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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5日，王建业作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受贿案犯被押上被告席。庄严肃穆的深圳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回荡着检察官严厉的声音：从1992年1月至1993年6月间，王建业在审批进口物资免税指标和外汇额度的过程中，利用职权单独受贿人民币481．86万元、美金78．1万元，与原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石油化工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史燕青共同受贿人民币150万元…… 1993年6月，一封写着深圳市检察院检察长亲收的信送到熊秉权的办公桌上。一页信纸上，只寥寥二十多字：蛇口石化公司的史燕青勾结计划局的人利用批外汇额度，从中受贿。熊秉权，这位曾经担任蛇口工业区主要领导，以思想敏锐著称的深圳市首席检察官看过举报信，当即找来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冯百友。两人研究后决定：立即调查举报信反映的问题。 奉命进行秘密调查工作的侦查处干警很快查清，蛇口石化公司不久前从深圳市计划局批到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后，将452万人民币汇到了深圳市福田区某信用社的帐户上，此款在6月24日前已被该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史燕青全部以现金提走。 史燕青为什么要将452万元人民币全部提走？如此多的现金又到了哪里去呢？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秘密传唤史燕青”，沉稳、干练、反贪经验丰富的冯百友副检察长在听取案情汇报后，果断下达了命令。 7月2日凌晨1时，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侦查处的干警来到蛇口文竹园2栋7楼房，按响了门铃。 “谁呀？” “查户口的。”正在与其弟弟通电话的史燕青确认来人是派出所民警后，放下电话打开了门。检察官们一拥而入，出示了搜查证和传唤证，史燕青的脸色登时变得煞白。 史燕青的住房不大，只有一房一厅。侦查人员很快在一个皮箱内搜出两本洪都拉斯护照，其中一本名字写的是“余芬”，照片却是史燕青的；另一本护照名字写的是“李亚平”，而上面的照片，则是检察官们在秘密调查时已深深印在脑海中的一个人：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长王建业。 生活中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偶然巧合事件。侦查人员刚刚搜出王建业的假护照，门铃突然响了。门被打开后，王建业突然站立在检察官们的面前，他一手拿电警棍，一手拿汽车防盗锁，满脸戒备的神情。 原来，王建业在听到史燕青的弟弟告知派出所查户口的事后，给史燕青打来了电话，却发现电话线已被切断。他误认为有人入屋打劫，急忙赶来，不料正与检察官们撞个正着。 “找谁呀？你走错门了！”一看进来的是王建业，史燕青立即大声说道。王建业愣了一愣，刚要抬脚转身离去，侦查人员一个箭步抢上前去拦住了他的去路：“没错，我们找的就是你王建业！”王建业闻声一颤，手里的东西“啪”的一声掉到了地板上。 搜查工作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多钟。除了两本外国护照外，还搜到了王建业和史燕青化名为“李亚平”、“余芬”的结婚证书两本，以这两个名字在香港开办的信用卡4张，另外还有人民币现金3O多万元。大获全胜的检察官们随即将王建业和史燕青带回市内办案地点。 接下来连续两天，对王建业和史燕青的讯问却一无所获。面对检察官的反复讯问，王建业一根接一根抽烟，不断声称自己没有经济问题。他表面上故作镇定，内心却时时刻刻在盘算着伺机逃跑。7月4日凌晨6时许，王建业乘看守人员不备，以上厕所为名悄悄从房间里溜了出来。 “王建业逃跑了！” 熊秉权检察长和冯百友副检察长闻讯后，火速布置堵截工作，同时将情况报告给深圳市委和广东省检察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王建业！”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指示，“市委全力支持此案的查处工作，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广东省检察院接报后，即刻派出陆成景副检察长亲临深圳，与市检察院领导一起研究对策，部署缉捕方案。 不几天，公安部向全国发布了通缉令，最高检察院给全国检察系统下达了协查通报，国际刑警组织亦向各国发布了追捕王建业的红色通缉令。与此同时，深圳市检察院派出的追捕小组也兵分三路，奔赴沈阳、长春、大连等地查找王建业的下落。 王建业不能不逃，因为他自知罪孽深重，要得到宽恕实在太难了。从收受第一笔贿赂到东窗事发，经历的时间不到一年，王建业却创下了索贿受贿合计人民币逾千万元的“天字第一号”纪录，其胆大妄为和贪婪无厌，实在令人惊叹。 任何罪犯都不是天生的，王建业也不例外。他的堕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王建业曾经有过艰难的少年和勤奋的青年时代。他1953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8年初中刚毕业，就不得不中断学业，走进“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队伍，到偏远的农村插队。15岁的年纪，就开始体验到人生的艰辛。 “文革”十年动乱的结束，为王建业改变命运带来了新的机遇。1978年，他考上了吉林省财贸学院，大学毕业后，王建业被分配到吉林省财政厅工作，成了科研处的一名科长。1986年2月，王建业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特区在外地组织的招聘干部考试，顺利调入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工作。 来到深圳的第二年，王建业就凭借其出色的才干从众多的普通干部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财贸处的副处长。到了1991年8月，又被擢升为财贸处处长。 坐上财贸处长的第一把交椅后，王建业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成了众多企业竞求的对象。每天上门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能请到王建业吃饭，竟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 在当时国家对外汇实行双轨制的情况下，每1元美金的国家牌价和市场调剂价之间的差价，1992年为1元人民币，1993年升到了3元左右。免税物资则由于国家控制进口，国内外市场的差价也不小。谁能够拿到外汇额度和进口物资免税指标的批文，无异于拿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深圳，这些指标物资及其所需的外汇，都是归一个口子——计划局财贸处掌握和审批的。作为财贸处的第一把手，王建业职权的“含金量”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王建业就是“财神爷”。为了获得进口物资免税指标和外汇额度的批文，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尽浑身解数接近王建业。 面对各种恭维和讨好，面对数不清的物质利诱，王建业把持不住自己，有些飘飘然了。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觉得过去太老实本分了。在高级酒店的杯觥交错中，在卡拉OK厅的轻歌曼舞中，在桑拿浴室的舒适享受中，王建业的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心里渐渐萌生：人生一世，不能太苦了自己，趁手里有权，赶紧捞一把。伴随着个人私欲的迅速膨胀，王建业手里的权力开始向金钱倾斜了。 1992年1月，王建业应深圳市某建材公司业务部经理黄某之邀，到一家酒店吃饭，酒酣耳热之际，黄某叹起苦经，连称生意难做，要求王建业批给进口钢材免税指标。 王建业问：“你要多少？”“给两万吨行吗？”黄某小心翼翼地说道。王建业沉吟半晌后开口道：“行，事成之后你要给我提成一部分利润。” 几天后，黄某将一份申请报告交到了王建业的手上。同年8月，黄某如愿以偿，得到了两万多吨的进口钢材免税指标。8月13日，黄某吩咐公司业务员，到银行以王建业的名字开户，存进了人民币40万元。当王建业从黄某手中接过那本40万元的存折时，内心禁不住一阵阵狂喜：钱来得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收一笔横财，进一步加深了王建业对权力魔方的误解。从此，他成了金钱的俘虏，一步步走向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待私欲和贪念，人的心理可分为三个层次：不愿、不忍和不敢。前两个层次取决于自我的内心约束，后一个层次则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制约力量。一个人如果萌生了贪欲并且具备了条件，又自认为不会受到制约和惩罚，他必然会大胆地付诸行动。王建业当时正是处在这种心态之中。 王建业执掌财贸处长职权期间，虽然对免税物资指标和外汇额度的审批上有政策规定，下有制度约束，但这些政策和制度本身很不完善，存在不少漏洞，以至批给谁、批多少，在很大程度 上由王建业个人说了算。加上对企业拿到指标和额度后如何使用缺乏有效的跟踪监督机制，因而王建业得以巧妙地钻了空子。 第一次做贼，王建业毕竟有些心虚。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依然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于是王建业的胆子愈发大了起来。1992年底，在批给黄某一笔2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后，王建业让黄某将其中40万美元汇到香港，转入了自己的私人帐户。从受贿40万人民币到40万美金，王建业已变成了一个贪欲狂徒。 事隔4个月之后，黄某因急需外汇支付货款，再次找到了王建业，要求为他安排一笔外汇额度。王建业当即表示同意，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即黄某必须用王给的106万多元人民币购买50万美元汇到境外送给他。 尽管106万元人民币只能买到美金14万余元，但黄某岂敢怠慢。在收到12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后，黄某即伪造了向香港某公司进口钢材的合同，凭假合同将120万美元汇到了香港公司的帐户上，再由这家公司将其中50万美元转到了王建业在香港恒生银行开设的户头上。这样，前后不到8个月，王建业仅向黄某一人就索要了美金75万余元和人民币40万元。 王建业在索贿受贿的过程中，并非每次都像对黄那样一手给权，一手收钱，表现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王建业是个颇工于心计的人，尽管他追求金钱的欲望十分强烈，但什么样的钱该拿，怎么样拿他无不经过周密考虑。他选择的目标，都是有资格申请批文，但却是个人承包、财务制度不健全的企业，对行贿人的要求则是关系可靠，嘴巴较严，纵观他索贿受贿的手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合而不露”，先给别人好处，但不提要求，到时机成熟时他一开口，对方往往送了钱还心存感激。 1993年上半年，深圳市某建材公司先后获得进口钢材免税指标11000吨和胶合板免税指标1万吨。尽管这些指标都是在王建业的帮助下批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要求回报。一直到了同年6月再次经手审批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给该公司时，王建业才向该公司经理郑某提出，将其中60万美元给他，同时给了人民币339万元作为购买美元额度的款项，要求不足部分由该公司支付。一直感恩图报的郑某闻言忙不迭地点头，立即自己掏出人民币101万余元，连同王建业给的钱凑成了人民币440万余元，买了将近60万美金并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香港帐户上。 黄某、刘某仅仅是王建业索贿受贿的其中两个目标。检察机关内查外调的厚厚一摞共21本案卷卷宗，还记载了王建业的其它一系列犯罪事实： ——1993年3月，向深圳市某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经理刘某索要人民币312万余元。此前王建业先后给刘某批了进口钢材免税指标18000吨，胶合板指标9000立方米和石油指标7万吨； ——1993年6月在批给蛇口石化公司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后，与史燕青共同受贿人民币150万元； ——1992年底在委托宝安县某物资公司经理李某办理外国护照时，收受贿赂2．5万美元。此前王建业先后经手给该公司审批了4．45万吨钢材和1．4万立方米胶合板的进口指标…… 从1992年8月至1993年6月，王建业以每月平均百万元的数额大肆索贿受贿，创造了轰动全国的受贿“最高纪录”。 写王建业，不能不提史燕青。史燕青比王建业小整整10岁，相貌不算出众，但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她毕业于师范大学外语专业，原在湖北黄石市教书。因不满足于当教师的平淡生活，1988年独自闯到了深圳特区，先在深圳市企业家俱乐部工作，两年后到蛇口石化公司做业务员。在跑计划局办事的过程中，史燕青与王建业逐渐熟识起来。 对于史燕青来说，到深圳就要“淘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用她被捕后说的话来概括，就是“男人凭自己的实力掌握世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掌握自己的世界。”于是，当权倾一方又气度不凡的王建业出现在她的视野后，很自然地被列为“征服”对象。 相识之初，王建业对史燕青不过是逢场作戏，毕竟围着他转的靓女多的是，他并没有把史燕青放在心上。 随着两人接触的增多，曾经历过两次婚姻的王建业竟愈来愈感到和史燕青气味相投。他逐渐被史燕青吸引，觉得她有着一种难于言喻的魅力。以至于当王建业周围的一帮朋友劝他对史不要太过“死心眼”时，他竟一本正经地回答：“什么事情都是旁观者清，但感情的事情就是旁观者不清。”到了1991年底，王建业和史燕青已是如胶似漆，谁也离不开谁了。 史燕青成为王建业的情妇后，两人狼狈为奸，史燕青很快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淘金”梦。1991年底，王建业介绍史燕青承包了福田区某物资公司业务部。在此后的一年里，史燕青通过王建业的“关照”，以公司的名义从市计划局批到了进口钢材6500吨，胶合板5700立方米和外汇额度450万美元的免税指标，然后将这些免税进口物资的指标及外汇额度转手卖出，共获得“指标费”和“批文费”361万余元人民币。靠着王建业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后台，史燕青摇身一变成了个“大富婆”。 1993年5月，已出任蛇口石化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的史燕青得知其公司急需外汇购买进口燃油后，找到了王建业。两人商定后，王建业批出了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史燕青则对公司称这笔外汇额度是通过北京的关系弄来的，只有150万美元可以牌价给公司，另外的150万美元则要以当时深圳的外汇调剂价购买。在骗得蛇口石化公司付出452万元人民币的中间差价后，史燕青和王建业共同将其中150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 伴随着大量不义之财的涌入，王建业和史燕青开始过起穷奢极欲的情人生活。为了和史燕青一起更好地享乐，王建业先是找人到广东惠东县，以“李亚平”和“余芬”的化名为自己和史燕青办理了结婚证，接着又通过宝安县某物资公司经理李某、花2．5万美元在香港为自己和史燕青各办了一本洪都拉斯护照，随后以这2本化名为“李亚平”和“余芬”的护照在香港的多家银行开设了私人帐户，还各办了2张可在全世界通用的信用卡。此后，王建业和史燕青除经常周末一起到香港寻欢作乐外，还不时持假护照出国旅游。洪都拉斯、美国、荷兰、瑞士和泰国等国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踪影。 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建业为了和史燕青幽会，经常称病请假，无故不上班，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特别是他和史燕青的私情被妻子发现反映到局里后，更是引起各种传言。当计划局的领导找王建业谈话时，自恃行事周全的他竟拍着胸脯说：“生活上的事抓着算，经济上的事一分没有。”但是，他的仕途毕竟从此受到了影响。于是，王建业一方面递上报告要求调到企业去，另一方面加紧利用手中的权力捞钱。 和史燕青一起享乐需要钱，将来与史燕青到国外构筑两人世界也需要钱，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建业加快了索贿受贿的脚步。婚外畸情成了王建业贪欲扩张的催化剂。 王建业万万没有想到，自以为手段高明，天衣无缝的“捞钱计划”，最终还是在史燕青这个宝贝情人的身上出了岔子，使得他只能选择仓皇出逃的路子。 1993年7月4日凌晨6时许，王建业从被监视居住地逃出来后，马上跑到附近一家酒店找到了电话。他先给两个死党——深圳市某建材保税行经理青山泉和某石化公司的部门经理曲河打通电话，叫他们带上现金到酒店停车场会合，接着又通知了几个主要行贿人，要他们毁灭罪证，准备好应对检察机关的查处。 上午8时许，青山泉和曲河带着东找西凑的数万元人民币和外币现金赶到。三人随即包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广州，先北上长沙，再南下昆明，从昆明直奔瑞丽，7月9日进入了缅甸境内。 接着，他们在“蛇头”的带领下，避开各种关卡，一路走走停停，东躲西藏。7月30日，三人终于辗转抵达曼谷，住进了一家偏僻的酒店。此时，他们从深圳带出的钱已基本花完了。王建业一个电话打到深圳，宝安县物资公司经理李某很快让人将170万元港币送到了他的手上。他们三人随后花钱办了柬埔寨护照，搬到一处公寓住了下来。 即使是在出逃路上颠簸流离的日于里，王建业仍念念不忘史燕青。在泰国落稳脚跟后，王建业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史燕青的情况，寻找把史燕青解救出来的机会。 机会终于出现了。来自深圳的消息说，由于王建业和主要行贿人潜逃，检察院取不到证据，只好把案子“挂”起来了。王建业闻讯非常兴奋：案子“挂”起来，也就意味着办不下去了；既然办不下去了，只要史燕青坚持住不松口，检察院就不可能把人长期关住不放。他马上要求深圳方面加紧做工作，花重金买通办案人员，一俟史燕青获得自由，立即设法把她送到泰国来。 不久以后，深圳的关系人回复：一切进展顺利，史燕青可望在近日获得自由。听到这一喜讯，王建业望着北方遥远的天空，得意地笑了起来。 正在王建业为自己的如意算盘洋洋自得之时，一张大网正悄悄向他逼近。 王建业潜逃之后，检察机关在展开调查和追捕行动的同时，加强了对史燕青的攻心战。一个星期后，史燕青像挤牙膏似地开始一点一点交代情况。根据史燕青的交代和调查得来的线索，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查到了王建业和史燕青在香港多家银行开设的私人帐户，并且初步查清了这些户头上款项的来源。 王建业索贿受贿的重大犯罪嫌疑已得到证实，但对他的追捕却毫无所获。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行贿人在王建业逃跑后也相继失踪。案件的进一步查处遇到了很大困难。怎么办？熊秉权检察长和冯百友副检察长在反复研究并经请示市委领导、上级检察院后，决定采取内紧外松、欲擒故纵的策略，把王建业引出洞来。具体执行这一计划的重担，落在了智勇双全的年轻检察官肩上。 当有关检察院办案组已经解散，案子已经“挂”起来的说法传开时，王建业果然被迷惑住了。受他指使的说情人想方设法接近办案人员，不断进行各种试探后，许下了百万元重金的利诱。 检察官们将计就计，机智巧妙地摸到了王建业在泰国蛰伏的确切地点。 “收网，把王建业缉拿归案！”随着这一声指令，广东省反贪局的检察官们奔赴泰国，展开了跨国追捕行动。1993年9月20日清晨，睡梦中的王建业、青山泉和曲河睁开眼睛，突然发现中国检察官和泰国侦剿部的官员已站立在自己面前。10天后，王建业被押解回国，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继王建业之后，曲河很快也被押解回国。青山泉则在将要被押解回中国之前，在泰国警方的看守所里畏罪自杀。 在王建业归案前后，有关的行贿人在法律的威慑和政策的感召下，纷纷从国内外赶回深圳投案，彻底交代了行贿的犯罪事实。案件涉及到的数千万元赃款也全部被悉数追回。 1995年1月5日，王建业和史燕青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等待王建业和史燕青的，将是法律的严正判决。 （李伟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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