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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强大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不仅把德国法西斯驱逐出国境，而且开始逼近德国本土。英美盟军在欧洲准备开辟第二战场。日本法西斯支持三年之久的太平洋战争已宣告失败。美军控制了南太平洋的主要岛屿。1944年7月，东条内阁垮台。处于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军民，经过七年多浴血奋战，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8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要认真布置沪、宁、杭、鄞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宁、沪、杭、鄞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9月6日，浙东区党委为了贯彻党中央新精神，部署新的工作，迎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发出召开首届军政干部会议的通知。 浙东区党委来电通知我和姜杰同志参加浙东军政干部会议。我们对浦东军事、政治和行政工作进行了布置。上级领导为了保证我和姜杰同志安全，要我们带一部分主力武装同往。支队部决定，我带翁阿坤和赵熊两个主力中队，并把缴获来的那挺日本最新“九六”式轻机枪带上。留在浦东的部队由张席珍同志负责。 我们去浙东是极为机密的，没有动用海防大队的船。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部队集合在薛家泓一带的海面上，挑选了两条海船，趁涨潮直驶浙东古窑浦。我们登上岸后，被接到浙东游击司令部，受到领导的欢迎。带去的两个中队，一面参加纵队的军事训练，一面负责军政大会的保卫工作。半个多月后，翁阿坤中队先返回浦东。赵熊的特务中队直到军政大会结束，才与我一起回浦东。 军政大会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正式召开。先由谭启龙政委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要求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大会总结了1943年2月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一年的各项军政工作，特别是1943年11月开始的长达9个月的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在这次军政大会上，区党委对我们浦东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十分重视，要我们认真总结并向大会作介绍。我与姜杰同志商量后，我把二年多浦东反“清乡”斗争的大事一件件梳理了一遍，姜杰同志整理了一个提纲。第二天我按提纲，从我接受命令带11个同志潜回浦东，如何变被动为主动，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连续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讲到温州买枪和朱家店战斗，我们部队装备越来越好，人员越来越多，游击区越来越大。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区党委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指示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听了非常振奋。区党委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对我们在浦东的许多做法，如到国民党后方温州去买枪，做两面派工作，在敌人据点里收缴“爱国捐”，都作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对我们在鹤沙等地开展镇压汉奸的斗争，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说我们做得对，指出，在当时敌人气焰嚣张，我军处于完全劣势的情况下，为镇压敌人的气焰，打开抗日局面，用“红色威慑”来对付“白色恐怖”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对于被镇压的极个别人来说，可能有镇压过了一点头的现象，但在当时斗争非常残酷的情况下，这种误差是很难避免的。否则，我们这12个人就无法在浦东站住脚，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了。在这之前，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的坏人攻击我说：“诸亚民杀人太多。”甚至造谣说，这次会议要把我抓起来。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和领导的表扬，彻底粉碎了敌人颠倒黑白、盅惑人心的污蔑。 大会后，新华社驻浙东分社记者梁山同志专门采访了我。他根据我的发言稿和我给他介绍的一些背景资料，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有5000多字，后来刊登在1945年2月16日的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上，题目是《新四军在浦东》。文章赞扬我们的部队是“浦东人民的灯塔”。这是上级党领导对我们部队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军政大会开到10月9日，因发现周围敌人调动较大，移到四明山的袁马继续进行。其他兄弟部队也介绍了许多好的经验。会议还传达和学习了党中央的整风文件，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重要著作，感到十分亲切和深刻。大会开得很活跃，组织了相互参观，我们带去的那挺战利品日本“九六”式轻机枪成为大家参观的“珍稀品”。会议期间举行了文娱会演，浙东纵队政治部政工队演出了《兄妹开荒》、《流寇队长》等文娱节目，内容是根据地搞生产和批评游击习气的。我们还与浙东群众一起欣赏了当地的社戏。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还看了浙江的地方戏“绍剧”和“越剧”。11月5日，大会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致敬电，并宣布胜利结束。我从香港回到浦东后，有两次学习受教育最大，一次是去苏北根据地参观，一次就是参加浙东军政干部大会。 11月中旬，我踏上返回浦东的征途。 1944年11月浙东军政大会期间，党中央公开宣布我党在敌后有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浙东纵队，一支是广东的东江纵队。 11月下旬，浙东区党委决定把“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姜杰兼任政治委员，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辖三个主力中队，即翁阿坤中队、赵熊中队和张锡祚中队，另外，还有三个地方中队。我们正式打出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的旗帜。 中共浦东地委也相应地改为中共淞沪地委，姜杰任书记，金子明、我、陈正之、张席珍、曾平为委员。地委为适应这一新情况，又恢复了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建制，由陈伯亮任书记，肖望、吴建功为委员。 11月底，召开了淞沪地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体地委成员，还有“浦东工委”陈伯亮、吴建功、朱心泉、肖望、鲍季良、王立平；路南区委孔启城；部队干部杨明德、赵熊、鞠涛；各区民运工作领导人陈正华、沈平心，沈肖方等。会议主要传达贯彻浙东军政干部大会精神，学习中央文件，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战斗任务。金子明同志代表姜杰同志传达了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主要介绍军政大会上汇报浦东反“清乡”斗争的情况，以及区党委对我们浦东游击战争的评价、赞扬以及一些具体指示。陈正之和杨明德同志分别报告了地区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由姜杰同志作了总结。会议期间，还学习了整风文件，二五减租和统战政策，以及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农村工作方针、游击战争等有关著作和文件。 中共中央华中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8月21日关于《布置沪、宁、杭、鄞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于11月27日由粟裕司令员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渡江南下天目山，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1945年1月13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粟裕为司令、谭震林为政委的苏浙军区，下辖第一（即原十六旅，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二（即原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第三（即原新四军一师南下的三个团，司令陶勇、政委袁英平）三个纵队。 1月中旬，为了加强淞沪地区领导，华中局决定把陈伟达、顾复生同志调来浦东。1月下旬，陈伟达、顾复生、雷敏、余恨生等同志，从苏北如皋沿海登船，经东海到浦东的祝家桥，与我们支队部会合。根据浙东区党委决定：陈伟达任中共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姜杰任地委副书记兼副政委，增补顾复生为地委委员，其余领导同志不变，统一领导上海地区的武装斗争。支队部任命余恨生任淞沪支队后勤处主任。 陈伟达同志是大学生，原来在苏北根据地四分区任副书记。顾复生同志在苏北军区敌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顾到浦东后，又成立了淞沪地区专员公署，顾复生同志任专员，加强了淞沪游击区的政权建设。浙东行政公署还委任了川沙、南汇、奉贤、青浦、松江等县县长，川沙县县长鲍季良，南汇县县长吴建功，奉贤县县长由我兼任，因我一直在负责部队工作，这个县长实际是挂名的，准备物色到地方同志之后再移交。只有南汇县长吴建功同志，搞了一个县级班子，大力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南汇县成立了警备中队，又在南汇各区先后建立区政府：一区区长陈明初即陈山，二区区长夏筱塘，三区区长黄川农，四区区长严克，五区区长王守江，六区区长莫伯如，七区区长施与，八区区长张磊。不久，南汇县又建立了四个区委：塘东区委书记王立平，委员方政元、周木楼、周顺卿；路南区委书记孔启成；委员张耀明、杜林、王木千、王权；路北区委书记黄川农，委员孙平心，后补委员张震言、张友根、王新章；东南区委书记沈肖方。南汇县的塘东区、东南区、路南区和奉贤县基层党支部迅速组建和发展起来，农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形成了很大声势。 以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党政军的组织变动，都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迎接总反攻，它为后来淞沪地区我党政治、军事力量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伟达、顾复生等同志离开苏北来浦东时，粟裕同志对他们有个指示，要求他们坚持发展浦东，开辟新地区。1945年1月下旬，淞沪地委在南汇塘东沿海地区召开了地委工作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部署。会议决定：巩固发展浦东地区的抗日游击基地，恢复和发展浦西地区。会上，还听取了浦西青东工委书记康则焘同志关于浦西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由姜杰、金子明负责浦东浦西的地下党工作；由顾复生同志率先遣部队返回浦西，恢复发展青东地区抗日游击工作，以实现区党委把浦东、浦西两块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的意图。 顾复生是个老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的前期，一直在青东地区领导坚持革命斗争，与那一带的群众有着血肉的关系。他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工作细致，在青东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享有很高威望。淞沪地委决定，先由顾复生同志带先遣队到浦西的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苏中区党委当初选派顾复生同志回来，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浦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抗战初期掀起高潮后，顾复生、吕炳奎等同志领导的武装部队编入新四军六师主力，转战在苏、常、太地区。在反“清乡”初期，浙东区党委在派我回浦东的同时，也派了周奋同志到浦西。周奋回来后，亦活动了一段时间，未打开局面，后因病住进上海医院，不幸被敌人发现，在敌人搜捕时，他只身跳楼，不幸牺牲。那时，浦西地区敌人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我党在那里的武装斗争时起时伏。1943年5月，顾德欢同志的警卫员王友生同志，青东人，在回上海治病时，顾德欢同志交代他病愈后返回青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王友生不久即回青东建立了一支小部队。1944年4月，浦东地委为加强浦西武装斗争，决定派康则焘同志到浦西筹建武装部队，并建立中共浦西工作委员会，由陈正之任书记，康则焘、洪峰为委员。在康则焘同志领导下，黄友梅、徐友基抗日武装游击队分别成立。6月，陈正之决定将王友生、徐友基、黄友梅三支队伍合编为浦西支队，由陈正之任支队长兼政委，康则焘、江祖培（江扬）为支队参谋，第一中队队长徐友基，副中队长蒋飞英，第二中队队长王友生，副中队长朱文斌，指导员茅英，第三中队队长黄友梅。他们活跃于东至诸翟、七宝，西至商榻、胜浦，北至太仓塘，南至黄浦江的地区。到1945年初，浦西抗日武装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西进的时候，新四军军部派来参谋二科副科长王徵明同志。他受中央军委电令，为配合盟军总反攻，在沪杭三角洲选择一个可供盟军进攻日军的登陆点。我们积极配合王徵明同志，向他提供了浦东地区和金山卫一带的地理地形、敌人力量等情报，并做好掩护和交通联络，确保王徵明同志工作的完成。 浦东主力部队向浦西发展，最大困难是要跨越黄浦江这道天堑。日伪在黄浦江布防封锁严密。为了跨越黄浦江，打通浦东浦西，我们曾在1944年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奉贤的中部地区的齐贤桥至三官堂一线，我记得我也曾到过三官堂东北角的一个村子。当时，我的计划是“先点线再连成片”的跳跃式发展，即由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再把点连成线，由这条线向两边发展，最后成为一片，想用这个办法开辟奉贤西部和金山地区。我们曾先后派周强、何亦达、翁阿坤和赵熊等同志，带部队去奉贤西部和金山沿海一带活动。1944年春，浙东区党委为开辟浙东与浦南的安全交通线，抽调浦东支队加强排40多人，军事上由翁阿坤负责，政治上由周强负责，国民党进步人士俞天乐为支队长，何亦达为支队副，以及刘仰军同志，组成一个先遣队。部队开进浦南地区活动于金山县东南部以及平湖县东部农村，与敌伪顽打了几仗。但因缺乏群众基础，日伪统治严密，活动范围狭窄，没能站住脚跟。 这次大部队向浦西挺进，如果绕到奉南地区再进入浦西，不仅路途远，而且肯定会受到敌、伪、顽三方反共势力的围追堵截，所以我们决定从浦东找捷径直接渡过黄浦江，挺进浦西。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事先找了祝家桥的杨春法。杨春法是生意人，交游广，讲义气，社会关系多，对我们态度较好。杨原来是连柏生的关系，连去了浙东后，就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我。我对杨说：“浦西这个地方是大有作为的，要是那里有个关系就好了，最好是靠近我们五区、六区江对岸的。”杨说：“我来想想办法。”不久，杨春法就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个浦西朋友。这个人叫陈金生（与藏枪的陈金生是两个人）。陈在上海县春申庙西朱泾浜处开个小茶馆，是个小老板。杨春法把这个事交代给陈金生后，陈金生专门来浦东找到了我。 我与顾复生等其他地委的几位领导向他详细了解了浦西情况，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就选择陈金生从浦西的颛桥经闸港来浦东的这条路过黄浦江。 当时，我们正准备派余恨生率两名侦察员先去浦西侦察。余原在苏中四地委保安处工作，我们叫陈金生带路，一起出发。他们随部队到航头，然后在杜行通过地下党员孙平心找到一个叫张厚生的人，要他设法在闸港、杜家行一带找船横渡黄浦江。与余恨生同去的还有青东来接受新任务的康则焘、周清华等同志。肖望同志原在新场活动，已暴露身份，他是浦西泗宝人，我们决定他与康则焘、周清华一起回去，在泗宝建立一个游击据点，作为浦东部队西移青东的中转站。他们渡过江到了浦西，由陈金生带路，到达莘庄西北朱泾浜，不久与青东黄友梅部会合。 余恨生经过半个月的侦察，派侦察员回来向我们报告，说浦西情况较好，所选择的通路较安全可靠，部队可以通过。余恨生、康则焘等同志则留在浦西，迎接顾复生先遣队的到达。1945年2月27日的元宵节晚上，正当浦江两岸按传统习俗闹元宵的时候，顾复生同志率一支武装先遣部队开始行动。这支先遣部队包括两个短枪班20多人，每人一支驳壳枪；上海新下来的18名工人，每人两颗手榴弹；再加警卫和向导，共42人。渡黄浦江时，浦西也来了一个向导，是个箍桶匠，两个船工，其中一个就是陈金生。他们从杜家行渡口下船，到现在的吴泾化工厂那里上岸。然后经颛桥、春申桥，越过沪杭铁路，穿过青沪公路，进入青东的中心区到西泾浜村，与专程来迎接的康则焘、黄友梅、余恨生同志会合。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敌人的袭击。经过两天时间的行军，于农历正月十七的晚上，安全抵达观音堂东南的横泾村。 淞沪支队先遣队到达青东的风声传到日军耳边后，驻观音堂的日军惊慌万分。农历十八下午，朱家花园鬼子据点大门紧闭，敌军开始烧毁罪证，瞭望台的鬼子不时用望远镜扫视四野。康则焘同志等估计日军可能弃巢逃窜。果真，第二天早晨，日军头目把伪镇长找来要他守据点，自己推说去青浦开会，全部仓皇出逃。康则焘等组织群众决定把敌人驻防据点的工事彻底摧毁。当晚7时左右，愤怒的群众举着火把、铁锹、锄头，如潮水般拥向朱家花园，不多会，鬼子经营多年的巢穴以及周围工事，全部平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顾复生所率先遣队在青东地区很快站住了脚。 1944年下半年以后，浦东农村已基本上被我部控制，日军如秋天的枯草，大势已去。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以侵华日军为主力，组成所谓“讨伐队”，不断对我进行骚扰和进攻。我们坚决果断地粉碎了敌人对我浦东游击区的“讨伐”，巩固和发展了浦东的游击区。 1944年10月2日，我带部队刚离开浦东赴浙东开会，我短枪队王新章、李阿全、申火林、奚长生等7人，在川沙镇以西的三王庙一带活动，与一个中队伪军遭遇。我手枪队以少胜多，生俘日伪中队长等3人，缴获短枪2支，子弹数十发。我部无一伤亡。第二天，这个手枪队在蔡家桥与日伪相遇，当场击毙日伪军各1名，缴获短枪1支，子弹数十发。11月10日，日军“讨伐队”20多人，每人装备长短枪各1支，携带掷弹筒和机枪各1挺，从六灶据点出发“清剿”。下午1时，我部获悉情报后，张席珍同志率主力中队和地方区队埋伏于储家店。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张一声令下，我部指战员猛烈开火，敌人措手不及，伤亡惨重。但随后敌人凭借其火力优势，抢占了窑基制高点，对我构成威胁，周边敌人也开始调动向我合围。我们迅速撤出了战斗。这一仗击毙日军小队长等六七人，重伤2人。我部也有较大伤亡，中队副张宝生、排长周雪生、班长张松鹤、倪海彬等6位同志壮烈牺牲，中队副杜锐同志负伤。 11月底，我率支队夜行军至三灶五堍桥时，与日军遭遇。我军先敌开火，毙伤敌人五六名，打退敌人进攻，顺利撤离战场，我部无一伤亡。 1944年12月3日夜晚，新组建的“新六中”70余人，代号积极中队，在指导员兼队长徐黎同志率领下，流动到孙桥乡立达村孙凤祥宅宿营。突然，遭到300多日伪军的包围。敌人带有掷弹筒等重武器，来势凶猛。徐黎同志与前来开会的黄川农、王新章等商定，立即分路突围。徐黎带领一排和机枪班向南张胜桥突围，张荣中队副率三排与二排部分战士以及地方干部黄川农等朝东北野倭子桥方向冲杀出去。张荣这一路利用坟堆和熟悉的地形，英勇反击，机智撤出了包围圈。徐黎这一路在张胜桥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日军火力猛，为避免牺牲，不宜强行突围，他们利用天然屏障芦苇和杆棵隐蔽地撤退了。后来查明，这次被围是敌探告密，日军抽调了南汇县城、祝家桥、新场、周浦等处敌人，企图消灭这支新组建的“新六中”年轻队伍。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作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新六中”也经受了考验。1945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晚，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夹雪。淞沪支队主力部队宿营在南汇三区的大徐家宅一带（今属浦东新区黄楼乡的新春村、金家村）。部队宿营地东西长达半公里。我们淞沪地委和支队部正在这里开会，部署安排主力西进的事宜。 次日凌晨，“积极中队”顾司务长带炊事员顾阿毛、范顺清化装成办丧事的样子去陆家桥镇买菜，不料暗中被汉奸盯上，司务长不幸牺牲，我们部队驻地被敌人发现。日军立即出动川沙、周浦七八个据点三四百人向我包围。六灶出动的50多日军先与我军顽强中队步哨接火，紧接着各路敌人从西南、西北等方向向我营地猛攻。南路扑来的敌军在我猛烈狙击下，死伤惨重，开始瓦解。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时，一位群众捉到一只信鸽交到顽强中队李阿全排长手里。李阿全交给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金一看，脚上拴有信件，原来是敌人向据点讨乞援军的军鸽。我们分析后认为敌人可能还有此类信鸽放出，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我命令各中队趁敌人兵力不足，包围圈未完全形成前，分路突围。我率领赵熊的顽强中队狙击西南方向来犯的敌人，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迫敌后退二三百米，一直狙击到下午才撤离战场，保证了支队部和淞沪地委机关的安全转移。战斗结束后，我找到了张震言和王新章两位同志，请他们找几位农民，把农船伪装一下，在战场周围沿河浜搜索一遍，看有没有失散的战士。这场战斗，我们给敌人以重创，粉碎了日军的围歼阴谋。但在战斗中，我部顽强中队也有5位同志英勇牺牲，其中有班长兼机枪手外号方大块头的，中队通讯员许志炎等同志。有两位同志负伤，隐蔽在群众家，第二天，由革命群众陈木英等护送回部队。 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二，单独活动在南汇泥城、横港西北一带的蔡家树园的张锡祚、吴经海部，当晚宿营在蔡关福宅。第二天，由20多鬼子组成的“讨伐队”，全部化了装，有的穿长衫，有的戴呢帽，大摇大摆朝我部走来。张锡祚发现这一敌情，立即命令部队展开，抢占有利地形。敌人没有想到我们驻在这里，有的敌人的枪还倒背着。我部突然开火，动作快，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死伤惨重。为避免敌人增援包围，我部在初战告捷后立即撤离。在转移中，指导员吴经海同志受伤。 我部对日军的坚决反击，迫使敌人兵力进一步收缩，一些重要据点也纷纷撤走，从而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讨伐”、“清剿”。淞沪支队在西进浦西郊县前，已基本控制了浦东的广大农村。 淞沪支队在浦东的发展，使盘踞在上海郊区的国民党“忠救军”如芒刺在背，他们不甘心失败，特别是活动于南汇五区、六区的马伯生、王伯祥大队，自1944年10月份以后，蠢蠢而动，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我进攻，我们则坚决自卫反击。 “忠救军”马伯生部王伯祥大队有一个中队长张致荣，原是伪保长，新场附近人。我地下联络站顾梦福同志在新场开了爿“鸿福馆”饭店，被张致荣打掉。顾梦福同志不幸遇难牺牲。为此我致函马伯生，提出严重抗议，并规劝马伯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破坏统一战线，却遭到马伯生的拒绝，还说我们缺乏诚意。我在复信中义正辞严地批驳：“我人固不存党派门户之见，也固不若蒋介石之坚持一党专政，置国事衰颓于不顾，置人民死生于不惜。”“弟等向在浦东坚持抗战已六七年，即‘清乡’期中，人皆望风远避，惟弟等秉承中共意志，一仍坚持。执事以为弟等之抗日诚意乎否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决定打击王伯祥的张致荣部。 1945年1月，我们通过南汇五区的地下党领导孙平心同志，摸清了张致荣部的活动情况。一天，当张部刚刚宿营落脚不稳时，张锡祚和翁阿坤部队两个中队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张致荣的一个中队，缴获了一部分武器。 不多久，马伯生又从其他地方调来一些兵马，凑成2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其中有一个美式汤姆枪、卡宾枪和轻机枪装备的中队，由王伯祥的亲信朱关祥任中队长，直接听命于王伯祥。我们考虑到当时我部主力即将西进，留在浦东的部队只有“新六中”和刚成立的南汇警卫中队以及各区一些地方武装。王伯祥部不只对我主力西进构成威胁，而且一旦我部主力西进，有可能对我留浦东的部队轻举妄动。因此，在我主力西进前，集中优势兵力反击王伯祥部，力求消灭或削弱其实力，以解除后顾之忧。 3月下旬，我把部队隐蔽地开到周浦西南地区，捕捉战机。3月27日，我们获悉王伯祥部驻檀香庵、沙陀庙，决定派张锡祚中队和赵熊中队出击。估计王部受我攻击时，很可能逃跑，我要求部队在接近王部后，采取突然袭击，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张锡祚和赵熊部向王伯祥一发起攻击，他们立即仓皇逃命，有的摆渡，有的泅水，乱作一团。但美械装备的朱关祥中队，凭借坟山有利地形和自动火力拚死顽抗。我们集中轻武器，三面猛打，敌一部分被俘，其余逃窜。王伯祥带了他的大队部拼命向奉贤方向溃逃。哪里有枪声，我部战士就往哪里追。敌人往哪里逃，我们战士就往哪里冲，一直追击10余里，至塘桥附近。结果王伯祥大队全部被击溃，美式装备的朱关祥中队基本被歼。因王伯祥部穿的都是便衣，打散后他们躲在老百姓家，我们来不及搜索，生俘只2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0余支，其中有汤姆式冲锋枪1支、卡宾枪2支、驳壳枪2支、步枪10多支。 我部没有重大伤亡。 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为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创造了良好的斗争环境，也为淞沪支队主力经南汇五区横渡浦江敞开了大门。 1945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我和陈伟达、曾平同志率领淞沪支队主力和司令部机关，共585人，横渡黄浦江。三个主力中队是翁阿坤的英雄中队，赵熊的顽强中队和张锡祚的紧张中队。渡河点还是顾复生同志过黄浦江的那个地方，在浦东的沈庄塘口附近。这次人多，准备了五条大船。我们在浦西的车沟港渡口上岸后，越过沪闵公路、沪杭铁路，在莘庄朱泾浜村与前来迎接的康则焘、肖望率领的部队会合宿营，周围由浦西支队三、四中队负责警戒，并派出便衣流动哨，监视七宝、泗泾、莘庄、新桥四个日伪据点的敌人。 4月7日晚上，我们继续向青浦观音堂地区挺进。青沪公路南有肖望负责带尖兵开路。过青沪公路向北进发，有康则焘负责带尖兵开路。在到徐泾乡柿子园时，曾平同志提出要到前面去向康则焘了解一些情况，我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曾平与康则焘两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康则焘带路，一边走一边介绍青东的情况。国民党“忠救军”殷丹天部，在康则焘带部队路过这里时，他们还没有到达，而康的部队一过，在我们到达徐泾乡柿子园之前不久，殷的部队却在此宿营了。当曾、康两人走上一座小桥时，被顽军的哨兵发现。天黑乎乎的，人都看不太清楚，他们与敌人离得很近。敌人用冲锋枪扫来一梭子，当场打中曾、康两人。曾平同志当即牺牲，康则焘同志身负重伤。 听到前面的枪声，我立即指挥部队边射击边包围上去。但是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悉，河浜又多，等我们过了河再冲上去，那些顽军早已溜走了。那时，我们部队的“三八”枪很多，顽军听到我们还击的枪声，吓得没命地逃跑，我们只拾到他们狼狈逃跑时丢下的几只背包。部队主力凌晨到达蔡家巷宿营。我们也在这一带与顾复生同志会合。 曾平同志是在江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斗争经验丰富，他是我们淞沪支队的政治处主任，直接掌管部队政治工作的。康则焘是浦西的主要领导干部，不久因破伤风感染也牺牲了。我们刚来到浦西，就牺牲了两位重要领导干部。这是淞沪支队和地委的重大损失。大家十分悲痛，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愈加仇恨。曾平和康则焘同志的遗体，安葬在观音堂东的火烧庙。这以后，顾复生同志兼任了支队政治处主任。 淞沪地委和支队部到达青东以后，对浦西工作重新作了部署。为了军事上统一领导，决定撤销浦西支队。浦西支队下辖的中队由淞沪支队直接领导。第一中队改名为舟山中队，队长顾志清，指导员徐友基；第二中队改名为崂山中队，队长王友生，指导员茅英；第三中队改名黄山中队，队长黄友梅，指导员蒋忠浩；第四中队改名为茅山中队，队长周清华，指导员肖望；嘉定中队队长张维忠。撤销浦西工委，建立松江、青东、昆南三个县工委。支队三个主力中队扩编为大队，翁阿坤为泰山大队，主要在青浦以东沪宁铁路一带活动，张锡祚为衡山大队，主要在青浦以南沪杭铁路一带活动；赵熊为华山大队，在青浦以西淀山湖一带活动。 1945年1月下旬，我支队部得到活动于路西南汇五区的地方武装报告，说有一个飞行员跳伞降落在周浦附近的农村，被群众掩护起来了。得到消息时，金子明同志正在部队训练地方干部，我们研究后认为，很可能是实行战略轰炸的盟军美国飞行员。周浦是敌人重点控制区，我们力量小，为了保护美国朋友的生命安全，必须迅速把他转移到支队部来。于是我命令支队部的短枪队，连夜出动，到达出事地点，接应美国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跳伞下来时，落到了周浦龙华嘴的三林塘大绞圈村东南的一块麦田里。自己跑进村民薛根英家，他用手比划请人帮助。敌人来搜查时，由村民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的草棚里。后由吴进根把他转移到小塘村的岳母家。吴进根当时是我们支队常备队的，飞行员的事就是他向我们报告的。 短枪队在地方党帮助下，找到了掩护飞行员的老大娘，了解情况后，决定立即转移，考虑到外国人容易暴露，陆地行军不方便，就搞了一条罱泥船，把飞行员运送到驻地。我们支队部驻在南汇的三灶和六灶一带，相距几十华里。 美军飞行员走后，村上薛和尚保长就给村里人打招呼：“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日军到飞机坠落处察看飞机残骸，但找不到飞行员，就派出两名会讲中国话的宪兵，到附近茶馆侦察。第二天，日军派出20多名宪兵，封锁大绞圈村，抓住村民逐个拷问，可谁也不说。日军不甘心，将该村薛和尚保长和他一个12岁的侄子薛镜如抓走，用汽艇押送到上海市东昌路宪兵司令部，施用酷刑，活活将薛和尚打死。 薛和尚为救护盟军美国飞行员献出了生命。 美国飞行员到支队部后，受到我淞沪支队领导的热情接待。他面部、左手和右脚都被烧伤，我部陈也男、俞淑萍、俞梅萍三位卫生员立即给他进行伤口消毒和包扎。金子明同志是懂英语的。通过与他交谈，我们了解了这个飞行员叫托勒特，中尉，美国阿肯色州人，22岁，独生子，父亲是工人，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1944年11月来华作战，已经参加过13次战斗。1月21日，他随美国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一个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飞行到达了上海上空，对日军目标进行战略侦察，受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托勒特中尉座机被击中，油缸起火，面部、左手和右脚烧伤，他被迫跳伞。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得到我们的精心照料。他吃不惯饭菜，我们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食品。顽强中队买了30个鸡蛋和一些桔子，送给他表示慰问。托勒特来后，就随支队部行动，晚上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为他向老百姓借了一个单独房间，我们住在房间外面。托勒特最关心我们是什么部队？他看看我们的服装和装备，不像一个正规军的样子，但看看我们很艰苦，官兵一律平等，又感到十分惊异。金子明等同志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摇摇头不相信，说：“在登机之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以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的。没有听说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呀！”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新四军从全面抗战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坚持战斗。”我们请托勒特中尉到各中队去看看，与任何一个战士都可随便交谈，语言不通，可以打手势。他向我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当兵的为什么可以不向长官敬礼，长官和战士为什么吃一样饭菜，为什么你们的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还问，部队里这些十四五岁的小鬼是干什么的，他们背着枪也能打仗吗？等等。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 有一天，我们部队宿营在一个村庄上，有一队日本鬼子约10多人从这里驻地前面经过。步哨发现后立即向我报告。我迅速出去监视敌人。几个“小鬼”也跟了出来。托勒特感到不安，金子明宽慰他：“不会有事。”不多时，我回来了，对他说：“我们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已经走远了。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托勒特听了竖起大拇指说：“很好！很好，”“你们的部队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我们当天就发电报给浙东区党委。区党委考虑到托勒特的安全，指示我们立即准备把他安全送到浙东。托勒特随我们流动了一个多星期。临走时，他十分感动，通过翻译，感谢我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非常敬佩我们的部队。他把自己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在绸布上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我，我把腰里挂的一支毛瑟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他又把一只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了金子明同志。2月1日晚，在金子明、沈桂昌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一行乘海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到达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司令部。 我们救护美国飞行员托勒特这件事，影响很大。国民党本来对美国人吹牛，说上海附近都是他们控制的，没有共产党在进行抗日活动。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救护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托勒特在与我们一起活动的日子里，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到了纵队司令部后，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十分重视，亲自接待。他的伤经过精心医治也完全康复了。他对我们的部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经浙东司令部与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联系，于4月10日将托勒特安全护送到美国盟军部队。 救护盟国战友的事还发生过多次。 有一次，从日军集中营里逃出来一名叫奥业尔的英国工人，地下党秘密地把他送来部队，住了一个多月。白天我们派人保护他，晚上他跟部队一起流动。这位外国工人教我们的战士用英语讲“我们是新四军”，和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抗战胜利前夕，部队里来了一个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是上海地下党把他从日军魔掌中营救出来的。他在我们部队里住了10多天。这些盟友，我们都把他们送到浙东纵队司令部去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南汇老港海滩上，有一艘美国登陆船搁浅，船上有六七个美国士兵。他们是从停泊在东海的一艘兵舰上下来的。我部发现后，将他们救起领上岸，煮了鸡蛋招待他们。金子明同志接待了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和要求。美国士兵提出要参观部队，我们集中了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用缴获的日造武器装备起来，一式的“三八”大盖，都上了刺刀，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真是威风凛凛。美国兵参观后，不住声地称赞我们部队装备好，军容整齐。后来我们把这批美国士兵送到了南汇县城，然后转送到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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