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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残酷的反“清乡”斗争中，我们所以能坚持下来，首先是有百折不挠的斗争勇气，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时又从实际出发，选择正确的作战方式，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 浦东反“清乡”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袭击战和伏击战。我们在斗争中逐渐掌握了游击小分队开展袭击战、伏击战的基本要领。 打好袭击战，情报要正确，部署任务要明确，方案要周密，开进要隐蔽，接敌要勇猛，兵力展开，左右前后上下要得当，切忌乱套。特别对机枪要严密控制好。对敌首脑首先要格杀。接敌后，动作必须迅速。任务完成后，立即支援左右小组。久攻不下，不宜犹豫，立即撤离。还要注意切断敌人通讯联络，狙击增援之敌，控制好撤退之路线。 伏击战必须掌握的要领是地形选择要适当，部署要周密，任务分工要明确。要熟悉周围的地形地物，特别是制高点、死角，在浦东主要是高房、窑基、高岗、坟山头、河浜。埋伏的观察哨要十分隐蔽，开火要突然，出击要勇猛，不让敌人有展开和喘息的机会。如敌展开，就必须控制制高点，组织撤离现场，切忌犹豫恋战。 这些都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以后随着斗争的继续，我们经验越来越丰富，运用得也越来越巧妙和成功。 另外，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打游击的战术我在香港听钱俊瑞讲过“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浦东后特别是反“清乡”期间，我们把毛泽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游击思想，运用于浦东游击战的实际。我们是在敌人的“清乡区”内线作战，活动范围很小，力量小，又缺乏外线大部队的依托，敌人进驻布防严密，前后呼应，以逸待劳，我们便采取了针锋相对，敌进我进的方针。当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不是单纯地退却，也不是与敌人对峙硬拚，而是从侧面、背后向敌人的薄弱环节发起进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称之“敌进我进”。另外，我们在战术上一般采取避强击弱，去其爪牙，速战速决，跳跃作战的办法。 这些平凡的游击战术大显了神威，使敌伪军闻风丧胆。 浦东有句俗话说，“无鬼勿死人”，死人就是有鬼作祟。那些汉奸就是当时浦东的鬼。彻底粉碎敌人的“清乡”，必须把那些死心塌地追随日伪的大小汉奸收拾掉，不镇压这些汉奸，我们就无法在那一带活动。群众称我们的锄奸活动，叫“扒蟹脚”战术。 奉贤的东新市小集镇，靠近南汇的边界，是我们反“清乡”之前开辟出来的活动区域。“清乡”期间，敌人在这里建立了据点，一些地痞流氓，如龚阿坤、王梦林等，都秘密投敌当了汉奸。南四团北边的香店桥有个乡长叫瞿六卿，比较靠拢我们，被这些汉奸出卖，日本人把瞿乡长捉去审问，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瞿的家属求这些汉奸搭救，结果花了很多钱，被他们重重敲了一记“竹杠”，搞得倾家荡产。最后，人是被放出来了，但乡长不让当了。这对我们在这地区的活动十分不利。有一次，我们袭击这个据点，当部队靠近该地时，我们发现敌人有准备，这又是龚阿坤报告了日本翻译的结果。由于撤离得快，没有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收拾这批汉奸。 这一带有个叫卫根生的人。公开职业是养公猪，给家猪配种的。他牵了公猪到处跑，老百姓叫他“阉（音）猪阿根”。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卫根生的儿子后来也参了军。卫与龚阿坤这些人很熟悉。我们要卫根生摸清这些家伙的活动规律。根据卫根生情报，我在部队转移到这一带时，就派几个队员化装成便衣，摸进东新市，把龚阿坤这几个汉奸除掉了。 “蟹脚”搞掉，日本人的据点眼瞎耳聋。不久，敌人把东新市据点撤走了。鬼子据点一撤，“脚踏两条船”的伪乡长陈文甫不得不靠拢我们。从此，这一带就成了比较稳固的游击基地。 坦直镇的伪镇长姚荣生，“清乡”前一度靠拢过我们，常到部队来与我们碰头，还把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部队撤往浙东，敌人“清乡”队伍驻进浦东后，他就变了，反过来将我们的活动情况报告给敌人，还敲诈我们地方同志，把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出卖给敌人，破坏我们的情报网，我们决定把他镇压掉。 我派陈大江同志带人去执行。陈大江是与翁阿坤一起刚从浙东回浦东来工作的。他是浙江余姚县历山镇人，店员出身，共产党员，1938年参加革命活动，在浙东就很有名气，来部队任中队指导员。 一天，我们听说姚荣生去了新场，陈大江等同志化装成敌“清乡委员会”政工队员，立即赶到了新场。到了新场，姚荣生已从新场往坦直去了，走的是水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跟上这条船，上船后找到了姚荣生，说：“新场刘团总有紧急事要你回去！”但这个家伙刚从新场过来，知道情况不妙，就扭住陈大江朝河里跳。在船上的另一位同志立即开枪把姚击毙，但没想到陈大江不会游水。陈大江同志被拖下水后再也没有冒上来。大江同志牺牲时，年仅26岁，令人十分可惜。 奉贤泰日桥的伪镇长王炳楷，也很反动。我们部队一到附近，他就派人去报告日军，鬼子就出动。我们派2名便衣队员，抓住了王炳楷，把他拉到金家旗杆那个地方用铁铲和料刀砍死了。 我们连续出击，把一个个汉奸清除掉，斩断了“蟹脚”，清除了日伪的爪牙，我们的活动地盘逐渐扩大了。 伪保安四团的团长刘铁城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我部牺牲的朱刚、金文华等同志都是刘铁城部队干的。我们决定要严惩他。经侦察分析，先拿刘部驻在新场的一个中队开刀，比较有把握。 新场是南汇至周浦的重镇，敌人重点驻防地。镇上设有两个据点，镇东首是刘铁城的一个伪军中队，有100多人，战斗力相对较弱；镇西首驻有日军司令部，有一队鬼子，装备精良。两个据点相距500米左右。两街口都有碉堡，钉了木栅栏，戒备森严，行人经过都要查问，不易接近。要打刘铁城的伪军中队，首先要通过街口木栅门，然后才能冲进敌营房。街口日夜有伪军站岗放哨。要打好这一仗，必须采取避强击弱的策略，尽量避免日军出动，开火之前最好不能暴露。 要达到这个要求，事先要拿到敌人的“口令”。 为了搞到“口令”，我找新场保长张祖德商量，他当时是接近我们的，我们部队经常驻在他家。我问他：“有没有办法搞到新场的口令！”他表示试试看。刘部有个司务长叫沈墨予，三灶人，张把他介绍给我，要我与他直接谈。我就把沈墨予找来，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见他有反正之意，我就说：“如果你不是真汉奸，就把口令拿出来。送出来的口令如果是假的，那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沈回答：“这能办到，但口令是要变的，我拿出来后，你们能不能及时赶到？”“这你不用担心，一切由我们安排。”我向他提出，要选择在伪军发饷那天的“口令”，不要其他时间的。他表示照办。为啥只要发饷那天的呢？因为伪军有个习惯，凡逢发饷，不是抽头聚赌，就是吆五喝六地大吃大喝，选择这种时候攻其不备，打进去最有把握。另外，我还对沈墨予交代清楚，为保证安全，你“口令”一旦送出，就设法避开。你要参加我们队伍，欢迎你，否则就给你一点钱回家去过日子。 4月的一个晚上，沈墨予把当晚的“口令”传了出来。 我迅速把部队集结到张祖德家附近，这里离新场仅二三里路。我们共20多人。具体分工是：我带领张正贤等攻击伪军兵营，为防止日本鬼子支援夹击，留许培元等12人在外边警戒。 子夜11点左右，我们隐蔽地开进了新场。敌人哨兵看到我们，举枪高喊：“口令！哪一部分的！”我们回答了“口令”。敌人就放下了枪，但十分疑惑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当接近哨兵时，我们一个箭步猛扑过去，把他嘴唔住，缴了他的枪。我手一挥，战士们直冲伪军营房。营房里的敌人发了饷，赌兴正浓。我们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楼下的敌人个个呆若木鸡，举手投降。但楼上有一部分伪军也在赌钱，听到下面出事了，马上翻身爬到屋顶上。没有武器的只顾逃命，带武器的爬在瓦楞上朝楼下打枪。我们立即还击，有的被打死，有的慌忙逃命了。战斗很快结束，缴获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我们把伪军集中起来，卸下枪机，把枪支和其他物资叫俘虏背着，机枪和子弹我们能背的全部带走。除留下给我们背东西的伪军外，其他人经教育全部遣散，我们也迅速地撤离现场。 这一仗，时间很短，敌人虽有还击，但枪声不紧。西边日本司令部的敌人，因情况不明，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撤出后，这些鬼子才探头缩脑，装模作样地出来救援。 这次战斗避强击弱，以少胜多，是反“清乡”以来俘获敌人最多的一仗。但是，战斗中跟我一起回来的路秋如同志，被屋顶上敌人的火力打成重伤，回到驻地后，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不幸牺牲。送“口令”的沈墨予后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这一仗同镇压鹤沙汉奸一样，取得比预料还要好的效果。伪军刘铁城部的其他一些中队长，纷纷派人向我们表态，说他们不是真汉奸。后来，日军发觉刘部不稳定，对刘也不信任了，就把这个团调防到崇明，这对我们活动大为有利。 从1943年春夏开始，敌人的“清乡”进入第二阶段，即所谓“高度清乡”阶段。 “高度清乡”是鬼子自己起的名目。前一阶段，敌人搞点面结合，全面出击。我们抓住它的薄弱环节，打它的“检问所”和小“据点”，把那些外地来的和土生土长的死硬汉奸抓的抓，杀的杀，敌人初期来势凶猛的“清乡”破产了。“高度清乡”实际是敌人在总结失败教训后，把锋芒都集中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里来。基本特点是兵力相对集中，活动由单纯的公开出击，转变为隐蔽和公开相结合，出击时间不分白天黑夜，次数频繁，一发现我们踪影，立即“围剿”。 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敌人策略的变化。当我们夜间活动和转移驻地时，经常发生与敌人正面相遇。敌人为了侦察我们活动规律，出动时经常换成便衣，刺刀上发蓝，使刺刀发不出反光，甚至把枪藏起来。有时化装成我们游击队的模样，以“失去联络”、“战斗失散”、“病兵归队”等谎话，欺骗群众。有时整队伪军化装下乡，夜间也宿在村庄上甚至农田里，生活上也模仿我们的那一套，一时搞得老百姓也弄不清楚。我们活动区的几个主要线路逐渐被敌人了解，他们就在我们途经的线路上伏击我们。在五堍桥和南汇到四团仓的公路上，就曾与敌人发生过多次相遇，打了几次遭遇战和消耗战。 为了应付这种新情况，我们首先动员群众杀狗。因为狗的叫声，给敌人当了“义务情报员”。我们部队出动到哪里，再隐蔽也瞒不过那些嗅觉灵敏的狗。敌人只要听到狗叫声，就估计我们部队可能在活动，他们就紧跟而来。我们要求地方党协助，动员群众把杀狗作为抗日的实际行动。我们部队也有一条很好的狗，晚上帮我们站岗放哨，为了作出榜样，也只得忍痛把它杀掉了。经我们工作后，大多数群众把心爱的狗杀掉，有些群众不忍把狗杀掉的，晚上就把狗关起来。这个工作做得很快，不多久，狗叫声听不到了。我们夜间的行动，敌人也就捉摸不住了。 敌人还收买了一批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秘密坐探。原来敌人情报主要靠伪政府、伪警察、伪军、守备队、宪兵队、特工队、军工等六七条线收集和传送，像蜘蛛网一样。开始蛮灵的，后来不灵了，情报不来了。因为那些“土”“洋”汉奸被我们收拾掉了。于是，他们变换方法，建立秘密坐探。他们就在我们驻地找一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人，用钱收买他们当坐探。他们不必出去侦察，只要发现情况报告就可以了。秘密坐探又不容易引起我们注意，但危害很大。只要我们驻地有一个秘密坐探，我们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对付这些秘密坐探，我们主要依靠地方党和基本群众，一面教育群众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严密控制好；一面通过群众上集镇的机会，注意敌人的动态，并将情况及时报告我们。我们也在敌人的据点和活动区布置“耳目”，敌人有什么活动，我们也能及时了解。这关键是人民群众站在哪一边。尽管敌人伪装巧妙，最终也骗不了群众的眼睛。因为在夜间活动，就是敌人化装下乡，群众也很快会识别他们。敌人穿的是皮鞋，走路声响比我们大；为了怕我们袭击，刺刀都装在枪上；甚至走路的姿态也有很大差别，这些人总是无精打采，贼头鼠眼，与我们抗日战士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情绪完全两样。 为了防止晚上行军遭敌人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我们在行军方法上也作出非常周密的规定。行军前，每个人的着装都要认真检查，特别是炊事员，必须把炊事用具捆扎牢固，行军时绝对不能有声响。行军时，除了月黑或风雨之夜，允许以密集的队形前进外，一般要拉开距离，而且手臂或脖子上要扎上白毛巾或布条，以志识别。在大部队最前面是二三名尖兵，与后面保持二三十米距离，尖兵后面是机枪手，尖兵发现情况一伏倒，机枪就立即架好。如果敌人较多，一经尖兵发现敌情，我们就先敌开火，将敌压下去，我就可以指挥后面的部队接应或反击。逢到过桥或者过公路、大道，一般在二三十米之外放出警戒，在情况紧张时，还要在敌人可能会来的方向派出机枪警戒，待队伍全部通过后，担任警戒的同志成为后卫，跟上队伍前进。在三叉路口，我们有时两面放出警戒。为了迷惑敌人，在行军中我们经常变换方向，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敌人坐探察觉了也说不清个所以然，使敌人伤透脑筋。 由于我们的针锋相对，随机应变，敌人的新花招也没有占到便宜，主动权仍然控制在我们手里。每次发生遭遇战，他们吃亏的多，一吃亏就缩回去了。有一次，伪军便衣同我们住在前后同一个宅子里，敌人住在前面，我们住在后面，敌人就是无法知道我们，我们反倒知道他们的底细。 在日军“高度清乡”阶段，我们打得比较大的仗，是奇袭钱家桥的鬼子据点。 钱家桥是奉贤东南重镇，镇上驻有10多个鬼子的一个小队。小队长赤口，中国话说得很好。这帮鬼子文化水平较高，诡计多端，为对付我们，专门研究我们游击战术。为了扩大游击区，打通通往浙东的便捷要道，我们研究必须打掉这个据点。 打钱家桥与袭击新场不一样，新场是稳住日军打伪军，而这里主要是打日军。我们在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决定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战术。 为了摸清敌情，我们侦察了很长时间。黄志英等人多次化装成老百姓进入据点。他们绘制了比较详细的草图，将进路、出路、地形、地物、敌人兵力、住宿地址等等，一一标明。在侦察中我们得知，据点里配备了日本最新“九六”式机枪。这种机枪比他们原来的“三八”式机枪优点多，携带方便，可以提了走，有夜光瞄准器，装的是上插梭，子弹不易卡壳，撞针不易折断，有快慢机装置，可以上刺刀，还配有备用枪管，这算当时最现代化轻武器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方面感到，敌人火力配备比过去强了，要有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鼓舞了斗志，决心把这种新武器弄到手，武装自己。 为了保证这次突袭的成功，我们策反了据点里的3个伪军。这些伪军受日本人欺侮，黄志英等因在这一带活动也熟悉他们。通过几次接触和教育，他们逐渐觉悟，决定离开这里。我们答应任务完成后，保证安排他们生活，如果要回家就发给路费。在据点里，日本人也处处防着这些伪军，他们只能在据点外面站岗放哨，鬼子住的地方，他们不能去。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送情报，部队到达后，协同我们进入据点。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我把30多名战斗人员分3个战斗小组。卫民小组主要对付伪军；张宝生、陈金达小组进入据点消灭鬼子；李阿全小组外线警戒并随时接应。 1943年3月29日晚，我们部队从奉贤四团一带出发，一路奔袭，晚10时许，赶到钱家桥据点。3个伪军迎出来，把黄志英领进去，后面跟着张宝生等，当他们诓过伪军岗哨，跟在张宝生小组后的卫民小组，立即冲上去解除了哨兵武装。张宝生等直冲日军住处，推开两边房门，战士们的机枪、步枪猛烈扫射。敌人已来不及拿枪反抗，死伤倒地大半。敌人警惕性也很高，那支“九六”式机枪就架在门口的桌子上，但没有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卫民小组冲向伪军宿舍，堵住门窗，击毙了一个妄图顽抗者，其余4人举手投降。李阿全小组在镇上搜索时，击毙日军1人。日军小队长赤口正在花鹤茶馆赌博，听到营房枪声大作，不敢回营，溜之大吉。战斗顺利结束。 这次突然袭击，前后不到半小时，击毙龟山秋藏、市川岩次郎、小山薰等日军4人和伪军1人。重伤日军2人，俘虏伪军4人，缴获“九六式”轻机枪1挺、步枪12支、短枪1支。我支队无一伤亡。4名被俘伪军教育释放。战斗结束后，我们迅速向北撤离。对3名反正伪军人员，我们把他们安全转移到南汇祝家桥一带，给予妥善安置。 我们从南汇向奉贤活动的交通要道，东有四团，西有泰日桥。泰日桥据点比较大，附近日伪军驻扎多，我们利用敌人经常出来搜索的特点，采取引蛇出洞，设下埋伏，突然袭击的办法打击敌人。 1943年七八月份，正是盛夏季节，水稻串头，棉花发枝，辽阔的浦东大地上，升起了一片片青纱帐。 一天，部队宿营在泰日桥西南的一个村子里，得到情报说，近来泰日桥的敌人天天在镇上搜索游击队便衣人员，还化装成小贩、算命先生和乡医郎中四出探听，一有情况就派部队下乡“清剿”。 我们听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伏击敌人。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提前起身吃好早饭，作好战斗准备。先派出3个人，化装成农民模样，在村边割草，一有情况，立即报告。上午九十点钟，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一进村，我们化装成农民的3名战士，两人尾随跟上，一人留在村边继续警戒。等他们一走到预伏的哨兵点，立即要他们站住：“干什么的？”一个回答：“郎中先生。”一个回答：“算命的。”我们两名队员就把他们带到支队部。经过审讯，他们交代真实身份是泰日据点的密探，还说：“如果皇军不见我们回去，就会到这里来‘扫荡’的。”我们说：“我们正等着他们呢！”我们把这两个家伙捆了起来，关到牛棚里。 等到下午3点钟光景，派出的瞭望哨报告，泰日桥方向发现一批敌人朝这里开来。前面是便衣队，后面是穿黄衣裳的日伪军，前后拉开100多米距离。 为了避免在村口打仗，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把部队拉出村子，迅速向西转移。前卫部队先行，后勤人员居中，翁阿坤中队长带了“九六”式机枪，率两个小队断后。翁阿坤的两个小队，行进到离村半里多路的地方，便埋伏到河堤旁的秆棵里。后勤人员和一部分新兵，装成逃跑样子继续向西撤离，引敌人上钩。 敌人发现我部“狼狈逃窜”后，原来拉开距离的日伪军，也迅速靠拢，边追边打枪，一直闯进我们的伏击圈。中队长翁阿坤“九六”轻机枪一打响，左右两个小队全部开火，走在前面的几个伪军当场倒下，其他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凶猛火力打得昏头转向。他们知道已中埋伏，日军指挥官叽里呱啦叫喊着，指挥敌人狼狈退回了原路。 一阵猛打后，我们考虑到此处离泰日桥据点较近，又是白天，被敌人拖住了不好办，所以，趁敌人还没有清醒过来，我命令部队分两个方向迅速撤离战场。 正是浦东青纱帐季节，河岸两旁秆棵高耸，水稻、棉花茂密，村庄里的树木、竹园又多，只要转几个弯，就很难寻找我们的踪影。敌人一经被我们痛打之后，开始组织反击，但又不敢冒然前进，怕我们再次伏出，只是朝我们部队撤走的方向乱打枪。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他们还在开枪。看看我们已无影无踪，只好拖着几具尸体灰溜溜地回去了。我们无一伤亡。 过了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我们部队又来到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王家厍宿营。当地群众反映，泰日桥据点每天有10多个伪军来这里的港口设卡，对来往船只敲诈勒索。第二天一早，我们以逸待劳，把部队埋伏在敌人来王家厍港口的必经要口上。七八点钟光景，10多个伪军排了队，背了枪向我们走来。他们一进入伏击圈，我们机枪、步枪突然开火，几个伪军当场毙命，其他几个喊爹喊娘地拚命逃跑。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我们也随即撤离。敌人的这个卡以后也就撤了。 在村口路旁伏击敌人，我们打了就跑，确实可以震慑敌人，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不容易达到围歼，因为敌人逃路较多，特别是离敌人据点较近时，风险更大，敌人还要捉拿威逼老百姓，甚至烧房子。因此，我们一直想找一个敌人无法逃脱又不能找借口嫁祸老百姓的险要地带，围歼敌人。 我们了解到，从奉城到南桥和由泰日桥到南桥，有一条东西向的庙泾港，是敌人经常通行的水上要道。我派侦察员侦察确认，敌人在此通航的进出船只频繁，但每船日伪军不多，容易围歼。我决定选择时机，在这里打一个能够围歼敌人的伏击战。 但这里离南桥较近，给围歼带来一定难度。为此，我亲自去看了地形，决定把围歼地址选择在庙泾港的东侧那条南北向的船浜。这个地方东连青村港，西接老南桥塘，船浜的东端是南北向的金汇港，那里形成河流交叉的四角洋，又名屠家湾。四周空空荡荡，没有老百姓的房子。这船浜并不宽阔，但水很深，两侧滩岸又高，战斗打响后敌人也不易上岸逃窜，而且浜滩两岸无路可通，只在船浜以南二三百米处，才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为了防止敌人遭伏击后，夺路而逃，我决定两面设埋伏。 凌晨，我们隐蔽地进入阵地，把五六十名指战员分为2个中队，埋伏在船浜（今光明乡庙泾村境）的两岸。由一个同志化装成钓鱼的老百姓，坐在离这里约二三百米远的一座小木桥上，佯作钓鱼，实是观察，一发现敌情，就竖起鱼杆报警。其余的都藏在柴浜里和草窝丛中，居高临下，等待时机。 等到8点多钟，一艘载有日伪军的乌篷船，由东向西缓缓驶来。“钓鱼”人竖起了鱼杆，示意我们准备动手。由于这条水路沿途离各据点都比较近，从未出过问题，所以乘在船上的那些敌人非常麻痹，有的正兴致勃勃地打牌。当敌船驶入我伏击圈射程内，我一声令下，两岸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敌船横过来搁在南北河滩岸中间，动弹不得。敌人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跳下水，但河岸高爬不上来，一露面就被我们打死；水又深，敌人在河里站不稳，不好还击。由于两面埋伏逃到哪边都挨打，这真如瓮中之鳖，死路一条。 战斗很快解决，共击毙日军3人，伪保安队班长1人，俘获伪军2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皮包和手表，敌人的大衣也剥了几身。在我们缴获的文件里，知道了日军在浦东驻军的“茅字”番号。有几块手表后来上缴给浙东纵队总部。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鬼子躲在船浜的蕴藻堆里。当地方中队队副朱亮同志前去搜索时，日本鬼子以为我们发现了他，冷不防地从草窠里打出一枪，朱亮同志当场牺牲。那个鬼子被我们愤怒的士兵乱枪击毙。这条船上的几个船夫，都未受到伤害。 战斗结束后，部队迅速撤离，并向当地群众交待了如何应付敌人。 不一会，日伪军警赶到现场，问老百姓部队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群众装作“大日本良民”，回答说：“这批部队，天不亮就进了村，各处都派了岗哨，我们无法出来报告。”敌人无可奈何。 当我们部队撤至泰日桥西南钟家塘（今青村乡王家村）时，我们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中饭刚烧好，还没有吃，敌人已追上来，只好立即转移。新战士沈品芳同志不幸牺牲。沈品芳同志是大学生，参加部队后表现很好，由于他眼睛近视，看不清敌人走来，却被鬼子先发现，一枪击中。真是可惜！ 另外，区队长卫民也负了伤。当地群众吴妹云、沈春泉夫妇，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士的武器，包扎好卫民同志的伤，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后来他们又将武器送还五支队，卫民也伤愈安全归队。 朱亮同志牺牲后，他妻子要求把朱亮同志遗体带回去安葬，我们同意了。朱亮是我带短枪队回浦东后，因他在地方上身份已暴露才归队的。 南汇三灶的玉蟹桥战斗也发生在这一阶段，也是一次较成功的伏击围歼战。敌人从新场出发乘船往坦直桥去，玉蟹桥在北，是必经之路。这条河浜是南北向的，有一只羊角湾。我们部队躲在桥南面农民唐生宝（不是我们部队的唐生宝）家一个很大竹园里。正好面对羊角湾。敌人分乘两只脚划船，只有一二个鬼子，五六个伪军。我派出一个小分队约10多个人去伏击。当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们的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将敌人一举歼灭。但许培元同志不幸牺牲，他也是在打扫战场时被躲在水草窠里的一个日本鬼子放冷枪而身亡的。许培元是从浙东返回浦东的几个同志中，文武兼备的指挥员，共产党员，中队级干部，他的牺牲是我们的重大损失。 当敌人赶来搜捕，我们已全部撤离。敌人把失败的怨愤全部倾泄到老百姓身上，把唐生宝家的房子、竹园全部烧光。 从1942年9月到1943年8月，正好是一年。在这一年中，日军初期的“清乡”和后来的“高度清乡”都破产了，接下来，就是日军“清乡”的第三阶段，即所谓“刷新清乡”。这个“刷新”，实际是装装门面的。“清乡”区四周的竹篱笆给老百姓扒得七零八落，鬼子的劲头也远远不足了，轻易不敢下乡。敌人兵力分散，战线太长，主力部队长期陷在“清乡”区，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有些日军开始调出浦东。到1943年八九月间，我们在“清乡”区与敌伪斗争一年中，迫使日军建立起来的近百个据点，缩减到二三十个，我们部队从12个人发展到100多人，拥有机枪4挺、长短枪70多支。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决定我们浦东部队“五支队”番号改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姜杰同志为政委，鲍季良同志为浦东支队部秘书，分管财经工作。支队下设一个中队，翁阿坤为中队长，主力部队100多人。但对外仍用“五支队”名义，老百姓包括一部分战士，不知道我们的新番号，所以社会上还是称我们为“五支队”或“诸亚民部队”。 “清乡”期间，日本鬼子到处张贴布告，给我画了头像，出了赏格要抓我，说什么，“抓到‘诸亚民’可赏10万元军票”。我的头在当时还蛮值钱的呐。中心桥一带的农民，有一次还撕了一张布告交到我手里。我一看，这布告上画的那个“诸亚民”，居然还有点像我的样子。当时出赏格要抓的，还有翁阿坤、黄志英等人，他们的头比我便宜一半。到后来，鬼子知道消灭不了我们，也抓不到我，竟说什么：“我们知道诸亚民部队不是土匪，纪律很好，而我们皇军也是打土匪的。” 真是自欺欺人。 为了庆祝浦东反“清乡”斗争胜利一周年，我们在南汇东面5公里左右的海边邬家店，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庆祝大会。这个地方我们很少去活动。选择这个地方，一方面是敌人没有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显示我们的力量。为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侦察哨一直放到南汇县城。 当地群众和外地来参加庆祝会的真不少。过去很难找得到的关系，也自动上门来表示祝贺，有的还送来了慰劳品。祝捷大会场面很大。我们搭了戏台，演出了节目，有的用洋喇叭吹奏革命歌曲，我也吹了口琴，还独唱《游击队之歌》。当地民乐队也参加了表演。平时部队不准喝酒，这次开了“戒”，喝了一点酒。主席台两侧威风凛凛地悬挂着由鲍季良书写的长联。 右联是：回首当日，暗渡杭州湾，夜越封锁线，坚持反“清乡”、反“扫荡”，敌伪企图成泡影； 左联是：屈指年来，纵横奉南境，威震沪江滨，不断打据点、打伏击，健儿战绩壮山河。 横幅是：反“清乡”一周年。 鲍秘书的这副长联，可谓反“清乡”斗争一周年的真实写照和历史总结。 当我们唱歌跳舞、欢庆胜利的时候，龟缩在南汇城里的日伪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党领导的浦东反“清乡”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形势大为好转，也显示出浦东军民团结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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