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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15日，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庄严的一审判决，13名罪犯受到了严厉的也是最公正的制裁。 王志强，本案的第一被告，是导演这起震惊全国制售假药案的罪魁祸首，他原是一名军人，1977年人党，后升任连副指导员，198O年因在外地集训期间，倒运石灰、娄皮，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后因倒卖钢材、不正当男女关系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作为战士复员沈丘县农业局当工人。 回乡后，王志强不思改悔，商品经济大潮激起了他善于投机钻营的心，强烈的发财欲望驱使他打起了生产假药的主意。1986年底，他在槐店镇小南庄伙同他人生产人用土霉素，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力量的条件下，花了2000元立法上马，不到一个月时间，生产出50件，贴上开封制药厂的商标卖出去，居然捞了13500元。初试得手，王志强大喜过望，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使他决心挺而走险，大干一场。 不久，这个厂因无证生产被取缔。王志强不甘心，又承包了县农业局下属农场的制药厂，与开封制药厂联营办起“开封兽药厂沈丘分厂”。后来联营关系破裂，“开封兽药厂沈丘分厂”于1987年11月改名为“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不久王志强被县农委任命为厂长。从此开始，王志强打着国家兽药合法生产厂家的招牌大规模制售假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王志强身边陆续聚集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同伙。郭新灵，一个外表精明强干、颇善公关、内心却是利令智昏的女人，为王执掌财务，出谋划策；李振，年龄不大，鬼点子不少，只在省里参加几天培训，制药专业知识乏陋，却主管生产技术，实际指导兑假；负责供销的陈进龙，坑蒙拐骗，样样在行，见钱不要命，押运假药多次被扣，多次被王志强假开除；厂人保科长杨德全唯王志强之命是从，看似老实，却是既造假药又造假证、造假荣誉的高手。他们沉瀣一气，狼狈为奸，策划、组织、指挥了旷日持久的假药制售活动。 他们采用极其荒唐的手段制造假药。在不同的片剂中加氯霉素、黄连素和氯奎药粉。然后摊在马路上靠日晒或用煤火烘干。生产的针剂，有的随意投料，有的根本不投料，仅装人蒸馏水便灌封，有的低价购进其它厂家次品换上自己的包装重新出售。厂里没有一个真正懂得制药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人从没经过正式培训，如同散兵游勇，就连王志强也自称他的部下是“联合国部队”。厂里的设备简陋，车间脏乱不堪，没有任何质检、防尘。消毒、灭菌设施，根本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尽管如此，厂里从进料、生产到销售却另有一番热闹景象。 作假心虚，他们把造出的假药边生产边转移到厂外的保密仓库，销售多为现金交易，不开发票或用过期作废的发票，夜间伪装运出。一旦被查出就用重金贿赂，搞假材料或由当事人一人承担一切责任，工厂再以金钱给予补偿。 王志强贪婪，制售假药给他带来巨额利润，而他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虽然平时提心吊胆，夜里睡不着觉，但是，欲壑难填，在罪恶的泥沼里，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1991年底至1992年9月，正是群众举报，上级调查越来越紧的时期，也正是王志强生产假药的高产时期。在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们仅销往安徽阜阳市兽医药供应站第二批发部的假劣兽药，便多达500件，价值19万余元。王志强对厂里人说：“现在是金钱社会，有钱就有一切，死罪可以买成无罪，生产假药算得了什么。”为了钱，他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置一切不顾的地步。 王志强制售假药的规模，由小到大，人员由少到多，工艺由手工到机械化，品种由单一到多样，形式由秘密到明火执仗，王志强和他的兽药厂一步步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61O万元，厂房241间，占地两万平方米，350多名员工的“假药大王”。 现已查明，从1986年到1992年，王志强、郭新灵等人采用各种非法手段生产安乃近、氨基比林、黄连素等11种假劣兽用药针剂和敌百虫、新诺明、四环素等7种假劣兽用片剂。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生产庆大霉素、麦迪霉素等5种假人用药品，共16000余件。假冒开封药厂、郑州第一兽药厂等14个厂家的商标，销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湖北、黑龙江等8省几十个县市，非法经营额达256.49万元，令人触目惊心。 受害者难以计数，肥西县养鸡专业户叶志亭、湖北黄冈县种畜场因使用王志强制售的假药，导致712只鸡、210头良种猪患病后治疗无效死亡。安徽阜阳市五中一学生因服用王志强等人制造的假庆大霉素片后致使病情加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郭被拘留后，司法机关从王、郭家中查获的密押存款单数额高达100万元。 不少人都这么说，王志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却是一种“邪恶的智慧”，是一种无耻的狡诈。他知道自己干的是天理难容，见不得阳光的勾当，就千方百计，用金钱贿赂党政干部以寻求庇护，骗了各种荣誉以装潢门面，甚至为独霸市场，铲除异己而机关算尽。 孙银平、孙芝荣原与王志强一起制售假药，后为谋巨利而另立门户。王志强为达到长期独霸假药市场的目的，贼喊捉贼，向公安局举报，以打假名义于1992年元月带公安人员和厂治安队突袭“二孙”的地下工厂，将“二孙”的假药运到自己厂里，重新贴上标签卖掉，还逼迫“二孙”承认冒充兽药厂名义制售假药，演出了一幕黑吃黑的丑剧。 王志强毒辣。为掩盖制售假药的罪恶勾当，他制定了一套保密防范措施。他出资请来武警站岗，成立药厂治安队，并配备了武器；本厂职工外出请假限时，返厂汇报，不得走漏消息，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编造罪名投人监狱，连邻近村庄的群众路过厂门伸头看一看，也会无端招来喝斥，甚至一顿毒打。王志强甚至把肮脏的双手伸向专政机关。他买有警服，小轿车用检察机关的户口装上了警灯。他还佩带手枪，外出假冒执法人员，耀武扬威，谁若有所触犯，他便凶狠报复，动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1988年12月，太康县城郊兽医站发现王志强卖给他们的是假药，拒付货款，王志强闻讯后身着警服，带着武警，半夜驱车到太康，踢开站长梁德志的门，强行将其抓到沈丘兽药厂里，非法审讯，尔后又通过县公安局一领导将梁关押到拘留所，直到太康县城郊兽医站被迫交了药款和10OO元赔偿费，才将梁放回。 1989年11月，湖北黄冈地区兽药监督员梅岭南和兽药机械公司秦耀明，因购进王志强的二十多件兽药，来到沈丘调查。王志强、陈进龙拒不承认这些假药是自己产的，梅、秦在厂前发现碎药瓶上的号和他们进的药相符，欲捡回鉴别，十多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梅指着自己佩戴的“中国兽药监督员”证徽说；“我们是来厂调查情况的，你们打人违法。”打人者说：“是执法人员也要打，看你还敢不敢告我们厂生产假药！” 王志强狂妄。钱在他手中能让“鬼”推磨，他买通了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对他有用的一些干部，这些人为他撑起一把黑色的保护伞。这使得王志强头脑昏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沈丘，好多人知道他是县委书记的红人，连一些得过王志强好处的县级领导也感叹：“王志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992年8月，周口地区派出以公安、工商、农委、畜牧等单位组成的10人调查组来到兽药厂。王志强竟将众人堵在门外，高声道：“只有县以上畜牧机关才有权检查我们的企业，其他任何部门无权检查。国有国法，厂有厂规，我厂就不兴外人乱看！”骄横之态，不可一世。 造假是王志强的本性，不假办不成事是他的人生信条。他不仅大量制售假药，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处处造假。为了给自己抹上一圈耀眼的光环，对于通过欺骗获得的各种荣誉还嫌不够，又先后为企业和个人伪造了地区“重合同、守信誉、创优质名牌企业”、“省农牧厅先进单位”、“地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等7个金匾、锦旗、奖状，堂而皇之地摆在厂会议室里，借以炫耀自己。 更出奇的是，他的党员、干部身份也是假的。1990年，王志强在郸城县城的一个小角落里，找一个体户私刻公章，伪造了一份原部队党委关于撤销对其处分，恢复其党籍，妥善安排工作的公文，欺骗组织混人国家干部队伍和党内。 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坑国害民的玩火者，终将难逃自焚的命运，王志强、郭新灵等人最终将自己推上了审判台。 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为何能长达6年之久？劣迹斑斑的王志强为何能风云一时，并戴上一顶顶桂冠？他又为什么能够在一次次举报、调查中化险为夷，逃脱法律的制裁？今天，当正义的审判到来之时，迷雾散尽，真相被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王志强、郭新灵一伙几乎在制售假药的同时，便开始用金钱编织一张保护网。他们掌握并利用了我们干部队伍中少数人以权谋私、贪财忘义、自甘堕落的心理，采取各种手段拉拢、贿赂、腐蚀干部。在王志强的金钱攻势面前，这些人乖乖地被缴械，成了他的俘虏。 1991年春节前夕，王志强、郭新灵以解决缓交税款为名，开车到县委书记刘炜东家，向刘行贿1O000元。回程车上，王志强喜形于色地说：“事情办得顺当得很！” 1992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为兽药厂用电问题二人又一次找到刘炜东办公室，送现金4000元。不久，县委书记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兽药厂现场办公会，该厂用电问题迎刃而解。 刘伟东妻哥的装修公司，价值72258.57元的装饰材料，苦于脱手不得。在刘炜东授意下，王志强拉走这批货分两次给刘送上现金12.6万元。 权钱交易使王志强如鱼得水，一道道关节打通了，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了。1989年，他和郭新灵向副县长崔东华行贿60O0元，兽药厂借用沈丘县“黄开办”的40万资金从此有偿变无偿；1991年6月，二人又向崔东华行贿40O0元，立刻得到12吨平价柴油指标。县农行行长王凤祥两次收受王志强贿赂8万元，随即给兽药厂解决流资贷款正150万元，并退还了过去所扣的货款利息。县农业局长卢成云也以跑货款为由，先后从王志强那里索要现金5000元。 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王志强靠制售假药得来的不义之财到处挥洒。县委领导的豪华轿车，有他的资助，县长专车上的移动电话靠他添置，县委常委会议室装修，花的也是他的钱。他给上级部门办福利，给关系单位办“农转非”，领导干部过节过年，红白喜事，他都送上一份厚礼……有人说，这个王志强办得都那么是点子，是时候！ 每一笔付出，王志强都铭记在心，期冀有几倍、十几倍的回报，而那些干部的每一次获取，每一次中饱私囊，都意味着更多地抛弃原则、人格、党纪、国法！ 于是，王志强被推到了沈丘经济建设的“功臣”地位，成为领导眼中的“红人”。他很顺利地恢复了党籍和干部待遇，又被提拔为农业局副局长。他和他的厂子还先后得到了16种荣誉称号。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亵渎和践踏法纪的败类，1990年竟被评为“沈丘县普法先进个人”。 于是，一些干部对兽药厂显出了少有的热情，对王志强给予了特别的关照，演出了一幕幕助纣为虐的丑剧。 湖北黄冈，江苏丰县两次状告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劣兽药。1990年4月，国家农业部畜牧兽医司要求查处。身为省畜牧局兽医处处长的靳广义，此前明知该厂有制假问题，却一次次给王志强药品生产批号。这次由他带头出面调查，当随行人员发现举报提供的购药发票与兽药厂财务室发票存根相似时，靳广义便与王志强、郭新灵密谋，伪造了一张收据存根。在进京汇报时，他向上级机关和黄冈举报单位出示的就是这一伪证。 沈丘县农委副主任赵海滨，受县政府委托，调查举报问题。他不但不做调查，反而与王志强、郭新灵为伍，共同策划由杨德全编造谎言，自己则以查不到原购药人为由，起草了《关于江苏省丰县和湖北省黄冈地区诉“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的调查报告》，伪称“黄冈地区提供的发票经过公安局鉴定不是本人字迹”。主管副县长崔东华不经审阅，便同意在假报告上加盖县政府的大印，使王志强、郭新灵逃避制售假药的罪责。 执法机关个别干部也曾为王志强制售假药打开方便门。1992年8月，陈进龙押运一车假药在安阳被扣，文峰区检察院两次传讯王志强。沈丘县检察院一副检察长前往“疏导”，谎称陈进龙已被兽药厂开除，假药与兽药厂无关，并提出将此案移交给沈丘县检察院办理。 县“打假办”专司查假之职，但到了王志强那里便成为“假查”。“打假办”主任高慈修曾3次受命组织对兽药厂查假，先而坚决，继而敷衍，再而谎报“军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即使在国务院、省政府联合调查组进驻沈丘全面清查兽药厂制售假药的最后时刻，仍有一些权势人物和王志强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商量对策，企图蒙混过关。赵海滨向工作组谎报兽药厂帐册已在不久前的一次打砸抢事故中被烧毁，并亲自审阅修改了一份假证明。 常言道，无欲则刚。刘炜东、崔东华等贪心为中，腰杆怎么能硬起来呢？ 从已查明的情况看，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案涉案50多名党员干部，除少数人因不明真相受骗或地方保护主义意识作祟外，大多数人经不起金钱诱惑，搞了权钱交易，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分子利用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又保护了犯罪活动，这就是这群劣迹斑斑的害群之马得以长期混迹于世逍遥法外的真正原因。 纸里包不住火。尽管王志强苦心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关系网，躲进了一把又一把保护伞下，却难以逃脱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在王志强长达6年的制售假药活动中，人民群众的多次举报使犯罪分子常常处在一种心惊肉跳的境地。 在北京，在郑州，摆上了案头的群众举报信立刻牵动了领导的心。1992年8月16日，中办、国办信访局批转揭露这个厂制售假药的信访材料，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李长春同志当即批示：要对此案坚决查处。9月15日，李长春同志在省技术监督局“关于组织省调查组查处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案的报告”上再次批示：由省长助理钟力生组织联合调查组严处。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都明确批示，严肃查处，决不宽容。 马忠臣省长到任不久就听取此案的汇报，明确指示要一查到底。与此同时，以国家监察部牵头的全国打假办调查组，与省纪委、监察、公安、计经委、技术监督、工商、卫生、医药、农牧等省直9单位组成的调查组联手行动，于1992年10月12日奔赴沈丘。行前，省委副书记林英海明确指出，涉及到哪里就查到哪里。调查期间，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全国打假办、监察部。省委、省政委多次听取汇报，做出指示，李长春、马忠臣等领导同志还先后到周口和沈丘，了解情况，指导办案。 周口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联合调查组的到来，他们积极提供线索，检举揭发当事人，有不少人不怕暗中盯梢，不怕打击报复，来到驻地，与工作组的同志彻夜长谈。联合调查组的到来，使王志强们犹如惊弓之鸟。为逃避罪责，王志强、郭新灵在崔东华、赵海滨的授意下，以打扫卫生为名，全部销毁了兽药厂的帐目，将假药原料、假冒商标转移深埋。他们还多次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商量对策，甚至派人跟踪盯梢，刺探情报。联合调查组不怕困难不畏邪恶，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终于在较短时间里，查到了兽药厂制售假药的确凿证据，使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并乘胜追击，揭开了这起大规模制售假药的黑幕。 在假药案的查处过程中，周口地委、行署作了大量工作。1992年3月，周口地区工商局第一次接到举报，便立即派员前往调查；在遇到阻力时，行署负责同志又责成一位副秘书长带队前往，加强调查力量。8月24日接到李长春同志的批示，地委主要领导当即批示地区组织专门力量立案查处。到9月底，查获了该厂外销假药935件，依法拘留了窝藏犯王志强之父王学坤等5名涉案人员，并敦促一名参与售假的犯罪分子投案自首。 初步掌握了一些重大线索，查处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但王志强一伙仍不甘心失败，继续设置防线，沈丘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当时也因为自己的问题，对查处工作态度暧昧，配合不力。兽药厂职工纷纷离厂，知情人或受到恐吓或躲避不出，不敢揭发，查案受阻。周口地委、纪委的主要领导与联合调查组负责同志一起到兽药厂召开职工大会，并请职工家属参加，4个小时苦口婆心讲政策，讲利害，发动职工检举揭发制售假药的犯罪事实。10月24日，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还果断决策，在案件面临全面突破的关键时刻，及时由政法机关依法羁押了主犯王志强、郭新灵。在专政机关的强大攻势下，王、郭不久便全线崩溃，开始交待制售假药的罪行和与此有关的大量问题。 经过正义与邪恶的反复较量，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假药案13名罪犯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与假药案有染的干部也已受到了处理。但是这起案件留给人们的教训与思考却是苦涩而沉重的。 官僚主义作风和地方保护主义是王志强等人大肆犯罪的温床和保护伞。1987年11月，沈丘县政府在没有考察该厂是否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就向上级打报告将该厂更名为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早在1988年，县卫生局就查到了该厂制售假药的证据，并向县政府提出停产整顿意见，但当时任县长的王明春却以“该厂刚建不久，发展起来不容易”为由阻挠执行。还有人胡诌什么现在假的东西多了，这点事不必大惊小怪！在县委常委研究提拔王志强时，对其恶劣的政治品质和劣迹斑斑的历史竟然不加考察，于是，形成了农业局和农委争相提拔他的热闹场景。就在地区工作组调查王志强犯罪活动期间，有关领导置群众举报于不顾，称王志强具有开拓精神，是“能人”，兽药厂经济效益显著，仍然提拔王为科级干部，任命他为农业局副局长。一项项荣誉，一预顶桂冠，抬高了王志强等人的身价，也为王志强拉大旗作虎皮，招摇撞骗，肆无忌惮制售假药创造了客观条件。 1992年初，周口地区工作组进驻沈丘后，王志强态度蛮横，拒检查组于门外。对此县委县政府态度暧昧。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使王志强等人有恃无恐。 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和经济监督部门的腐败保护了犯罪，同时也毁掉了一批干部。 该案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刘炜东、崔东华等少数领导干部带头收受贿赂，严重违法乱纪。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干部始终面临着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的严峻考验。他们手中掌握着各种权力，是不法分子拉拢腐蚀，从而获取暴利的一个主要目标。刘炜东、崔东华等人正是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中，丢掉了党的根本宗旨，丧失了党性原则，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由于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一度在他们所在的县党政领导机关，请吃请喝送礼及索要、收受贿赂等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可见，各级领导干部能否廉洁奉公，对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机关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思想作风建设，以致一些党员干部精神逐渐滑坡，受拜金主义的影响，私欲膨胀，胡作非为。沈丘县委班子出问题的一条重要教训就在于此。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建设，使各级领导班子在反腐败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刘炜东、崔东华等受党纪处分的干部中，有30年以上党龄的党员，有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先讲工作者，也有改革与建设中的立功受奖者。他们受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为人民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今天却受到严厉处分，有的锒铛入狱。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丢弃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崇拜金钱，个人主义恶性发展，以致陷人罪恶的深渊。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人因为内心世界出了问题，终于滑人与犯罪分子同流合污之地。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从这一案件中汲取教训。革命干部与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时时警惕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以为是，自行其事；市场的竞争是公平竞争，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产品质量。此案告诉我们，任何靠投机钻营、偷工减料。掺杂兑假、制售伪劣等非法手段牟利，不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到头来也会受到市场经济的惩罚。各级党政干部和企业领导学法、懂法、守法，依法管理企业，企业应依法经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蛀虫已被剔除，警钟仍需长鸣。愿共和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阳光下的罪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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