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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支队在浦东浴血奋斗的那几年，与浦东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军民之间就像东海一样情深意长。 我们的部队，发源于南汇的长沟乡，即现南汇的东海乡。我到浦东时扩展到塘西七区，主要活动在四团仓到中心桥一带。后来又逐渐从公路北到公路南，直到奉贤的东部界河以南地区。老根据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新开辟地区群众就不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部队。群众把日军称为“鬼子”、“东洋乌龟”，把伪军称为“黄衣裳”、“黄狗”，或者干脆叫汉奸队伍；对警察之类称“柏油桶”、“黑壳虫”，因为他们穿一身黑衣服；把土匪称为“野猫队”。我们这支队伍服装穿着很杂，军事行动大多在黑灯瞎火的晚上进行。老百姓就叫我们是“黑衣队”。我记得有一次到奉贤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钟家宅时，群众还鸣锣告警呢！那时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真不少，但真正抗日的，除了我们外就没有了。老百姓是很实际的，由于我们真打鬼子、伪军，鬼子和伪军也专门对付我们，老百姓开始认识我们“黑衣队”是真抗日的好部队了。反“清乡”时期，国民党的所谓“抗日”队伍，逃的逃，投敌的投敌，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五支队”，还在这里坚持斗争。 我们淞沪支队的名声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了。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还帮助群众做些翻田、挑泥、收割、打场一类的农活。住了老百姓的房子，临走要打扫干净，水缸里挑满水，锅子里油腻洗清爽，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天天要检查，对群众的一针一线，秋毫不犯。由于纪律严明，旧军队的一切恶习在我们部队都没有。老百姓从不了解我们，逐步发展到与我们很亲热。我们有时请老百姓吃饺子，欢聚一堂。老百姓看到我们缺乏咸小菜，就把自己腌的萝卜干送给我们。老百姓见了我，都亲切地叫我“诸同志”，有的干脆称我“老诸”。有的群众，还把自己子女与我认干亲，考虑到军民关系，盛情难却，也就答应了好几个。他们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有的还参了军。 我们处处事事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与敌人打仗，我们尽量选择在村外，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敌人来“扫荡”，部队如果要撤退，首先组织保护群众安全转移。我们是以保护老百姓为部队第一生命的。那些汉奸、土匪，欺侮、残害老百姓，我们就坚决打击、镇压，由于我们威望高，每到一地，那些地痞、流氓等坏人，有的不得不有所收敛，有的就逃之夭夭了。 对我们部队，在浦东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五支队到，开门睡觉”的佳话。在这兵荒马乱、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句话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很高赞赏。 我们爱护浦东老百姓，浦东的老百姓也像亲人一样爱护自己子弟兵。我们部队每打完一仗，附近老百姓就会纷纷过来主动关心我们。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开口，群众就会自己组织起来，积极想办法，帮我们去做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反“清乡”斗争中，董金根同志负伤后，我将董托给了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等群众，他们像爱护自己儿子一样，护理转移。1943年8月，庙泾港伏击战后，在钟家塘遭敌袭击，过去曾为我们送信带路的吴妹云、沈春泉夫妇俩，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士的遗体和枪支，包扎掩护中队干部卫民，并转移到安全地方。沈春泉因为帮我们探听消息，被日本鬼子发现而逮捕，当地群众以生命担保，把沈营救出来。 有一次，我们支队部的“小鬼”潘海根，在晚上行军过桥时，不慎把自己手里一支手枪掉到河里去了。我们部队有条规定：“人不死，枪不丢。”因此，小潘吓得不敢回来。附近农民发现他在哭，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他们就用罱泥船把他的那支枪捞了上来。潘海根高高兴兴地归了队。还有一次，有一位战士把机枪掉到河里了，老百姓脱光衣服下水把枪摸上来。 在钟家宅战斗中，战士靳才林不慎将枪掉落在河里。朱家宅的“牛头”（浦东人称买卖耕牛的中间人）朱林森的爱人和另一位妇女，见我们的战士打完仗不肯走，一问才知是丢了枪。她们安慰他不要急，先在朱家宅隐蔽下来。第二天，她们就用罱泥船，帮他从河里罱起了枪。但从朱家宅到我们驻地有很长一段路程，带着步枪是过不了敌人封锁线的。怎么办？她们把枪反钉在小划船的船底，由一个姑娘装扮成靳才林的“娘子”，终于将靳才林和枪支安全地送回部队。我们深受感动。 我本人在朱家宅的养伤，也可说是一段军民鱼水情。 在蔡家桥战斗中，子弹打穿了我的手臂下肢，伤了点筋骨，不能动弹，我决定暂时留在朱家宅朱林森家养伤。朱家宅是个独立小宅基，宅前有条小沟，宅后有坟头，树木竹林茂盛。宅上只有两户人家，都是基本群众。我单独一个人住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抗日部队的，但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时间。那时搞药品很困难，朱林森的爱人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很懂抗日爱国，不怕危险，想方设法帮我到齐贤桥镇上去买药。有一次去取药，有人问她，你买这么多药干什么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后，感到很可能会出事，决定尽快离开。他们要我伤全好了再走，我说时间长了，部队等着我回去。这朱家只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朱林森是招女婿到朱家的。出了事，我是对不起他们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第二天离开了朱家宅，先到了联络站，再由浦委委员张晓初同志把我转移到川沙他自己家里继续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朱林森还利用做“牛头”之便，经常到齐贤桥和泰日桥镇，把探到的敌情告诉我。所以，尽管在养伤，我对这一带的敌人动向，还是了如指掌的。我的伤恢复较快，这都是朱林森一家特别是他母亲和妻子精心照料的结果。解放后，我曾经找过朱林森，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由于我在朱家宅养伤，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离开后，地方党派一个同志住到了朱林森家，公开身份是附近小学教师。在朱家宅群众掩护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不仅如此，老百姓中的积极分子、地方上的武工队员，有的还帮助我们锄奸呐。三灶那里有个青年叫倪福根，当时我们四大队有个机枪手叛变了，这个家伙经常在三灶附近敲诈勒索。我们把除掉这个叛徒的任务，交给了倪福根等当地群众。有一天，倪福根腰藏斧头，找到了那家伙，趁其不备，一斧头劈进他的头顶。但是斧头只劈进头盖骨，没有伤着脑子，那家伙头上有功夫，狗急跳墙，头带着斧头跳河逃跑了。倪福根等人紧追不放，一口气趟过好几条河，最后还是把这个叛徒镇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群众说倪福根杀了共产党游击队员，被揪斗了一番，后来我出了证明，才予以解脱。 浦东的群众，不仅待我们如亲人一样，还为我们运送和隐藏枪支弹药。 中心桥北的张朱家宅上，有张兆基和张志林两家，是我们最早的联络点之一。我们通过张志林的小阿姊，经常把短枪放在那里打埋伏。张志林系独生子，又很年轻，我们曾动员他参了军到过浙东。后来不习惯，回到家乡，但仍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个叫陈金生的贫苦农民，住在乔陈家宅后，捕鱼出身，有两个儿子。我们部队初到那里时，经过访贫问苦，发现了陈金生。我就吸收他参加了秘密抗日团体。同时参加的还有徐根海等人。后来，我到那里个别串联时，陈金生偷偷地给我讲起，他的哥哥在大革命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告密，死在敌人手里。这引起了我对陈金生老汉的高度重视。我决定把他作为我们的单线联系对象，马上叫他割断同抗日团体的来往。我与他商量，请他专门为我们藏枪，他答应了。以后，我把缴获得来、一时又用不了的武器，都秘密地交给他隐藏起来。最多时有2挺机枪和上百支步枪。陈金生和他大儿子两人，把这些枪支用油纸包好，藏在偷偷掏空了的坟廊里。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竟牺牲在我们短枪队的个别人手里。那时，我正在浙东开会。我们有个短枪队在那一带活动，队长王永生吸收了一个队员。有一次这个队员与陈金生的大儿子发生了争执，这个队员就说陈金生的大儿子抢他枪，也不问情由，就把陈金生的大儿子当场打死了，并以此向上汇报，又把陈金生杀了，还把他的小儿子抓起来关在支队部。我从浙东开会回来，看到关着陈金生的儿子，一时弄不明白，问后才知道他要“抢我们的枪”。我说这不可能，我们那么多枪放在他们家里，保存得好好的，怎么会“抢我们的枪”呢？便释放了陈金生的小儿子。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没有讲明事实真相，解放后陈金生的小儿子又被当地政府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那时我在松江军分区工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向南汇县委讲明，他的反革命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一想到陈金生父子冒生命危险为抗日藏枪这件事，我总是很不安，一个对革命有重大贡献的老贫农，竟被我们不明情况的人杀害了，子女还一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让我以这短短的回忆，聊表我们对陈老伯伯的哀思吧！让人民永远记住陈金生老人，记住他们父子对抗日的贡献吧！ 说到老百姓帮我们藏枪，办法是很多的。开始一段时间，一般都藏在家里，认为放在家里比较保险。其实，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敌、伪、顽常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捞外快”，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都改为藏在野外。在野外藏枪，短枪最好藏，可以放在瓮里，枪身涂上牛油，瓮里放石灰，再把口一封，朝田里一埋就行了。这种藏枪办法，过后就是埋枪的人自己也要寻找一会，才能找得到。当时，浦东这个地方草包棺材很多，长枪可以塞在草包棺材的顶上，也很安全。把枪藏在墓室“空廊”里，是陈金生父子俩想出来的。他们将“空廊”整理好，倒上一层石灰，把枪放好后，将洞封掉，外面堆上土，种上草，敌人根本找不到。 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部队的一些同志去做亲戚、朋友、同事的工作，动员适合的同志参军抗日。 朱刚想起了泰日区野人村朱家宅的堂兄朱印天。朱印天老家在奉贤，父亲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他自己在上海北站当铁路检车工。1941年10月，朱印天结婚。朱刚和同乡吴仙鹤去贺喜，动员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朱是爱国青年，听后表示：“早知这样，我就不结婚了。”朱刚回来后向我汇报这件事。我给朱印天写了封信，大意是希望前来会面。 朱刚把信交给朱印天后，不久，他就来部队找我。当时我们还没有去浙东，我讲了不少抗日道理。我看看这个青年人头脑灵活，作风正派，热心抗日，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在上海动员更多青年来浦东参加抗日，二是设法搞些武器。朱印天回去后，为我们动员了不少人来部队。在1942年春，他一次带了11名青年来浦东，我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后来都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去了。有一次，朱印天异想天开想动员一批外国人到浦东成立一个国际纵队。他介绍一个外国白俄来参军，结果被白俄出卖了，到了轮船码头朱被日军逮捕。朱印天的父亲朱仲鹏先生花了许多钱才把儿子赎了出来。朱印天出狱后，还是与我们联系，帮我们搞武器。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驹闲谈。胡对他说：“吴淞铁路站台边，日本军用仓库房边堆放着一捆捆枪支。日本鬼子领班细川要把我调去吴淞检车，我要养家糊口，经常跑单帮，怎么办？”朱印天一听，感到机会来了，说：“我与你调。”朱通过胞弟朱印祥向北站日本检车区长提出与胡工作对调。检车区长当即同意。 朱到了吴淞铁路场地后，日本领班细川跟得寸步不离。枪是看到了，无法下手。朱为了偷枪，工作特别“卖力”，对细川也特别“巴结”，看见日本执勤人员也特别“客气”。朱会说几句日本话，就经常与他们热情寒暄一番。领班细川爱好钓鱼，朱为了投其所好，就约他到郊外钓鱼。日本人对他由严加防范到慢慢放松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枪是战场上搜集起来运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坏。朱印天以检车为掩护，接近枪堆，先用尖嘴鎯头钩松捆枪草绳。当日本哨兵踱步走过时，他把看中选好的枪迅速抽出，塞进停靠在站台边的车皮底下的刹车埂上。这些枪随车皮运到了上海北站。他事先抄下车皮的号码，回北站后再去取回。 有一次，他看中一挺较好的捷克式轻机枪，枪拿到手了，但无法把枪运到去北站的车皮上，因为这中间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开阔地。朱急中生智，见站台上当作坐垫的芦席满地。朱就走到日本哨兵边，恭恭敬敬地提出请求：“海达生！莫枯诺榻榻米，新焦新焦”（军队先生！那边的芦席送给我）。日本哨兵很熟悉朱印天，就随口答应：“唷西（好的）。”朱就拣了一张芦席，把机枪一卷。鬼子看着他，越过三股轨道，往车辆边一放，坐在芦席上休息。当日本哨兵不注意时，他以检修车辆为掩护，把枪塞进了去北站的车皮底下。朱为了藏枪，在北站虬江路站台附近，收拾了一间破房子，外面用铁皮钉好，平时经常住在里面。枪运到北站后，晚上就去找有记号的车皮，把枪运到小房子里。偷到的有机枪、步枪，为便于隐藏、转运，他把柄敲掉，只留枪身。枪越来越多，床底下塞不下了，就偷偷藏在房子外的垃圾堆里。 谁知有一天，垃圾堆因有人倒了电石，冒烟失火。日本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跑来大骂领班，要领班翻垃圾堆。当班的几个工人平时看见朱印天在里面藏什么东西，怕出事，马上过去把垃圾堆里的电石挖了出来，熄灭了电石烟，总算避开了这场大险。 朱印天感到30多支枪藏在北站太危险，多次寄信来浦东让我们取，但部队总是没有来取。他哪里知道我们部队都到浙东去了。 朱决定把枪转移到自己家里。朱家在贝蒂尘路（今成都南路）185弄成庆里2号，为了保险，他把妻子送到娘家去住。但枪如何运回呢？苏州河上所有大桥都有哨卡，白天检查行人，晚上更严。朱想到了与日本领班细川去钓鱼，几次通过哨卡，熟悉几个日本人。他就把枪装在钓鱼竿长袋里，绑在自行车上，外边露出竿梢，前面挂了一桶从小菜场上买来的鲜活鱼。到了哨卡，鬼子拎拎挂在龙头上的活鲫鱼。朱面不改色心不跳，用日本话问好：“唷西。”日本人回礼：“刹唷那啦（再见）。”就这样，一次次把枪运回家，放在地板底下，但浦东还是没有人来取枪。 那时我已重返浦东开展内线反“清乡”，与朱印天唯一的联系人朱刚才归队，不久，朱刚同志又不幸被捕牺牲了。朱印天寄的信，我无法知道。 由于我带手枪队由分散隐蔽转入主动出击，在浦东连打几仗，影响扩大。有一天，朱印天的同学吴白萍，把听到我们部队在南汇、奉贤袭击日军消息告诉了朱印天。朱印天连忙赶下乡，直接找到朱刚烈士的妻子——朱的堂妹朱新官，打听到了萧仁杰、吴仙鹤，终于见到了我们部队的张圮同志。张圮将他领到一个村上，与我见了面。我听了他机智勇敢的偷枪、藏枪和运枪的经过，深受感动。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我高度赞扬他。由于部队人手少，为安全稳妥起见，我对他说：“上海的武器除机枪、冲锋枪和好的步枪外，其余不必带来。目前敌人封锁很紧，本来与我们有关系的往来上海的船只已经中断。这些武器最好还是用老办法偷运过黄浦江，我就有办法。” 朱印天回去后，动员了沈品芳和谢展两同志，拿了三副钓鱼工具，趁他妻子一早去小菜场机会，迅速将1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12支步枪装进三只钓鱼袋，雇黄包车拉到董家渡码头，顺利通过检问站。到了浦东，又叫黄包车拉到郑家桥天主堂附近。他们就到河边假装钓鱼，趁人眼稀少，麦子又尺把高，把枪塞进草包棺材顶上，做好记号。然后，他又来部队，告诉我藏枪地址。不久，我们就把枪取回来了。 朱印天同志怀着国仇家恨，正式参加了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南市区分安局的侦察科副科长。 我们游击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情况明，知己知彼。这除了地方党与我们有情报交换关系外，我们部队根据活动区的地理交通位置，活动的需要，还建立了几个十分隐秘的交通情报站，也称联络站。有些交通站除送情报外，还承担伤病员的安置和部队给养等任务，工作非常危险。 大团镇周围是敌我双方斗争的敏感地区。我们为了控制大团敌人动向，先后建立了邵根发、张跃明、王顺祥、许梦根（许顺）、王金章、王顺根等情报站。林志杰家是经常活动的交通站。许梦根由于出生于大团，人地熟悉，我们给他三个任务：第一，探听敌伪军在镇上的动静，得到情报，立即传送；第二，替部队采办军需给养；第三，协助支队征收主任张磊征收南四团和大团的爱国捐。他家住在蟠龙桥北施相公弄里，我们通过他斜对面顾阿三房子里的韩桂根，开设了一个由七八个裁缝的被服厂，专门为我们部队缝制军衣、军被。有时也为我们采办些油、盐、酱和蔬菜等日用品。 邵根发原来住在南汇中心桥一带的邵家宅。他的叔叔邵厚生是催征吏。他家还是反“清乡”前我们与土“忠救军”马伯生谈判的地址。邵后来不当催征吏了，差使交给了侄子邵根发。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后被人告密，日本人把邵根发抓起来拷打，房子全烧光。经营救，邵根发获释，但日本人不准他住在乡下，要他住在大团镇据点里，把他控制起来。为了生活，邵在大团开了一爿米行，实际上还是在为我们做情报工作。 南汇七区方家宅的方培根，外号方胡子，也是重要的情报员。他家也是一个联络站。他是地主，但支持抗日。有个叫沈正伯的叛徒，带了鬼子、伪军，从南汇的北面到南面领捉情报员。敌人根据沈正伯指认，把方培根和他儿子一块抓去，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坐电刑，敌人问方认识不认识叛徒，方明明认得他，但矢口否认，回答“不认识”。敌人把他们父子俩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方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无奈只好释放了方培根父子俩。方回家后，家里的联络站不能设了，但还是为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北撤后，国民党伪乡长闵刚威迫方为他们干事，方为保全自己只好应付。当时敌我双方斗争错综复杂，解放后方培根被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文化大革命”后，通过全面调查，确认方培根虽然在我军北撤后追随过国民党，但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反“清乡”中，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还是有功劳的。为此，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平反。 在敌大团守备队里，盛荣同志表面上是“守备队员”，实际上是我部的情报员。他通过敌人“加强训练”、“准备干粮”、“收拾兵器”、“集中训话”等蛛丝马迹，判断敌人的动向，有时从翻译官那里探知消息。一有可靠情报立即通过交通站送出来。有一次，他在传递情报时，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抓起来吃了许多苦，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他开除了事。 在南汇三区以南七区以北，有一个老情报员“杨老伯伯”，四五十岁年纪，还是陈静在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关系，海员出身，世面见得多，交往广，很会搞情报，而且比较可靠，传递也快。他的情报一直要送到南汇徐家宅徐根海家的“老佣人”周梦林手中。七区张朱家宅有个理发师也是情报员，因身份暴露，就到了部队当了我的“挑勤员”，大家亲切地喊他“李娘舅”。东海长沟乡的郁礼仁在南汇东门开一爿裁缝店，以裁缝职业为掩护，负责长沟乡一带情报。1944年5月19日，万祥10多名伪军起义，就是他积极活动的结果。 我们的情报员散布到整个奉、南、川地区，深入到敌据点。只要我们部队在驻地住下来，附近的情报员就来看我们了。有时，我把身边的“小鬼”派出去找他们了解情况，或通知他们来部队谈情况。有些秘密情报员，住在小学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我们就以参观小学为由，去与他们接头或开会。 群众给部队送情报完全出于抗日爱国之心，出于对我们部队的热爱和支持。他们有的为此冒着极大的风险，有的被敌人抓去审问逼供，上老虎凳、上电刑。敌人可以摧残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们的意志。是革命群众的赤胆忠心，构筑了打不烂的情报网，成了我们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我们部队如鱼得水，纵横活跃在浦东平原上。 战士负伤后，我们只能请附近的乡村医生治疗。大团镇的濮光星医师不畏艰险，救死扶伤，令人难忘。 濮光星医师，南汇大团人，青年时代接触过进步思想，日本帝国医疗学校毕业，曾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多年。抗战开始后，他回大团私人开业。我们回浦东坚持反“清乡”，战士受伤后，我们都设法请他来治。如打陈龙生部受伤的董金根和张正贤同志。只要我们一请他，他总是立即出诊，尽力挽救我们战士的生命。在当时抗日就要杀头的环境下，濮光星医师不畏敌人强暴，敢为我部服务，也是医德高尚，难能可贵的。他出诊坐的丝网船，是两个农村妇女摇的，她们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由于部队经常转移，治疗工作也非常隐蔽。伤病员大多转移在冷落偏僻的坟山屋、祠堂、破庙、坟场里。濮光星不辞劳苦，从容不迫地为他们做手术和换药。有时还要在晚上进行。当时药品管理非常严格，濮医师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药，有些药是日军禁购和禁运的。濮医师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设法采办。 1944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继续扩大，有了比较稳定的游击区，在三灶建立了后方医院。浙东区党委给我们派来了医护人员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等同志。俞叔萍是张席珍同志的爱人。俞梅萍是俞叔萍妹妹。陈也男后来成为支队参谋杨明德同志的爱人。他们来到部队后，我们部队医护条件有所改善。 我们部队北撤以后，一次濮光星医生在为我们战士治病时，被叛徒告密。伪奉贤县长奚永之，会同中统特务把濮医师抓去，先押到四团圣果寺，再押奉城伪政府，对濮医师动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供。一方面，要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交代其他共产党员下落；另一方面，敲诈勒索他的钱财。濮光星医师忠贞不屈，拒不招认，说“我是个医生，只知救死扶伤，谁去问病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敌人逼供无效，就把他押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了100天大牢。濮有个表兄，叫王栓，是伪政府的特派员，在他表兄和我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下，总算未被杀害。 解放后，濮医师在大团窑厂当医生。“文化大革命”中，濮医生受到冲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他，要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您为我们部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濮医师拿了我这封信，坚定地渡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 我们部队的后勤给养也是通过群众的支持解决的。部队每天吃的菜，在群众掩护下购买。春夏秋冬的被服鞋帽供应量很大，我们在乔陈家宅一带设了一个秘密被服供给厂，由沈岳楼负责，主要加工制作衣被鞋帽，得到了这个地区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在南汇与奉南交界处中心桥附近，我们有一个枪械所，是由我部朱连根同志负责的。这个枪械所也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工作的。 朱连根，铜匠出身，手艺很好。我们的手枪和步枪，由于使用频繁，撞击弹簧老化，弹性不足，引起击发失灵。他去上海通过关系买了当时日军严控的21号钢丝，绕成驳壳枪内撞针的弹簧，性能很好。我们原来准备请朱印天同志去上海买一台万能机床，让朱连根修理更多枪械，因朱印天同志被日本人拘留而未成。 那时我们子弹很缺乏。因为我们全靠缴获，而日军对子弹控制特别严，子弹缴获不多。所以，我们要求战士把空弹壳收起来，交给朱连根去翻铸。他很有办法，买了原料自己配制火药，弹头用废铜烂铁自己烧铸，关键是引信无法搞到。后来，朱连根用小孩子玩的“甩炮”火药来试验，结果成功了。他就用这种办法为我们生产了不少子弹，这些子弹虽然不及新的，但也可以弥补不足。 朱连根的枪械所规模不大，但设备不少，不能随部队转移，工作中还要请帮手，所以长期隐蔽在中心桥坦光头一带的群众之中。这一带敌人、暗探、便衣也经常来，但这个枪械所，却从未遭敌人破坏，这应该归功于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 在南汇七区六灶以南，有个叫王渭香的农民。他家住的地方河浜多，坟山大，十分隐蔽。我们把一些不能随部队流动的病号和受伤未愈的战士，交给他负责养护。平时住在老百姓房子里，有了情况就转移到船上。他们的船是伪装好的，伪装的办法是船上装满柴草或披戴许多芦席，船舱中间是空的，四周留有通风瞭望口。病员在里面，有吃有睡，隐蔽安全。敌人来“清乡”，他们把船摇到敌人走不通，也不易走到的沟头里停歇，由于河岸两旁野草秆棵茂密，不走到船边很难发现，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这样，他这个地方，慢慢成了我们部队一个隐蔽的“流动休养所”。我们部队北撤后，王渭香还为留在浦东的部队当过情报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渭香伯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陷他是什么“白衣队”，反对共产党，结果吃尽了苦头，屁股也被打烂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出具证明，才予以平反。80年代初，我正好在南汇，听到王渭香同志去世的消息，便赶去参加了这位老同志的追悼大会。 像陈金生、濮光星、杨老伯伯、周梦林、王渭香等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我们的部队，上战场杀鬼子，但他们不怕艰险，不怕坐牢杀头，发挥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克服种种困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一切。这些英勇、坚强的浦东革命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与浦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尽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军民关系的建立，也是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依靠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密切配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果。 在浦东，我们部队和地方党是有密切联系的，是党统一领导下的两支形式不同的革命力量。我们部队建立起来的秘密工作关系，根据工作需要，有一些也移交给了地方党。地方党也以浦东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地方党工作是非常谨慎的，有着它自己一套活动方式，平时不与部队直接发生联系，但大家有分有合，配合默契。 浦东的地下党工作的总负责人，开始是周强同志，后是陈文祥同志，我主要与陈文祥同志联系。 地方党的工作非常艰苦。他们主要是秘密地、隐蔽地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武装力量保卫他们，又是在敌人的直接控制地区活动，所以，工作危险性很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配合部队的武装斗争，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的以教员身份，利用教育工作之便，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积极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有的为我们提供有关各界人士的情况和许多重要的情报；有的动员优秀青年参军抗日，还向我们输送优秀干部等等。他们在群众中宣传我们部队，爱护支持我们的部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为部队建设和游击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浦东的抗日斗争形势所以能够这样好，这与地方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抗日，我们部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运工作，如组织“救国会”等群众性团体。我们还根据当时农村的特点，在浦东组织了“兄弟会”这样一种群众性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成为党团结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当时，浦东的政权被敌人控制着，建立革命政权还不够条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既容易被农民接受，又能隐蔽地把那些农村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我想起了在香港中华印刷厂组织“兄弟会”的办法，通过“兄弟会”团结了一批工人骨干。我想何不也在农民兄弟之间，搞一些“兄弟会”呢？“兄弟会”者，是劳苦兄弟大众联合起来的意思。浦委姜杰同志也很赞成这样做。这是我们浦东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新形式。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叫黄川农的来支队部找我，要我介绍他到浙东去参加游击队。一见面，原来他是香港中华印刷厂凹版课的黄清荣。他就是“兄弟会”的骨干，罢工积极分子。他也大吃一惊，想不到“诸亚民”就是厂里的朱复。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告诉我，他是南汇人，连柏生的亲戚，要去浙东找连柏生参加抗日队伍。我说：“老兄弟，去浙东是干革命，在浦东也能干革命，还是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干吧！”他说：“你准备叫我干什么呢？”黄川农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对他说：“你现在回去先把你家乡周围的青年朋友，像我们工厂那样，以‘结拜兄弟’为名，组织‘兄弟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答应了。 黄川农回到家乡陈行、龄楼一带，以做生意贩卖粮食、棉花为掩护，正式筹建“兄弟会”。先在同姓中组织，然后扩大到异姓。在组织方式上带有一点传统色彩，但活动内容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抗日队伍。“兄弟会”开会，我去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兄弟会”的“老大”都是我们的“骨干”。黄川农有时也随我们行动，一起研究“兄弟会”活动方式。这样“兄弟会”组织如雨后春笋，逐步扩展到奉、南、川地区。 “兄弟会”组织起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实际上成为我们部队和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是通过先建立“兄弟会”，然后在“兄弟会”中选择优秀分子建党。 在奉贤柘林地区开辟工作的党员，先在盐民中建立“兄弟会”，前后发展30余人，不久就开始建党。有些同志，是先参加“兄弟会”，然后参加我们抗日队伍，入了党，成为党的骨干，如川沙的张震言、王新章等同志，南汇的朱伯英等同志。平时“兄弟会”还为我们传递情报，遇到战斗任务，“兄弟会”成员化装成“小商”、“小贩”摸到据点里去，侦察敌情。“兄弟会”组织隐蔽，敌人是很难识破的。有时他们直接参加我们战斗，有时执行锄奸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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