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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父母包办的结婚生活已经过了五年，罗彩云为我生了一子一女，儿子丢给了祖母，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这位罗夫人是个文盲，并因束胸，自称乳房分泌不出喂孩子的母乳，所以两个孩子都是奶妈喂养的。当时我也曾想过，到底是天生没奶，还是学了上海一般少奶奶的作风，摆派头，不愿喂奶，把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上。 无巧不成书，正在为雇奶妈烦心的时候，《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座位旁，来了一位女画家，正给编者看她所画的一幅漫画：《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侍哺》，我抢过来一看，又用眼神在女画家身上从上到下溜了一转，思想上似有所动。动什么？当时摸不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向《时代漫画》投稿的人都是男的，没见过一个女的，而这幅讽刺上海少奶奶的画，似乎也在讽刺我那位罗夫人，正合我的心意，它偏偏出自一位女画家之手。只这一幅画，就显示出这位女画家的才华和机灵。她名叫梁白流作品只签一个英文笔名——BON，不知是何来源。 鬼使神差，我篡夺了《时代漫画》编者的权，和这位女画家打交道了。她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上过学，学的是油画，上一年曾在菲律宾～所华侨中学教过画，最近才从那儿回国，正处在失业当中，有人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她问我她那幅讽刺现代妇女的画怎么样，我说编者已决定发下期封面了，至少可以拿稿费五元。我问她现下要用钱吗？她说身上还有点，不需要。经过这次接触，发现她似乎对我有好感，问我能不能陪她出去吃晚饭，我当然愿意。不知为什么，她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在把我吸过去。从此以后，我每天从出版社下班。就往女子公寓走，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吃晚饭呢。经过几次晚间的幽会，我和白波两个漫画细胞愈贴愈紧，彼此心里都以为是天作之合，无可抗拒。当然，她知道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但只要我能抛开那个家，她是无所谓的。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 1935年春，我和白波受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他们的卫生宣传列车，从浦口去天津。每到一大站，停下来开群众大会，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在大会上悬挂，路局的技术人员则为站上的卧车车厢做封闭消毒。第一站浦口，第二站蚌埠，第三站徐州，第四站泰安，第五站济南，第六站沧州，第七站天津。上述例行活动做完，即游览名胜古迹。在蚌埠看了安徽的地方戏；在泰安登上了泰山；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在沧州看了半身埋在土里的大铁狮。这一路见识不少，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到了天津，任务完成，全体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卧车，挂上去北平的列车，畅游北平，算是慰劳宣传大军。在北平三天，路局的人回去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并畅游古老而神秘的故都。我以上海漫画家身份结识了北平许多画家、记者、摄影家；白波以我的女友身份和许多新相识相周旋，闯进了另一个社会。我们白天游故宫、天坛、天桥、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演出，有时杨小楼和郝寿臣同台；有时苟慧生和吉菊朋同台；有时杨宝森和程砚秋同台；有时王又定和王瑶卿同台。我从小喜欢看戏，青年时迷上了京戏，自己也能哼两句，但在上海只能偶然看到北京名角的戏。到了北平，几乎每天晚上可以看到不同名角的演出。那时“富连成”科班白天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上戏，盛字辈刚出科，无字辈刚接班，演出十分精彩。连看几个老式的剧场，我也增长了见识。白波平时不画速写，受了我的影响，也拿起速写本画起戏来。我是那几年受了墨西哥漫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影响，才开始画速写的，这次和白波畅游北平，每次出游似乎打足了气，出手飞快，画了几百张速写，后来在上海编印了一本《旅行漫画》。 北平之游，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我和白波的思想交流，在艺术创作和欣赏方面增进了切磋机会，彼此感情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回到上海，却不得不忍痛分手，因为我是一个有妇之夫。 不久以后，上海时报传出“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个作家朋友从罗彩云那儿访到的“第一手”消息，说“《王先生》作者因感情突变，逃离家庭出走”云云。想不到个人的家庭问题作为报社头条社会新闻捅向了社会，一这对我和白波来说倒是有利的，因为从此以后，可以不用躲躲闪闪了。 罗彩云口口声声说她没有白吃叶家的饭，没有做对不起叶家的事，你叶浅予怎么可以变心！ 说起来我也真是不应该。当年实在不该把婚姻大事当作儿戏而作了一次不负责任的冒险。本来，1930年以后，我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文化相称、志趣相投的对象，可我偏偏要像赌徒一样，把命运押在赌注上，这不能怪父母，只能怪自己。1935年以前我能忍受，1935年以后怎么不能忍受了呢？因为这一年遇到了文化相称、志趣相投的梁白波。早五年遇不到梁，要是遇到了梁，她没有成熟，我也没有成熟，热乎不起来。到了1935年，我极端苦闷，梁也曾经沧海，二人相见恨晚，星星之火一触即燃。奇怪的是，她明知道我有妻子儿女，还表示可以忍耐；“我虽然还残存封建家教意识，此时此境，也只能孤注一掷。我决定避开上海那个家，和白波一起到南京找个窝，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同时，请上海一个律师朋友出面，向罗彩云提出离婚，离婚不成，达成了和罗氏分居的协议。这么一来，我获得了和白波另组家庭的条件。白波甘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我共同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证明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从此以后，我们三人的地位，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我抛弃了罗彩云，可她仍是我名份上的夫人；白波虽然和我同居，只能算是我的情妇。我是什么身份？有双重性，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从1935年到1938年四年间，我跳出了混饨的封闭家庭，浮游在艺术的浪漫天堂，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结婚那样新鲜。我和白波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事业的搭档。我们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用不着互诉衷肠，迅速地合成自然的一双。我当时的处境，身上始终背着一个罗氏夫人的包袱，在追逐甜蜜的生活时，既甜又苦；因其苦，才更觉得甜。 在南京，我好像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小鸟，找到了本属自己的天堂。对方怎么样？问过她有什么反应吗？没问。为什么不去了解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即使有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也不如不说的好。不过我也能理解白波的心情。她比我大胆，因为她是自由的，可以摆脱世俗的议论，放开胆量，占有她所爱而本属于别人的男人。可以说她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在南京的生活相当恬静而富于生气。我摆脱了上海的业务，以全部精力为南京《朝报》创作《小陈留京外史》，着重反映南京官场的丑态，曾经几次招了官僚们的疮疤，报社老板项不住了，不得已停画《小陈》，代之以《王先生到农村去》，以民不聊生的内容，间接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面貌。前后一年多，我大大开阔视野，不能不认为这和新生活所培养的精神世界大有关系。 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 在和我共同生活期间， 受到我的启发，曾为上海《立报》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漫画，着重心理描写。主角是一个腰细得和蜜蜂一般的姑娘，以细腰显示其挺胸突臀的外形。这样的造型，打破了从外形出发的外观法，而用从人体本质特征出发的内现法，腰细到只剩胸臀之间的一个交点，夸张到近乎变形。故事情节也夸张到了荒唐的程度，例如，蜜蜂忌妒她的女朋友，恨不得一刀把她斩成两段，图画里真的把那女朋友斩成两段，把心理状态画成现实形象，看来不近情理，其实真合情理。“梦”是现实形象的思维反映，和现实生活相比，它就既是合理的，又是荒唐的。白波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所喜欢读的书，如王尔德的《林格莱画像》、郁达夫的浪漫派小说，殷夫的诗等，都同属一个类型。 白波在参加漫画群体之前是“决澜社”的成员，画的是油画。决澜社由倪贻德、庞意琴为首的一群青年油画家组成，首次画展在上海的中国科院大厦举行。他们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现代生活为目的，庞意琴《机器》一画可以代表决澜社的创作方向。白波在这次画展中，参加了一幅躺着的无头无脚的人体，我当时认为这是概括人体美的一件杰作，好像吃鱼，斩头去尾，取其最最鲜美最富营养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说，没了头脚，人体还成什么美？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最重实际的欣赏家，女人体最富于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女画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现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画家要高明得多，大胆得多。就这一幅画的构思，反映了梁白波过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胆识。回头看看她那幅《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讽刺画，对上海少奶奶的批评有多辛辣。 从事漫画创作以后的梁自波，思维逻辑和那幅女人体画一样，表现了对事物透彻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泼辣，可惜由于它不合一般读者口味，被报社腰斩了。 据我后来了解，白波曾给殷夫的诗画过插图。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到，给诗画插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象。白波的绘画才能，正好长于这方面的思维与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感到是和诗人相叙在一起，她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推动我在创作《王先生》漫画时，获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农村去》那套画，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能够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有时灵机一动，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和农民的依存关系。这对社会的深层发掘，使我的想像力长起了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的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我的灵魂之中，催化和异化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库、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宣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宣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媚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宣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谈起过她曾经和一个男朋友睡在一起，却不让他贴近自己的身体。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简直像一个星外来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她终于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于是，漫画战线失去了一颗发光的慧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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