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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我们这支游击队如何解决给养呢？ 刚到浦东时，开始主要靠打汉奸，但大汉奸逃到上海了，中汉奸躲在据点里，靠打一些小汉奸根本解决不了吃饭穿衣问题。后来在沿海收些山芋捐，但经费还是很困难。 反“清乡”前，我到苏北根据地参观，大开了眼界。我们抗日游击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游击区征收“救国公粮”，但浦东是敌伪、顽、友犬牙交错的地区，我军的活动区是不固定的。地方政权被日伪控制，他们以汪伪“中央”名义向商贾百姓征粮征税。国民党“忠救军”占领地区，也以“正统中央”名义去征收。我们只能够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征收。在反“清乡”前，连柏生与马伯生通过谈判专门划定了各自征收的区域。反“清乡”一开始，虽然国民党的“忠救军”溜走了，但在敌伪严密控制下，我们小分队力量小，很难对“清乡”区开展征收工作。直到1943年底，我们才开始恢复游击区的征收救国公粮和爱国捐的工作。 要开展征收救国公粮工作，首先要有征收田亩的依据。鲍季良有个亲戚叫施济同。他是坦直桥的小学教师，与住在坦直镇的伪南汇县钱粮柜主任潘裕德熟悉。鲍就通过施济同的关系去拜访潘裕德，通过教育，潘向鲍季良提供了南汇县征收吏名单及各催征吏分管田亩数清单。另外，连柏生也写信给前南汇县钱粮科长张思华，张向我们提供了南汇各乡镇征税额的有关历史资料。有了这两份资料，我们就以“五支队”名义对农村展开了钱粮征收工作。 收缴的救国公粮都是“代金”。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减租减息的主张，告示农民：农村每亩征收2升半米的“代金”，合当时伪币100元，无田免收。这个数额只有敌伪各种捐税的1B5不到。我们规定，什么“牛捐”、“船捐”等一律废除，并且发动农民抵制汪伪“中央”、“正统中央”的各种苛捐杂税。在征缴税款中，还拨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教育，补贴教师的生活。在我们的控制区，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给老百姓乱摊派乱收费。如有检举，违者必究严办。有个姓王的常备中队长，是黄家路外面的人，吞吃了一个乡的爱国捐，民愤极大，事情被揭发后，我们按军法条例把他严厉惩处了。在我们控制的征收区，收费公平合理，农民实际负担大大减轻。这也是我党取信于民的重要原因。 钱粮征收和我们部队给养供需这项重要工作，是由鲍季良同志全面负责的。 鲍季良原是南汇县的一个小学教师，为人正派，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共产党员。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投身了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周大根的“保卫二中”。连柏生在南汇成立“抗卫四中”，就邀鲍季良协助工作。我初次到浦东时，他已经是支队部管家了，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鲍秘书”。实际上他还参与了部队许多方面的组织工作，是我们领导的左右手。1942年，他随五支队去了浙东。1943年6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协助我工作。回来后，他任党支部书记分管的就是部队经济工作。他工作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尤其突出的是，我们部队的钱粮收缴存储都由他一人经手，身上经常带几万现金，但他自己从来不花公家一分钱，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对部队的钱粮账目搞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他经常讲，这些钱是老百姓的血汗，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要用到抗日上去。这对那些贪赃枉法、一心发国难财的敌顽和反动分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经济工作，关键要用好人，要挑选廉洁奉公的人，又要严格管理，警钟长鸣。这是我们浦东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爱国公粮代金，主要在我们控制的农村征收。那么敌伪控制的城镇据点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伪商会会长或乡、镇、保长和催征吏，征收抗日“爱国捐”，这是我们浦东特有的做法。我们决心这样做，一是为了通过征收“爱国捐”从经济上、政治上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另外是减轻农民负担，扩大财源，增加收入。浙东区党委对我们这种大胆而又有创造性的做法，予以很高评价。这一办法收效也很大。 为了完成农村和市镇繁重的征收任务，我们按区成立了征收队，任命一批征收主任。奉贤的征收主任是卫民，卫民同志牺牲后由张圮接替。南汇一、二区为夏筱塘；三区黄川农；五区王守江，又名申善根；六区莫伯如，北撤时牺牲；七区叶五，1944年牺牲，后由黄松涛继任，北撤时牺牲；八区为张磊。其中三区和八区，因在敌人控制区，我们还配上了短枪队，协助征收。 具体征收工作，都通过催征吏进行。每次在开征之前，征收队先要召集乡保长和催征吏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交代征收政策和办法。这些催征吏一般都能协助我们认真征缴，但也有一些反动的伪乡、保长，不仅抗缴爱国粮，而且威吓催征吏，甚至迫害征收主任。对这些极个别有罪恶和民愤的反动分子，我们就给予打击和镇压。 进入敌人据点征收爱国捐，要比农村复杂和危险得多。我们的征收人员要化装混进据点，找关系人，把支队部征收“条子”传进去，然后再派人联系，约定时间、地点以及解缴款的办法。开始比较困难。敌人据点布防严密，那些伪乡镇长和商会会长，有的怕遭日军报复，左右为难；有的则“不见棺材不落泪”，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巧于应付我们。工作做了很多，收效甚微。后来，由于我们部队反“清乡”战果赫赫，那些开明的士绅和伪职人员，在我们的教育下，也愿意积极协助我们征收了。我们还规定，凡是协助我们征收爱国捐的，按一定比例给予手续费，让这些人也能获得一些实惠。每一个据点，该征多少，都由我们支队部按市镇大小，工商企业经营情况统一核定，大的最多500石米的代金，小的100石米的代金。金额原则是：“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小商小贩不收”，公平合理摊派。 大团镇汉奸韩鸿生被我们处决后，由周士奎接任大团镇商会会长。1943年初，我们派林志杰带我亲笔信去找周士奎，要周士奎召集大团镇工商界筹办军饷500石大米。林到周士奎开的“大盛和花米行”找周，周不在，受到经理室的盛根生热情接待。盛表示：“事关重大，等会长回来后再作答复。”周回来后，看了我的信，背着敌人，把商界召集起来，按照我们规定的“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夫妻老婆店不收”的原则，摊派下去，很快完成了征收爱国捐的任务。这笔征粮经费，由周巧妙地委托良同济药店代收后，再集中交给鲍季良。完成后周还派盛根生来支队部专门汇报了征收过程。我们赞扬周士奎有爱国实际行动，不当真汉奸，欢迎周士奎先生团结工商界，为支援抗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我们向农民和城镇工商界征收的“救国公粮”和“爱国捐”，都是钞票。这些钱，首先是购买粮食，以保证我们部队的供应。粮食不能随身带，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在我们活动的地区，建立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储存点。部队转移到哪里，哪里就有我们的“粮库”，以随时保障供给。这些“粮库”都选择在十分可靠和容易掩护的地方。 南汇县和奉贤县交界处的徐家宅徐根海家就是我部重要的储粮点之一。它时间长，储量大，发挥的作用也很大。这个储粮点是我在反“清乡”前，于1941年南进奉贤时秘密建立起来的。 当时我兼做民运工作。游击区从南汇向奉贤发展，徐家宅在两县交界处。地址是中心桥以南，东新市以北，距新场、大团差不多有5公里。我们部队经常在此宿营或进出。为了建立比较稳固的驻地，我在徐家宅这一带，组织“青年救国会”的群众团体。徐家宅有个名叫徐根海的青年，也热情参加。他家是有100多亩地的中小地主。但徐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于是我就与徐根海商量，在他家设了一个联络站，部队不在他家宿营，主要是储存粮食，兼送情报。我们进驻这一地区后，部队宿营在南汇唐家圈盘的邵家宅和奉贤的乔陈家宅一带，吃粮就到徐根海家去拿。有时我们的粮食吃完了，就吃他的。在他家我们一般存放数十石米。选这样的家庭存粮，敌人是不会怀疑的。因为，这么多粮食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当；如果存放在一般老百姓家，就要引起敌人怀疑了。 但是，与徐根海一起参加“救国会”的邵梦星，图谋不轨，要去敲徐根海的“竹杠”。邵梦星的父亲是个催征吏，邵家与上海国民党军队的王敬久师长有联络亲。邵把徐根海骗到伪军范根才部，要徐根海拿出一笔钱来，否则他就要告发徐通共产党。徐根海怒斥邵梦星贪财忘义，不要脸皮。邵梦星凶相毕露，把徐根海枪毙了。后来我部了解这个情况后，将凶犯邵梦星镇压了。 徐根海牺牲后，徐家由他爱人当家。他爱人具体名字不知道，大家都喊她“南头人”。据说，她是工人出身，人非常能干。徐根海去世后，这个令人尊敬而苦命的“南头人”，继续为我们挑起了储存粮食的担子。她还派家里老佣人周梦林，为我们送情报。这个储粮点隐蔽得非常好，一直到抗战胜利。 像徐根海和他的爱人这些浦东群众是不能忘记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淞沪支队是难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1943年夏以后，由于游击活动区的逐步扩大，收缴爱国捐的地域也扩大，我们不仅能在南汇全县收到爱国捐，奉贤的5个区中我们也能收到3个区。当时，地方上有人还向我提议，在黄浦江上设卡收税，说只要用我们的名义就行，收到税后给他们一点报酬。但我考虑到我们部队自己没有那么多人去搞，由地方武装部队去干，弄不好要败坏我们名声。所以，除了1944年在三灶一带海港收过税外，没有同意在黄浦江设卡。 我们的财政是自给有余的。我们把多余的钱，一部分送到浙东；有一部分换成硬通货积存起来，有的还入股投资。最后在大军北撤时，全部带到了苏北根据地。粮食我们是吃不完的，驻地寄存一些，还组织调运到浙东游击区去。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些秘密钱粮转运站，解决钱粮兑现、转移和贮存的工作。 周浦是南汇重镇、交通枢纽，是浦东地区货物进出口要地，敌人重点把守。1943年冬，我们决定在周浦建立一个粮食储存转运点。 为了便于掩护，我们请奉贤地方上有些声望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吴仙鹤先生在周浦镇上开爿米行。当时，吴仙鹤的“守望队”已交给我们部队，吴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但他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我们队伍，有的成了共产党员。我们向他说明情况后，吴同意帮助我们。经过一番准备，在周浦“长丰米行”挂牌开张。吴选了两个可靠的人当帮手，都是他家乡梁典一带人。一个叫陆良弼，做粮店的帐房先生；另一个是朱刚的朋友，叫肖仁杰，当经理。从表面看，长丰米行与其他粮行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米行有三个任务：第一，为我们部队购买和囤积粮食；第二，组织调运，其中相当大部分运到浙东去，有时一次就要有好几百石米；第三，收集情报。粮店在开张时，为了掩护，还请敌伪一些头面人物捧场。但不久还是被日军借故封掉了。被封后，吴就通过关系，送钱说情，继续开张营业。吴仙鹤通过一番活动，当上了周浦的伪区长，有了这个合法身份，当局对长丰米行就不敢随便得罪了。吴仙鹤同志对浦东游击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后来是奉贤县政协委员，现已去世。 奉贤蔡家桥北面的莫家宅，有个小地主叫莫海珊，是周家弄乡的乡长，比较靠拢我们。他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钱粮储运点。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我们换“划条”（即期票，也可当钞票用），经手的款项比较大。当然，他也有一定好处，“调头寸”得来的盈利归他。我们有一部分资金就寄存在他那里，供我们部队随时取用。“清乡”期间，莫海珊被人告发，被日本人抓去严刑逼供，他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后在多方营救下获释。莫出狱后，我立即乘了一只桨划船去慰问他，称赞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他出来后仍继续为我们工作。1945年7月，当时已经投诚马伯生的黄志英，带了10多人去威逼莫海珊，要莫拿出我们存放在他那里的钱物。莫海珊知道黄已叛变，坚决不给他。黄就把莫海珊和他的大儿子莫良才残酷地杀害了。莫海珊是开明士绅，他和他儿子也是为抗日而牺牲的，我们要记住他们。莫海珊留有两儿一女，有个儿子好像叫毛囡。 工商业者王家杰，是鲍季良同志的表兄。他拥护抗日，支持子女参加我军。他敢冒风险，为我军代买西药、白报纸、布匹等军用物资，并想方设法运送到浦东或浙东。他还为我们代买了横淝大新纱厂的股票，给我们安插了一名工作人员在厂里，作为我军在横淝镇上的耳目。 其他一些工商者，如我军活动地区一些小镇上的粮行、药店等，大多倾向于我们，他们也积极为我们购买、寄存、运送粮食和其他物品，为浦东抗日做出了贡献。 在开展经济工作中，我们也有几个同志献出了生命。像奉贤的征收主任卫民同志，被叛徒黄志英杀害了。后来接替他的张圮同志，也被叛徒张阿六（与川沙土匪头子张阿六是两个人）杀害了。我们部队的经费，一分一毫，来之不易啊！ 它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是我们战士的血汗。 张圮同志又名张妙根，原是“吴仙鹤守望队”的，家住奉贤奉城附近的白衣聚。张任“守望队”书记员，即文书。他同朱刚、朱守藩、张四福、汤一鸣（后加入共产党，已牺牲）等，都是这个守望队的骨干。1942年初，这个守望队集体参加了我们的部队。 张圮同志的特点是小心谨慎，作风正派，适合做经济工作。后来他担任征收主任，负责奉贤县境内收救国公粮代金，身边常带许多现钞。当时，张圮带有一个短枪队，经常活动在奉城的洪庙到新场一带。 张阿六原名张明生，是张圮的同村人，也是小学的同学。张阿六思想堕落，拜鬼子的翻译陈方章为老头子。张圮在洪庙一带活动时，老百姓把张阿六的恶端告到了张圮那里。张圮把张阿六叫来，严词训斥，张阿六苦苦哀求，表示愿意改邪归正，为抗日做些事。这样，张圮就原谅了他，并介绍到我们部队，随同张圮所带的短枪队活动。但单独活动一多，张阿六背着张圮又干了不少坏事。我慢慢地也听到了一些风声。1944年的春天，我以部队需要人站岗放哨为理由，把短枪队调回支队部。张阿六对此极为不满，我单独找他谈话，严肃地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有一天，支队部派了一个通讯员，同张圮一起带了瞿云章、倪云飞、夏阿二、张阿六以及泰日桥附近的另一个人，去奉贤执行任务。第一夜，他们住在新场南面，没有事。第二夜，在泰日桥东南、资福寺庙北面的一家三开间门面的独家野村宿营。到第二班岗时，张阿六、倪云飞这两个家伙，鼓动夏阿二，趁其他人熟睡之际，开枪杀害了张圮、通讯员和泰日桥的那个同志。瞿云章、卫梦生因是张阿六的亲戚，才未遭毒手。 瞿被枪声惊醒后，看到张阿六正将张圮同志身上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瞿心里明白了。张阿六先是对瞿谎称“手枪走火，误杀了张书记”。后又赤裸裸地说：“支队部不信任我。”当瞿云章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时，张拍了拍身上的“快慢机”，说：“有这只‘旁开门’，到哪里吃不了饭？”瞿又问：“家庭怎么办？”张恶狠狠地说：“我预备家里出十只棺材！”瞿云章想想不对头，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投降鬼子做汉奸，要么当土匪。这两条路瞿认为根本走不通。可是马上反抗又不行，只好先跟着他们，慢慢再想办法。瞿云章知道夏阿二平时还有点孝心，在向南逃窜的路上，就用家庭、父母等利害关系，做通了夏的工作。到了平安偷鸭栏附近，他们三人乘张阿六、倪云飞睡熟时，用斧头把两个坏蛋干掉了。 当我们得知张圮等同志遇害的消息之后，立即派人到资福寺那里收殓他们的遗体。恰巧碰上瞿云章、夏阿二和卫梦生等提了张阿六、倪云飞的两颖人头以及张阿六抢去的东西，赶了回来。 张圮同志未入党，但我已经找他谈过，准备发展他。事实上我们已把他当党员使用了。张圮等同志遇害，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损失。 由于我们经济工作做得好，部队有比较可靠的经济来源，但我们部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食、住、行，仍然是很艰苦的。 我们穿的是浦东土布，有的还是用废旧料拼制缝补而成的。有时也有点洋布，那是很少的。特别是“清乡”开始那一年，已经到了农历的十月份，我们还穿着单衣。我穿的一般是浦东老百姓用洋纱织的俗称“两隔一”的土布，那已经算是“出风头”了。脚上穿的多数是有鸭舌头的松紧鞋，少数还穿用布条和绒线打的“草鞋”。皮鞋是不穿的，当然化装执行任务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下雨天，那只有打赤脚，有雨鞋的是少数。敌、伪军的制服，我们偶尔也穿穿，但这是很少有的。冬天，每人发一条1公斤重的小棉被。冷怎么办呢？只好底下铺点稻草，身上再盖点稻草，实际上就是钻在稻草窝里。所以，我们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把“八项注意”里的有一项，就改成了“早起门板要上好”或者“早起稻草要捆好”。冬天，每个班有一件棉大衣，供哨兵穿着。1944年的夏天，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好转，每人发了一块纱布，睡觉时盖在脸上，防止蚊虫叮咬。中队干部与战士一样待遇。只有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干部，才每人有顶小蚊帐，算对我们的优待。 我们部队在吃的方面，也是十分艰苦的。通常是咸菜汤或青菜豆腐汤，有时也吃一点猪肉、百叶结。1944年时每人每月500克猪肉，主食是大米。买菜是个问题，有时叫老百姓上镇买，有时自己化装后上镇买，但都要巧妙伪装和十分警惕，否则容易暴露。所以，通常只是向驻地老百姓买点咸菜之类的东西。我们打了胜仗，群众要来慰问，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统战对象也要来慰劳，送来不少鸡鸭鱼肉等荤腥，伙食就好了。津贴是很少的，干部战士同等待遇，每人每月伪币三四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毛钱，主要买点牙刷、牙膏、毛巾之类。那时香烟很贵，所以抽烟的人很少。那些抽烟的战士，连一个烟屁股也舍不得丢掉，四五个人轮流着还要吸它一口。我平时喜欢吃的就是一些大蒜、苋菜、金花菜、土豆、番茄、黄瓜、辣椒，还有俗称“独脚蟹”的发芽豆，这比起我的童年来，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还喜欢吃麦粞饭，所以有时用白米饭与群众调来吃。酒，我能喝一点，但在那种游击环境里，只能偶尔喝一次，数量也是很少的，生怕误事。 部队每到一个宿营地，首先要派出岗哨，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各中队战斗任务。住房统一分配，一切服从于战斗需要。关于住房，我们有个规定，只能住老百姓的客堂和偏屋，不准住内房。早晨起床后，立即打好背包，清理铺草，打扫干净，把老百姓的台、凳、椅、桌，按原来位置摆好。我喜欢睡门板、桌子，有时用两条长凳一拼，就睡了。晚上主要是靠蜡烛照明，一般都点在门后，不让亮光射到外面。睡觉前一般都要烧水洗脚，有时长途行军后实在太疲劳了，也有不洗脚倒下就睡的。由于稻草比较潮湿，又经常出汗，很少洗澡，就容易生虱子和疥疮，疟疾也比较多。 站岗、放哨是轮流的。白天，瞭望哨放在村子里，夏天多数爬在大树上。不但隐蔽，而且视野较宽。步哨都是化装成老百姓干活，在村外水、陆交通要道口负责警戒。支队部一般都设在村宅的中心，便于掌握情况和组织指挥，不设门岗。白天在外放哨，如果是带枪的，不能背在肩上，只能拎在手里，这样有农作物掩护，远处就不容易发现。晚上，有固定哨和流动哨，固定哨有严格的交接班手续，把发现的火光、听到的狗叫、周围变化的情况，都要交代清楚；然后将这些情况，由带班的汇集拢来，报告给值班干部。有特殊的情况，值班干部必须随时向我报告。在紧张的情况下，还有值班机枪。换岗的时间开始没有钟表，只好用点香的办法解决，由带班的负责叫，直到1944年后才有闹钟。带班的都是班以上干部。中队干部负责值班，都要查岗、查哨和查铺。 晚上的口令，有时用简单的口哨来区别，吹一下或者两下等。大多用单词，如“斗争”、“战斗”、“歼敌”等等，任意规定。一般都用一些与抗日和鼓舞斗志有关的词语。开始因部队小，又集中在一起，所以口令就由支队部掌握。后来，部队扩大了，各中队每天的口令，由各中队掌握，逐天更换。 我们在浦东这块狭小的土地上打游击，原地宿营的情况是很难得的，不管下雪还是落雨，都必须走。只有在走的中间，才能争取主动权。部队行军，完全靠两条腿走路，所以非常辛苦。浦东农村的青纱帐起来后，那就是我们部队活动的黄金时节，河浜两岸都有茂盛的秆棵、芦苇，隔浜就不易被人看见，加上分散的自然村宅，这对我们部队的行动非常有利。行军时我们这些指挥员，一般都是走在部队的前面，便于处理突然发生的情况，中队或区队干部必须有一人随尖兵行动，一旦碰到意外的遭遇，就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我们的尖兵为了减少声响，经常打着赤脚或穿上草鞋在队伍前面开路。 在行军、作战中，我们信守的原则是：平时，安全第一，其他次之；战时，胜利第一，其他次之。长年累月的夜行军非常艰苦，容易疲劳，有时边走边打瞌睡。比如，打苏家码头和镇压鹤沙汉奸，我们奔袭和急行军，由于极度疲劳在完成了任务往回走的时候，不少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边走边睡觉。特别是在下半夜行军，露水大，常常把衣服搞得很湿。雨天行军更苦，路上走的人一多，就越走越滑，后面常常有人跌倒。如果在河边行军，也有滑到河浜里去的。偶尔也用船行军的，但用船行军目标较大，不太安全，又兴师动众，多用民力，如果碰到敌人，一下子又展不开兵力，所以极少使用。 当时我们支队部有十几个人，除我和张席珍外，还有秘书鲍季良同志兼党总支书记、参谋杨明德同志，以及几个小通讯员。他们是十几岁的小鬼，所以称他们为“小鬼班”。支队部的“小鬼班”，最早是杜锐等，接着有金文华、董金根、潘海根同志等。这些“小鬼”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打仗机智勇敢。我们领导一天也离不开他们，与他们感情也特别深。小战士们不仅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参加战斗，甚至也去执行一些特别任务。 支队部有个短枪队，人数不太固定，少时仅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保卫支队部和执行一些其他的特殊使命。我还任命了好几个副官，有张副官、李副官、王副官等，有些记不清了。副官主要是为执行支队的临时任务，为方便对外活动而设立的。他们有时在部队，有时在外面，也做保卫工作。朱伯英同志也是我部的副官之一。部队北撤后，他留在浦东，成为“浦东总队”一个主力中队长。一次敌人把他抓住，关进死牢，在要枪毙他的前一天，他和另外两个同志挖墙洞越狱逃出，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支队部还有二三个炊事员，一个顾生祥，一个姚小笃，还有一个宁波师傅，名字忘了。后来部队大了，饭师傅也多了几个。一般每隔一周，我们支队部的干部，总要自己动手做一天饭，好让炊事员同志休息一下。在部队里，炊事员是最辛苦的，每天起身最早，睡得最晚，行军时负担也最重。我们的炊事员年纪都比较大，如炊事员顾生祥同志，那时他已40多岁了，而我才二十七八岁，所以在行军时我也常帮他挑挑东西。我们支队部还有挑夫。我的挑夫是张朱家宅人，姓李，大家都叫他娘舅，听说前些年刚去世。鲍季良同志的挑夫叫王琴香，已病故，奉贤东新市人，他的年龄也较大，所以也叫他娘舅。后来，每个中队也派了一个公勤人员，也是“小鬼”，帮助中队干部做些杂务，来了客人负责烧茶招待。1944年3月以后，各中队也建立了伙食单位，在行军时，中队干部亦经常帮助炊事员挑东西。 我们的部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在当时革命大家庭里，官兵之间非常亲密，毫无隔阂。也有个别人过不了这样的艰苦生活，提出要求转地方工作，甚至开小差的。对于开小差的人，我们是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如果开小差出去干坏事或者当汉奸，那就坚决镇压；如果开小差出去后不干坏事，我们的态度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革命要靠自觉，开小差本身构不成犯罪。掌握这一政策，有利于团结大多数。 我们部队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战斗生活也是紧张的，但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充实和活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上政治课，讲形势，揭露敌人的罪行，总结每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组织新战士和老战士相互学习。另外，就是文化课、体育课、武术课、教唱革命歌曲等等。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内容活泼，思想健康，鼓舞了斗志，融洽了团结气氛。 上文化课，既能教战士识字，又能对战士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来抓。各中队有专门的文化教员。支队部的鲍季良和我以及各中队指导员，也都亲自上课。 像我们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不很高，但为了上好课，动了不少脑筋。我们的战士，大多不识字，给他们上文化课，要求好学好记，又要生动。有一次，我上的一堂课，用“拆字”的形式，给战士讲革命的道理。比如，在讲“中”与“日”这两个字时，我把这“中”字间的一竖，写得短一些，于是就说：站（竖）起来是一个“中”字，倒（横）下去就成了个“日”字，我们中国人民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必须站起来。又比如，在讲春天的“春”字时，我说：工、农、兵好比这“春”字头上的“三”与“人”两字，工、农、兵“三人”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如果不团结，各管各，那“日”字就会冒出来。这样讲也算是深入浅出，战士们比较喜欢听。没有黑板，我们就用门板来代替；没有粉笔，就用干泥巴写。1944年后，给战士们发了一点纸张和铅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1944年，由鲍季良同志给干部战士们上文化课，教战士学会拼音字母，然后教识字，效果很好，很快“消灭”了文盲。因为大家都能说拉丁拼音字母，所以，部队的命令和“口讯”“口令”，有时也用这种“新文字”来传递，即使被敌人听到也不要紧。他们一时也弄不懂这究竟是什么。到现在许多老同志还能讲出来。 我在苏北参观时，看到他们连队的墙报办得很好。我回来后也抓战士的墙报。由于部队流动性大，我们把文章写在纸上，贴在布上，到了宿营地，就挂起来。内容有表扬有批评，切合实际，鼓舞斗志，效果也很好。 尽管战争环境很紧张，但部队的文娱生活还是非常活跃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过晚饭或者出发之前，大家总要唱唱歌。有时还要练练跳高、跳远，玩丢手帕、摸“瞎子”、跷跷脚等游戏。碰上祝捷大会，会演戏的同志还要自编自导，上台演几出小戏，像《理发员杀鬼子》、《大补缸》等。张席珍是河北人，有时还主动登场，唱几段京戏，嗓音宏亮，倒也有板有眼。我则唱唱歌，有时也吹吹口琴。凡是这种场合，有吹笛子的，有拉胡琴的，那些文艺人才，总是要大显一番身手。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观看。有一次，有个老乡还登台弹了琵琶，这可谓是军民同乐了。 当时，我们唱的歌曲中，有经过改编的小曲小调，但主要是唱那些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和《新四军军歌》，还有《国际歌》、《跟着共产党走》、《少年先锋队歌》、《黄桥烧饼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乐》、《松花江三部曲》、《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粉碎敌人八路扫荡》、《五月的鲜花》等等，至今我还能唱不少。这些歌曲我现在还经常唱。《游击乐》的歌词是这样的： 肩上扛着枪， 手榴弹挂胸膛， 挺着胸脯，前进，前进， 草帽儿背在肩梁上。 爬过了万重山， 渡过了大小川， 搜索着敌人，前进，前进， 好似群猛虎下山冈。 见敌人，莫惊慌， 急忙趴在大路旁。 找目标，瞄准枪， 乒乒乒，乓乓乓， 打得敌人着了慌， 丢下子弹和军粮。 你拿枪，我拿粮， 唱支歌儿进村庄。 汗淌淌，乐洋洋， 唱支歌儿进村庄。 当年游击队战士就唱着这样的歌，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行进在浦东平原。 再如，《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这支歌，也是大家所喜欢的。它的歌词是：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我们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千百次血战和恶斗， 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 我们有共产党坚强的领导， 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 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铁军， 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钢军。 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 对准敌人胸膛， 谁敢向我们挑战， 谁就一定遭受我们顽强的反击； 谁敢向我们进攻， 谁就一定在我们面前灭亡！ 在练习刺杀的时候，我们还唱过这样一支歌曲： 枪刺儿尖，枪刺儿亮， 枪刺儿为何发亮光。 一面刺，两面防， 游击战争敌后方， 游击敌后方。 前进刺，杀！ 前进刺！杀！杀，杀，杀！ 枪刺儿尖，枪刺儿亮， 枪刺儿为何发亮光。 一面刺，两面防， 游击战争敌后方， 游击敌后方。 防御刺，杀！ 防御刺，杀！杀，杀，杀！ 在浦东，我们曾经搞过扩军，新兵编队后就一个连一个连地送往浙东。在扩军时，我们就唱《扩军歌》： 抗战到了新阶段（呀儿呀）， 革命力量要扩大（呀儿呀）。 我们扩大什么人？ 坏家伙，不能要； 工农分子刮刮叫。 你一个，我两个， 三个四个不怕多（呀儿呀依个呀儿呀）， 看看啥人成绩好（呀儿呀依个呀儿呀）。 根据当时部队流行的歌曲，我们曾借用原谱，填上浦东自己的内容，在我们部队中教唱。比如，根据《吕梁山》改编的是： 星光映着杭州湾， 月色照着浦东平原， 我们是雄壮的革命铁流， 英雄地行走在敌人的“清乡”线上。 …… 还有一首，是根据《粉碎敌人八路扫荡》改编的： 田里的菜花黄又黄， 胜利的歌声响四方。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千锤百炼炼成钢。 从不怕千难和万险， 坚持抗战在敌后方。 敌后方，敌后方， 前门有虎后有狼。 反动派进攻要打退， 鬼子兵来要反‘扫荡’， 我们在夹击中成长。 在《五月的鲜花》这一歌曲的改编中，我们加了“我们的浦东，已经沦陷了几个月”这样的句子，唱起来就更加感到亲切。 除了唱中国歌曲之外，我们有时亦唱苏联的一些歌曲，比如，《钢人铁马》、《贝加尔之歌》、《骑兵歌》、《新国歌》等等。 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样几句歌词： 怒吼犁你是钢铁的“战马”， 吼犁，你是我亲爱的“战友”， 你快发出那愉快的怒吼， 我们已到了开拔的时候！ 当时，我们还唱过一首从浙东传来的日军反战歌，歌名是《到新四军里去》，用日语唱，我们许多干部战士都会唱。 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劳动的人，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现在觉悟提高了， 把枪放下来， 你把枪放下来， 我也放下来； 我们好的出路，是到新四军里去。 把日本的军阀推翻之后， 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国家！ 总之，我们部队教唱的歌曲是很多的，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新的歌曲在部队里教唱。这些歌曲成为战斗的号角，呼唤和鼓舞着我们的指战员和浦东人民，去浴血奋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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