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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劳动营刚刚新换了招牌，原来的招牌上写的是洛阳劳动营，现在写着西北劳动营洛阳招生办事处。 进去后才听说，国民党把原来西北的几个劳动营统一起来，归西安的劳动营管辖，其他如洛阳、兰州统改为招生办事处，归胡宗南、蒋鼎文掌握。 原来国民党在全国各地设有集中营关押政治犯，在营内施行新的严酷手段惩治，镇压进步人士，因为受到多方的责难，指责国民党采用法西斯统治，所以把集中营改为劳动营。劳动营伪作学校之名，行集中营残酷镇压之实。 我进去时，正赶上他们转换机制、调人换马的当口。我一进去即送到一办公室，由两个穿校官服的军官训斥一番，叫我要规规矩矩，遵守训导，不许乱说乱动，要我先写篇自传。 我写了第一个自传，这个自传强调我做学问的经过，列举我写过的文章及出版的书名，说明自己是北平著名大学的硕士；再述我在山西国军内为抗日战争服务几年，尽了我爱国的责任；重点落在与林荫根的矛盾，是他处处陷害我、排斥我，要求当局替我主持公道、还我自由。 这篇自传写好交出后没有下文，原来劳动营改组变为招生办事处，不搞劳动营那一套审问、“改造”的作法，站长的责任只是当扣押的人达到一定数目时，用火车押送西安完事。我知道后，即设法找赵荣声、孟用潜等保我出营，至少也不要送去西安。若送去西安，在胡宗南、蒋鼎文的手里。 赵荣声来看过我，告诉是刘戡叫文朝藉扣我的，可能不会送我去西安。我写一信给刘戡表白伸冤要他早日放我，又写信给我在重庆的二哥请他寄钱来我有急用。都请赵寄走。给刘戡的信自然没有下文，二哥不久即寄来几百元。 我知道是刘戡不会送我去西安。有了二哥寄来钱，我就想法活动起来先改善我在营中的处境。新上任的处长是个粗人，他在大院内另一个小院同他的姨太太居住，成天打牌喝酒。这个院内扣押人的房屋和事务，他交给他的同乡（湖北人）兼小舅子姓王的管。新处长对我们的食、住不管，只克扣伙食费、办公费等自用。可怜我们这些长住的犯人，吃的是小米夹石子的粗饭，菜只有一碗野菜加盐。这位王管理员办了个小卖部，里面除香烟、火柴、肥皂外，还有豆腐乳、咸菜，以此大嫌我们的钱。我自然每顿要买，而且还请他派人在外边买点肉，香肠等回来吃，就同姓王的关系搞好了，他渐渐对我无话不谈。这位队长克扣犯人伙食费、吞没公款受人的指责，大有保不住地位的危险，姓王的管理员介绍我替队长写辩白的公文，我因此又同姓王的一块见了这位队长，我为他写了辩白书。于是我成了营中的一位特殊犯人。 后来躲警报王曾带我们出院到附近大的防空洞躲避，在解除警报返回营时，我请王管理员去附近西工街上馆子大吃一顿。他知道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犯人，是大学生、学者，又曾是刘戡的同上校秘书，罪情不大，在洛阳关系不少，也特别同我接近，在我这里他捞了不少钱。一天从山西前线押来十余名犯人，其中有地工会的何令扬等人，我见了大吃一惊，不知93军出了什么事。晚间我偷偷找到何令扬，他才说出牛克坚在屯留公路丢失人名单，所有在93军留下的除了李之乾、赵大斌逃去北边外都被捕了，王文海被酷刑致死、冯毅被扣在军部，叫刘戡回去处理，他们几人要送西安集中营。他说这是166师师长在刘戡不在时干的，那位师长还说佘秘书是共产党的奸细。我这才恍然大悟，西安方面为什么要盯梢我，刘戡为什么要在洛阳图扣我。我还算万幸，假如我被中统抓去，那将不知是什么结果。刘戡总算手下留情。 就是皖南事后，国民党从安徽河南交界处的太和、阜阳一带逮捕大批新四军，约有几十人被押来洛阳转送去西安，因为人数较多，这个大队长忙了三四天才送走。在新四军这批干部中我也是悄悄地同他们接近，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这一巨大的反共事变震动了我，使我愈加要逃出这个地方。 最令我吃惊的是刘群忽然同一批工合的人关进来了，我简直昏了，不知洛阳又出了什么事。刘群一来，当夜我们就联系上了。原来徐立行在伏牛山一带搞了个训练班，准备在敌人打过黄河（那时黄河已在花园口决堤向南流入安徽、江苏）进洛阳后组织游击队伍打游击。他这个训练班被国民党破获，徐立行跑去延安，刘群在训练班被捕了，也要送去西安。我才知道徐立行要我等他的消息却久等不到的原因，原来他是去搞游击训练班把我给忘了。但刘群说他并没有忘记我，只是让我等一等，谁知山西前方出了事，我就等进了劳动营。我讲了我的近来情况后，向他说第一不能被送去西安，一去就完蛋，你是工合会计，借口尚有帐目未清，叫孟用游设法留你几天，俟帐目弄清再送去。第二，我已设法买通了人，可以俟机逃出去，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在东关，我们可设法逃到哪儿去。他有点将信将疑，经过他同工合联系他又可以留几天。我特意向王管理员介绍了刘群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一共躲警报后曾去西工吃过小馆，他非常高兴。 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王管理员说下午去城内吃馆了，他同意了。在黄昏时由他带刘群与我去洛阳城内汤包。在吃饭时买了张报纸，上面载有京剧广告，我提出三人去看京剧，但没带钱，由我同刘群去工合借钱，让王管理员在饭馆等我们，他居然答应了。也是他多次同我外出，我都规规矩矩，一切行动都照他说的做，所以他不疑心我们，这次他却上当了。我同刘群一离开饭馆就先去一家小石灰厂躲避。等到夜深时，我就同刘群去东关18集团军办事处，我们二人就这样逃出国民党的劳动营了。 我同刘群于1941年6月从劳动营逃出躲进旧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以后简称洛办）后，一时间在洛阳引起哄动，说是93军一个秘书逃跑了，洛阳军警马上把王管理员扣押，那位队长被撤职，孟用潜的工合被搜查，赵荣声也处在追查之下。我到了洛办，处长袁晓轩早已认识，还认识了处内的各级负责干部和袁的夫人。 他们都对我很热情，我们向袁报告了逃脱的经过。他说外面追查很紧，劝我改用一个姓名以作掩护。于是我就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一则杨公素真的曾有其人，但已失踪多年了，二则我用来可以纪念我的同学好友，有人要查杨公素的家世我也知道，从这时起我佘贻泽就改为杨公素了。 来到洛办后，我是十分高兴，终于找到共产党了，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洛办除了本身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外面呆不住躲进来的人，其中有演剧四队的几位演员，孙洪也在其内。每天晚饭后在后院玩耍，后院有一篮球场，我在球场上还很出风头，毕竟我在东吴时是校队的，虽然几年没有打了，现在重上球场仍然能恢复当年身手。再就是唱歌，散步，找人交谈，十分自由地活动，我渐渐地与孙洪接近多了，对她产生了爱慕。 我住进来不久，洛阳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躲警报时我们出后院外郊区农民菜地分散躲着，解除后即返回。一次我们将返回时，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要我一人留在菜园内等一会。约两小时后才叫我回去，一问才知道是洛阳卫戍司令部来人，按洛办的花名册点查人数。卫戍司令部来人中有位秘书是燕大的学生，据说认识佘贻泽，他是来查我的，而我在花名册上写的是杨公素，他们点到杨公素又不在，说是出差去了，这样就应付了一次检查。这时正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战况激烈，德军进攻很得势，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猖狂，反共更加卖力。 朝鲜爱国志士组织了朝鲜义勇军，他们有部分人从重庆来到洛阳要去华北，洛办决定让我们（洛办指导员同几位逃来的人包括我、孙洪在内）同他们一起去华北，叫我化装为朝鲜义勇队的成员，从后院郊区上船，同朝鲜义勇队人员一起乘船离开洛阳。 我们这一路三十来人打着朝鲜义勇军的招牌，得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批准文件，大摇大摆地从洛阳坐船由僵师、孝义到汜水，由汜水过黄河经过温县、武陟、修武到山西陵川、壶关沿途几百里地，逢关过卡受检查，同沿途国民党军政人员打交道。 金秋10月，我们来到壶关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交界地，这里被称为游击区，是因为这里是日军、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势力范围的交界上，三方都不能完全控制，但都经常来巡查一番。这三方面的军队汁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村里的村长都知道。我们找了这些村的村长，摸清了三方人马的底细，决定钻空子进入壶关人民政府管辖地方，较安全的地段是一个陡险的山坡，我们就在山坡对面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时机、中午村里炊烟起时，四野无人，我同一位朝鲜青年爬上山坡，爬到半山时看四下无人，便发出信号，然后大队人马登山而上，翻过山头即进入壶关人民政府辖区，找到了村干部，被引进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两天。至此，我们与朝鲜义勇队分手了。由壶关分路，我们洛办来的去太行山根据地，他们去河北某军（国民党杂牌军）。 当时129师师部驻在涉县，我们到时正开运动会，大会会场上高挂红布上书“在毛泽东旗帜下奋勇前进”。洛办的孙超对我说这是一个新的口号，说明党内已确立毛泽东为领袖。他是共产党员，说这话时显得有点惊讶，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心思，但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历史。从我当时所看到的党内历史书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曾发生几次斗争，现在终于确立了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听了也很高兴。 129师运动会进行了一半，我们洛办人员也参加了，我是洛办篮球队队员，我们进行了比赛，得了个第五名。由于开运动会，129师的各部队都派有人来，我在这里遇见了陈赓，他是385旅旅长，从太岳来，他为人非常平民化，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我久仰大名，自动去找他，我们谈起来了。我说大革命在武汉时，我听说外交部特务处的领导陈大少爷就是你，他哈哈大笑了，问我如何知道的。他劝我去他那里工作，并且向罗瑞卿（当时政治部副主任）要我。被罗拒绝了，他临走时向我说咱们庙小装不下大菩萨。在会场上见到白天（魏巍现改名），他同129师首长们在一起，只同我简单地谈谈，说夏讷等在抗大学习，我们将去总部详谈。 参加过129师运动会后，我们就去豫县熟峪镇前总政治部所在地。住下不久，洛办来的人都一一分配工作离开了。我被分配到前总司令部，司令部住在武军寺的一个大庙中，秘书处设在庙前一个舞台上，三间房间，我同另一位同志住一间，刘文华秘书住另一间，当中是过道堂屋。我来前总司令部后，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及参谋处、机要处的人员。 我一到司令部即提出入党申请和写自传，因在洛办时，袁晓轩曾告诉我组织问题去前总解决。申请书交上去以后，静候组织讨论、审查。这时魏巍与我谈同他去云南中越边境一带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我想我正在申请入党，要等入党问题解决才能考虑他的意见，他自然不能勉强我，于是他同夏讷走了。 秘书处有位女秘书叫吴青，她是我在燕京的同学，大概是龚澎走后调她来的。还有就是刘文华，他是德国留学生，同龚澎结婚不久，龚就调去重庆了，我们很谈得来，他们俩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是1941年11月被批准入党的。入党后吴青告诉我，不知道我这几年经历这样复杂，在小组，支部讨论时，许多人对我复杂的经历很吃惊，抱有怀疑态度，是彭老总亲自参加会议作了说明与保证才批准我入党的，本来我们在93军那几年的工作只有彭、左几位知道，他们不说明，别人是很难相信的。 194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接受徐立行的任务返回93军到在洛阳被扣，又逃到洛办，进入太行山并于前总入了党，不只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我从自由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我已是而立之年，从大革命到现在，由闹革命不问政治，到最后找到了归宿。 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艰苦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日军进攻我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我后勤部门在黄崖洞建立了兵工厂，我的东吴同学陆某由德国留学回来后参军做了工程师，他就在黄崖洞。我们司令部离黄崖洞不远，战斗激烈时可以听到日寇的炮声。我们天天起来收拾好行李，准备驴子，万一日军打过来，我们就进行反扫荡。结果日军近一月才打下了黄崖洞，我们的兵工厂被毁了。当时大家意见纷纷，认为在敌后应以游击战为主，即使建立了根据地也不能搞大规模的建设，象黄崖洞兵工厂，居然有高炉和炼钢厂，虽然是小型的，但目标太大，日寇的进攻使我们损失了几年的积累。接着又发生了华家岭反扫荡战役。 1942年冬日军进行扫荡，司令部由武军寺出发经过下麻田转入沟里向西北方向行进。下麻田村有一山岭，约50米高，司令部一个警卫连在岭上掩护，日军已攻进下麻田要占领岭上高地，我们在日军大炮、飞机、机枪下急行军转入沟里，当时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加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人员约百人迅速转移，而彭老总却屹立阵前，指挥若定。在我们这群人进沟向西北走后，他才令警卫队撤下来同他转移，日军随即攻人武军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位红军大将军指挥作战，他身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站着不动，他算定了日军不会追击我们而只是在我军撤下岭后才进攻武军寺。 后来我们谈起此事，参谋处同志告诉我，彭、左老总们对日军作战方式研究很深透，可说是了如指掌，可以指挥日军行动。 我们沿山沟走向西北方向时，发现日军这次扫荡有合围之势，左权参谋长派人侦察，但未得回报，也摸不清日军的动向，司令部人员不知该向何处前进才好。于是左权参谋长亲自在夜间出发侦察，把我带着作为参谋跟他一起。我们几个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在一村内休息，这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大批非战斗人员都聚齐在这小村内，还没有住下，即有警卫人员报告，村山头上发现敌军。彭老总召集罗瑞卿、左权等在村外小山里开会时，发现已被日军包围。而我们除警卫连外尽是非战斗人员，彭总一面对这次反扫荡布署提出批评，一面下令马上分散人马，由罗瑞卿带政治部人员向摩天岭邢台方向，杨立三带后勤人员及大批驴子向南突围。正在下令时敌机来了，飞得很低，连驾驶员都可看见，飞机向我们轰炸扫射，四方山头看见敌人，我们完全被敌人包围并已受攻击。 这时我们司令部人员向华家岭冲出，眼看彭老总骑一黑马在岭上飞奔，后面只有一个警卫员跟着。我在岭右侧向一山口前进，看见左权参谋长正指司令部机要、杂役人员躲避炮弹。 我看见对面山顶上日军大炮，看见他们每打一炮高兴欢呼情景，炮弹呼啸着飞来，在我们旁边落地。轰然一声，硝烟大起。我向山口跑去，那时山口小路已被日军机枪封锁。我跑向山口时，有两位机要员小鬼吓得走不动了，我急急上前夹着他俩沿路边连跑带爬向山口外冲去，总算冲出包围圈。我遇见北方局青委彭华，我们三四人沿途遇见警卫连几个士兵，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在指挥别人躲避炮弹时，中弹身亡。后来找到彭总随着他行动，队伍渐渐集聚起来。司令部人员损失不大，北方局的同志却有很多下落不明，彭总命我带一部分警卫队进入敌人驻扎地区去收集落伍人员。我们夜行昼伏，模进华家岭附近，见岭上及周围尽是日军，夜间到处点着火堆，根本进不去。回来后才知道北方局牺牲最大，秘书长、调查研究室全体人员被俘，英勇牺牲。 这次扫荡后，司令部住在上麻田，滕代远调来代理左权之职，任副参谋长，我调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作研究员。对我来说，入党一年来，经过了几次扫荡，经受了考验。 我在调研究室先做室内工作。从敌占区搜购来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报刊中，研究敌人的动向。那时日寇在冈村宁次带领下在华北搞治安强化活动，我收集整理了一篇研究日军在华北搞政治、经济奴化中国的文章，题目就是论同村宁次的治安强化活动。这算是我在调研后完成的一个任务，这篇文章刊登在北方局出的调研刊物上。这是第一期北方局的“调查研究”，也是最后的一期刊物。可惜这期刊物现在已找不到了。 到了1943年，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后的基层民主运动中，我到××村搞民主民生试点工作。那时地方群众工作都有两重性，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减租应该是向地主、富农减，但在穷苦小村中实际也减到中农身上，要减租就要发动群众，就要进行阶级斗争，组织农会，掌握村的领导权。还要团结被斗的地主、富农们进行抗日战争，斗他们要有限度，不使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被斗的地主富农不但要减租减息，拿出东西来给贫下中农，还要心服口服，一同去抗战，这就是民主民生运动的实质。我在领导一个村的运动中，听信村支部党员的话出了些偏差。 村里贫下中农党员们对本村的老财历来十分痛恨，不只是因为他们有钱，还因为他们在老财的财势下受过气，挨过打骂，有的甚至被老财弄得家破财空。 我在这个村搞了近四个来月，虽然名义上由我这个上级派来人的指导运动，但实际上我对村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进了村便一头扎进村支部，听他们的介绍，进行阶级分析。依我看这个村算得上中小地主的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个逃跑了。其余三家最多只能算富裕中农，连富农也算不上，他们有的只在农忙时雇短工，平时在村里摆阔气，喝三呼四的训人，结下了仇恨。运动一开始矛头针对这几家，村支部一班人要开他们的斗争会，我开始不赞成，觉得他们一不是罪大恶极有人命的地主，又不是投敌死心塌地地当汉奸，他们有点田，放了债，减了租、息就行了。于是一个村近二百家就死气沉沉，情绪低落。我一再做支部工作，最后一个近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对我说，不斗某几个大人，老乡们不敢起来，因为过去就是这他们把持村政，称霸一方，谁都受过他们的气，谁也不敢惹他们，你们在这里他们不敢动，你们一走还是他们当家称霸，不杀杀他们的威风，老乡们虽然有了共产党也挺不起腰来。这下我才明白了，为了发动群众，替村支部撑腰，我答应让他们放手干。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大会就开幕，把那几个人，一个个的揪上台，接受老乡们控诉、斗争，有的老乡诉说当年受他们的打骂、诈财、欺压时，痛哭流涕上台殴打，以报昔日之仇。 斗争会开过了，老乡们喜笑颜开，村里工作马上开展了，生气勃勃。我自以为很成功，回来一汇报，大家称赞。有人却对我说，你是不是当了村支部的尾巴，发动了群众，丢了政策。这使我大吃一惊，赶紧再阅读文件，我才意识我违反了政策，犯了左倾错误。 我要求继续在该村留下同支部一同做总结，一是提高支部的认识，很好体会党的政策，再则也可纠正偏差，弥补损失。这时北方局党校在杨献珍同志领导下也移住该村，北方局书记韩进把调查室的工作暂时交杨负责，我就常去杨献珍同志处请示和汇报工作。那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王大可的文章讲华北根据地民主民生问题，彭老总来党校作报告时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讲述根据地发动群众运动的一篇带指导性的文章。文章是秘书李琦在彭老总指导下写的，琦字折开就是王大可。 不久，彭德怀去延安，北方局、前总由邓小平政委负责。1943年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我回到北方局。我同宣传部的同志编为一个小组进行整风运动学习。 运动开始是很温和的，学习文件除了中央关于整风的通知外，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到了43年底延安来了人，传达了延安抢救运动的精神，就在太行山开展了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就是要清查党内，根据地各单位内暗藏的内奸、敌伪特务、党的叛徒，还有打着红旗混进党内根据地来的一切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异已分子，把这些人揪出来，或者由他们自己坦白交待，把他们从阶级敌人变为同志，就是对他们的抢救。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不同以往，北方局同党校及前总机关各整风组织联合在一个庙内开大会，先是由个别人上台自动交待自己的罪行，或是敌人派来的间谍，或是曾经叛过党的叛徒，讲完后，即宣布宽大处理，算是抢救过来了，接着就号召大家坦白。没有人自动坦白，就由各学习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高呼某人某人姓名，要他坦白。被点名的人不坦白交待，当场即将他捆绑起来，吊在梁上进行拷打，用刑迫供，我哪见过这种斗争法，心惊胆寒。 这样的大会开了几次，每次总有一两个人上去坦白交待，接着就有很多人被当场揪出来进行拷打迫供，一些我认识的党内地位较高的老同志也不免被吊起来，真是丢人难过。 不久就要轮到我了。我们小组内的积极分子在大会站起来点我的名，说我是敌人派来的间谍，历史不清。我害怕了，怕在这大会上丢人，我提出我可在小组会上交待，免去了在大会出丑，但免不了在小组会上受围攻。那些积极分子们认为我是个重点，两三个小组合起来开我的会。我能坦白什么呢，只能反复交待我的历史和找党的经过，当然不能过关，于是劝说、威胁、恫吓，一切打击都来了，他们可以轮流换班，我则无日无夜的苦熬。 我开始犹豫了，认为既然自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受过外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要参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得脱胎换骨，自己既然要做无产阶级一份子，就要背叛原来的阶级，做无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党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党抢救你，你就必须顺从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间谍，坦白了，适应党的需要了，不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吗？ 于是我就编出一套刘戡派我来搞间谍活动的谎言，受到宽大的处理。那些积极分子一听我坦白交待，高兴不已，对我的态度马上改变了，热情照顾，好像我是浪子回头，又像是他们从深渊中抢救起来的失足者。我在他们追问下，编了一套刘戡如何派遣我来的故事，说在西安游黄陵时刘戡如何与我私下商量叫我在中共长期埋伏，并假装把我送到劳动营扣押起来以骗取中共的信任。但是假的真不了，积极分子们并不满足我的假坦白，追问埋伏的目的是什么，联络的任务，联络的人员等等，我一时答不上来，于是他们就要我详细写下来。真正要提笔写成文字，却叫我为难了，编的这套假坦白当时是为了在大会上挨斗丢人，现在要动真的不觉面红耳赤痛苦之极。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昧着良心与事实胡写？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谋求自己一时的面子与安全欺骗党呢？我内心斗争了很久，找到支部书记陈××去坦白。 陈是一位老红军，可能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对我的翻案坦白除了要我仔细想好，也要我把这段反复过程写下来。这样一来我的问题吊就起来了，一时作不了结论，还过组织生活，但无工作，听候审查。这年春天根据地号召开荒生产，我被派去参加开荒，安排在那太行山脉高山岭上，挖树根，割草皮开荒，我拚命卖力地干以减少我心中的苦恼，秋天又去收获，一样地卖力，心中虽苦闷但很安静，一切听组织，这时听说延安已开始平反甄别。从冀南调来的抢救干部队在队长李菁玉的指使下，用酷刑屈打成招了一大批“叛徒、特务、汉奸”，现在要甄别了，李菁玉下不了台，这些被迫害的干部一定要他讲清楚为什么要逼供信，讲不清也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听了这些，以为北方局也要搞甄别平反，我可能会平反，但还是没有下文。 不久北方局撤销了，改为平原分局，邓小平为分局书记，带着机关部队去了冀鲁豫，留下张际春留守。张际春同我谈话，我除了诉说抢救经过外，表示一切服从组织。他告诉原来要送我们去延安，一则太远，再则我的问题在北方局，还是去平原分局去听候处理好。 1944年秋，我背起行李山太行山去了冀鲁像平原，好不容易进入了冀鲁豫解放区找到了分局，就在组织部住下了。这时侵华日军已临近失败。 革命工作需要大量的干部，因此我虽然有历史问题还是分配了工作。1945年春我由地委派到濮阳城关当区委委员。 濮阳城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在抗战末期最先打下的一个城市，经过一番战斗，日军及伪军自动撤走了，冀鲁豫区党委、地委很重视这里的工作，认为我们历来是在农村中工作，对城市工商业工作还没有经验，要我们在濮阳城关区工商业工作中摸索出点经验来。我来后不久原来的区委书记即升为濮阳县委委员，县委驻在乡下。我当了区委书记，区长当了副书记。我们对于如何开展濮阳城区工作讨论了很久，仍不知从何处入手。濮阳城内有四条大街，街上商店很多，最大的是钱庄、绸缎店、盐店、日用杂货店等，手工业有陶器、木工、纺织上布等。日军占领时城内有铁路、公路与外界联系，商业畸形发展，主要供敌伪之用。敌人走了，他们原来的商业渠道断了，但同四乡打通了。但那时一切活动服务于战争，广大乡村尚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濮阳城里的工商业发达不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农村搞群众运动的经验，那时党尚没有对城市工作的指示与政策，只能摸索着干。我同区委几个人都是外来的，先找濮阳老党员谈，这些老党员熟悉情况，斗争性强，立场坚定。一提起发动群众就一口咬定要斗争商会原会长，他姓张，是濮阳城大户，替敌人做过事，开了几家商店，有重大贪污嫌疑，只有斗倒了他，群众才能站在我们一边，群众才发动得起来。这几位老党员同这位张家有很深的仇恨，过去他们贩私盐被张大户缉拿追捕过。听了老党员的话我就决定斗争张大户。经过调查，觉得以汉奸罪名斗他打击面太大，因为濮阳城被敌人占了好几年，除了少数党员、贫苦人家，都与敌伪有来往。不能以汉奸罪名斗他，只有算他的贪污帐，把他贪污的钱退出来分给城里贫民。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分头联络动员，准备搞一场反贪污斗争大会。 斗争会一定要有人诉苦，这不难找到。这位张大户，在当敌伪商会会长时欺压百姓、狗仗人势，他的手下的人更是为非作人，受害人登台指着他诉说被害经过，声泪俱下，这种场合最易激发群众义愤，台下竞有人上台揪打他。我在这时要掌握会场，看群众情绪已到高潮，宣布组织清算委员会，查张的贪污帐然后散会。党内认为这次斗争会是成功的，濮阳城关区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结果是工商户怕了，怕穷人跟他们算帐，纷纷关门，有的逃跑了。区长很着急，问我怎么办。城市里没有商店。贸易，光只一些摆小摊的，那算什么城市。我们决定召集各种小会向商户们解释，说只是清算张大户一人，与其他人无关，但仍然不见好转，我就觉得这件事做得可能有问题。当时县委、冀鲁豫区党委也来了人，了解濮阳城关区发动群众的情况，他们同我一样都只有在农村进行民主民生、减租减息斗争那一套，对城市如何发动群众也说不出什么。那时党中央对城市工商尚没有发布政策，他们对濮阳城关区的工作抱着怀疑态度。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了，大家高兴异常，冀鲁豫军区集中部队准备攻打接收平汉线日军占领的几个城市，我们这个军分区要去接收新乡，把我调去作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干部。我离开了濮阳跟着军分区部队，那时司令员是张国华，政委是赵紫阳。日本军不向我们投降，要攻城力量还不够，最后放弃了接收新乡城的打算。我被分配到高陵县当秘书，县长姓葛，是个大学生，曾在晋察翼工作过。县委书记是新从延安派来的人，很年轻。我不是县委委员，参加不了决定县政大事的会。但县秘书等于二县长，替县长管事，这位葛县长很好，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也能干事，差不多县内大事都交我办。 没有半年又把我调去冀鲁豫五中当校务主任，一说办学校，我的兴趣来了，上课讲革命史，同学生打成一片，干得很积极。我正要拿出办学计划，又派我去滑县办五中分校。滑县是新开辟区，那一带沿铁路线各县都是日军撤退后新设的军分区和地委，需要一个学校招收新区的知识青年，我带了二、三十位包括教员和学生骨干去滑县专员公署所在地办学校。到那以后，我们找了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教会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开设课堂、宿舍，招收学生，决定课程。我是校长、教员又兼党的总支书记，和五中来的几位教员一起干得很起劲；不到四个月，学校初具规模，忽然又要我去冀鲁豫行署做翻译。于是我就同那位专员由滑县赶到荷泽，当上了英文翻译，从此做外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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