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伪警巡长闻声带了警察摸黑赶来。这时，我们已开始撤回，我示意继续前进。当伪巡长走近只距二三米时，我们猛扑过去一把抓住，这个家伙拼死反抗，被顾木生一刀劈死在众安桥堍下。其他警察吓得抱团鼠窜，逃之夭夭。 这次战斗前后不到30分钟，一举除去鹤沙大小汉奸头目13名，并缴获到长短枪支和一些弹药，还有“清乡委员会”证章多枚。 初六，雪后初晴。我们鹤沙除奸的消息，如早春惊雷，震动了整个浦东大地。敌伪闻之丧胆，特别是那些本地汉奸，家住浦东，更是吓得丧魂落魄，整天胆颤心惊。一些原来积极追随日军的伪乡保长，纷纷设法向我们打招呼，拉关系，声明自己不是真汉奸。如鹤沙地段上黄金荣的徒弟蒋阿顿，伪军区队长徐应六，新场青红帮头子陶瑞生，国民党少将康利英，鹤沙大中厂厂长沈彬儒等，纷纷表示愿意为我军送情报，送枪支弹药，愿意协助我们征收抗日捐税。我们当然表示欢迎。这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浦东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要斗争就会有牺牲，在反“清乡”斗争初期，我们牺牲了几位很好的同志，除董金根外，还有朱刚同志和金文华同志。敌人欠下了我们一笔笔血债。 朱刚原是“吴仙鹤守望队”的一名骨干，1941年初参加“五支队”一大队，担任常备队的区队长，后来又担任中队长，表现很好。部队南下浙东时他留在地方，主要在梁典、周家弄、新场以南一带活动。我们重返浦东后，他就归队了。 我们在三灶一带活动时，朱刚同志发高烧，不能随部队活动。我就找了当地姓倪的一个伪保长，把朱刚安置在倪家宅一户农民家里养病。那家只有母女两人。谁知那个女儿是刘铁城手下一个伪军的姘头，这个女人向伪军报告朱刚是共产党游击队员，伪军报告了刘铁城，刘又报告日本宪兵队。 一天夜里，刘铁城部队把朱刚住的宅子团团围住，把正在养病的朱刚抓走了。他们将朱刚同志先押送到周浦，不久押到南桥，后来又押到新场。在周浦日军司令部，敌人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朱刚，他毫不动心；转而使用酷刑，仍无法得到半句口供。丧心病狂的敌人，竟残忍地用粗铁丝穿进朱刚的锁骨，拉着他在南汇的周浦、南八灶、汤家木桥一带和奉贤的南桥、蔡家桥等地游街示众。一路上，敌人要朱刚认指与我们有联系的群众。当朱刚看到这些群众和熟人走过来，敌人问他：“这些人你认得吗？”朱说：“不认识。”到了一个村庄，敌人问：“游击队在这里住过吗？”朱说：“没有住过。”敌人问：“你住在哪里？”他说：“我没有住的地方。”朱刚承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痛苦，默默地从他所熟悉的村庄和老百姓面前走过，坚强不屈，不留一句口供。他知道不能讲一句真情实话，否则凡是游击队住宿过的地方，敌人会把房子全部烧光，凡是帮助过游击队的老百姓，都要吃苦受罪，甚至坐牢。 敌人对朱刚毫无办法。后来把他押到新场。我们部队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但在新场关押时，朱刚落到在墩头陈战斗中漏网的一个姓刘的匪徒手中。1942年10月4日拂晓前，这个匪徒丧心病狂地用棉絮活活地将朱刚塞死。朱刚同志为了革命，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 支队部的小通讯员金文华同志，他年仅16岁，但入伍时间比我还早。他原是周大根二中队的小勤务员。我重返浦东时，挑选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对各方面情况很熟悉。他与老百姓亲密无间，只要他一敲门，不少群众就知道是谁来了。因为人小又是大孩子，敌人不注意他，经常到敌人据点里去探听敌情，许多事情我们不便活动的，他能办到。他是我们非常出色、机智勇敢的联络员、侦察员。一天，他在新场中心桥一带活动，被敌人发现。敌伪军就盯梢追击。他没有带武器，先躲藏在稻田里，后又往外跑了。追他的是伪军顾桂秋部的中队长王宝根，又名王英，这家伙很反动，为了讨好主子，竟连开三枪，把我们金文华同志打死在稻田里。这个年仅16岁的游击队员，光荣牺牲了。王宝根的公开身份是伪军中队长，暗底里又是日军田中义一系统的特务，是个罪大恶极的双料汉奸。我们决心要为烈士报仇，讨还血债。1943年夏初，我们了解到王宝根住在大团镇上。我就派熟悉大团情况和地形的小队长朱印天同志，去完成镇压王宝根的任务。朱印天到了大团，住在一个关系家里。为抓获王宝根，朱联络了要好的同学吴伯平、王祥连和林志杰。林在王宝根住处对面，潜伏了整整一天，摸清了王宝根第二天要去一家饭店吃面，吃完可能乘船去上海或南汇开会。第二天清晨，正是早市的时候，朱印天带了王祥连、余九华赶到饭店，人多不好下手。王吃完面，果然乘船往上海去。朱等跟到二灶港船码头，王已上了船。他们3人立即抄小路追到机口庙去拦截。在离大团不远的机口庙以西的一座桥上，朱印天站在桥上。等王坐的船过来，他拔出手枪命令船老大靠岸。王一见大惊失色，马上催船老大快划。朱印天看王要逃走，瞄准王宝根一枪。王应声倒下不能动弹，船也靠了岸。朱印天跳上船把王宝根拖上岸，就地击毙，并掏出事先以我名义写的一封警告信，塞进王宝根尸体的口袋。信的大意是，谁与抗日的五支队作对，王宝根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我们这一行动对那些敌伪军官震动很大。 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的“清乡”步骤已全部打乱。他们不得不慌忙收缩。那些仅有三五个鬼子带个把班伪军设立在乡下的小据点，都被迫撤走了。被敌人强行拉到“自卫队”放哨的老百姓，也陆陆续续回去了。这样，我们的活动天地日益宽阔。队伍一天天扩大，短枪队变成了长枪队。1943年初发展到三四十人，五六月份，发展到70多人，拥有机枪3挺、长短枪60多支的游击部队。 我们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合拢前，从浙东返回浦东，一直到敌人“高度清乡”的后期，前后长达8个月时间，同上级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朱刚中队长牺牲后，一些商人把消息传到浙东，变成了“诸队长牺牲”了，不少浙东同志还真以为是我牺牲了呢！8个月后，我们终于恢复了同上级的联系，我要求上级迅速调干部来，因此一些同志陆续回浦东。其中，翁阿坤（又名翁利民）同志，石匠出身，共产党员，老二大队的机枪手，机智勇敢，非常能打仗，他回来后我们组建的一个中队，由他任中队长。陈友新（吴掌林）原任奉贤地方党民福支部书记，地方党推荐给我们，1941年6月他同蔡群帆、林有璋去浙东时，任“五支四大”二中的指导员。现在我们任命他当翁阿坤中队的指导员。 1943年6月，浙东区党委又派鲍季良等同志到浦东，进一步加强领导。鲍季良是“保卫二中”的老同志，在“五支队”任秘书，回浦东后负责经济工作，以后还兼党支部工作，成为支队的重要领导成员。 我们初回浦东时，沿用的是五支队的番号，我公开身份还是大队副，支队长仍由连柏生同志挂着，老百姓习惯地称我们为“连柏生部队”。后来部队在浦东的行文，已经改用我的名义，所以，群众开始把我们这支部队，称为“诸亚民部队”了。 在严酷的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日益壮大，越战越强，在浦东大地树起坚决抗日的光辉旗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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