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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一片升平繁荣景象，除了日本飞机前来轰炸，发出紧急警报令人感到有战争气息外，警报一解除，街上顿时恢复和平。西安因为是山西、河南前线的后方，连接战时首都四川重庆的通道，又是国民党封锁延安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胡宗南拥重兵把守西安，利用抗战和蒋介石的信任俨然为西北王。我到西安先住西北饭店，这里是除西京招待所外比较大的旅馆，住的军官、政客、商贾很多。他们每天下午、晚间行欢作乐，麻将声。酒宴声加上妓女欢笑声闹得花天酒地，哪有抗战味道。特别是有些野鸡妓女上门纠缠，我实在住不下去了，搬去青年会宿舍。在这里遇见北平青年会逃出来的辛志超等人，他们办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辛又兼西安青年会的总干事，我们一见如故。当他知道我是从山西敌人后方来的非常高兴，与我引见了不少从北平逃亡来的学生，其中有的要去延安。1938年秋国民党已封锁去延安的道路，劝（其实是抓）青年不要去延安，去胡宗南办的战干四团或者王曲军校，但是他还不能阻止青年去延安的热潮，辛是燕京的老同学，凡是认识辛志超的，要去延安都找到他，他也有办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送去延安。我住在青年会，经过老辛的夸大宣传，成为敌后抗战的英雄人物，大家都带着羡慕的眼光询问在敌人后方抗战的情况，探听我们在那里如何作抗敌工作，经过朋友们的推重与我的叙述，自觉在山西大半年的经历非常光荣，一扫我离开黄河那股孤寂失落的心情。每当我讲一次如何组织群众自卫队，如何翻进山区与敌人打游击周旋的时候，自己又很得意忘形，觉得与他们不同，有过在敌人后方实际战斗经验。人往往被自己的幻觉所欺骗，按我当时政治与思想水平，我宣讲一次反而坚定一次去敌后搞据点的想法，心想八路军共产党能在敌人后方搞抗日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而且我也试着搞了一下，把自己大半年的活动看得太高了。人往往更容易在别人捧场和恭维时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把自己估计太高。 接着谷若虚来了，他是刘戡的私人亲信，他要去湖南四川为刘戡办私人事务。夏讷、余毓生也来了，他们说93军可能要调回后方，魏巍在劝说刘戡不要回大后方仍在晋东南干下去。赵城训练班的几位同我们搞过战地工作的同学，在1938年初93军成立时，离开了山西来到西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被胡宗南部下送进战干四团去了。他们见了我们要求仍同我们一道工作，经过敌后战争的洗礼人们彼此感情有些特殊的亲近，后来我们设法找魏巍以93军名义把他（她）们几个人要出来又回到山西。 据余毓生、夏讷告诉我，魏巍与他们曾作过深谈，魏还是想回敌后搞自己的一套，虽然他认为现在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正确的，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正确的，他要作为借鉴自己搞一套，要夏、余同他一起。余、夏提出去延安考察学习，要我一同去，我自然愿意，以我当时的思想去延安也是为了参观、学习，那是当时抗战进步青年所要求的。 我们三人拿93军介绍信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然后乘八路军运物资的卡车去延安，一路上只有在咸阳受到军警的检查。行车两天到达离延安不远的十里铺，却正当日机轰炸延安之时，我们呆了一、两个小时，敌机走后才进城住西北饭店。招待所的金城同志来看望我们，第二天为了躲避日机搬到东门外一大片窑洞里去住。延安第一次受轰炸正巧我们撞见了，损失不大，新华书店和一些民房挨了炸。 我们被安排会见边区秘书长李富春，参观抗大及一些小工厂。不几天，我们去见毛泽东，在一个平房客厅里，毛泽东同江青来了，他很亲切地询问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的情况并讲述团结抗战的道理。不一会音乐家塞克也来了，毛泽东招待吃饭，饭后出席为欢迎李公朴举行的晚会。会上除唱歌还演出了敌机轰炸的活报剧，塞克同延安许多文艺工作者都熟悉，他们一见就欢呼拥抱，非常亲热。我们除参观，躲警报外，各人自己找认识的人谈话，我主要找到在燕京与我熟识的陈洁，他已在马列学院党校毕业，准备去福建老家工作，因他是清朝遗老陈宝深的孙子，在福建家乡很有影响，派他去做统战工作。他告诉我共产党刚开完六中全会，批评了“一切服从统战”的提法，坚持民族革命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鼓励与表扬我们在敌后抗战工作。我曾探问他我想留在延安工作，他说现在在延安的都要大量地派回国民党地区做抗日统战工作，或去敌后做抗战工作，你们已经在敌后不必再来延安。在友军中作团结抗战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劝我返回晋东南继续在敌后抗战。我找过燕京另一位同学，正在延安开全国青年代表会的杨汝梅，他也是同样的意见，并介绍将去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蒋南翔，要我介绍些那里的朋友以便他开展工作。我们住在同一窑洞里的还有韩乐然、塞克和一位回族军官，我同前两位常因躲警报去郊外散步，韩、塞都自称为东北人，好像他们很熟识，韩常劝塞不要到处流浪，眼高于顶。 过了几天，毛泽东在金城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在敌后抗日表示慰问，他是把我们看作友军抗日的统战对象而做团结。鼓励工作，而他那谦虚、礼貌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们。 我们来延安时，魏巍讲好了一定要我们返回去同他一道工作。来到延安看到到处是外边来的青年男女，穿着大小不合身的灰军服，吃着小米、土豆，但个个是精神奋发，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日歌曲，与西安死气沉沉、有钱有势的花天酒地一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所到之处，遇见的人听说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莫不以羡慕、钦佩、尊敬的眼光看待，使我们觉得光荣。我主要想知道抗战的前途和八路军在敌后建根据地的作法。那时正发行毛泽东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又买些毛的其他著作，主要的是《论持久战》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我不得不选择我在抗战中的工作，要作长久打算。我们三人各自找自己熟悉的同学或朋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重新回到敌后去抗战是一致的。我们在延安抗日气氛的影响下，对抗战前途抱有信心。我当时想八路军能够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我把在高庄和搞四县自卫队的作法估计太高了，认为只要93军还继续在晋东南抗战，我们就能搞个抗战敌后根据地。我太幼稚了，可说是政治上的无知，专凭一股冲劲和自傲，就想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干一番抗战事业。 我们回到西安，知道93军仍要留在晋南，原33军团撤销，魏巍主张一定要争取刘戡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要求我们三人仍回93军工作。对我来说思想上有了转变，回山西去继续抗日，搞敌后据点，是我去延安后的想法，答应了继续去93军搞敌后工作，余、夏同魏巍等不久即返回山西。我向魏说好，为了准备搞敌后据点，我还要在西安进行一些活动。我仍住在青年会宿舍，与辛志超成了朋友。可说食住在一起，无话不谈。我提出要去山西搞敌后抗战根据地的事，辛极为赞成，并说共产党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要我与他们联系好好向他们学习。 回到晋南后，情况有了变化。 在魏巍他们离开山西后，他所办的33军团地工会由该军团刘信芳秘书长负责，刘是国民党右派，他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一些人，在地工会建立三青团。他指导下的地工会和派往各县的地工队，与该县的地主老财搞在一起，反对牺盟会及其派出的新县长，在阳城、浮山两县摩擦较大，打击基本群众，甚至逮捕牺盟会区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双方（地工队与牺盟会）互相指责对骂，闹得破坏团结，互相敌视，大大不利于团结抗战宗旨。魏同余毓生、夏讷返回山西后，即去阳城、浮山制止地工队的作法，余毓生借故撤去阳城地工队长职务，使摩擦事件缓和下来。后来33军团撤销，地工会交93军，我回到山西时，刘、魏即派我同余毓生去接收和整理33军团的地工会，准备成立93军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由于33军团地工会在刘信芳主持下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百余人，这些人虽然多数是青年学生，但不同程度的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派的正统、法西斯思想的宣传，反共意识强烈。魏巍想另创一个局面，在地方工作上他要以赵城训练班学员为主，因为他是该班的教育长，我们算是他的助手。所以我们去整理接收，根据两个原则，一是原赵城训练班的学员一律收留；二是由西安战干团来的基本上仍遣回西安，除了少数愿意在山西敌后搞团结抗战的，可以留下。因此我一宣布原赵城训练班的都留下，西安战干四团来的，愿留下团结抗战的欢迎，不愿意的听其自由，他们中除少数人如李士珍外，绝大多数要回西安，除了在敌后生活艰苦、待遇低（一个月只要20来元）战争危险外，还有政治上的分歧，他们要独掌地方政权反对与山西牺盟会等团结合作，这样留下的就不多了。我们回到93军住在阳城附近的军部，集中学习约一月。这一百多人的训练班首先由魏巍向全体讲话，主要讲明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思想进步，同各方搞好团结，认清形势，共同努力做好敌后抗战的地方工作。刘戡这时重新批准他来晋南敌后抗战，情绪很高，曾带着夏讷到阳城等县政府主持附近各县共同抗日的协调与支援工作。我们（我同夏讷、余毓生）实际主持了近一月的学习，主要用延安带回的书籍为教材，各人自己阅读，分组讨论，看得较多的书有《大众哲学》，各国革命史和《论持久战》等，还有文艺。小说，另办一个学习园地的墙报。我在这次学习中以领导者身份主管行政工作，对于在敌后抗战我表示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坚持主张93军要有固定的作战地区，我们地工会主持这个地区的地方工作，以为93军抗战的基地。这个思想是我从延安回来前后就形成的，当时参观了延安，心中就有了“他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想法，这个想法无形中与刘、魏，特别是与魏的当时思想相吻合。 魏巍当时是93军参谋长，刘戡的亲信，军队一切大小事由他负责，对他是委以全权、言听计从。魏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学习，是国民党左派，清党后逃去上海闲住，看了不少书，除了文艺外，还看了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一般读物和书刊。他当时耳闻目睹中国现状，认为革命已失败，这一代人已难以挽回，从而向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产生了拉队伍、自立江山，在那中国内战时期，要能掌握军队和一些地方政权再作讨论的想法，但几经周折终于不成。后经李默庵、刘戡介绍，在刘戡当团长时做其副官。在陇海战役中，刘戡负了重伤，他从战场上把刘背回，救了刘一命，刘的左眼就是这次战斗打瞎的。由于这个关系，刘把他当作恩人，送他去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三年。在南京时魏巍曾与大革命时相识的共产党员欧阳若钟等人交谈多次，又与当时在狱中的彭述之的兄弟也交谈过，他们认为中共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第三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西安事变后，公开看到中共的文献较多，他注意研究，认为现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但他要走自己的路。抗战开始，他由陆大回到83师先当顾问，后当参谋长，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与八路军配合在忻口、沁水打了几个小胜仗，加深了他在山西敌后自己搞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刘戡虽然一切听他的，但在敌后抗日作战犹豫不决。1939年初经魏巍说服，也想在山西作战搞点成绩，又决定请求返回山西。因为那时武汉失守、蒋介石退到重庆，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没有通盘计划，蒋自武汉失守后，虽然仍掌握抗日全国统帅，留一些他的嫡系部队在山西，牵制阎锡山与中共八路军的势力他是愿意的。刘本人作战勇敢，但没有什么谋略，在敌后抗战的一切都交魏巍，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发展很快，他常说抗日战争为了国家危亡不能不与中共联合，但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可能要同共产党又要打一场生死战争。这个话他在1939年国民党消极抗战总形势下就说过，后来不幸而言中，他终于死在反共内战中。 在1939年初我们重返山西办地工会时，刘对我们是信任的，还特派我为军部秘书又兼地工会秘书负主要责任，地工会下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约十人左右，它们的任务是做军队的后勤工作，协调、沟通与地方政权及各方面关系，同县政府、牺盟会搞好关系，改变过去33军团的作法。 当时我们以赵城训练班的人员为主体，在93军地工会名义下搞地方工作，仍然保持着当初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与作风，我们大家仍然一同生活，不脱学生习惯，彼此以同学或同志相处，魏巍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我们为同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20元，我以军部秘书身份拿80元，但我并未完全自己用，补助了会里的费用。当时沁水有一儿童宣传队，是邵大勇他们在33军团的地工队时，召集十几个小学毕业生娃娃组成的，这些孩子活泼可爱，做宣传工作唱一些抗战歌曲，表演儿童戏，很受老百姓和部队喜欢。93军组地工会时，大家想留下，但一没有这个编制，二不另给钱，他们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大家每月生活费由20元减为18元，大家拉平，省下的钱给儿童宣传队用，改名为流动宣传队，增加了几个大的队员，请陈平等为老师，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专搞宣传的组织了。 当集中学习办壁报时，我就想到地工会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宣传93军在敌后抗战建根据地的事迹，而且办这刊物可以团结和吸收更多的人。但办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先有印刷厂，有办厂的人，写文章宣传我觉得现在地工会有的是，只缺前两种。我把想法同余、夏他们谈了，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同刘戡、魏巍谈，居然他们也赞成，于是就派我去西安去办这件事，首先是买印刷机器。 我在1939年夏天来到西安，仍然住在青年会辛志超处，再去93军西安办事处接洽，那位处长很客气地说，军部有电来由我负责办买印刷机器，他听我的调度。买机器我完全是外行，同辛志超商量，他也一门不摸，好在他有熟人，介绍与我接头，最后决定买一家要关闭的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然后租地方包装，93军办事处也派几个人协助我。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是件好差事，虽然只有几千元的买卖，经手人可从中捞一把。起先那位处长也是这样看我，但一经做起来，我却丝毫不沾，不要说通常的回扣、手续费等我不沾手，连卖家请客送礼我一概拒绝，我自己的食住全由自己捞腰包，使这位处长及办事处的人对我另眼看待。在南门外租一间房子用作包装检查机器之处，特别是搬运包装铅字颇费精力，我都每天去亲自动手，搞了近两个多月，一切包装好了交办事处设法运往前方。我在这件事中学了不少东西，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几位朋友。 我同辛志超较熟悉而且结成朋友，我住他那里，他帮助我购买印刷机器找到懂行的人，使我不致吃亏上当，并介绍了排字工人。重要的是我了解他的为人。他原是北平青年会的副总干事，失陷后他领着青年会办的军人服务部做抗战工作来到西安，他是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负责人，又是西安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与西安各方面军政绅学界有来往，更多的是帮助大批青年去延安，帮助延安出来的青年去大后方，他这里几乎成了燕京同学的来往的交通站。他同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联系，是他介绍我认识办事处的一位秘书的。他是倾向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份子，在西安已小有名气，他在生活上不得不表现灰色，出入茶楼酒馆，特别爱听河南坠子，居然还捧唱坠子的姑娘，他带着我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姓崔的经常去这些地方，用他的话说这叫“保护色”。他差不多同北平逃出来的说书的，说相声的，做小吃的都认识，而这些地方又是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的场所，他故意让那些人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可是他很胆小，对我，看来他是考察了一段时期才同我深交，把我算作他亲近朋友之一。我劝他在晋南93军驻地搞军人服务部，他后来派了几个人去，由于在敌后他们活动不开，在一次扫荡中他的人都跑回西安去了。 再一位就是孟用潜，他负责工合西北区，前次从延安回来已同他认识，现在他的任务大了，负责的地面宽了，他正积极筹划去洛阳办合作社。我从辛志超那里知道他的背景很复杂，他家在北平基督教很有地位，他是燕京老同学，做过外国通讯社的记者，现在搞的工合不仅有外国背景，新西兰、美、英等都捐钱，而且有孔祥熙当他们的大老板，所以，工合运动在全国前线和西北得以开展。更重要的是老辛向我透露他可能是地下党员，在中共党内有一定的地位。我同孟用潜认识后，这次在西安专门去他们办的在乡下的工业合作社，如打铁的、做陶器的、手工织布的工合去看看，发现领导这些社的工合人员都是青年学生。我对之有了好感，一再动员劝他去晋东南办工合。后来他去过一次晋南，到93军同刘戡、魏巍见过面，也在阳城、晋城等地办了几个合作社。在12月政变后遭受到打击就逐渐撤走了。我是在孟用潜处认识熊其杰的，我动员他去地工会，后来他去了当上地工会的经济科长。我的想法是让他搞印刷厂，他也的确负了很大责任。特别催办机器运输，选定在王屋山里的厂址，召集工人，他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韩乐然我们在延安就认识，此次在西安又见面了，他是从西北回来，照了很多照片，在他整理照片时，我去找他。双方都高兴见面，各自叙述这几月的经历。他当时挂了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的职务，据他说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李济深，专门了解与协调战地前线各个军队之间的矛盾与磨擦，自然八路军与其他进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矛盾较多。我劝他去山西前线特别是去93军看看，我专门介绍了魏巍的情况和我们搞地工会的作用。后来他去了山西，在12月政变后，他为魏巍与八路军联系，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将在下节叙述。 1939年9月我返回山西，那时地工会驻在沁水县朗壁，靠着沁河的一小村里。地工会工作还较顺利，派去各县的地工队一反过去33军团的与地方对立的形式，都同各县各方面关系搞得好，主要与牺盟会合作，它才是这时各县的实力派。现在许多县长都是牺盟会的，同时也有八路军工作队，实际是中共县委会的公开名称，中共的抗日活动一切都由牺盟会出面。有的队像浮山的冯毅领导的地工队同牺盟会和八路军工作队关系搞得很好，他们常将中共、八路军的报刊、书籍和通知借给我阅读，这样我的思想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我回到地工会作为总负责的秘书除了了解我不在时的全部情况外，多与余毓生、夏讷等交谈大后方及山西前线的形势，他们对办地工会工作很乐观，因为有刘戡的信任，魏巍作为主持人，又与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独立的干自己的事。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在各县，由地工队做团结联系工作，遇到作战时，动员县政权及群众支援军事行动。地工会总部只是机关工作，作为指挥者魏巍的助手，传达指示，收集情况与各县队联系。这时流动宣传队已成立，由夏讷任队长，我建议开一个艺术训练班，请一些懂宣传艺术的人来上课提高我们的宣传艺术水平。 我在西安时曾找过全国漫画家协会西北分会负责人刘铁华。朱天马（朱丹）等人，他们将该会的供给部长从事漫画木刻工作的陈平介绍给我。他积极支持我创办艺术训练班，他拿着93军介绍信到长治决死三纵队政治部见到董天知主任，请来在该部工作的刘韵波来我们训练班教课。 当时参加训练班的除流动宣传的儿童外，还有一些成年的地工会人员。邵大勇任副队长，乔耀世为艺术指导，还有陆秀云（郭兆南）、张文颖（张晖）、朱秀贞、朱仲英、周文远、罗从。盛寿令（邢起、盛烈）、任保顺（任群）、崔文进（崔巍）、崔振鸿（乔谷）、吉庆元（陈播）、孔繁缟（孔斌）、冯耀临（黎光）等。 我为什么还记得他（她）们的名字，因为在12月政变后，我先后帮助他们脱离93军去抗大分校学习，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外交工作，1951年进西藏，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又出国当大使。“文革”后的1981年，我从希腊使馆回来休假，遇见了当时在晋南搞地工会的同志，其中有余毓生（改名为余克坚），贾向春（在交通部工作）等主张招集原来在地工会的同志开一次座谈会，回忆当时的工作、思想、生活的情况，准备写一本集体回忆录。我当然赞成，于是这个座谈会就开成了。由于他们的联络，集中了当时93军地工会旧人员约20余人，大家几十年重新见面，非常亲热，除了相互交谈这几十年各人的经历外，还座谈当年办93军地工会的情形。 我们在王屋山山沟里办训练班，在那经常阴雨连绵，云雾迷漫中，我们除了学习外，我同几位小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好，我常带他们去水塘里游泳，去爬山，采野果，那山沟里核桃树很多，我们常打下将熟的核桃果剥着吃，剥新核桃壳带一种浆汁，这种汁一时洗不掉，干后手上嘴唇上带着黑黑的颜色，一看是偷吃了核桃的，大家以此作为笑谈。我们就在这山沟小庙里，唱抗日战争游击队歌曲，讲抗战的道理，所用的书都是由长治买来的，那时长治称为上党，有中共、八路军的机构和书店。我们也常常在群众中排演一些短剧，主要演员是儿童，向着这山沟里多年不问外事的老乡们宣传抗日。 我们这些做法，不可能不使93军里一些人知道，魏巍信任我们，对我们办训练班这一套是赞成的。但也有人不赞成，于是谣言出来了，说是佘秘书、夏讷队长在受八路军、共产党的训练。这时已临近第一次反共大高潮了。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4月间阎锡山开了秋林会，决定取消牺盟会、决死队，要恢复他在山西军、政方面的全面统治。会后他疯狂向山西的进步力量进攻，先在晋西南进攻决死队，铲除六专署的牺盟会人员。12月他派孙楚率领部分顽固军队来到晋东南，先在阳城一带与中央军14军勾结。利用所谓“会议”时期，撤换了五专署，逮捕大批牺盟会县、区级干部，利用旧军官在决死三纵队叛变，要消灭三纵队。同时带来了大批阎锡山为反共新纠建的精建会、突击队的特工人员，在晋东南各县到处搜捕、暗杀、活埋、侦察进步人士，闹得晋东南在日寇铁蹄统治下由进步力量保持的一片被封锁分散的根据地里，硝烟弥漫、杀气腾腾，但不是在抗击日军而是向抗日进步力量开刀！ 就在这时，93军内部也发生了新旧势力，主张团结抗战与反共分裂两种力量的斗争。 这年夏天，刘戡的妹夫林荫根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完毕后，经过刘戡的保荐来到晋东南93军军部。国民党军内，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抗战开始后不久，这两个统治军队的蒋介石的组织就不存在了，或者有名无实了，尤其是在敌人后方的像93军早已没有什么政治部和特别党部了。现在又要成立，说明国民党要执行它的反共政策。林荫根任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党部的特派员，但他刚来敌人后方，只带来几个人，要建立这两大系统组织，没有人不行，于是就要把地工会的人吸收去为他工作。在93军内部一场斗争开始了。 我们在阳城王屋山沟里搞训练班，埋头学习，对于上述政治形势并不知道，只是风闻要成立政治部，认为那是军队的事与我们无关。9月后我们结束了训练，我带着流动宣传队出来到各地演出。在93军军部演出了一场。结果反映不一，下级军官及看演出的士兵反映很好，宣传队唱抗战歌曲，特别是游击队之歌很受欢迎。而中上级军官尤其是林荫根等非常不满，认为这场演出完全是为共产党宣传，至少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不宜演出要加以整顿。 他在93军虽然有两层关系，刘戡的妹夫和政治部主任，但他并未获得那些军官们的好感与支持，仍把他看成是因为裙带关系与卖狗皮膏药的。同我们这些在敌人后方吃苦耐劳一两年的青年们比，他的威信还差一些。我们也根本看不起他。 刘戡为难了。成立政治部是一定要办的，他要支持他妹夫当好主任，要把地工会这些人作为政治部的成员，但地工会又是魏巍扶持起来的，是魏在赵城训练班的学员，算是魏的属下，要取缔地工会成立政治部就必须获得地工会、魏巍的同意与支持。 但是成立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是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势在必行。就在这时，晋南阳城长治一带不断传来山西新旧军磨擦斗争的消息，孙楚在阳城攻击三专署、牺盟会、决死三纵得手后，把矛头对着五专署、决死一纵方面，但间隔着93军驻防地，所以孙楚派人来与刘戡接洽，要求93军同14军一样协助他攻击新军及牺盟会。在这个问题上刘戡与魏巍发生矛盾。魏在看了国民党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密件，使他感到这样闹内乱，将使抗日战争受到破坏，他劝刘不要参加到反共、反八路军的磨擦事务中去，说闹磨擦反共对抗战不利，对国家民族不利，对刘自己在山西敌后抗战也不利，他们的争论自然不会有结果，但是当时刘戡多少还有些民族气节，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对于把地工会解散并入政治部问题，魏巍也不同意，这等于把他辛苦培养起来的力量取消了。同时也看出来这是配合限制异党活动内容之一，因为在林荫根看来地工会一伙人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的。魏巍因这两点与刘戡闹僵，他借送妻子回后方为名要离开山西去西安。行前召集地工会全体人员开了几天会，讨论如何应付办法。经过我们（我、余毓生、夏讷、冯毅及各地工队队长）商议决定可以并入政治部但由该部设一民政科管理，仍保持原来地工会的作风不变，原来生活待遇20－30元不变，不接受军衔，将来可去后方学习或另谋出路，流动宣传队暂归军部，由夏讷当队长，我同余毓生、夏讷算是军部秘书，不属政治部。由冯毅任民运科长，实际地工会仍自成系统，名亡实存。这样刘戡也接受了，在他看来，地工会原来是他的人，只要并入政治部不管什么形式都行。而在林荫根看来，目前只好如此，将来再慢慢吞并。 这样决定后，魏巍去了西安。余毓生借口看眼病也去西安，再回到山西，我到晋城与他会晤，并请工合孟用潜（那时恰好孟在晋城他们办的煤炭工业合作社）用工合证件掩护他过国民党军队驻地去投了八路军。余曾在1939年，由魏巍向刘戡建议派他以军部秘书名义访问山西三、五专署及八路军总部进行联络。余拿着刘戡的介绍信会见了左权参谋长，因他们是黄埔一期同学。余见了左权又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他们谈到93军地工会一班要求进步青年的情况，要求派人给予指导。彭、左一再劝他转告地工会青年，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友军发展组织，不能派人，但你们有爱国心，思想进步，应当在那里发挥作用，促使93军坚决抗日、坚持团结和进步，可以起到我们共产党人起不到的作用，至于个人去向将来不难解决。他口来后向魏汇报了，只同少数几个人谈了。他因几次去找过八路军，现在自觉在93军呆不下去，自己也不愿再呆下去，就在地工会处于瓦解时期离我们去了。我当时对他的走多少有些感触，觉得在这时离开大家而去，未免从个人考虑多些。 刘戡对我进行拉拢，给了我同上校秘书名义，所谓同上校就是拿上校薪水的军用文官，而不是上校正式军官，余同夏都给了同少校秘书名义。这也很清楚，他是以这种地位来拉拢我们为他继续工作，同时也可使原地工会的青年安心。他对我更为拉拢，因为我的学历高，在地工会中有影响，留住我就是留住这些青年。他也看出来，地工会这些青年经过两年来在敌人后方抗战，为93军抗战宣传，在各地支援军队作战，吃苦耐劳，待遇低下，不为名，不为利，始终抗战爱国情绪高涨，就是铁定的顽固派看了也不能不感动。这两年多来，我也受了考验和锻炼，我和这些青年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尊重我，听我的意见，特别在敌人的扫荡时，军队不理我们，我带着他们跑扫荡，在老乡掩护下躲日军搜杀，在那血腥刀光下同过命运的人，你能在困难时把他们丢开不管吗？虽然在敌人后方，四周被日军占领的城镇、用铁路、公路、碉堡把我们封锁起来，但仍有广大乡村为我们掌握，众多的山西老乡同我们站在一起，形成我们自己的交通线路。那时我们在安泽、沁水、阳城、浮山等县敌人占地外自由行走，广大的乡村是我们自由活动、宣传组织抗战的地方。我们与老百姓关系友好，特别尊重他们的人格、财产和妇女，我们在敌人后方一切行动、消息、居住都依赖他们，在敌人扫荡时我们帮助他们，他们掩护我们，我们公买公卖，同他们处得很好。有好几次我在公路附近先后同日本鬼子走进一个村里，都是老乡通知我立刻离开或者把我藏起来。这样我已习惯这种生活，在敌人后方并不感到害怕。 但是给我最大的打击的就是我们在敌后建立一点抗战的力量与据点的想法，眼看成了泡影，我们掌握的地工会解散了，刘戡几次同我谈话想拉我去搞特别党部被我拒绝了，我去了流动宣传队，借口帮助宣传队整顿提高水平，将宣传队开到沁水城附近南坡村内进行学习。在南坡村近一个月时间，我们主要学习了从延安、长治买来的各种进步书籍，我第一次定下决心好好看看这些书，先从《大众哲学》看起，后看《费尔巴哈论》等一些讲唯物论与唯心论争论的书，使我大开眼界。我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从未涉足哲学领域，现在读了这些书，觉得哲学领域里有广大的天地，认识到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我相信了唯物论。由哲学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时代欧洲形势的论述，其中尤以《法兰西政变记》、《论拿破仑第三》等评论欧洲那时革命的政论文章打动我，文章写得非常严谨，逻辑性很强，对形势的分析十分有说服力。我因此对这些著作有了极大的兴趣。我从西安买了一本旧的英文《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看起来，但由于我对经济学不懂，我的英文程度还看不通这本书，但在个别章节中也受到启发。我对于社会发展史有了兴趣，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与国家的起源的著作，使我相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学说，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南坡村我们又得到了由牺盟会找来的中共和八路军总部的一些报刊书籍，特别是看到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看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尤其是《论持久战》《中国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以及分析抗战形势指出抗战方针与政策等等，使我知道抗日战争发展的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战争的领导问题。 我过去一直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的历史是熟悉的，从“九·一八”事件以来亲眼看到与亲身经历国家受欺凌受压迫受侮辱的事实，是我决心来前方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一。空有爱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志愿，但要为之做点事，也想因之而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落空了。现实告诉我，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是不可靠的，就是魏巍也只不过一个军的参谋长而已，他虽是受刘戡重用的实权派，但反共高潮一起，他也无力挽回。连他苦心经营的小小地工会也保不住了，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我当然也可甩手而去，我哥哥正在重庆做生意，可说是发国难财，以我的学历去后方也可另找事做。但我这时思想变了，这几年的敌后生活，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的想法。我已熟悉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环境，看到了进步的、马恩列毛的一些著作，使我看到了生活上的一线曙光，我要奔向光明。 恰在这时，刘戡命令把宣传队划给政治部，并送来棉衣和委任状，宣传队人员大哗表示坚决不去政治部，先后纷纷出走去抗大分校学习。这时抗战演剧三队也来到93军驻地演出，它在名义上属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它在敌后作巡回演出，实际该队有地下党组织，由于他们的演剧、艺术、宣传水平较高，受到军民的欢迎。他们一来即同我们接近，关系非常好，我把宣传队没有走的小青年送到他们那里学习，借口是提高，这几个儿童后来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这样一来流动宣传队瓦解了，政治部要收编的计划落了空，刘戡大发雷霆，把夏讷大训斥了一顿，派他去王屋山龛河搞印刷厂。这时我从西安买的机器已运来，夏讷去后，因要买油墨纸张，军需处派人同夏讷一起去游击区（敌我双方都未占领，但双方都派人去活动，有许多商人在这里做沟通双方需要的货物的生意，这是抗战中出现特殊情况，在敌人对峙的地方都有）林县采购。在路过树掌村夏讷一人去神郊见到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向何谈了93军地工会青年的情况，他们都要求进步，现已有十几人来抗大学习，夏自己也要求来。并说他的未婚妻也已来了。何当时只劝他团结抗战，其他的话以后再谈。正在此时八路军某支队扣留了93军采买的人，夏又去信我何长工查清是93军的就释放了。夏因此得到刘戡的好印象，对他解散宣传队的事也不大追究了。夏又去找过何长工，何可能得到八路军总部来的介绍，这次同夏作了深谈，劝夏在93军坚持下去，说你们在那里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并给夏收集情况的任务及通信方法。 当余毓生走了，夏讷去龛河后，原地工会领导人只剩下我一人，我也不愿意留下来。但原地工会留下的青年都看着我如何办，我对他们要负责，我向他们说，我尽力保障他们留下的做好团结抗战工作，走的尽力设法保护他们走，我是最后走的一个，我最终实现了我的诺言。这里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在12月山西政变期间，我们看到了薄一波在秋林会后召集的牺盟会代表大会的讲话，反共卖国高潮来到了，牺盟会和新军要坚持进步、抗战、坚持打击一切破坏团结、投降卖国行为，大雨要来了，我们要撑着大伞顶住大风雨（大意如此，内容很多，现在只记得这些）。接着孙楚来后，就在阳城一带勾结中央军陈铁部队消灭了戎于和领导的五专署和决死队，把牺盟会领导的政权夺过去了。但抗战的五专署和决死三纵队并未完全被消灭，他们又恢复起来，进行游击战争与日寇及顽军周旋。 那时山西风云突变，形势被国民党、山西阎锡山进行的反共高潮弄得非常复杂混乱。在大敌当前，日军占领我大片山河，特别占据山西重要地区时，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这场反共高潮，使我们感到不知如何对待。当时我们从余毓生、夏讷和冯毅等专门与牺盟会、八路军联系的人那里听到，要我们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坚守现有的岗位，可以做到他们在这里做不到的事。我当时看到了，孙楚要向第三专署和决死一纵队进攻，必须要得到93军的帮助，因为93军驻地，正处在他与三专署辖地之间。在晋东南国民党军队以93军为主力，它是甲种军，辖有三个师，及直属团营连，分驻在安泽、屯留、浮山、沁水、阳城、翼城一带，自然是在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以外的农村。这时，刘戡和林荫根接有密令，在山西新旧势力和两军冲突中，表面中立，实际暗助旧军，乘机消灭八路军的游击部队，顺势控制地方政权。我们看到这种形势，一方面感到痛心疾首，在此国家危亡。大敌压境之下，自己人还搞这种为人所不耻的自杀行为；另一面又觉得要在我们能力所及，尽力做一些帮助进步力量的工作。于是我同夏讷、冯毅、李士珍等商议决定：一、通知93军驻各县地工队内可靠骨干，要与当地牺盟会密切联系，互通消息，在得知他们可能受到袭击时，尽力设法掩护他们撤退；二、各人要提高警惕，进步书籍要隐藏妥当，以免被林荫根的人发现，引起麻烦；三、有些思想要求进步，但年轻单纯、政治认识不够坚定的，可以动员和支持他们去抗大一分校学习；四、比较老练的骨干分子，现在要坚守岗位，准备应付事变，同时等待魏巍回来。 地工会内的青年，多半是能听从我们的意见，在我们这些意见传达后，各地的地工队表现很好，前前后后掩护了一些牺盟会县、区、及下级工作人员撤退回到岳北牺盟会控制地区。 这年双十节前，93军部向在沁水学习班的宣传队发来命令，要宣传队赶回军部，准备在国庆节日演出节目，庆祝军部特别党部成立，并举行集体加入国民党仪式。于是全体大哗，纷纷表示决不去参加这个节日活动。许多人这时就先后离开宣传队，分批去抗大分校学习，剩下的少数年轻小孩队员过了节日回到军部，刘戡对此大为不满。经过先是余毓生在八路军总部，后又是夏讷的联系，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得到八路军的认可，我们留在93军的工作，是可以做为抗战、进步、团结工作的一部份。所以虽然处在那样极端受人们歧视，甚至受到几方面不讨好和怀疑的情况下，也并不灰心丧气，仍然竭力坚守自己的岗位，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 同时，我也想到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行为是被动的，我们应该主动地准备在事变扩大，我们不能再在93军呆下去时，自己应有一份力量主动反击反共势力、投入到八路军去。我想到自1938年初在安泽县古城镇已派赵大斌去做工作的红枪会，这个红枪会一直受我当地工会领导。我想去组织一个脱产的游击队，必要时，特别在反共战争打到我们防区时可以作为一支小小的配合力量，困难时可以投向八路军去。但这个红枪会组织，却被17军改名为别动队，魏巍认为这个名称容易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所接受。1939年初回来后，我曾去过那里，会见在那里一直未走的赵大斌，他已差不多群众化了，住在老百姓家里，同他们关系很好。现在地工会撤消，我们坚持要保留别动队，我从高庄时起就想搞点武装，后在灵霍安赵四县办自卫队，古城镇的红枪会改为自卫队是办得较好的一个队。现在地工会没有了，宣传队也瓦解了，我决定亲自抓别动队。以别动队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刘戡也有兴趣，我说服他要训练一下别动队，他给了一些枪支、弹药。手榴弹，并允许配一个参谋去帮助我训练。我同赵大斌等商量，集中了约百人的青年骨干，组成临时训练班，由军部派来的何参谋上军事课，主要教他们军操、射击、掷手榴弹等。我与赵大斌等上政治课，讲日本侵略及抗战道理，但绝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个别谈话，了解农民积极分子的情况，向他们讲解抗日团结进步的道理。我们还请来牺盟会县委会成员向他们讲课。何参谋是国民党正规军校毕业生，他与我是同乡，很看不起别动队，认为这些农民乌合之众干不了什么，呆了一星期就走了。他走了很好，我们可以放手进行工作，从近百人中挑选出三、四十人组成脱离生产的游击队。 我们集中训练的地方是北孔滩村，这一带恰恰是93军驻地与决死一纵队、山西三专署的连接地，是山西顽军与新军牺盟会的中间地带。北孔滩村属安泽县第三区管，我们在那里集训，需要粮食、生活费，这些我们都从各村分摊，村长不得不听我们的，这样就与安泽县政府特别是第三区发生了矛盾。虽然我们在训练内容上讲的是团结抗战进步，牵涉到政权、财经收入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在那里不许阎锡山的精建会特务活动，实际上隔离了山西反共顽固势力向三专署的进攻，但我们也妨碍了新地方政权和牺盟会的发展。我们处在山西新旧力量夹缝之中，倾向于新势力，但也讨不了好，双方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趁火打劫夺政权、扩大势力，特别是搞别动队、发展武装更招各方注意。在我当时的思想中，觉得我现在去投共产党，以我在93军的地位很难得到中共的信任，我必须要做出些对革命进步有成绩的事，证明我对革命事业的诚意才能获取共产党的接纳。同时我在认识上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按照我阅读的马恩著作，都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社会物质财富生产最丰富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共产主义，另外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天的中共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就产生了我的问题，今天共产党抗日是坚决的，将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在中国这样贫穷。生产这样落后的社会，能够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吗？我正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在探讨这些问题。 我劝说刘戡，阎锡山的旧军，尤其是精建会突击队派特务到处暗杀、腐化、欺压百姓，反对抗日的牺盟会、决死队，他们想利用93军作掩护向抗日的三专署进攻，夺取政权。山西省内部的事我们可不管，但他们在我们驻地随意杀人、夺权，并想利用我们作为其搞阴谋的靠山，那不能允许，我们要在驻地内禁止他们活动。刘戡不反对我的意见，但只说了一句，我们犯不着得罪双方，但对在我军驻地不能搞暗杀，不能受其利用的意见是赞成的。那时，因为93军不配合，孙楚的部队不能开来沁水一逞向决死队进攻，只派来大批特务，化装便衣，到处将牺盟会县、区、村级干部夜间捉住，加以暗杀、活埋、极为嚣张，这些残酷活动。自然遭到决死队的报复。 我除了设法让原地工会人员、宣传队队员离开93军前去抗大分校学习外，还掩护了牺盟会和新政权的一些人在顽军追踪下撤退到安全地点。我们在北孔滩村一带别动队驻地形成了一个中立地带，由这里通向安泽牺盟会政权全无阻碍。北孔滩村北面有条小河，那里就是安泽县第三区区公所所在地，我们同那位区长一直有关系，互相交往。一天，区里来人说区长被精建会特务抓走了，我一面叫别动队员到处查找，一面报告刘戡，精建会在我驻地抓人，完全无视我军，搅乱秩序，我要采取措施将区长找回。我们阻截了精建队将区长放回。我在北孔滩村进行民众选举，赵大斌被代区长。这件事刘戡很高兴，因为我们取得一个区的政权，但安泽县不满说我们趁火打劫，夺取政权，干涉地方政治。赵大斌听了后与我商量，我说既然他们不谅解就将区政权交回。于是赵将区公所印件、公文送还安泽县并要其派人来接管。这件送还区公所政权事，使刘戡大为不满，除质问我外，还把赵大斌训斥一顿。我说若不送回必将引起我们与牺盟会磨擦，使我们在这里不得安宁，而且别动队也将难于存在下去，区政权送还了，表明我们光明正大的立场，团结他们抗战更有利了。他虽无话说，但看得出他心中的不满。他急急打电报催促魏巍口来，他实在应付不了也不愿多操心山西的局面。魏国电拒绝回前方参与磨擦，刘去电说只要目前方，一切均可商量。魏魏在西安曾活动去别处无结果，并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密谈，但被劝先回前方，应该坚持在93军的工作。魏巍是带着不参加搞磨擦的条件回山西来的。魏巍回来后，我把我们的做法和应付形势的对策向他谈了，他很赞同搞武装，同意尽量充实别动队的力量，将一些地工会原有的工作人员派去掌握别动队。 在1940年春天，北方大地还是冰天雪地。一天我带着一个小勤务兵沿孔滩河走向石壁村。天黑了，我在村公所（也是别动队一中队队部）里休息。忽然来了决死队两个队员要找他们的队部，说是从南面开来的，路上掉了队，我叫村长设法为他们找一下。村长答应了，我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休息后找到一家老百姓家住下。晚上我看《国家与革命》并做了笔记。刚睡下即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然后有人推门，我开门后，突然进来手执刺刀的决死队队员数人，把我从床上提起推到门外空场上，用刺刀枪支把我围着，然后到屋内搜查，接着被他们绑着整整走了一夜。我想这次可完了，我成了他们搞磨擦的牺牲品。我几次想逃跑，但因我双手被绑，四周有人看守，没敢轻举妄动。第二天又在山路上行走一上午。中午住在一个村内，这时对我待遇好点，把捆绑的手松了，让我一人住一个窑洞，有一位政工人员干部进来叫我不要乱走。一直等到下午太阳偏西时，来了一位负责干部，后来才知是团政委刘有光。他向我说很对不起搞误会了，将行李还我，并请我吃了顿饭，居然有炒鸡肉，他说在这乡村里没有好的招待。又说了一大篇团结抗日的道理，知道93军内有进步青年，希望以后合作。我当然也讲了我的身份与立场，并说在这大动乱时期，误会在所难免。吃饭后，叫了两辆大车，把我的行李和在石壁村收缴的别动队枪支一起送回北孔滩村。 赵大斌他们知道我被决死队抓走，非常焦急，见我回来自然高兴。我即召集地工会在别动队工作的人员开会，说山西新旧势力磨擦问题十分严峻，我们处在中间，虽然一心倾向进步，但难免招来误会与麻烦。我们要收缩，不再发展中队，将处在三专署前沿的人撤回，并要积极努力搞一支有点战斗力的游击队，不脱产的别动队放在次要地位。要与牺盟会，决死队，新政权尽量接近，多听取他人意见。大家赞同我的意见。 我正准备回军部驻地端氏村，安泽三区区长来找我说安泽县请我去谈谈。我去了，那位张县长很客气，招待我吃饭，还请八路军工作队长（县委书记）作陪，他们向我大讲新军的抗日力量及他们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繁荣情况。说那次押我是误会，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三专署专员请我去谈谈，第二天，我又同他派的人一起翻山越岭到三专署所在地，见到薄一波、牛佩琮和张力之等，他们请我吃了一顿饭，主要由牛同我谈，讲团结抗战的道理。我从那里回北孔滩，将情况同赵大斌他们讲了，说我们原来的决定不变，等我回军部后与魏巍商量，如有什么变动再通知。 魏巍返回晋南后，即参加指挥一次反扫荡战役。战争一结束，重庆即来一密电要93军配合中条山各军围攻唐天际的晋豫边区游击队纵队。魏把密电扣住，第二天才交给刘，刘决定要调动一支军队前往。魏认为抽调防御日寇军力不妥，有遭敌袭的危险，把作战命令压了两天，经刘再三催促才发出，等93军的部队调到指定地点，唐纵已经突围。刘戡明知延误是魏故意造成的，但他对魏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已认可了魏不参加磨擦的条件。这事被政治部主任林荫根知道了，马上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刘戡不在场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他代表特别党部讲话，大骂“我们军队里有人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实际是指魏巍及原来地工会的人员。我在下面听了实在不好受。他讲完了，魏巍也讲了话，“现在困难当头，大敌当前，可是有人破坏抗战。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不成体统……”。双方针锋相对，把93军内两派斗争公开暴露在军部全体军官干部的面前。 当天晚上，魏巍即在演剧三队秘密与我商谈，要马上离开93军去找八路军。当时我知道地工会浮山工作队与八路军工作队关系很好，我们即决定去浮山。魏巍以巡视工作为名，带着一个小卫队和我一起经安泽去浮山。安泽地工会的工作队长是李之乾，我向他谈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叫他作好准备，首先要把地工队人员情况弄清，把人团结起来，再同牺盟会搞好关系。我们到了浮山，浮山代县长是93军参谋主任俸一中，他是在山西新旧势力斗争时，牺盟会县长逃走由刘戡乘机派来当县长的，表面上是不让山西旧军抢夺政权，实则是他夺取政权。但俸一中的县长只能管辖屯留公路（该公路把浮山县一分为二）以北的十几个村庄，大半浮山县地盘在公路以南被日军占领，而地工会的浮山工作队及八路军工作队等都在敌人占领区内。为了要与我工作队取得联系，找了村里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带着我夜间过封锁线。这在我不是第一次，但这次较危险，敌人封锁较严，他们定时在公路上巡查。我们二人埋伏在公路附近，看见敌人巡查队过后即悄悄地翻过公路，然后急跑离开公路，迅速进了敌占区。我找着了浮山工作队长冯毅和副队长贾向春，谈了93军内现在的情势及魏巍这次出走的意图。冯贾谈八路军工作队已撤走，牺盟会也没有负责人在敌后区，现在联系困难。我们又商谈一下今后的作法，他建议赶走俸一中，此人在浮山搞特务活动，专门捕杀进步力量。我又在夜间通过封锁线返回浮山县政府，将情况与魏巍谈了，魏只好返回93军部，同意设法调查俸一中。 这段经历令我十分感慨。我以不愿做亡国奴的心愿来山西参加抗战，我靠的不过是国民党嫡系部队93军。我虽然能较自由地干我想干的事，但又什么也干不成。我处在两个势力的夹缝中。左右不讨好，空负我一片爱国心。既然我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从事实上认识了在国民党军队中不能实现抗战救国的愿望，我又何必非困在93军不可？我要自己去找出路，找共产党。恰恰这时，韩乐然由八路军前总来到93军，带来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 早在西安我就一再劝韩乐然去山西晋东南看看，我向他大讲我们在93军的地方工作情况。他在1939年秋来到93军，以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名义同刘戡、魏巍谈得很投机。12月政变后他又来了，他来时我不在，他同魏谈后即去了八路军总部，把魏给彭、左（权）的信及意见送去，想得到彭德怀的指示。在我们由浮山回来时，韩乐然也回来了，韩把彭总的意见转告了魏，希望魏在93军坚持岗位。这时国民党军委已来密电，调魏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刘戡复电说前方军务繁重，暂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于是魏给中共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托韩在西安时交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次魏巍托他的事，当时我并不知道。 我前面已谈过，在我读过的马列著作中，都讲明只有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比如美、英等国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中国这样贫困落后，资本主义极不发展的社会，如何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了我的问题。于是就把从理论上，抗日政策与实践上，及将来的马列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上都信服了中共，下决心找共产党的想法同韩乐然谈了。他先是劝我与魏在一块工作，后来见我决心大，答应与我同行回重庆再谈。我就向刘、魏请了假，于1940年春同韩离开山西。1940年5月间，我同韩乐然离开山西沁水返回西安，我们到了西安，韩提出要在西安两天，然后同去宝鸡。第三天我们乘火车去宝鸡，到站已是黄昏，我们一下火车就觉得空气紧张，站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感到要出事。出站时盘查严密。幸好没受刁难。出站后我们住西北大旅舍。住下后韩乐然即约我去会见宝鸡县县长，韩的东北同乡，这位县长殷勤接待，设酒宴畅叙一场。宴会后我们回到旅舍准备明天的行程，突然来了大批宪兵将韩带走。我住在对面房间，看他们搜查提人不敢声张。不久即来搜查盘问，我有一切合法证件及回川请假文件，宪兵们搜查不出什么就走了。这时已过半夜，我急忙去找宝鸡县长报告韩已被捕，请他营救。他也很惊慌，说他马上想办法。第二天他告诉我这是西安上面命令办的案子，他也无法营救。四川去不成了，我退了车票，回到西安找辛志超想办法。韩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我去找了东总西安负责人高崇明，他闭门不见。我打电报给93军，想请刘。魏设法，但没有下文。四处托人，无人敢揽这件事。住了几天，毫无着落。原来抱着莫大希望想与韩一同去重庆，现在韩已被捕，我去重庆还是回山西？ 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重庆。我二哥在重庆做生意，先去他那里住下再说。于是又再次去宝鸡，买了去重庆的车票，登上了去大后方的汽车。 一路上旅途劳顿，却也有心赏景，到了剑阁，我就跑去观赏雄关的风光。车到成都是终点，去重庆男乘成渝公路车。我在成都住了两天，去看了几个朋友，其中有原燕京同学小赵。还去了华西坝，看望杨公素的大姐杨云慧，她已是教育厅长的太太，住在外国教师留下的小洋房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她见了我很高兴，知道我从前方来，大大称赞了一番。从成都到重庆要在内江住一夜，第二天车要到重庆时，遇着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的车在老鹰岩上停了几个小时，俟日机飞走解除了警报后才开车下山到两路口车站。因我在成都已去信给我二哥，到站时他已来接我。重庆刚被轰炸，马路上秩序紊乱，军警特多。 我二哥原在湖北沙市同大哥一起开设面粉厂，抗战一开始，武汉紧张时就设法搬迁工厂，他与人合伙将面粉厂搬到陕西，自己却来到重庆做花纱布生意。大哥去了上海，二哥全家在重庆住下，重庆千司门有他的公司及住地，二嫂及全家在南岸半山上，那里虽离重庆远点，但安全不怕日机轰炸。我回来后，他们全家把我当抗战英雄看待，几个在学校上学侄儿侄女都回来看我。使我在这两三年烽火刀光后多少感到点家庭温暖，但我却在重庆呆不下去。 重庆号称抗战首都，除了日机轰炸大家跑警报之外，看不见什么战时气象，到处生意兴隆，商人大发国难财，跳舞厅、咖啡厅、电影院，茶楼酒馆，红男绿女，一片歌舞升平。我去过东北救亡总会，才感到了抗日气氛。但是他们警告我注意言行，提防特务。街上随时可遇见宪兵，这些兵专门注意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物及爱国人士，我穿着前方穿的不着标志的旧军装，在街上已被宪兵纠察了几次。二哥他们虽然对这从山西敌后来的弟弟十分亲热，但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像他那样的商人重庆太多了，他说不做生意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做什么生意呢，二嫂告诉我，是经由敌占区，特别是上海、江浙一带运来布匹及日用杂货，他是做批发的大老板。但二嫂说二哥做的只是小生意，比他做得大的有很多，那些人从上海、香港贩来进口的高级用品，供达官贵人销费，由大官们做的才是大老板，他们有势有枪杆子，可以用飞机、公路包运包贩。 人人都在发国难财，不干投机生意要抗战的反而要受到监视、搜查。这算什么抗战首都？！ 我写信给新华社要求拜访，该社约我去曾家岩与潘梓年先生见面，见面后我谈了我们在晋东南的情况，请他给予指示并表示要求工作。潘给我详细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抗战的前途，劝我仍回晋东南敌后作抗战工作，后方工作重要但远不及在敌后直接抗战。他送了些《新华日报》给我，那时重庆虽有但不好买。二嫂对我非常关心，给我介绍对象，是合川的一位教书的姑娘，一再促我去合川看看这位姑娘。我虽也可以在重庆一带教书，成家立业，但我如何肯干。恰恰这时接到夏讷的信，说前方出了事要我急返山西，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但有可能是我们搞游击队和地工队的事，于是我决定马上返回。可要买去西安的票非常困难，我和二哥托了很多关系也买到，只好分段走，先去成都，然后去西安。 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去成都的票，我于8月初离开重庆。到西安仍是住在辛志超处。我请他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我要去八路军总部。办事处的周子健秘书同我见过面。后来辛志超告诉我，周秘书说魏巍已去了总部，叫我直接去山西找他即行。于是我又回到渡黄河去山西阳城王屋山旧路上了。 原来韩乐然被捕后，我去电请刘、魏设法营救时，魏即感到有危险，因为他曾托韩将给彭、左的信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在接到我的电报知韩出了事，料想他的信可能被特务搜出。接着又接到93军住西安办事处的来电说“韩乐然被捕，案情重大，且与本军有关，希注意”。这两封电报魏先看到了，恰巧这时中央训练团又催魏报到，要求他立即离职不得延误。这些电报同时接到，魏即找夏讷商量如何办，当下二人决定立即走，去投八路军。这时魏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能秘密逃走，必须与刘戡说清楚再走，夏不同意，但魏主意已定。魏在吃早饭时开门见山地告诉刘托韩带信给彭总的事，并说现在重庆催调很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后方坐牢，一是由他自己去，请刘决定。刘当时怔住了，问了信的内容，刘与魏多年袍泽，实在不忍心看魏落难，最后答应随魏自便。魏又告诉刘这只是他个人的事，与别人毫无牵连，刘向魏保证对别的人（指原地工会的人）不会作什么，一切可以照常。6月初，刘戡为饯行，刘举杯对夏说，“我与魏参谋长多年共事，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也挽留不住，只好分别了，”呜咽了一会后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共产党，过去之后，你们会成为共产党。我可以保证，在抗日期间，我坚决抗日，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如果国共两党争天下，我还要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但愿我们日后不至在战场以兵戎相见。”刘戡放走了魏巍，他自己后来在进攻延安失败后自杀。 魏、夏离开93军军部后，即去别动队，一面布置去八路军总部的事，一面让赵大斌转告留下的人，要他们坚守阵地，他会派人来联系。在路上魏还咏诗一首： 彷徨重十载，苦学觉迷津。 漏网奔微曙，挥刀断劣根。 赤忱摧霸道，白手拯民生。 汤火匆回顾，高歌寄故人。 他要夏讷抄了三首，寄给93军的故人。（见夏讷执笔的《在顽军内部迎击反共高潮记》） 魏、夏等越过屯留公路进入岳北区，见到薄一波、陈庚之后，由386旅送达白晋线，到总部与彭、左、罗（瑞卿）、杨（尚昆）等会面。几天以后，八路军总部决定派夏讷返回太岳，与留在93军内的进步份子秘密联系。夏在9月间住在屯留公路北的宋店村别动队申怀尧姐姐家。 但回过头再说我从西安回到下寺坪，原地工会的人告诉说我魏巍已去投八路军，叫我到了阳城附近找到我们的人一问即可知道他们的情况。我现在是一心一意去找八路军总部，谁知又出了新的变动。 18集团军前方总部秘书徐立行连同去洛阳任八路军（改为18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还有去重庆周公馆工作龚澎经由总部去洛阳，曾路过93军在屯留的军部，见到了刘戡，徐还带了魏给刘的一信。徐是以总部高级参议名义公开来93军联络，受到了刘的接待。徐又带了左权参谋长给刘的信（当初韩乐然来总部时，刘戡曾托他向左权致意）。魏的密信说，已安全抵达总部，更名白天，今后当联系，团结抗日。刘看了两信后，态度很好，对徐立行说：“请转告他们，大敌当前，理当共同对敌，不管别处如何，我是决不主动挑起磨擦的。又说现在处于敌后，四面敌人，辅佐人材很少，希望新派些人来帮助。徐立行把这话当真了。 我在下寺坪一带遇见了他们。龚澎是燕京同学，在此相见很高兴，我谈到要去总部的事，龚同袁即说不用去前方，同他们一起去洛阳或重庆是一样的，我自然高兴地同意了。谁知徐立行却另提了意见。他找我私下谈了很久，说刘戡自魏巍走后感到孤独无助，原地工会留下的人都分散在各地无人领导，林荫根也无人无能，他在敌人包围之下亟需帮助，劝我仍回93军把工作担负起来，把刘戡稳住继续团结抗日。我一再表示回去恐也无能为力，因为93军的人都知道我是同魏站在一起的，我回去当然要引起他们的猜疑，认为我是回来瓦解他们的。我已决定找总部，如你们不让我同行，那我自己也可直接由敌占区去。最后他说出这不是他个人的想法，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希望我能接受。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明白，既然是党组织给的任务，我自然当努力去完成。他还告诉我夏讷住在什么地方，我可同夏联系。这样我又回93军了。 这时93军军部驻在安泽县偏北的东西峪区，要去那里，必须过两条封锁线。过安泽城封锁线，我在黑夜过了两次才成功。到宋后村与夏讷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双方互谈了别后几月的经历，他将魏巍出走的详情讲了，接着商谈今后如何做法。我们对留下的人进行了逐个分析，谁可做核心，谁跟谁单线联系，规定了联络暗号，通讯的假名，还决定由现在东西峪特区区长王文海为传递信件的交通站负责人。我当时认为刘戡虽然现在处境较难，需要与北边八路军搞好关系，但他不会倾向共产党，对他能稳住能保持团结抗日就算不错，同时他现在也没有力量闹磨擦，因为他的军队处在日军四面包围之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妹夫政治部主任林荫根，此人有军统背景，可能他要搞出一些内部清洗、对敌妥协，对北边闹磨擦的事。所幸现在他手下没有什么人可用，我们要乘此机会把原地工会的和倾向进步人的团结组织起来，我回去后立即做这项工作，现趁刘戡还用我们时，要多掌握些政权及武装，以备万一时。谈完后我一人又返回93军军部。 刘戡见我回来又怪又喜，怪的是我为什么不同魏巍一块走，喜的是我回来可以帮他拉拢原地工会的一些人。他安排我同他住在一个院内，同住的还有一位他的堂兄无事可干投奔他当个闲差事高级参议。刘为我派了一个勤务兵，地位似乎比过去高了点，他吃饭后出去散步带着我闲谈，一再表示要我同他一块干下去，并特别招呼我要与林荫根合作。他这时抢夺了几个县政权。 不久，西安来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是胡宗南派来帮助刘戡搞一个特别行政公署，林荫根当了这个公署的秘书长，要管辖刘掌握的几个地方政权。他们先去长子县巡视，可怜那时长子县就有了三个县长，日本人搞了个伪县长驻在城里，掌握了城关及附近几个村，牺盟会有个县长，掌握了长治公路以北几个村，刘戡派谷若虚任长子县长，也管辖原一个区多一点的村庄，而他的县长地位是刘封的，山西的牺盟会不承认。1940年9月间我回93军时，刘戡搞的几个地方政权大致都是这样的。那帮胡宗南处来的人，非常傲慢跋扈，横蛮专断，把原刘戡派人管的地方说得无一是处。现在管理这些地方的大半是原赵城训练班、原地工会的人，他们在那里生活工作几年，与老百姓关系好，讲团结抗战，同邻近的八路军和平相处，甚至互通消息。这班人认为这些作法都不对，他们是反共闹磨擦来了。在巡视长子县时他们就同谷若虚冲突起来，互相对骂了一阵。谷是刘戡的亲信、多年的好友，刘为此还专门去谷那里调和。我此时在军部已是无职之人，借故去了安泽县。离开了军部，自己住在一个山区小村中，给原地工会的人写信，或自己联系，说明现在93军的形势，要他们早作准备。我把原别动队8中队游击小组20余人调来屯留，归李之乾成立保安队，要李紧紧掌握武装，必要时就带队去北边（因八路军驻在屯留路北，中共北岳区也在路北，我们称北边）。由别动队组成的安泽游击队专门打击阎锡山的顽固势力，阎的势力不断向刘戡告状，93军166师派一个营包围了游击队，领导游击队的武良柱跑去了北边，剩下的人改编为安泽大队，派吴万桥管，而吴却听李士珍的，把这个大队分成三个中队，派原地工会的樊仁旺、赵昌瑶等管带。我去安泽与他们联系，告诉他要应付紧急事变。同时，我给刘戡写了几封长信，分析山西晋南抗战形势，鼓励他打击山西顽固势力与北边八路军合作，共同对敌，才能在山西敌后站稳脚跟，支持抗日战争。1940年11月间，刘戡因要去西安开会，叫我回军部，后又突然决定要我陪他一起去。我知道这是他怕走后我留下来对他们的什么行政公署不利过安泽阳城封锁线由赵大斌负责，我悄悄告诉赵。刘一走，93军可能要闹磨擦，叫他们积极准备，一有动静立即带人去北边。 过了安泽阳城公路后，到了斐昌辉驻地，刘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也因之享了福。在阴历年前夕，我到了西安，向刘戡说我住在朋友处，于是又去了辛志超处，大家见面分外高兴，正值除夕，我们几人过了个快乐的大年夜。 我来到西安后，除设法想与徐立行联系外，在考虑今后怎么办。前方看来已无所作为，刘戡已完全投入胡宗南的怀抱。胡是反共磨擦专家，他坐镇西安，封锁延安，手下养着大批特务间谍，不去对付日本，专门对付中共及八路军。在西安可以贪污捞钱，可以嫖娼引妓，可以花天酒地，更可以欺压弱者，但不能谈论抗战，更不能谈持论久战与游击战，否则就有共产党嫌疑。辛志超交往的人很多，与中共八路军有来往，是一个为省党部注目的人物。但是他极力表现灰色，出入开元寺，捧唱河南坠子的姑娘，他说特务们认为共产党不会去这些地方，越摆阔气，越是吃喝嫖赌越安全。他也拉我去这些地方，以逢场作戏，做为掩护。 辛住处对面有个小书摊，我一人出去就看见书摊上有一两位类似便衣的人，我留心他们的行动，谁知竟是盯梢的，我走过两条街就发现了他们，我想不如直接去刘戡住处看他们怎样，他们竟一直跟踪我到刘公馆。我不客气质问刘戡为什么有人盯我的梢，刘支吾其词，说他是信任我的，但我有位哥哥有汉奸嫌疑。我觉得奇怪，我哥哥在重庆做生意，就是他有什么问题与我何干，这些年我一直在敌后与军长一起抗战，一切情况他是知道的，请他通知西安有关方面。从此我就不大出门了。 不几天辛志超突然紧张地问我，你们在前方干了些什么，引起了这里党部的注意，他说他被省党部叫去，问他那里住的一位佘秘书的情况，辛说看见书桌上摊一堆我的卷宗，他很吃惊地叫我想办法，说落入这些人手里可没有活路。我向他谈了我们在93军的情况以及魏巍出走的事。恰恰这时我接到一封由洛阳寄出的由辛转我的知名不具的信，说知道我已来西安，希望能见一面，信上写了个在洛阳车站一个烟摊的地址，我一看就知道是徐立行写的，我就想去洛阳。辛说你现在已被监视，公开走恐怕不行，东关车站检查很严，得秘密走。他介绍了一个车站服务的工人，我一人先去他家，然后不经过车站而从岔道上车，于是我交待了小于我走后他可带我的行李去洛阳赵荣声处找我。赵是燕大同学，地下党员，他是公开被八路军总部派去（也是卫立煌要的）在卫处当秘书的，我经过洛阳时去过他家。我就这样偷偷去了洛阳。 西安去洛阳这条路我也走过几次，沿途未遇着困难，我在金谷国下车直接去西工找赵荣声。西工是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公署所在地。我找到赵说明我无处安身，他为我在西工大院内找了一间房住下。我那时以为离开西安就无事了，公开地去找了孟用潜，他现在是工合晋豫区主任，在洛阳小有名气，当然也去了洛阳车站那封信上说的接头地点。一天，工合的刘迟（也叫刘群）对我说徐立行要见我，约我在一个饭店相见。我照约定时间地点去那里，等了近一小时，老徐才来，我们找了一个单间谈了起来。我将这次回93军后情况说了，并说由于胡宗南插手，我在那里已无能为力。我已与北岳区夏讷联系好，安排了留下的地工会人员应急的办法，我自己是不能再回93军去了，要求另派工作。他向我谈了抗战当前的形势，说河南也将有战事发生。他同意我不再去山西，静候他另行安排。经这次谈话后，我就放心了，安心在洛阳等他的消息。我在等待徐立行消息时已忘了在西安受监视的情况，常去孟用潜处，并同他在街上吃小笼包，过往很密。 3月初，刘戡由西安来了，他在孟用潜处找到我，叫我不必去山西前方，就在洛阳为他写93军敌后抗战，这正投合我的需要，我就满口答应了。刘走后，我仍在等徐秘书的消息。一天我从孟用潜处出来到他们的宿舍，宿舍一位同志紧张地告诉我，刚才有党部的人找我，叫我赶快离开洛阳。我着急了，马上叫辆人力车回西工。一到赵荣声处，赵说文朝藉副参谋长找我，我莫名其妙，问他找我干什么。赵说你住在西工大院，副参谋长找你还是去一下好。文朝藉兼洛阳卫戎区司令，我只在刘戡宴会上见过一面。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什么，要我不要出去。于是就叫人把我送到一间空房，我的行李早已拿来，在那房间地上躺了一夜。这一夜使我想起很多，在敌后93军搞抗战两三年落得这样下场，昨天还很客气，今天突然翻脸扣押我，为什么？我想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拿不出什么凭证。在前方刘戡对我有怀疑，但他知道我与魏巍的关系，是不是因此扣我？我与徐立行的关系，恐怕他们不会知道。知识分子弱点在这时的就暴露出来。我想何苦来，一个硕士居然在抗战中被扣，知识有什么用，值多少钱，能为国家干什么？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几个持枪的兵，用一辆人力车押送我去了劳动营。这是我第一次住集中营，当了一名囚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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