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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支队挺进浦西后，以青东观音堂、重固为中心，活跃在广大农村集镇、江河港汊，发动广大群众，向敌伪顽发起频繁的进攻，开创了淞沪地区抗日全面胜利的新局面。 衡山大队开赴松江地区，活动于东至七宝、虹桥，西至练塘、小蒸，南至沪杭铁路、黄浦江边，北至青沪公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带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地委决定成立“松江工委”，雷敏为书记，张锡祚和林芩为委员。为不暴露身份，衡山大队对外称“独立大队”，雷敏改名“雷建忠”，张锡祚改名“章振峰”。 1945年4月，鲍季良和周强同志带一部分新战士和一大批经费，在手枪队护送下，由浦东来到浦西青东淞沪支队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命令衡山大队前往接应。衡山大队在政委雷敏、大队长张锡祚带领下，从泗泾南下，过卖花桥折向西，不料在通波塘边东挺港与叛匪徐伯堂部遭遇。徐伯堂原为天昆区东厍村地下党员，我在1943年去浦西争取改造松江钱锦芳部时，他还是我的联络员，但不久他生活腐化，叛变投向“忠救军”，在浇江天昆地区为害一方。我衡山大队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轰击，把徐部压到河边，徐部后无退路，通过喊话，同意停火投降。当场缴获苏式轻机枪和美式汤姆冲锋枪各1挺，长短枪30多支，俘获30多人。徐伯堂不在现场。我们考虑到整个浦西形势，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徐伯堂。第二天，在唐家浜附近的台庄村，我方由雷鸣、张锡祚、林芩、钟秀等同志与徐谈判。我们重申共同抗日，减少摩擦的主张，归还全部俘虏和短枪。徐伯堂被迫答应今后不妨碍新四军行动，并负责治疗我们的伤员。我们派文化教员苏峰同志负责治疗伤员的工作。徐伯堂派分队长杨盘龙负责联系医生和安全工作。杨手下有10多人，七八条枪。在接触中我们发现杨与徐由于分赃不均，有矛盾。经我们工作，杨终于脱离了徐部，参加了我衡山大队。但杨盘龙过来时，还带了一个“肉票”，是松江肥皂厂的一个女老板。我们把“肉票”无条件送回了松江。这个女老板回去后，十分感激我们，亲自来慰问我们部队，她的家还成了情报站。杨盘龙也感谢我们为他解了难题，后被我们任命为天昆区区长。但徐伯堂仍然坚持叛变立场，抗战胜利后，不仅自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把从苏北回来的杨盘龙杀害了。 5月2日，练塘镇上30多名日军乘一条船，到荡南夏家浜抢粮烧房，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村上两名青年游过大蒸荡，向衡山大队报信。衡山大队作了认真研究，打还是不打？打，日军必然报复，水网稻田，地区狭小，没有迂回余地，势必退回原地；不打，不能表示我部高举抗日的旗帜，与国民党“游吃队”以鲜明对照，有失民心。雷敏和张锡祚同志决定伏击敌人。他们察看地形后，选择荡北庄前港村作为伏击点，这是敌人从荡南回练塘的必经之路。雷敏和张锡祚率部分战士埋伏在村的河西，鞠涛和沙副队长带领部分战士隐蔽在河东50多米远的坟地里，构成一个交叉火力网。同时，部队又动员村民迅速撤出村子，隐蔽在田野里。 下午1时许，挂着膏药旗的机动船由南向北缓缓驶来。可是情报不大准确，敌人来的不是一条船，而是两条船，前面只有少数鬼子，鬼子主要在第二条船上，前后相距约100米。当第一艘敌船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已暴露。张锡祚下令开火，密集子弹射向敌船。第一条船的敌人大部被击毙，船被打沉了。后面的敌船发现前面船被围攻，立即靠岸，占领坟地，与我对峙射击。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枫泾、石湖荡敌人也闻风而来，我们只好撤出战斗。这次伏击，我们消灭11名鬼子，打死1条军犬，打死外号叫“火神爷”的小队长。这个家伙每次出来收军米都要烧毁老百姓的房子，所以老百姓称他为“火神爷”，把他打死，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我部也有较大伤亡，大队参谋奚长生、班长王祖飞、战士朱仁贵、杨子江、苏荣同志光荣牺牲。奚惠刚同志也负了重伤。为了避开敌人增援包围，我部连夜把部队转移到天昆区唐家浜宿营。由于这里的日军从来未受到过真正的打击，我们的伏击使敌人恼羞成怒，如疯狗一样反扑报复。第二天下午1点钟，日军大队人马闻讯赶来。我们哨兵发现时，离鬼子已只有几十米，我们找了一名向导，边打边撤。第三天宿营在泗泾东面的一个庄子里，下午鬼子又追来了，步哨发现也很近，我们开了窗，架起机枪掩护撤离。战士周也根同志牺牲。当我们用船向东南方向撤退时，又碰到从莘庄出来的一路鬼子，我们立即上岸还击，打退敌人，向北转移，安全到达青浦境内。从5月2日到4日，我部三天连打三仗，重创日军，威震松江。 衡山大队在章练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初步打开了泗宝地区的局面，站稳了脚跟。6月下旬，我们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由肖望同志任区长，赵克山任副区长。 7月下旬，地方同志把两个从松江跑出来的日本人送到了张锡祚部，一了解原来是朝鲜人。这两个朝鲜人一个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一个是日本商业中学毕业的，能讲几句中国话。他们感到日本必败，前途暗淡，开小差出来投奔新四军，又怕被老百姓发现打死，所以脱了军装、帽子，只穿三角裤，躲在稻田里，被干活的群众发现。这两个投诚士兵受到我们的欢迎和优待。张锡祚派人把他们送到支队部，不久，我们把他们转移到浙东司令部去。后来听说他们参加了抗日反战同盟。 我们部队到了浦西之后，第一个大仗就是歼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顽固派殷丹天挺进纵队。 殷丹天这个家伙，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他1938年春到青浦，带领“忠救军”直辖第二大队，驻扎在观音堂附近。这第二大队有100多人，大队长是蟠龙人，但殷丹天是戴笠的代表，所以就成了第二大队的太上皇。殷丹天野心很大，企图打进顾复生同志的三支队（通过统战关系取得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然后设法篡夺三支队的领导权。他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提出愿意把第二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第四大队，但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要三支队拿出1200元大洋；二是原班人马不动。顾复生同志为了团结抗日，就答复他说，只要你们有诚意，这两条都可以办到，但必须接受我们的领导，归我们指挥。就这样，殷丹天第二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的第四大队，并给了殷丹天一个三支队交际副官的头衔。部队虽然改编了，但殷丹天一直偷偷地用电台与戴笠保持着联系，受戴笠遥控指挥。1941年周达明同志率东路青昆支队首次东进前来与我们会师时，就是殷丹天这个家伙把情报送给了“洋忠救”袁亚承，在淀山湖畔打了青昆支队的伏击。从此，殷丹天以“歼灭周达明部有功”，成了“忠救军”的宠儿，但也正因为此，被顾复生缴了枪。殷只身逃到国民党“忠救军”基地广德。1945年初，戴笠命令殷丹天带上百人，装备了电台和美式武器，重新窜回了青东一带，与我们部队争夺嘉定、宝山、昆山、青浦、松江等沪西地区。他与嘉定的顽军张龙云合在一起，共200人左右，以殷丹天为首，盘踞在青浦北部的白鹤港一带。 我们部队到了浦西，为麻痹敌人，开始仍用顾复生部队的名义。我们第二次同殷丹天顽军接触是在大盈港以西，那里是淀山湖水网地带。为了防止渡河发生意外，我们给每个班发了一根绳子。需要过河，各班会水的先过去，把绳子拉到对岸，然后不会水的同志就抓住绳子过河。这个办法，是从兄弟部队的经验教训中学来的。这一次，是殷丹天主动来打我们，由于情况不明，不便暴露我们的实力，我们没有出击，主动撤走了。这样一来，殷丹天以为我们力量小，怕他，所以就更加胆大妄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不久，我和陈伟达同志率部队到达青浦以北白鹤港以南的赵屯桥地区活动。我们接连进行了几天的侦察，都未找到殷部的踪迹。1945年6月14日的上午，我又派出陈郁、戴连初两名侦察员继续侦察。他们在赵屯桥镇上发现一个国民党匪军，带两个挑夫在买菜，就尾随到镇外，截获后把他押到驻鹤泾湾的支队部。我当即进行了审讯，原来是殷部的事务长，叫周春兵。从他那里知道了殷丹天部驻在周泾村，张龙云部驻在蔡家浜村，两村紧靠在一起。我们向当地老百姓了解了殷部驻地的地形。从他们那里得知，周泾村南面有座桥，是该村的咽喉，控制了这座桥，殷匪就无法逃掉。在掌握这些情况后，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消灭殷部的条件很好。我们支队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把三个大队的主力集中起来，划分任务，部署行动，并在一个大竹园里进行了简短而有力的战前动员，提出了“彻底消灭顽固派殷丹天，为曾平主任报仇”的口号。指战员们磨拳擦掌，斗志高昂。 兵贵神速。动员后，我们立即分三路跑步向殷顽、张顽两部驻地包围了上去。我和陈伟达率赵熊的华山部队在西路，主攻张龙云部；张锡祚的衡山部队是南路，主攻殷丹天部；参谋杨明德率支队部侦察班带1挺机枪埋伏在两个村的附近；翁阿坤的泰山部队由北插向东，切断敌人的退路；青东的王友生崂山部队，在北面的歇马桥担任警戒，并切断敌人向北的退路。中午时分，部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由张锡祚部的南路首先打响，发起了对殷部的攻击。赵熊部也在西路向张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战斗打响不久，殷丹天发觉情况不对头，不像是原来在青东地区的小部队，心急慌忙地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拖了一挺机枪，一边抵抗，一边向两村边沿方向逃窜。但那时已经无法挽回他的败局。当他退到村附近的一个竹园边上，架起机枪准备继续顽抗时，被埋伏在两村边的杨明德指挥的侦察班发现，当即用机枪猛烈射击，把他打死在竹园边的小水沟里。张龙云因为发觉较早，带了六七个亲信，在隙缝中逃出了包围圈，流窜到沪宁铁路以北去了。 整个战斗，从发起攻击到结束，只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毙敌20余人，俘敌100多人，逃掉的很少。共缴获步枪50余支、美式快慢卡宾枪20支、美式汤姆枪7支、轻机枪3挺、左轮手枪60多支，以及梯恩梯炸药等许多美式武器弹药，还缴到了殷部、张部两部电台、通讯密码和电台人员以及殷丹天与戴笠之间通电的电报文稿，这里面有戴笠的所谓“指示”和殷的执行情况报告等内容。从这些电报文稿中，我们才知道戴笠派殷丹天窜来青东，是专为与我们争夺沪西地区的。同时，我们还搜到了戴笠送给殷丹天的一颗黄金印章，足有一两重。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观音堂附近的竹园里，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战斗中的有功人员，并发了奖。奖章是一枚铜质的五角星，上面是一条横标，用三节小链串挂起来，横标上有“战斗模范”四个字。得到这样奖章的有唐太平（又名唐六生，现在奉贤县平安乡）等好几个同志。 消灭殷、张顽军为淞沪支队在沪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由粟裕司令员率苏北一师主力部队南下天目山区，成立了苏浙军区后，为实现党中央控制交通要道，解放大城市的战略意图，命陶勇同志率八支队一路东进，准备与我淞沪支队会师于淀山湖地区。 淀山湖地区范围大，湖面宽，小白漾和河港交叉，真是水乡泽国。它东起青浦朱家角，西至吴江同里，北到吴县角直镇和昆山杨湘泾，南至芦墟、金泽，方圆数百平方公里。村镇四面环水，河港宽阔，湖荡大，水又深，没有船很难行动。淀山湖周围地区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它是东取上海，西进杭嘉湖平原的枢纽。抗战以来，这里成了敌伪、顽、我争夺之地。国民党军队始终有重兵驻守。日伪军有汪伪在上海集训的伪警组成的警备总队，又称黑衣队，有1000余人，总部设在朱家角镇的马家花园，大队分散在淀山湖地区村镇。另外，还有国民党保安队、李德孚部等。各种杂色游击土匪也很猖獗。我军在这一带力量较弱。 上级电令我们支队西移淀山湖地区，向陶勇八支队靠拢。在电报中同时告诉我们，陶部带相当于一个连的干部，以充实淞沪支队的干部队伍，作为部队大发展的骨干。当时，我们支队的发展很快，但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干部，而我们又没有教导队，所以听到这一消息真是高兴。 当时，陶勇同志的部队前锋已经到了坞镇、双林一线。淞沪地委当即派中共吴江县委书记金佩扬同志前往坞镇、双林一带，与陶勇部队取得联系。金佩扬同志通过南浔的一个关系，从练市找到新市，在菱湖镇找到了八支队副政委韩念龙同志，转交了淞沪支队电台的频率和联络讯号。我和陈伟达也迅速调整部队位置，以控制淀山湖地区，实施与陶勇部队会师的战略行动。我们要求张锡祚衡山大队继续巩固发展松江隐蔽根据地，特别要发展蒸练地区的抗日力量。翁阿坤的泰山大队随支队部在淀山湖以东一带活动，巩固青东根据地。赵熊的华山大队渗透到淀山湖以北的昆南一带。这样我们部队就控制了以青东为中心的淀山湖东南、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 1945年5月底的一天，黄山部队100多人，在队长顾心清、指导员徐友基率领下，宿营在金家庄东北的南巷村。第二天上午10时突然遭到昆南杨湘泾镇日军的袭击。我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英勇反击，四个班在河的南北两岸集中火力交替打“排枪”，相互掩护渡河，激战一个多小时，给日军以重创，但我部副队长冯祥生等7位同志不幸牺牲。部队在向青东根据地转移途中，在大盈江粉碎了徐志忠土匪的袭击。 6月初，我率华山大队、黄山部队回到昆南的南巷村，收埋牺牲的同志，找回失落的枪支，召开群众大会，痛斥日军的滔天罪行，号召军民坚决抗日到底。群众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附近的日伪汉奸见我们大部队到来，闻风丧胆，逃之夭夭。我在徐巷宿营两天后，带华山、黄山部队分乘三四十条农船到北管泾村活动，浩浩荡荡的船队，载运着我们部队通过淀山湖水面，群众看了为之振奋。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保九团一部分驻在南、北管泾两个村里，我部在黑夜到达北管泾村时，与那里的保九团步哨接上火。我立即组织优势兵力，发动冲锋，很快拿下了顽军的哨所，消灭一个排哨，击毙十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五六支和一些手榴弹。考虑到陈墓镇日伪据点离该地较近，当晚主动撤退到淀山湖东北的官里村宿营。第二天夜里又越过吴淞江，到西古附近的周家浜，休息一天后，回到青东重固支队部所在地。这次行动虽然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但显示了我部的力量，使该地区的日伪和顽固派不能再为所欲为。 我们还派了支队部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青东中队和黄友梅舟山部队，打击了诸翟、蟠龙等地的伪、顽军。 8月初，青东中队和舟山中队袭击了吴淞江北岸的章家泾伪军中队。他们先派了范裕昶、徐关涛同志装扮成老百姓进章家泾据点侦察。选择在下午3点左右，敌人松懈麻痹的时候进入据点。先由范裕昶、徐关涛机智勇敢地摸掉哨兵后，后续部队立即一阵猛冲，敌人如梦初醒，呆若木鸡，连枪也来不及拿，就束手被擒。一个伪排长企图顽抗，当即被击毙。半个小时结束战斗，缴获三八枪30余支，快机1支，俘虏近40名，俘虏经教育后遣散。在部队返回途中，又遇到日军汽艇，我部两面夹击，敌汽艇开足马力往上海狼狈逃窜。 考虑到淀山湖游击区发展需要，我们围绕淀山湖，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在青东观音堂一带我们设立了专员公署。昆山县建立“昆南工委”，由地委委员陈正之兼书记，周强为副书记，徐友基、陈杰为委员，主要任务是领导昆东南地区活动，向东联系嘉定、外冈地区，向北越过铁路至太仓塘畔，打通与苏、常、太联系，向南与崂山部队打成一片。在南到淀山湖，北至沪宁线这个区域里，建立了区一级建制：杨湘泾区区长兼书记徐友基；茜墩区区长兼书记陈杰；绿葭浜区区长钱序阳，副区长简一民，政指张维忠同志。另外，在淀山湖以西重建了吴江县委，由浙东受训回来的金佩扬同志继任书记。 进入沪西后，部队进一步加强军政建设，部队办了张油印小报，把电台接收来的新华电讯，通过小报翻印出来，供大家学习和宣传。由于我部力量的不断壮大，在青浦东部地区我们已经能够原地宿营了。 但是，日军发现了我军南下战略行动意图后，放弃了打通粤汉路的军事行动。他们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顽固派头目顾祝同、冷欣立即把枪口转向我们南下的部队，掀起了新的反共浪潮。他们集中主力向我浙西天目山根据地进攻。由于天目山自卫反击战的需要，陶勇部队奉命撤回。所以，我们同苏浙军区陶勇部会师淀山湖的计划未能实现。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前一天晚上法租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带，发现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全部获释，并整整一夜在马路上狂欢歌舞，不知有什么重大变化？我们迅速电告华中局和粟裕司令员，上级回电查复。当时，我与陈伟达同志正在大盈港以西的淀山湖畔活动，得到这个消息后，星夜赶回了青东。当天下午，刘长胜同志又派人来告诉我们，说查明系日本投降，因强大的苏军出兵东北，迫使日本关东军全部缴械。当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广大指战员时，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日本投降后，关于我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10日给华中局的电报中已有明确指示。中央电报说：苏浙军区部队，重点夺取南京，粉碎顽军进犯，并阻止顽军进驻上海。二纵，即浙东纵队，主力应立即移至沪宁线地带，令浦东、浦西部队设法收缴敌伪武装，肃清“忠救”土匪，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并策应上海的地下军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 按照中央指示，我淞沪支队肩负重大的责任。自主力挺进沪西以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在积极准备解放大上海。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早些时候，新四军军部就要我们准备攻打上海，除浙东的部队参加之外，还打算调苏北的一部分部队前来参战；加上当时上海市区的地下军，一起进驻上海市。中央还内定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为上海市副市长。张执一同志曾赶到支队部，向我们传达了党的“七大”精神，他自己准备进上海就职。在此之前，我上海地下党市委的刘长胜、张承宗、张祺、陈祥生等也都秘密地到过青东地区参加有关会议。那时，我们提出了“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刘长胜同志特地来青东与淞沪地委进行了研究，打算在各路大军进攻上海时，淞沪支队改编为沪西纠察队，负责保卫沪西的工人运动。我们开始了进攻上海的准备。 北新泾镇位于上海市西郊，日伪驻有一个伪警大队，共100余人。在日军投降前夕，我们为执行中央“相机占领上海”的指示，曾指令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对北新泾敌人进行了侦察，以随时准备夺取北新泾，打开进入沪西地区的门户。冯邦佐同志负责执行了侦察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大汉奸周佛海为阻止我部进入上海市区，向北新泾增派一个伪警中队。我部为争取军事主动权，及早作好部队进入上海市区的准备，决定立即攻取北新泾。由支队部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领泰山部队一个主力中队、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和青东中队，共计80多人组成攻击部队。经过事前的侦察，他们决定派一个短枪队开路先行，然后大部队跟上，攻取敌人营部。 8月16日中午，烈日当空，没有一点风。青东中队的短枪班由班长张恒吉带领范裕昶、徐关涛、张月桃同志，再加带路的袁雪祥，共5人组成，他们骑上自行车，出纪王庙镇，直驶吴淞江江边大路。沿路两旁长满了比人高的玉米，短枪队在里面骑车疾驶，十分隐蔽，但热得汗水直淌，战士们的眼睛也睁不开。经过1个多小时飞奔，他们到了北新泾镇，先在草房的茶馆里歇息。在那里他们仔细察看了接近敌人的路线、障碍物以及敌人的火力点、岗哨位置和指挥部。敌人十分麻痹，毫无察觉。短枪队派袁雪祥去接应大部队迅速跟上。其余四人一身老百姓着装，慢慢向3个哨兵的哨所靠拢，快接近敌哨时，突然扑向哨兵，“不准动！我们是新四军”。敌哨兵吓得脸色发白，话都说不出来，哨所被短枪队占领。但这时大部队尚未赶到。为了不失战机，他们当机立断卸下刚从哨兵手里缴来枪支的枪机，命令俘虏拿了枪继续佯装站岗。敌哨兵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只好老实站着，不敢动弹。短枪队马上冲进街北两层楼的中队部，先缴了哨兵的枪，张恒吉率领范裕昶等同志，迅速勇猛地冲进营房，大喊：“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伪军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这时，杨明德、翁阿坤、徐友梅分别率领的后继队伍已经进入北新泾镇，浩浩荡荡地向敌人追杀而来。短枪班的同志顾不上俘虏兵，直扑伪警大队部。碉堡里的机枪向短枪队猛烈开火。张恒吉同志十分冷静勇猛，一个跃进贴近了碉堡，向里面连塞两颗手榴弹，堡垒轰轰两声巨响，射击即刻停止。但敌楼上的敌人借窗台依托，机枪、步枪一齐向我们开火。这时，大部队已冲进来，翁阿坤部的“九六”机枪和手提冲锋枪一阵猛烈射击。房子里的敌人开始丢枪逃命。后继部队分头冲进房子，敌人全部被歼。 北新泾战斗，由于短枪队机智勇敢，为大部队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我部基本没有伤亡。前后约半小时，共歼灭伪警一个大队部，两个伪警中队，俘获100多人，毙伤数十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2挺、三八步枪100余支、短枪五六支，子弹数千发，还有其他军用物资。被俘人员，经过教育，愿意留下的当战士，不愿的发给路费回家。 摇身一变的大汉奸周佛海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以“先遣司令”的名义，在增派税警进驻北新泾镇的同时，于8月18日派出伪税警部队数百人，在七宝伪军头目李英杰部配合下，突然袭击我衡山大队和泗宝区公所驻地小圩里村。我部在反击时，泗宝中队中队长周清华同志不幸牺牲。伪税警部队逃回上海后，由李英杰部进驻漕宝公路七号桥据点固守。我听到周清华同志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和气债。周清华同志是刚刚从苏北调来的，原是陈伟达同志的警卫员，他年轻有为，干练英勇。我急忙率领部队赶往七宝，下决心要拔掉这个据点。 七宝镇位于漕宝公路和沪青公路的交会处，是西南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敌人主要驻守在七宝镇东北一里多路的七号桥处。该处原是日军“清乡”时设立的一个“检问所”，有营房十多间，还有一个两层碉堡式的大岗楼。 我在率部向七宝进攻的时候，找来泗宝区副区长赵克山同志，他向我介绍了七宝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敌人驻军较多，在七号桥上还有几只碉堡。我想几只碉堡不难攻克，立即叫部队准备了一些门板和棉被，以通过铁丝网。我带了翁阿坤的泰山部队、赵熊的华出部队各一部，另外还有崂山部队、舟山部队，由于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熟悉周围情况，消灭七宝敌人有很大把握。 8月20日凌晨3点，我部向七宝发起攻击。战斗一打响，按计划分两路进攻。我率正面一路，由东向里攻，目标是攻克岗楼；翁阿坤率部由西向里攻，目标是敌营房。我们用门板、棉胎越过铁丝网，很快扫清了敌据点周围的几只小碉堡，敌人逃到大碉堡岗楼里固守。翁阿坤部队攻占了敌营房缴获了一批武器，击毙三四十个敌人，并抓到了一批俘虏。但敌碉堡岗楼久攻不下，我就从指挥部出来，带了一部分战士冲上去。这时才发现这是个碉堡群，大碉堡是母碉堡。手榴弹搞不了它。我冲到离大碉堡三四十米的地方，发现前面有条河，我想沿河浜绕过去，攻到母堡边上，再往里掷手榴弹。但跑了几十米，才发现这是条直浜，绕不过去。由于我部在攻克大碉堡外的敌哨所时，手榴弹爆炸起火，烧得通红，我们的活动被岗楼里的敌人看得一清二楚，敌人从楼上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小腿，我当场倒了下去。同志们一发现我受了伤，立即过来救护。在越过公路时，在公路两旁的脏水沟里浸了浸。天快黎明了，不利于继续硬攻，我下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我部一撤离战场，敌碉堡的敌人也仓皇逃命，敌据点立即被我部占领。 七宝之战，消灭了驻守七宝的敌伪李英杰部，李英杰被我击毙，俘虏数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但我部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作为支队部的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负伤，以后不得不离开部队去养伤，中队副李阿全、侦察员杨仓负伤，副排长汪海青重伤后牺牲。侦察员赵杏林也牺牲。这对我来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主要是我们事先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我只听个别同志介绍，没有派侦察员进行详细的侦察，如果知道是子母堡，我们完全可以准备炸药，组织爆破手和突击队，炸毁大碉堡的。正是“多算胜，少算损，轻敌危”。 我负伤后，为防止敌人造谣和轻举妄动。支队部和地委决定，把我隐蔽起来，对外绝对保密。 我主力挺进沪西之后，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一部，由金子明负责政治、张席珍副支队长负责军事，继续有效地开展斗争，巩固和发展浦东游击区。这时，金子明同志的爱人吴培文同志也来浦东工作。 当时浦东的部队，主要有这样几个中队：新六中队、警卫中队、灵活中队和八中队。新六中队是由老六中队留下的一部分人员扩编而成的。警卫中队的全称是南汇县政府警卫中队，1944年秋成立，由中队副朱木良负责。灵活中队指导员陈友新、副中队长沈志明（后牺牲），是整编塘东陈山部队而组成的，以后改编为四中队。南汇东南区八中队，沈小方为中队长，他父亲沈谦祥大革命时牺牲，该部活动于泥城、彭镇一带，下属的区队长是钱建明和钱桂楼。在沈庄一带，从“土忠救”沈阿大部队中争取出来的徐学文部队，名义上是中队，实际上属地方武装。到抗战接近胜利时，又组建了几个常备中队，如夏筱塘、邓正操等都是中队长。孔启城等当时也想组织部队，但没有来得及组成，我们部队就北撤了。留在浦东的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如：1945年4月，由灵活中队中队副沈志明率领，袭击了“忠救军”一部，歼灭了马伯生手下有点名气的傅学义中队。最有名的是李家桥消灭伪军顾桂秋部的战斗。 顾桂秋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抗战时期成了伪军头目，任上海市伪保安队第二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长驻南汇大团镇。抗战结束，受军统特务杨金霖密令，串联万祥、老港、彭镇等地几个伪军中队，纠集五六百人，组成国民党第三战区苏皖行动公署先遣总队，自任司令，张桂芳任副司令兼参谋长。8月20日，我部浦东部队转移到李家桥一带，张席珍同志找来当地一个保长了解敌情，才知顾部正在李家桥，准备马上去塘东的塘桥镇集中，然后开进上海市区驻守。顾桂秋带司令部和两个连驻在李家桥附近原伪军五十团老二营的何梦舟家。张席珍、金子明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乘敌人仓促集中，立即消灭这股由伪军脱胎而来的顽军。当时浦东我部有“新六中”、“灵活”、“紧张”三个中队和一些地方常备队，不足200人，仅有四五挺机枪。而顾部有七个中队，五六百人。但敌顽只有二三个中队先到了李家桥，其他中队都是在当天刚刚会齐，走得很疲劳，又带了老婆孩子一大帮，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决定重点摧毁顾桂秋司令部，把指挥中心打烂，胜利就有把握。当晚，灵活中队从港北沿五灶港向东，切断了何家宅斜东北港上的那顶小木桥。警卫中队和新六中担任主攻。当灵活中队由西向东活动时，正巧顾部有一个中队已经出发，自南向北而来，其中一部分已过了那座木桥。我灵活中队当即先敌开火，并迅速占领了桥堍。顾部挨了这突然袭击后，未过桥的立即调头向南缩了回去，已过桥的便朝北逃窜。灵活中队一部立即发起追击，击毙敌人多人。我部在追击中，南汇三灶的潘岳松班长牺牲，中队副沈志明和战士严金根负伤，后沈志明同志因出血不止也牺牲。 灵活中队打响不久，南边的战斗也打响了。经过一场激战，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但总队司令顾桂秋、副司令张桂芳，带一个警卫排，凭借一只岗楼负隅顽抗。那时天已大亮，新六中教导员徐黎同志背了公文包，手里拿着指挥旗，从南线来到北线，组织指挥部队打敌司令部。他刚走到那座木桥附近，暴露了目标，被敌人冷枪击中，腿部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指挥“新六中”继续向高楼突击。支队部参谋杜锐见徐黎同志负重伤，立即协助徐黎同志指挥部队攻击敌司令部。他爬到屋顶上高喊：“快缴枪吧，不缴枪我们要放火烧楼了！”他指挥战士张跃进爬上房，用机枪封锁炮楼窗口，又组织战士投手榴弹。徐黎同志一直看到岗楼里的敌人投降，才同意离开战场。但由于流血过多，送到后方医院就牺牲了。 这次战斗，除战斗开始已过桥的那些敌人逃跑外，取得了全歼顾部七个中队的重大胜利。顾桂秋也当场被活捉。顾桂秋被我俘虏后，他家里托人来说情，因为考虑到当时的国共关系，我们同意以60两（旧制）黄金的代价将顾赎回。俘虏537名，经教育后全部释放。我们缴获敌人迫击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步枪300多支、短枪五六十支，各种子弹万余发。当时我们部队人数较少，无法带走这批武器，由民福乡地下党支部派了潘进耀等人，用船运走了一批，有的藏在民福乡。全歼顾桂秋部这一仗，在我们淞沪支队的抗战史上，是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 8月底，我淞沪支队浦东部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横扫敌伪，先后攻克了南汇县城、大团镇、六灶、新场等大小据点，并在大团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张桂芳。浦东平原基本解放。 正当我们淞沪支队在上海郊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新的转折。8月下旬，日本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我华中区新四军军部发布了：应即接收敌占区各级政府，建立民主政府，正式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下山来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了。他一方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迅速将部队空运到杭州、嘉兴、上海一线；一方面于1945年8月20日，任命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这些臭名昭著的民族败类摇身一变又成了堂堂的“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不多久又给华中局发来电报：根据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决定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不作占领。8月21日，中央电报说国民党已空运部队占领了上海，中央决定停止上海起义。同时，国民党部队已到了杭州、海盐、海宁一线，估计我们很难北撤，所以又决定浙东部队主力南下，与浙闽部队会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 为了争取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谈判。根据国共谈判协议精神，9月16日，中央给华中局来电，说江南部队有转移去江北的可能，要求立即控制北上通路，准备适当时机渡江北上。9月19日，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9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秘密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全部北撤，越快越好。9月22日，浙东区党委对北撤作出了具体详细指示，明确浙东纵队各路大军集中浦西青浦重固，然后越过沪宁线，渡江北上。 关于北撤的情况，我是后来听顾复生等同志介绍了解的。 中央对部队北撤有指示，要求我们对当地干部和群众讲明白：北撤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是忍痛北撤的；如果蒋介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一定会失败。我们离别的时间不会太久，就会回来的。我们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来到，他们对于人民的手段，与日本鬼子一样残酷，必须提高警惕。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欢迎已暴露身份的地方同志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北撤。 浙东纵队司令部和其他支队，由谭启龙和何克希等领导率领，分别向青东重固转移。9月30日，谭启龙同志率区党委、司令部机关和三支队蔡群帆部，从浙江临山下船，渡杭州湾后直接在奉城南门上岸。在奉城，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侦察和做好其他各项工作之后，大军便从奉城出发向北，经头桥折西北过泰日桥，到闸港渡过黄浦江，再向西北至青浦观音堂，先与淞沪支队部会合。张翼翔副司令率四支队在姚北庵东、相公殿渡海，于10月1日到奉城。张俊升副司令率二旅于10月3日在杭州湾北岸海宁一带登陆，遭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转移至澉浦，经乍浦至南汇泥城，后坐船直接去苏北启东。10月4日，何克希司令员带副参谋长谢忠良率五支队，从古窑浦上船，渡过杭州湾到达澉浦城，粉碎了先期到达的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冲出重围，尔后会同后续部队从海盐到金山、张堰，再东行到达奉贤的奉城。 我们淞沪支队为浙东纵队大部队顺利北撤，肩负重大任务。张席珍同志率领的浦东部队集中到南汇泥城、奉贤一线，控制杜家行以南、鲁家汇以西的闸港渡口和渡黄浦江的船只，随时接应浙东主力部队和司令部过江。浦西部队除控制了颛桥渡与船以外，还要控制沪杭线的莘庄车站以及沪宁铁路南翔与昆山之间的陆家浜车站，并安排好大军过长江的粮食和船只。为此，华山大队赵熊率一小分队，从昆东路南向北经夏家桥越沪宁铁路、公路，向北经昆嘉之间的石牌到太仓、常熟地区，找到苏、常、太部队及其领导人浦太福同志，传达上级领导关于迎接大军北撤，做好沿途保卫，筹备过长江的船只和粮食等指示。张席珍率领的浦东部队在完成掩护大部队过黄浦江任务后，也到青浦重固与淞沪支队总部会合，随大军北撤。 各路部队在青东重固会齐后，一时，大军云集，盛况空前。10月5日，在青浦重固隆重召开北上万人誓师大会。晚上召开军民联欢会，其场面真比农历八月十八重固的庙会还热闹。当地群众给部队送来了鸡、鸭、蛋等各种慰劳品。刘长胜同志也带了上海代表团前来送行。当天，谭启龙、刘长胜、何克希、陈伟达等同志也与广大指战员一起观看了“调狮子”等文艺节目。联欢会上响彻了“毛主席万岁”、“反对打内战”等口号。接着，部队在蟠龙、观音堂、重固、章堰等地分别召开了辞别大会。会上，对国内形势和我党忍让为国的北撤行动，有慷慨陈词的，有失声痛哭的，也有怒骂蒋介石的。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到达松江城，侦察部队甚至到了泗泾镇一带。 为安排我部撤离后的工作，淞沪地委和支队部决定：由地委副书记姜杰同志负责与王克刚办理地方党组织的交接工作。上海地下党暴露身份的几十名骨干组成了“工人大队”，诸敏为队长，周克为指导员，也随地委行动。在这转折关头，想不到地委委员陈正之突然走上了逃跑的邪路。他用欺骗的手段，卖掉了昆南区的10余石大米，拿走了100多银元库存，带了老婆逃往上海。昆南县委陈杰、徐永坚得讯后急报地委。陈伟达同志为此写信劝他回来，陈正之答覆说他不做反革命，但也不回地委。后经浙东区党委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陈正之的不辞而别，在我们淞沪地区党内震动不小。说明高一级的干部，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也总是有个别人会经受不住考验，或者落伍，或者开小差，甚至出卖革命，叛变投敌。1945年11月，浙东纵队大军编为六个支队北撤。淞沪支队全部加上地方干部，共1500多人，整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张席珍，政委陈伟达，支队副舒予望。 大军从青浦观音堂经白鹤港大桥到陆家浜过铁路进入苏常太地区，然后从支塘镇到常熟浒浦渡口下船。渡江后经沙洲、东台、盐城，一直到苏北涟水，一支队与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七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邱相田，副团长张席珍，副政委顾复生，参谋长曾阿缪。陈伟达同志调一旅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纵队又称“机动纵队”，直属我党中央指挥，纵队司令员是新四军名将叶飞。当时是准备开赴东北，所以也称“远征军”。后来，中央改变原定计划，把这个纵队留在山东，成为陈毅司令员统率下华东野战军的一个主力纵队。作为上海人民子弟兵的一纵七团，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很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在朝鲜战场上两次穿插敌军纵深，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通令嘉奖。回国后，他们又投入了解放浙江岛屿的战斗，在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作战中，他们作为登陆作战的主力团，打下了一江山岛，使解放大陈列岛战役取得完满的胜利。自然，这都是后事。 大军撤到苏北后，我们部队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同志如张执之、张荣等去东北受训，他们成为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张执之同志后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淞沪支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上海郊区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是在非常艰苦和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她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隐蔽到公开，前后经历了八个春秋。这支部队成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浦江两岸人民的支持和牺牲。她是在与日、伪、顽斗智斗勇，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顽强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用烈士和人民的鲜血换来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1937年“八一三”后，在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由周大根、吴建功等同志，发动一批爱国青年，在泥城一带以组训壮丁的名义，筹建地方自卫武装。1938年1月，编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后称保卫二中队，周大根为中队长，吴建功为中队副，参谋郭君宜，还有六七个教官。部队发展到140多人，组建五个区队。 1938年七八月，南汇县二区区长连柏生，在共产党员王才林、王义生和进步青年林有璋的支持下，创办了壮丁训练班，筹建二区自卫武装。9月，联合南汇北门外五堍桥的游杂武装周毛纪部队，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后称抗卫四中队，连柏生为中队长，王才林、周毛纪（不久叛变被镇压）为中队副，王义生任一区队长，全中队共20多人，到1939年4月，发展到130多人，设三个区队。 1938年夏，共青团员蔡志伦，即蔡辉，在奉贤县泰日桥附近组建了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蔡志伦为团长，政训处长由陈静挂名，军训处长由刘仰军担任，鲍季良兼任行政、教育两处的处长。同年秋季，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在青村港四郊建立了三个中队，共100多人。10月间，因“忠救军”三支队与八支队火并，为了保存骨干，党决定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干部，全部转移到南汇保卫二中和保卫四中，自卫团结束。1938年12月16日，南汇保卫二中遭日军袭击，中队长周大根不幸牺牲，部队受挫，余部40多人，由吴建功任中队长，李芳任中队副。1939年5月21日，于陶生、孙云达合谋，以保卫团总部名义，调二中到万祥“休整”，强行缴械。就这样，保卫二中队的干部、战士并入四中。至此，浦东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只剩下抗卫四中这一支队伍。 1939年5月，保卫二中并入抗卫四中后，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队，连柏生为大队长，王才林为大队副，林有璋为军需，沈光中为教官。下辖两个中队。［参见附录（一）］中队各有三个区队，分别由张大鹏、郁德祥、潘林儒、戚大钧、周萍、张席珍担任区队长。1940年3月，日军对抗卫二大队进行“扫荡”，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江苏省委将陈静调离浦东，派金子明担任浦委书记，并将仅有六七十人的抗卫二大队的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二中队，张席珍为中队长。5月，我从上海调来浦东，任新浦委军委书记，公开身份为二中队指导员。浦东军事委员会成员有张席珍和周萍。不久，浦东武装由江苏省委划归新四军东路谭震林同志领导。 1940年夏，通过统战关系，抗卫二大队取得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为支队长，王才林为支队副，我任指导员。下辖第一大队，张席珍为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部队已发展到100多人。东路派蔡群帆、林有璋、凌汉祺、沈光中、夏治行等来浦东加强领导，同时调我和金子明、张席珍3人参加江南参观团赴苏北参观学习。一大队长由沈光中担任，大队副由凌汉祺担任，指导员由夏治行担任。蔡群帆接替我的工作，负责浦东的军事工作，任支队教导员。 1941年4月，为了培训干部，又重新组建了教导队，由沈光中担任队长，金榴声任指导员，张政担任区队长，前后共50天左右时间。教导队结业即行解散。一、四两个大队，在充实教导队结业人员后，各扩编组建两个中队。陈友新为四大一中副指导员。 1941年夏，成立了常备大队，共30余人，潘林儒为大队长，下辖若干个中队。 1941年5至9月，五支队的四大队和伪军五十团起义部队共600余人，分批南渡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留在浦东的部队近200人。我从苏北根据地参观学习回沪后，被调到浦西，负责改造浦西的两支武装。金子明和张席珍先后返回浦东。1941年底，我又奉命重返浦东。在浦东部队大部转移到浙东地区的情况下，我把十四、十五两个常备中队，共四五十人，整编为五支队第五大队，周振庭为大队长，我担任大队副。 1942年夏，浦东部队全部撤往浙东。8月31日，我和周振庭率五大队离开浦东，这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1942年9月初，浙东区党委要我率11人的短枪队（连我12人），重返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年底，部队发展到30余人，仍沿用五支队的番号。重返浦东时，我是大队副，约于1943年的上半年任五支队支队副。 1943年秋，我们五支队主力发展到100多人，整编为浦东支队。我任支队长，姜杰任政治委员，鲍季良任支队部秘书。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英雄中队）成立于同年夏季，中队长翁阿坤，中队副张宝生，张牺牲后李阿全继任，到1944年2月陈友新任指导员，6月由姚三林任指导员；特务中队，又称顽强中队成立于1944年初，中队长赵熊，指导员张正贤。1943年秋，成立西南行动大队，大队副黄志英，共一二十人，活动于奉贤县沿海一线。 1943年冬，杨明德同志打入钱家杰伪军，争取了王利生和潘国平部，队伍拉出来时，王利生同志爱人潘嘉丽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她的哥哥潘国平同志不幸牺牲。后组建了常备大队（中队建制），大队长杨明德，大队副王利生；中队副庄平。 1944年夏初，成立第六中队，中队长倪德庚，指导员徐黎。主力西进时，六中大部分并入泰山部队，留在浦东的一部，扩编为新六中。 1944年夏，张席珍、杜锐调回浦东，张任浦东支队副兼参谋长，杜任特中中队副。后调任作战参谋。同年6月，杨明德的常备大队改编为三中队（紧张中队），调张锡祚任中队长，指导员陈友新，同年12月底，由吴经海任指导员。原常备大队长杨明德调任支队部参谋。此时，支队部已建立了党总支。鲍季良任总支书记。至此，浦东支队主力发展到200多人，并配有电台一部，加上地方武装，约300多人。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整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我任支队长，淞沪地委书记姜杰兼政委，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参谋杨明德、江扬、杜锐。1945年1月，上级增派陈伟达、顾复生、余恨生等来浦东，陈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姜杰改任地委副书记兼支队副政委，顾复生任淞沪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余恨生任支队供给主任。 1945年2月，顾复生率42人组成的先遣部队，西进恢复青东游击区。4月，我与陈伟达、曾平率主力三个中队585人挺进浦西。5月，鲍季良率警卫部队西进。淞沪支队西进后，所属主力中队均改编为大队番号：泰山部队，大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吴经海；华山部队，大队长赵熊，指导员姚三林；衡山部队（即独立大队），大队长张锡祚，政委雷敏，指导员鞠涛。以后有所调整。浦东地区留下金子明、张席珍、吴建功、陈伯良等继续坚持斗争，下辖新六中、警中、灵活中队等地方武装。原浦西支队下辖的中队由淞沪支队直接领导，有舟山中队、崂山中队、黄山中队、茅山中队、嘉定中队、泗宝中队、昆东中队、昆南中队、淀山湖中队、青东中队。1945年11月我们淞沪支队随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我们部队已有1500多人，武器充裕，装备良好。在北撤的时候，我们用船装了一大批武器到苏北，支援兄弟部队。我们淞沪支队的枪支，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共计不少于2500支。我们平时都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其实侵华日军也是运输大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们淞沪支队的主力，歼灭了一大批日军和1500多个伪军，策反了数百名伪军反正抗日，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这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我军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多数是在浦东牺牲的。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我们部队干部牺牲的数量较多。因为他们不仅是指挥员，而且又是战斗员，在作战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牺牲的干部中间，团级干部有曾平同志；营级干部有徐黎同志、康则焘同志；连级干部有周清华、陈大刚、许培元、张正贤、张宝生、金镏声、卫民、朱刚、朱良、沈志明、庄明等10多人。现在我们还活着的同志，每想到这些为抗日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这些长眠在浦江两岸的先烈们的英名和他们的业绩，将永垂史册，光照千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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